魯迅自稱為“臣”

古代的官員對皇帝說話，一定要自稱為“臣”，不能用第一人稱代詞，否則就是大不敬。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最后一個封建專制王朝，稍后的袁世凱稱帝算是一次回光返照，此后中國就再沒有皇帝了。但是蠻不講理氣焰很高的人物還是有的，他們的作風簡直有點靠近皇帝；魯迅就碰到過這樣的情形，為了反擊和抗爭，他有時便自稱為“臣”，借以諷刺對立面，揭露他們高高在上，妄自尊大，胡作非為。

在上世紀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學”論戰中，一批年輕的革命文學家拿魯迅開刀祭旗，對他大加口誅筆伐，扣了許多帽子：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三個有閑、封建余孽……有些文章的態度相當蠻橫。魯迅稍一反擊，他們又批評魯迅態度不好，氣量狹隘；對此魯迅在《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后收入《三閑集》）一文中寫道：

……不過今年偶然做了一篇文章，其中第一次指摘了他們文字里的矛盾和笑話而已。但是“態度”問題來了，“氣量”問題也來了，連戰士也以為尖酸刻薄。莫非必須我學革命文學家所指為“卑污”的托爾斯泰，毫無抵抗，或者上一呈文：“小資產階級或有產階級臣魯迅誠惶誠恐謹呈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老爺麾下”，這才不至于“的確不行”么？

當時創造社、太陽社的一些文學家自為是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知識分子），別人都不行，魯迅則尤其不行，唯我獨革，態度蠻橫；所以魯迅在文章中用自稱為“臣”的文句予以諷刺還擊，言外之意說，不知道對方何以有那么大的權力，隨便給人定性，像個皇上似的。

這種絕妙的修辭又見于他的舊體詩，如1934年的《報載患腦炎戲作》：“橫眉豈奪蛾眉冶，不料仍違眾女心。詛咒而今翻異樣，無如臣腦故如冰。”這里用了一種經過改造的屈原的語氣，幽默地表明自己頭腦很清醒，絕未如謠言里所說的得了腦炎從此不能寫作了。

又如1933年有一首《無題》道：“禹域多飛將，蝸廬剩逸民。夜邀潭底影，玄酒頌皇仁。”此詩揭露當局的“仁政”其實乃是殘酷的暴力鎮壓，最后則以稱臣的語氣來表達諷刺和抗議，這里沒有出現“臣”字。但看此詩的魯迅手跡，他在“皇”字之前空了一格——這是封建時代的傳統規矩，臣民提到皇帝要另起一行頂格書寫，至少也要在前面空一格，以表示尊重；魯迅即借此種傳統來表達反諷。

現在去古已遠，魯迅這些修辭手段和書寫行款的深意，都很容易被忽略過去；但認真的讀者還是要注意體會。這些都是很有意思和趣味的。

“偶值大心離火宅”

《題三義塔》是魯迅唯一的題畫詩，其題記云：“西村博士于上海戰后得喪家之鳩，持歸養之，初亦相安，而終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題詠，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爾。1933年6月21日魯迅并記。”這里的“上海戰”指1932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一·二八”戰爭，魯迅也陷于火線之下。當時日本人道主義者西村琴真博士收養了一只失去家園的鴿子（喪家之鳩），后來帶回日本，鴿子死了以后就埋在自家院子里，為之立碑，又作《小鳩三義圖》，廣征題詠，魯迅遂為作此詩。

《題三義塔》詩頷聯云：“偶值大心離火宅，終遺高塔念瀛州”，上句中用了兩個佛經中的典故。16卷本《魯迅全集》為“大心”作注云：“佛家語，‘大悲心’的略稱。《大乘起信論》以‘欲拔一切眾生苦’之心為大悲心。”18卷本《全集》同，都非常之好。可惜“火宅”一詞無注，按這也是佛家語，什法師譯《法華經》中《譬喻品》云：

若國邑聚落有大長者，其年衰邁，財富無量，多有田宅及諸童仆。其家廣大，唯有一門，多諸眾人，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止住其中。堂閣朽故，墻壁頹落，柱根腐敗，梁棟傾危。周匝俱時倏然火起，焚燒舍宅，長者諸子，若十，二十，或至三十，在此宅中。

長者見諸子在此火宅中而麻木不仁，“樂著嬉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于是趕緊設法救他們出來，他先是說怖畏之事想把他們嚇出來，不成；又設諸方便，用種種珍玩奇異之物把他們哄出來，最后終于得以“于彼火宅中而拔濟之”。

這個譬喻指的是“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大乘佛教的要義即在于讓眾生從這種可怕的“火宅”中走出，得到解脫，從而免除生老病死和各種憂患之苦。魯迅詩中用“火宅”來指戰火造成的險惡環境，與同出于佛經的“大心”一詞合用，真所謂相得益彰。兩版《全集》注失之眉睫，亟宜補出。

《法華經》全名《妙法蓮華經》，鳩摩羅什（343～413）譯，凡七卷二十八品，影響很大，為之作注疏者有數十家之多，并成為稍后興起的天臺宗立說的主要依據。魯迅早年讀佛經時已很重視《法華經》，《魯迅日記》1916年1月28日：“托朱孝荃買《維摩詰所說經》等共十冊”，據書帳，其中即包括《妙法蓮華經》三冊。魯迅晚年作《我的第一個師傅》，以《妙法蓮華經》和《大乘起信論》并提，也可見他對此經的熟悉和重視。

“偶值大心離火宅”一句非常深刻，我曾這樣解說詩義：“那只鴿子的得救是一個很偶然的事件，西村博士具有‘大心’即廣博的同情心，愛護動物，但這對于戰爭造成的敗井頹垣，又能有多少幫助呢。”（《詩人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16頁）在戰爭中做一些人道主義的好事固然是有意義的，但得益者往往出于偶然；世界上更重要的事情是防止、制止戰爭的發生。魯迅肯定人道主義，但他分明知道，這并不能解決政治軍事社會諸方面的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