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互聯網、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等技術的興起，人類社會的文藝生態正經歷一場深刻的結構性轉型。一種具有廣泛參與性、技術嵌入性與形態融合性的“新大眾文藝”迅速崛起，它不僅重構了文藝的生產、傳播與接受機制，更深刻地重塑了大眾的文化實踐與精神結構。回顧中國大眾文藝的演進歷程，其大致經歷了從傳統民間文藝的自主生長，到受政治號召與市場機制雙重作用的現代大眾文藝，再到如今數字媒介全面驅動的“新大眾文藝”三大歷史階段①。這一歷程并非簡單的線性替代，而是蘊含著深刻的歷史延續性與邏輯演進性。在此背景下，重新審視“新大眾文藝”的歷史源流與生成邏輯，不僅關乎對當下文藝現象的解讀，更關系到對未來文化發展路徑的預見與引領。

貫穿這一歷程的核心主軸，是“人民性”這一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屬性。從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確立“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到新時代明確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人民性”始終是中國文藝發展的價值基石。它既是理論范疇，也是實踐原則；既是歷史遺產，也是當代命題。以“人民性”為考察主軸，能夠幫助我們穿透技術表象與形式變遷，深入把握新大眾文藝的精神內核與發展動力。例如，對傳統民間文藝“人民性”基因該如何揚棄、對現代大眾文藝“人民性”實踐該如何繼承，在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的創造性轉化中，如何理解新大眾文藝的歷史源流和生成邏輯，這些問題的答案都隱含在“人民性”的深刻內涵之中。

一、歷史源流：從“人民文藝”思想到“新大眾文藝”實踐

新大眾文藝的“新”，并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其精神內核與價值取向深深植根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文藝實踐傳統。這一傳統的最直接、最深厚的理論基石，源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所開創的“人民文藝”思想體系。有研究者指出，文藝的大眾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文藝探索的目標，尤其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工農兵文藝，第一次文代會提出“新的人民的文藝”，新中國文藝始終以人民為主體。“當代文學、文藝深植于對人民性的追求，其發展保持著連貫性。近年來，新技術為大眾參與和介入文藝提供了很大便利，使大眾文藝覆蓋面更寬，更多人參與到文藝創作中，文藝的表達形態、傳播形態、敘事話題等進入新階段。”②

（一）理論基石：延安文藝精神與“人民性”原則的確立。1942年的《講話》，是中國文藝思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系統地回答了文藝“為什么人”和“如何為”的根本問題，旗幟鮮明地確立了“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大眾，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這一方向的核心，即是“人民性”原則的正式確立。《講話》所倡導的“人民性”，內涵豐富而深刻。首先，它強調文藝創作主體的轉變，號召文藝工作者“和新的群眾的時代相結合”，向人民群眾學習，轉變思想感情，使文藝創作擁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其次，它要求文藝作品表現人民的生活與斗爭，歌頌人民的勤勞與智慧，反映人民的愿望與心聲；其三，它追求文藝形式的民族化、大眾化，要求創作“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③的作品。

這一原則的確立，使得文藝從少數人的特權轉變為人民大眾的事業，奠定了此后數十年中國文藝發展的基本格局。有研究者指出：“從20世紀20年代‘大眾文藝’概念提出，到30年代‘普羅文學’‘文藝大眾化’的討論；從延安時期‘群眾文藝’的實踐，到新中國‘人民文藝’理念的確立；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對通俗文化、流行文化的探索，到21世紀以來技術變革、媒介轉換、觀念革新對文藝創作傳播環境的重塑，新大眾文藝才在新時代的土壤中應運而生。”④不難看出，無論是“大眾”“普羅”還是“群眾”，其思想內核都離不開“人民”，從建國初期的“人民文藝”創作高潮，到改革開放后對“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的重申，“人民”或“人民性”，始終是近百年中國文藝的思想靈魂與核心理念。

（二）實踐演進：從傳統民間文藝到新大眾文藝。中國文藝，源遠流長。“從《詩經》時代‘呦呦鹿鳴，食野之蘋’的曠野詩風，到春秋時期‘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的平民智慧，再到‘人民文藝’對大眾文藝精神的倡導，千百年來……新大眾文藝的種子早已開始醞釀，其一朝破土而出，得益于新媒介技術的催化，更得益于生生不息的中華文脈的生命力。”⑤在漫長的前現代社會，存在著大量由人民群眾集體創作、口傳心授、自主生長的民間文藝形態，如民間傳說、民歌、戲曲、評書、年畫等。這些文藝形式直接源于群眾的生產生活實踐，表達了民眾最樸素的情感、愿望與價值觀，具有原生態的、自發的“人民性”。然而，受限于傳播手段與傳播范圍，其影響力往往局限于特定地域，且內容上常夾雜著宗法禮教等傳統意識形態的烙印。

進入近現代，隨著印刷術、廣播、電視等大眾媒介的普及，以及政治運動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大眾文藝呈現出新的面貌。一方面，在革命與建設時期，文藝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⑥的有力武器，政治力量強力介入，對“人民性”進行了高度政治化的規訓與引導，產生了大量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作品。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消費主義邏輯滲透文藝領域，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化大眾文化（如通俗小說、流行歌曲、商業影視劇）興起。此時的“人民性”在某種程度上被轉化為“受眾性”或“消費者性”，在滿足大眾娛樂需求的同時，也面臨著被資本邏輯異化、陷入低俗化與娛樂至上的風險。

數字時代的到來，為“人民性”的回歸與升華提供了全新的技術土壤與社會條件。互聯網的交互性、去中心化特性，極大地降低了文藝創作與傳播的門檻，使得“人人都是藝術家”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現實。“因為門檻和邊界的降低，普通大眾才得以隨心所欲、各顯其能地參與到互聯網創作當中，由此用戶創作的類型、數量、質量相較于以往實現了指數級迅猛增長。……文藝作品的受眾由以往被動接受到主動參與的轉變，帶來了更加廣泛意義上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和思想共振，使得那些‘隱秘的角落’得到了更多被看見的機會。”⑦這些劃時代的歷史劇變，使得《講話》中所期望的文藝與人民群眾的緊密結合，以一種前所未有的規模與方式得以實現。當然，新大眾文藝并非對前兩個階段的簡單否定，而是在新的技術條件下，對傳統民間文藝自發“人民性”的某種更高層次的復歸，同時又在與政治、資本的復雜博弈中，探索著“人民性”在新時代的創造性表達。

（三）當代形態：數字時代“人民性”的創造性轉化。新大眾文藝在數字時代的蓬勃生長，標志著“人民性”原則實現了歷史性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這并非對延安文藝精神的背離，而是在全新的技術與社會條件下，對其核心要義的深化與拓展。其“新”不僅體現在媒介技術與傳播方式的革新，更深刻地體現在創作主體、內容題材與審美范式上對“人民性”的當代踐行。

首先，創作主體實現了從“為人民創作”到“人民自主創作”的深刻轉變。互聯網技術打破了專業壁壘，使廣大普通群眾從被動的接受者轉變為積極的創作者。諸如快遞員胡安焉、王計兵，家政工范雨素等，他們以親歷者的視角，將自身的勞動生活與生命體驗直接轉化為文藝作品。這種“在場者”的敘事，不再是知識分子對人民的“代言”或“描繪”，而是人民自身的直接言說，以其原生的質樸與真誠，極大地豐富了文藝創作的視角與情感厚度，實現了創作主體與表現對象的統一。

其次，在內容與題材上，新大眾文藝將“人民的生活”具象化為無數鮮活的個體故事與多元文化實踐。它既關注《大國重工》《大江大河》等承載國家敘事與時代記憶的宏大題材，也珍視《趕時間的人》《在菜場，在人間》等對平凡個體日常生活的深切凝視；既催生了《慶余年》《長安十二時辰》等融合傳統智慧與現代想象的類型佳作，也孕育了李子柒、意公子、康仔農人等展現田園美學、藝術普及與鄉村活力的短視頻創作。這種百花齊放的格局，生動詮釋了人民生活的廣闊性與精神需求的多樣性。“這些大眾文藝作品總是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但屬于21世紀的普通人的聲音、故事、立場、精神通過或樸素或生動的形式得以呈現、升華和衍生，逐漸匯聚著屬于21世紀的新文藝、人民文藝。這些文藝的信息、形象、質地和力量，使我們不得不重視這種屬于人民創造、具有浩蕩元氣和生命力、挑戰刷新著上個世紀文藝評價和審美體系的新型文藝。”⑧由此，一種植根于數字生態、充滿生機的新型文藝審美范式正在形成。新大眾文藝正是在這種全民參與、互動共生的創造性實踐中，使延安文藝所確立的“人民性”原則，在數字時代獲得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實現，續寫著“人民文藝”的當代新篇章。

二、生成邏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多維驅動

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經濟與技術的革命，更是一場深刻的文化再造。新大眾文藝的崛起，正是這一進程的生動縮影，其在技術賦能、社會需求、文化自覺與制度規約的四重驅動下，重塑了當代中國的文化景觀。

首先，技術賦能打破創作壟斷，“喚起工農千百萬”，激活“沉默的大多數”，“大眾重獲自我表述與展示的空間。互聯網空間如此之大，新大眾文藝不必通過激烈競爭也可以獲得一席之地。”⑨數字技術的普及瓦解了專業壁壘，智能手機成為“新畫筆”，短視頻、網絡文學、UGC內容噴涌而出。這不僅是工具革新，更是創作機制的質變——作者與讀者實時互動、共同編織故事，形成了“全民共創”的數字民主奇觀。一個生機勃勃的民間文化場域就此誕生，“新大眾文藝”借助跨媒介創作，“融合了文字與圖片、聲音與影像的‘新文本’，引發了新的敘事范式”⑩，實現了人民性在最廣泛意義上的時代彰顯。

其次，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催生多元情感共振。新時代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動文藝從統一敘事走向情感細分。無論是《人世間》以家庭史詩承載集體記憶，還是網絡文學精準捕捉各圈層的精神渴望，抑或“村歌計劃”讓不識字的老人放聲歌唱——新大眾文藝已成為社會心態的靈敏觸角，在個體悲歡與家國宏旨之間架起共鳴的橋梁。

再次，文化自信驅動傳統實現創造性涅槃。當現代化進程深植于傳統文化沃土，文藝創作便獲得了不竭的靈感源泉。“國潮”風行、非遺煥新、漢服復興，乃至二維碼與AI技術融合的傳統藝術展演，無不彰顯著從文化自覺到文化自強的升華。這不是簡單的復古，而是以現代語匯重構文化基因，在全球化浪潮中確立鮮明的中國氣派。

簡言之，新大眾文藝的生成邏輯，深刻印證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多維辯證。它既是技術進步的產物，更是人民主體性的燦爛綻放；既回應時代命題，又重塑文化認同。這場仍在演進的文化實踐，終將在中國文明的現代轉型中刻下深邃印記。新大眾文藝的生成，是其內在發展規律與外部宏大時代語境互動的結果。其生成邏輯緊密交織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大敘事之中，具體表現為技術、社會與文化三個核心維度的協同驅動。

（一）技術民主化與群眾性創作實踐的勃興。“有關新大眾文藝之‘新’，有人解讀為新世紀，有人聚焦于新時代，更多人則認為它指的是新技術和新媒介。”?“新傳媒時代到來，新大眾文藝興起”?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互聯網與數字技術的普及與應用，構成了新大眾文藝最具基礎性的驅動力量。技術的“民主化”效應，使得攝像機、編輯軟件、發布平臺不再是專業機構的專屬，普通大眾憑借一部智能手機即可進行文藝創作與即時傳播。短視頻平臺的崛起（如抖音、快手），網絡文學的繁榮（如起點中文網、晉江文學城），以及B站上大量的用戶自制內容（UGC），都是技術賦權下群眾性創作實踐的生動體現。這標志著創作主體從過去的專業作家、藝術家，擴展至數以億計的普通網民。他們記錄日常生活、表達個人情感、展現民間才藝，構成了一個空前龐大的、充滿活力的“民間文化場域”，這是“人民性”在數字時代最直觀的呈現。

值得注意的是，技術驅動不僅體現在創作門檻的降低，更深刻地改變了創作機制本身。“網絡文學在數字時代真正做到了全民創作”?這種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即時互動，甚至影響了故事的發展走向，形成了一種“用戶共創”的新模式。

（二）社會主要矛盾轉化與多元情感表達的激發。如前所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轉化在文化領域的體現，即是人民群眾對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更多元的要求。新大眾文藝正是回應這一時代呼喚的重要載體。

它既能承載宏大的家國敘事，也能細膩描摹個體命運與情感波瀾。例如，電視劇《人世間》通過一個普通工人家庭半個世紀的跌宕起伏，深刻映射了國家發展的壯闊歷程，引發了跨越年齡層的集體共鳴，滿足了人們對歷史認知與情感歸屬的深層需要。網絡文學中豐富的類型小說（如現實題材、科幻、懸疑等），則滿足了不同圈層讀者多樣化的精神消費需求，成為觀察社會心態與情感結構的晴雨表。此外，如“村歌計劃”發起人許多及其團隊深入鄉村，與村民集體創作村歌，將村莊文化歷史、情感記憶與發展愿景融入歌詞，使不識字的老人也能通過歌唱表達自身，正是新大眾文藝激發基層情感表達的生動案例。

（三）文化自信自強與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中國式現代化是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新時代強調的文化自信自強，為新大眾文藝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蘊與創新的精神動力。這促使創作者自覺地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并結合新的技術手段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這一趨勢在網絡文學領域的“國潮風”、傳統文化題材（如《長安十二時辰》等作品的IP轉化）、短視頻中非遺技藝的展示、漢服文化的流行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更為前沿的探索如“何以夢圓——趙冰二維碼科技藝術展”?，將上百個二維碼與繪畫、雕塑、影像、裝置藝術等有機融合，并輔以AI等前沿技術，使觀眾在“掃碼解謎”的互動體驗中，感受中國精神與文化自信。這種復歸與創新，不僅豐富了文藝表現的內容與形式，更在全球化背景下塑造了具有鮮明中國氣派的文化身份，是“人民性”在文化主體性層面的高度彰顯。

此外，平臺企業通過算法推薦、流量分配、商業模式創新，深刻地影響著文藝的生產與消費。這種“協同規制”形成了一種動態平衡機制。例如，對網絡文學、影視劇、短視頻的內容監管，以及對“清朗”系列專項行動的開展，旨在引導新大眾文藝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不忘社會責任，堅守價值底線。電視劇《山海情》的成功，即是主流價值與市場認可、藝術品質完美結合的范例，它證明了深刻反映人民實踐、歌頌奮斗精神的作品，同樣能夠獲得廣泛的受眾喜愛，實現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

三、范式變革與發展路徑：在平衡與統一中邁向新境界

新大眾文藝在數字時代實現了三大范式變革，標志著“人民性”表達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一是創作主體的大眾化。數以億計普通網民成為創作主體，從被動接受轉為主動書寫，通過短視頻、Vlog等形式展現多元生活，形成了“人人都是創作者”的景觀。二是創作過程的技術化。數據驅動與算法推薦直接影響內容創作與傳播，AI技術更使人機協作成為新常態。技術提升了效率與創新，也要求堅持“科技向善”，平衡技術理性與人文內涵。三是創作形態的融合化。數字技術打破藝術門類界限，推動IP開發、媒介融合與虛實場景交織，拓展了文藝的表現與接受方式。面對機遇與挑戰，新大眾文藝需在制度、技術與價值層面協同努力：完善法律法規，優化算法治理；堅守“以人民為中心”的導向，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唯其如此，才能激發大眾創造活力，傳承“人民文藝”傳統，在平衡與發展中邁向新境界。

（一）創作主體的大眾化：從“他者講述”到“自我書寫”。這是新大眾文藝最革命性的變革。傳統民間文藝雖是群眾創作，但多為匿名、集體的緩慢積累；現代大眾文藝則由專業作者和機構主導，大眾主要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新大眾文藝時代，數以億計的普通網民成為積極的創作主體。他們不再是“被表述”的他者，而是主動的“自我書寫者”。“身份各異的文藝生態圈構成了眾聲喧嘩、眾神狂歡的文藝民主時代。對社會的關切和對公共生活介入的熱望，包括利益的誘惑、偶像的刺激、藝術表達中消費的幻象、交際的需求、個人性靈的抒發，以及藝術表達對其他職業與行業的附加值，使得許多看上去與文藝完全無關的人士紛紛加入藝術創作的隊伍。文藝已經成為一種時尚，一種公眾生活。”?

這一轉變在多個層面得到體現，如鄉村“網紅”通過短視頻展示田園生活，都市青年用Vlog記錄自我奮斗的點點滴滴，二次元愛好者通過“鬼畜”“混剪”等方式進行創意表達。這種“自我書寫”極大地豐富了文藝表現的視角與內容，使文藝作品更加貼近生活的原生態，構成了一個眾聲喧嘩、生機勃勃的數字民間社會。新大眾文藝的創作主體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專業“作者”，而更多是來自社會各個行業的普通大眾，形成了“全民創作”的景觀。這是“人民性”在創作主體層面的極致拓展。

（二）創作過程的技術化：從“純粹人工”到“人機協作”。技術不再僅僅是創作工具，更深度嵌入到創意生成、內容生產、傳播反饋的全過程。一方面，數據驅動成為常態。網絡文學平臺的“讀者投票”“月票榜”直接影響故事走向；短視頻的算法推薦決定了內容的可見度與流行度。創作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與用戶數據、算法規則互動的過程。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AI）開始介入創作。AI繪畫、AI作曲、AI寫作等技術的出現，使得“人機協作”成為新的創作模式。創作者需要學習與AI共事，利用其強大的計算與生成能力，同時注入人類獨有的情感、思想與審美判斷。正如張阿利所分析的：“在AI技術的輔助下，內容生產變得輕而易舉。作品從誕生到最終成型期間在用戶的參與‘共創’之下，不僅在規模體量上難以預料，甚至最終的形態走向也可能與創作者最初的設想相去甚遠。”?這種技術化范式，既帶來了效率的提升和形式的創新，也引發了關于創作主體性、藝術本質等問題的深層思考。

技術研發和應用應堅持“科技向善”的原則。算法設計不能唯流量是圖，應增加對多樣性、優質內容、社會價值的權重，主動“破繭”，引導用戶接觸更廣闊的文化世界。山東廣電在4K超高清頻道建設中的實踐表明，當技術成為文化的“顯微鏡”，那些曾被快節奏傳播稀釋的文明密碼，得以完整呈現，從而實現了技術理性與人文情懷的深度碰撞。同時，應探索利用技術手段進行版權保護、內容審核和藝術創新，讓技術真正成為提升文藝品質、豐富人文內涵的助推器，而非主導者。

（三）創作形態的融合化：從“門類分明”到“跨界共生”。數字技術打破了不同藝術門類之間的壁壘，催生了高度的形態融合趨勢。一是敘事的融合。一個核心IP（知識產權）可以衍生出小說、動漫、游戲、影視劇、話劇等多種形態的產品，形成“IP全產業鏈開發”。例如，《三體》從科幻小說發展為動漫、電視劇、廣播劇等多種形態，構建了龐大的“三體宇宙”。二是媒介的融合。短視頻常常融合了影像、音樂、文字、特效等多種媒介元素；網絡直播則將表演、互動、電商融為一體。如山東廣電4K超高清頻道的啟播，不僅帶來了畫質升級，更通過《大河之洲》等紀錄片，實現了技術理性與人文情懷的深度碰撞，重構了視聽語言的表達方式。三是虛實的融合。AR/VR、元宇宙等技術，正在創造沉浸式的、虛實結合的文藝體驗場景。這種融合不僅拓展了文藝的表現空間，也重塑了受眾的接受方式，使其從單一的欣賞者轉變為可能參與創作、互動、消費的復合型用戶。

要而言之，面對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新大眾文藝的未來發展，必須在多重張力中尋找平衡點，實現更高層次的辯證統一，從而更好地展現與升華其“人民性”內核。政府層面需完善法律法規和行業標準，規范平臺運營和數據使用，保護創作者權益，創新管理方式，實施精準、精細化的引導，在設置明確的“紅線”與“底線”的同時，也要通過資金扶持、評獎激勵等方式，鼓勵那些思想深刻、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的優秀作品。近期七部門聯合印發的《“文藝賦美鄉村”工作方案》提出“組織創作農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開展農民群眾樂于參與、便于參與的文藝服務”等10方面任務，正是推動優質文化資源直達基層的制度化努力。浙江“文藝賦美”工程“2022年9月啟動，三年間，全省開展演出逾55萬場，設立常態化演出點位3000余個，線上線下參與人次突破1.5億，在冊文藝志愿者達7.4萬余名，孵化群眾文藝團隊7萬余支，11個設區市實現全域覆蓋，已實現從星火微光到燎原之勢的華麗蝶變。”?

（四）深化價值重構，堅守人民立場。新大眾文藝人民性持守，離不開深化價值引領，牢固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這要求創作者（無論是專業還是業余）自覺提升精神境界和藝術修養，在作品中熔鑄家國情懷、人間真情與時代精神。要努力實現“普及”與“提高”的統一，既尊重和滿足大眾的娛樂需求，又致力于通過優秀作品提升大眾的審美趣味和精神境界。要處理好“人民性”與“商業性”的關系，尋求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最佳結合點，讓文藝在市場中保持精神的獨立與崇高。

有研究者指出：“新大眾文藝的獨異性源自于科技高度發達、精神開闊自由、人民大眾創造和表達的能力與欲望空前高漲的波瀾壯闊的新時代。”?未來的新大眾文藝，應當進一步激發這種創造活力，同時引導其向著更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方向發展。

新大眾文藝的崛起，是數字時代中國社會文化領域一場深刻的結構性變遷。通過以“人民性”為主軸的歷史回溯與邏輯剖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其精神血脈賡續自延安文藝講話所開創的“人民文藝”傳統，其生成動力深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大實踐。它通過創作主體的大眾化、創作過程的技術化與創作形態的融合化，實現了大眾文藝范式的歷史性變革，使“人民性”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得到了空前規模的彰顯與更為復雜的呈現。

然而，技術的雙刃劍效應與全球文化的復雜性，也使其面臨著價值迷失與生態失衡的挑戰。未來的新大眾文藝，必須在制度建設、技術優化與價值重構的三維框架下，努力尋求普及與提高、人民性與商業性、技術賦能與人文引領之間的動態平衡。其最終目標，是實現技術賦能與人文精神的辯證統一，讓科技的偉力服務于人的全面發展，讓文藝的星空更加璀璨。

唯其如此，新大眾文藝才能真正承接傳統民間文藝的質樸活力與現代大眾文藝的廣泛影響，成為記錄新時代、書寫新時代、引領新時代的輝煌篇章，以其磅礴的文化力量，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設注入源源不斷的生機與活力。

注釋：

①黃勇：《新大眾文藝：數字浪潮下的全民創想》，《中國藝術報》2025年3月17日，第3版。

②何瑞涓：《大眾文藝蝶變，文藝新景觀如何有氧有靈魂？》，《中國藝術報》2025年9月29日，第2版。

③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

④高世名：《數智社會的新大眾文藝》，《光明日報》2025年10月1日，第5版。

⑤李桂玲：《新大眾文藝主體觀察：“草根”文藝的逆襲》，《中國新聞》2025年4月8日。

⑥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頁。

⑦張阿利：《新大眾文藝“人民性”的新特征》，《中國藝術報》2025年1月21日，第3版。

⑧夏烈：《新大眾文藝的創造精進之旅》，《中國藝術報》2025年3月14日，第2-3版。

⑨南帆：《背景與演變：從大眾到新大眾》，《當代作家評論》2025年第5期。

⑩梁善茵、黃宙輝、朱紹杰：《“新大眾文藝”新在哪、寫什么？》，《羊城晚報》2025年5月28日，第A7版。

?許苗苗：《新大眾文藝的來源與去路》，《當代作家評論》2025年第5期。

?延河編輯部：《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延河雜志”微信公眾號，轉引自中國作家網2024年9月29日。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課題組：《2024中國網絡文學發展研究報告》，中國社會科學網，

https://www.cssn.cn/wx/tbch/202505/t20250513_5873701.shtml.

?唐靜婷：《藝術與科技共繪強國夢：“何以夢圓——趙冰二維碼科技藝術展”開幕式在北京舉行》，《政協融媒》2025年9月28日。

?汪政：《走向融合：新大眾文藝之“新”》，《新華日報》2025年3月6日，第19版。

?張阿利：《新大眾文藝“人民性”的新特征》，《中國藝術報》2025年1月21日，第3版。

?郭雀屏：《“文藝賦美”從浙江走向全國》，《杭州日報》2025年9月28日，A02版。

?劉瓊：《新大眾文藝的人民性》，《中國藝術報》2025年3月20日，第3版。

（此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網絡文學的文化傳承與海外傳播研究”【21 &ZD 265】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