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生只給姜德明先生寫過一封信，也收到了他回我的一封信。我寫給他的信，估計早已不存，而他給我的信，卻一直被我珍藏著。現在姜先生故去了，這封信，便成了我精神上的莫大安慰，也是一種最美好的回憶。

我給姜先生寫信，大約在1996年六七月間。那時我在一家地方黨報做編輯，因1992—1994年進修北師大研究生課程，受了朱金順先生“新文學資料學”課程的啟發，漸漸喜歡上了搜羅新文學史料，工作之余，便四處尋書。當時正對江紹原先生大感興趣，對他的幾部關于民俗學的著作，頗為神往，卻一時無法得到。記得在朱金順先生課上，曾聽他提及過姜德明先生，是一位差不多與唐弢先生一樣的書話作家，于是專門跑到琉璃廠中國書店，購買了姜先生的《余時書話》，還從圖書館借閱過他的《活的魯迅》。幾番閱讀之后，對這位著名報人，專藏現代文學書刊的大藏書家，算是有了幾分了解，感到親近起來。想來正是在這種情形下，我才冒昧寫了一封信，郵到北京朝陽門外金臺西路2號的人民日報出版社去了。

姜先生收到我的信，于幾天后的7月8日（姜先生落款為6月8日，疑為手誤，因郵戳為7月9日），寫來一封回信。從回信內容看，我的去信是詢問江紹原的兩種著作《血與天癸》和《發須爪》，以及王世穎、徐蔚南的《龍山夢痕》。姜先生回信說：“尊信所提《血與天癸》我沒見過，似未出版。另一本似已影印；《龍山夢痕》則不易見到。”

我對江紹原的興趣，起因于讀他和周作人關于民俗的所謂“禮部文件”通信，那些流傳久遠的生活中的迷信，以及淺淺的調侃、幽默的文字，非常吸引我。正是讀了他的通信，知道他有出版《血與天癸》和《發須爪》等著作的計劃，但究竟有沒有出版，卻并不十分清楚。另一層原因，是他的祖籍乃在旌德江村，我因地利之便得以常去，數次參觀了他的祖居“篤修堂”后，便不禁“睹物思人”，迫切希望多讀他的著作。

姜先生所言“《血與天癸》似未出版”，是非常嚴謹的表述，后來通過進一步閱讀，知道這確是事實。“另一本似已影印”，話說得留有余地，但隨后不久，也被事實所證明。

那時我們小城尚未大搞開發，市區錦城路、狀元路、疊嶂路等處，尚有很多賣所謂舊書的小書店，如“江城書店”“宛陵書店”“狀元書店”。城中心叫作“府山頭”的一帶，也即疊嶂路的一段，晚上更是有很多賣書的地攤，形成很長的陣勢，不知是大家都愛讀書，還是都不愛讀書，總之書都擺到馬路邊上來了。但《血與天癸》《發須爪》《龍山夢痕》一類的書，尚難發現。

姜先生在回信中說，“此間買舊版書也很難”，“現在買舊書已是可遇不可求的事，但愿你在當地與書店的同志交朋友，包括書攤的個體戶，也許能訪到一點舊版書”。言之諄諄，情意殷殷。

在姜先生指導鼓勵下，我以更大的熱情，投身那些大大小小書店，逡巡于各路地攤，漸漸也積累起一個不小的書房。

一天晚上，又去府山廣場地攤尋書。一個一個挨著走過去，又一個一個挨著走過來。忽然一抹大紅闖入眼簾：《發須爪》，幾個彤紅的大字。蹲下身一看，《發須爪——關于它們的迷信》，正是江紹原先生的大作。看樣子，很像一本舊版書，但實則是一個影印本。這正是聽了姜先生那“經驗之談”后，一個成功的實踐結果。

誠如姜先生所言，《龍山夢痕》不易見到。后來孔夫子網上雖能看到民國年間的初版本，一則因為價格甚高，二來早年的興趣已然轉移，便不了了之。

如今，活到九十多歲的姜先生，終于還是故去了。這無情的事實再次警告我，有些事是根本無法阻止的，活著就要盡力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如果一生都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譬如姜先生那樣，又有什么遺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