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度散文創作最突出的特點，便是作家們將自身的生命體驗深度融入創作，無論題材涉及地域、歷史、文化、自然還是生活，字里行間都躍動著鮮活的個人生命力。散文創作在打破文體邊界的同時，完成了一次向大地、向生活、向內心的集體回歸。這或許是時代精神的一種折射——在這個被算法、流量與不確定性切割的時代，創作者們本能地尋求“確定性”，以非虛構的寫作手法，通過扎根現實的行走、對世間萬物的凝視、與他人的共情，來確立一種精神的坐標。在這個意義上，2025年度散文創作的核心價值，在于以“真實”為軸心，在文化傳承、現實觀照與未來憂思的多重維度中，為碎片化時代提供了可感知、可依托的精神著力點，彰顯了散文文體獨有的赤誠與力量。

于地域肌理中喚醒文化記憶

地理是空間的容器，亦是時間的褶皺。在對地理空間作細致描摹的基礎上，打撈被時間遮蔽的集體記憶與個體經驗，是在地寫作的基本特質；而從這些地理與人文的遺產和智慧中，提煉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精神內核，則是在地寫作的終極追求。

江河書寫是地域記憶書寫的典型樣本。阿來的《大河源》與胡性能的《大江流》，在江河題材的寫作中均展現出創作上的突破與成熟。兩位作家分別用自己的特有視角，挖掘江河背后蘊藏著的自然、人文歷史與時代印記，讓筆下的江河不僅是地理符號，更在記錄文化與社會演進的維度上，有了更深厚的意義。在《大河源》中，阿來寫黃河源的草木，寫冰川的消融，寫游牧文明遭遇現代性沖擊之下的變遷。他不僅僅是在寫水，更是在寫水的“命運”。胡性能則將目光聚焦于長江流域的人文與變遷，他筆下的長江流域是商貿的通道，是移民的路徑，更是無數普通人的生存之所系。這種文明溯源式的書寫，契合了現代漂泊者的精神訴求，為我們追尋失落的文化根脈、確立精神歸屬提供了珍貴的文學指引。

地域書寫的另一重維度，是對苦難記憶與精神韌性的挖掘。劉慶邦的《挖河記憶》是一部肉身勞作的苦痛史。在那個特殊的時代，無數人的青春都揮灑在了治淮工程的泥濘里。劉慶邦沒有回避苦難，但他更著意于書寫苦難里的韌性。他寫鐵鍬與泥土的摩擦，寫饑餓與體力的透支，這是一次“挖潛”——既是疏浚河道，也是搶救湮沒的記憶。而梁曉聲的《陜北道情》以及陳彥的《活在秦嶺南北》，則表現出地域文化對于人的深刻塑造。梁曉聲筆下的陜北，不僅僅是黃土地，還是一種蒼涼而倔強的精神氣質；陳彥筆下的秦嶺，則是一道巨大的生態與文化分水嶺。作為一個生活在秦嶺腳下的作家，陳彥將秦嶺南麓與北麓的生活經歷與山脈的生態變遷、人文積淀相結合，筆下的草木與日常不再是孤立的風景，而成為攜帶民族基因的文化共同體，以此完成了從地理標本到精神坐標的轉化。

地域書寫并不局限于荒野，城市生活也是地域文本。馮驥才的《清流：五大道生活》打撈天津五大道的集體記憶與個體經驗，書中既描摹小洋樓的建筑肌理、家族興衰的溫情片段，也定格文人舊事與獨特的生活格調，讓五大道由地理符號變成承載中西文化交融的精神載體。“清流”二字既代表對雅致生活的眷戀，更體現著喧囂時代里的精神堅守。于堅的《挪動記》串聯起山河行旅與精神求索，也記載了從故土到新境的生活轉換。地域文化對個體精神的塑造，體現在登臨泰山、尋訪古茶山的路途中，更體現在器物的挪動、鄰里之間的交往、對環境點滴變化的適應過程之中。

在宏大的文化重構之外，桑格格提供了一種別樣的寫作。她的《打泉水去》收入一系列人物速寫，落筆于身邊的鄰居、茶友、父親等人，寫他們摘櫻桃、做陶藝、打泉水等日常片段，成為身邊人與地域及其生活哲學之間的紐帶。地域特色在她的筆下化作可感、可觸的人間溫情，深情與暖意在文字中自然流露，讀來不難感受到其中所暗藏的文化內核與自我確認的深意。

本年度的在地書寫以具體地域為切入點，挖掘其中的文化記憶與精神內核，最終指向的是對根脈、記憶、家園的普遍性追求。

在萬物共生中重構生命認知

生態寫作旨在跳出人類中心的視角，在文字中重構人類對自我、對自然、對生命共同體的認知。2025年的生態散文寫作仍保持著較高的熱度和關注度。這些作品通過描摹山川湖海、花鳥草木的生長節律、生存狀態，將個體生命體驗與自然生態深度交織，在反思和喚醒的基礎之上，充分挖掘自然所蘊藏的生態智慧。

生態記憶的書寫是本年度的重要收獲。周蓬樺以對東北森林、草原的荒野觀察與鄉土記憶為底色，在《烏鄉薄暮》中，鋪展成一片以松針、雪野、生靈與小人物的日常為脈絡的精神原鄉。薄暮意象貫穿始終，既寫草木清香、大地風物，也飽含對生存韌性的悲憫與對生態命題的省察。艾平的《天生草原》則寫出了對呼倫貝爾大草原血緣式的深情。無論是草原的四季變化，還是牧民與牛羊的相處之道，乃至整個草原生態的脆弱與堅韌，都浸潤著作者的敬畏和熱愛。

生態散文的突破還體現在從“觀察”到“行動”的實踐轉向。在吳琦主編的《我看見了鳥》與花蝕的《我不能在鳥獸身旁只是悲傷》中，對自然的觀照，化作了能介入公共領域、產生實際影響的行動力量。《我看見了鳥》以飛鳥為媒介，匯集六位作者的觀察，跨越盈江犀鳥谷、潮汕濕地等多個場景，既捕捉生命本真、贊嘆自然之美，也共情物種生存艱辛，將個人體驗與生態思考相融。《我不能在鳥獸身旁只是悲傷》則跳出單一動物書寫視角，既聚焦瀕危動物、普通鳥類等物種的生存狀態，也記錄科研人員、巡護隊、村民等守護者的實踐與困境，將物種保護與人類生存、發展需求交織呈現，拓展了生態寫作的議題寬度。

山水書寫的哲學維度進一步深化。王必勝的《在乎山水間》與沈念的《山海經緯》試圖從山川湖海中尋找到現代人丟失靈魂的棲身之地。葉梅的《能不憶江南》和巴燕·塔斯肯的《克蘭河畔》構成了一次有趣的江南水鄉與西北邊疆的對位：葉梅筆下的江南，在現代化的沖擊中依然保有某種溫潤的生態底色；而巴燕·塔斯肯筆下的克蘭河，則流淌著游牧民族的生命之血。

從生態倫理的視角來看，本年度的生態散文完成了從審美到生態責任的轉型：作家們不再僅僅贊美自然之美，更強調人類作為生態共同體一員的責任與擔當。

在漫游求索中拓展精神邊界

如果說在地與生態代表了向外的探索，那么走讀式寫作則提供了一種在漫游中向內的回旋。它將日常所見所感與精神思考熔鑄為一體，尤為特別的，是將學術思考嵌入個體經驗，在碎片化的生活流變中，敏銳捕捉自己與世界隱秘而堅韌的聯結。這樣的寫作打破了書齋的局限，讓文字長在真實的生命體驗中，不僅是散文寫作的新收獲，而且極大地拓寬了文字的精神空間。

“60后學人隨筆”叢書是這一探索的集中展現，叢書收入李怡的《我的1980》、趙勇的《做生活》、王兆勝的《生命的密約》、王堯的《你知道我夢見誰了》、吳曉東的《距離的美學》、楊聯芬的《不敢想念》等，將學人的學術思考與人生體驗深度綁定，為知識分子的精神定位提供了鮮活范本。其中，趙勇的《做生活》尤為典型，他試圖為知識分子的生活重新下定義，“做生活”既是“過日子”的方言表達，更是“做學問”的重新闡釋。他將學術之旅與人生行旅結合起來，在山西農村的蹲點調研、與師長朋友的交往暢談中，走讀中的尋常體驗成為他學術思考的源頭活水。這也再次印證了一代學人的學術選擇從來不是在真空里的決策，而是時代的洪流、家庭的責任、個人的理想共同作用的結果。

如果說趙勇的書寫聚焦于知識分子在現實生活與學術道路上的選擇，那么格非的《云朵的道路》則直面更普遍的現代人的精神困境。他借用穆齊爾的說法，以臺球與云朵的軌跡為隱喻，對道路的選擇問題做出了回應：我們總試圖像控制臺球一樣，讓生活按預設的路線前進，卻忽略了人生更像云朵，會因風向而改變方向。這一隱喻準確地擊中了現代人被“確定性焦慮”所裹挾的困境，“學做云朵”的呼吁正是一束澄澈的哲學之光，照亮了人們掙脫執念的精神之路，也為在碎片化時代里尋求心靈安頓的個體，提供了一份與不確定共處的生存智慧。

時間與存在的哲思，在這類創作中得到集中呈現。龔曙光的《寓言之歲》是厚厚的一本時間之書。他采用日記體形式，在這一年里把人生看作“寓言”，從生活的體悟中，得出有關存在、衰老以及命運的哲思。張翎的《赤道風語——非洲漫行散記》記錄異域生活的所見所思，提供了打量世界的“他者”眼光，在跨文化碰撞中深化對自我與世界的認知。韓浩月的《在往事里走動的人》則以回望故鄉、親人的方式，為逝去的時間立碑，在記憶的打撈中完成精神溯源。王彬彬的《廢墟與狗》則是一如既往的犀利，他的文字像手術刀一樣，善于從文化的廢墟里發掘出被遮蔽的事實。

對于精神邊界的探尋與拓展，在郜元寶、李洱、朱強等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不同向度上的延伸。不論是《生涯鎖記》中人生回顧與地域轉換之間精神成長的關聯，還是《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里對時代精神肌理的觀察，或者是《行云》中將行走中的山川景觀與內心的精神追求相呼應，這些寫作都指向了同一個方向：讓文學在行走的體驗中，延展出更為廣闊的精神世界。

年逾九旬的謝冕先生2025年集中推出《為今天干杯》《碎步留痕》等多部作品集，令人感嘆不已。他在散文中寫美食、寫美酒、寫花開花落，字里行間洋溢著赤子般的天真和熱烈。這種生命姿態本身就是一種超越年齡、照亮未來的“赤子之光”。

新大眾文藝：寫作與生活的雙向奔赴

在2025年度的文學版圖上，最動人的亮色莫過于新大眾文藝的崛起，它通過共創共享突破創作邊界，讓普通人成為文藝生產的主體。新大眾文藝的一大特質，便在于對平凡生活的真誠凝視。王計兵的《把平凡的生活煙火編織成詩歌》、王晚的《跑外賣：一個女騎手的世界》、王瑛的《擦亮高樓》、扎十一惹的《我是寨子里長大的女孩》等，正是這一文藝形態中的典型代表。他們以不同的生活軌跡為線索，從自身職業經歷中汲取靈感，用質樸的表達還原生活本真，共同勾勒出新時代大眾寫作的鮮活圖景。

王計兵的《把平凡的生活煙火編織成詩歌》立足其作為外賣詩人的創作實踐，敘寫從勞作日常中提煉詩意的寫作之路。他從做撈沙工、外賣員等工作經歷出發，找到了在日常奔波的碎片時間里用語音記錄靈感的方法，從而提出生活與愛好相融的創作理念。這份扎根生活的創作實踐，和他的作品一樣，沒有華麗辭藻，卻以野生、原始的力量呈現出專業作家難以觸及的社會肌理。同樣是寫外賣員的生活，王晚的《跑外賣：一個女騎手的世界》集中于她最近一年的工作生活。作為一名咬牙選擇了跑外賣職業的女騎手，她在外賣配送途中的細碎日常，訂單的催單提示音、街巷里的陰晴雨雪、與顧客的短暫交流等，都被轉化為真實可感的文字，讓我們得以窺見外賣騎手的真實生存狀態。

王瑛的《擦亮高樓》書寫“城市蜘蛛人”的工作與生活。作品細致描繪高空作業的驚險，也記錄了工作中的種種“小確幸”，并對工作的價值進行了反思，在樸素的文字背后，是她對這份職業的熱愛。韓云的《花落了：一個大了的生死筆記》，以民間入殮師“大了”的視角，講述她親歷的生命與死亡的故事。這份鮮為人知的職業及其家族傳承史，讓我們在一個個直面死亡的故事里，時時看見閃耀的人性光芒。在作者看來，死亡不是生命的終點，而是生活以另一種形式延續的節點。這份生死筆記既飽含樂觀精神和慈悲情懷，又賦予死亡以充分的尊嚴。

在職業書寫完成現實記錄的同時，新大眾文藝進一步深入到自我認知的生長。扎十一惹的《我是寨子里長大的女孩》寫就了一部鮮活的邊地女性成長史。她從寨子出發又回歸寨子，既記錄了兩代彝族女性在苦難中的堅韌，也寫下了在城鄉遷徙中個體的心靈震蕩。她的創作將自我認知的成長與對生活的眷戀聯結在一起，因此自帶情感共鳴的力量。她的文字雖樸實無華，但因為情感的真摯而有了千鈞之力。

王計兵與王晚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堅持寫作，從為自己寫作擴展到為同路人發聲，寫作成為他們照亮他人的一種方式，而生活的廣度又不斷拓展著他們的寫作視野。扎十一惹和韓云通過寫作敞開內心，將女性的成長困惑記錄下來，成為其自我救贖與內心成長的途徑。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新大眾文藝最吸引人之處，就在于它實現了寫作與生活的雙向奔赴：生活為寫作提供源源不斷的素材與能量，那些從泥土中生長出來的文字，帶著原生的質感與溫度，成為散文創作最鮮活的養分；寫作則讓平凡的生命獲得了被看見、被照亮的價值，讓每個普通個體的故事都擁有了打動人心的力量。

2025年的散文書寫，清晰地呈現出一條從“自我”走向“世界”、從“書齋”走向“大地”的創作軌跡。在AI應用日益泛化、真實與虛構的邊界愈發模糊的當下，創作者們以最原始、最笨拙也最誠實的方法——行走、觀察、體驗、書寫，來捍衛文學的核心價值。他們向讀者傳遞的是：肉身的感受是真實的，土地的紋理是真實的，具體的愛與失去同樣真實。由此留給我們一條寶貴的啟示，那就是在散文這種近乎赤誠的文體中，我們能真正聽見大地的呼吸，感知生命的體溫，以此在時代的洪流中，為自己留下一片可以安頓靈魂的“方寸之地”。正如姚瑤在《反復被海水淹沒的孤島》中所喻，每個真誠書寫者都是文字海洋里的島嶼。那些對過往經驗的重述，對當下生活的感喟，對未來可能的追問，終會匯聚成穿越時空的光亮，一同照見更遼遠的人生與天地。

（作者系中國作協創研部創作研究處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