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蔣子龍在其工業題材小說《開拓者》中寫道“不想驚人的作家是沒有出息的”，作家武歆的新作《師傅》則令人感到吃驚——玉面書生之形象下竟藏有數年一線工人的經歷。“在各種機器的噪聲中，終日揮汗如雨”，這樣的敘述不是那些“沒出息”的技巧所能替代的。《師傅》的寫作是真誠的，也是值得尊敬的，這位往日的工人以切實的體悟破除了概念化之魔咒，今日的作家站在工業文明的價值觀上重新書寫那段歲月。對作家來說，這段經歷是可貴的，真切地回應著蔣子龍的箴言：“沒有工業，就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物質文明”。作為后學，武歆以生活之溫暖感受寫出了工人群體的堅實有力與豪邁熱烈，他自覺地“站在了當代社會生活的前沿”，通過12位師傅或者說12段故事，力圖把工人的生產勞動同豐富的個性結合起來，同生動的天津文化結合起來。

在《師傅》里，12位師傅各有所長，但給師傅們帶來尊嚴的是純粹的勞動，他們身上有著為勞動無私奉獻的崇高感和理想精神。哪位師傅擁有一門生產“絕技”，便令人刮目相看，他們“特別崇尚技術，不管是對技術人員還是對能看懂圖紙、技術好的工人，眼神里跳躍著閃閃發光的‘大拇指’”。師傅們立志成為生產一線的“大工匠”，于是楊偉東們焚膏繼晷、精益求精，練就了個個鬼斧神工、無人能及的巧技，王岳翰的“盲焊”，老李師傅與楊偉東用大小錘敲擊《喜洋洋》，老賈師傅甩尺不差分毫……雙手是丈量世界最精密的標尺，技術升格為技藝，承載著師傅們的榮譽。通過手工操作磨礪技藝，達到爐火純青之境地，這種“千錘百煉”的精神是匠人精神的基石，也是“七○屆”身上時代烙印的真實寫照。此外，師傅們對勞動技術的評判與應用也絕不限于體力操作上，有志于從事寫作行業的“我”，也得到了他們的高度認可。可見，師傅們對“勞動創造了人本身”的真理性認知是全面的。

如果將工人視作一種現代職業，那么武歆筆下的師傅們正處于傳統與現代的交界，相較師徒情義的“師父”，“師傅”更近于技藝之傳授，而非情感關系。正如作家所言，他有二十多位接觸較多的師傅，以及四百多位“準”師傅，在大工廠的生產模式下，“師徒制”首先是學習技術，然后是生活上的交際。《師傅》對每位師傅的命名，正是基于技術特點的外號式歸納，其技術也“閃爍著夢幻的光澤”。工作中他們擁有著今人難以企及的職業能力與職業精神，即便現代科技在逐漸替代直尺、大錘、點砂輪等人力操作，這些品質依然不可或缺。師傅們基本都從事苦、臟、累、險的工作，任勞任怨，那一代勞動者身上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是出于自覺的，自然是一種充滿活力、昂揚向上的精神風貌。如今消費至上的價值觀席卷之時，人們開始以“牛馬”之言對勞動價值進行解構，隨之遠逝的還有《師傅》所傳遞的“勞工神圣”觀念。讀完全篇，我隱約有一種人心不古的感懷，或許這也是武歆為工業小人物立傳的意義——延續一種精神。

蔣子龍曾批評諸多工業寫作，“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近來，一些“工業小說”犯了“重生活而輕生產”的偏頗。武歆擁有一線生產經驗，其創作頗具在場感，他寫出了大工業生產模式下的個人操作與集體協作，還有師徒間的微妙情感以及工業生活的細致體驗，這不是簡單的觀察所能實現的。無論是大錘、小錘，還是鋼直尺、卷尺，作家記錄下了鉚工組的生產狀態，對每一個步驟、工序、細節都有精細描摹，結合揮錘造物的經驗，其敘寫更具可信度。作為一名“轉益多師”的學徒，作家對工廠的生產鏈條做到了全面掌握，機器零件命名之下是充沛的技術述寫，讓《師傅》有了鏡頭化的敘事力，生產活動與人物性格關系的比附也相得益彰。《震動剪·卷毛孫》一章中，“我”對震動剪身臨其境的操作感受再度證明了這一點，《師傅》絕非是那種對工業產業的常識性寫作。通過文字的專業性來看，“我”是一位合格的工人，從那些生產場景不可置疑的真實性來看，“我”是一個優秀的觀察者。可見小說充分兼顧了文學性與紀實性。

《師傅》是一部向工人階級致敬的作品，師傅們是一群堅韌不拔、自立自強的奮斗者。武歆全景式還原了當代天津工人生活場景，再現天津城市化進程,真實又豐滿，栩栩如生。而正如湯普森所言,“工人階級在被別人形成的同時，也在自我形成”。《師傅》的魅力在于揭示了工人群體的主體性，師傅們的形象是同其生活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他們不僅是生產一線的“大工匠”，他們還是人夫、人父、人子，要為衣食住行忙碌，生活充滿了嬉笑怒罵。主體性的書寫是經歷與感悟的深度書寫。作為新一代的勞動者，師傅們工作之余要面對新的空間，生活世界自與勞動環境大不相同，他們的家庭也不是純然的工廠延伸，師傅們的親屬有醫生，有相聲演員，有大車司機，即使一名師傅在工廠如何身懷絕技，這種光環無法帶回家庭生活，他們依然遭遇著不同的瑣事，呈現出千人千面的特點。

此外，“我”是作家選取的敘述立足點，既便于帶入回憶的敘事中，又因年齡尚幼，“我”的視角在好奇中放大了某些場景，描摹師傅時也有了一種崇拜之情，自然凸顯了形象之特性。一方面，“我”在集體生活中體驗人間真情，另一方面，師傅們將日常體悟與經驗，化為輸送給“我”的人生經驗，看似輕描淡寫，實則字字珠璣。作者的語言總是在維系實用與文學之間的平衡，以“我”作為切入點，對工人生活的融入與契合，找到了粗獷工業生活中的審美元素。

《師傅》在民間的娛樂氛圍中以饒有趣味的文字捕捉到天津特有的味道，既包括天津人印刻在骨子里的幽默感，又不失因人而異的具體生活，或者說是一種接地氣的生活。對于武歆而言，書寫“津味”不只是再現方言、飲食、習俗、景觀等表面化的地域文化特征，雖然《師傅》對此投入大量筆墨，但更引人注目的是人的精神狀態，師傅們身上那種直爽、樂天、務實的獨特性格，被塑型在故事情節與人物關系上。如腳臭的老朱師傅不會為自己的腳臭而自卑，反倒“逗悶子”說：“用一雙臭腳挽救了腸子、肚子、心、肝、肺，多值啊！”這是典型的“津味”表達，有著一般人難以企及的樂觀與豁達。我想，這便是武歆命名的“‘社會工業’題材”所特有的人文內涵。

蔣子龍曾在20世紀90年代末提出了“泛工業題材時代”的文學概念，似與“‘社會工業’題材”異曲同工。武歆站在更寬闊的立場上呈現工人群體的多維視角，為我們描繪了一種現代與傳統混同的“場”。而他并沒有攜帶過于強烈的現代氣質，依舊為我們展現出“為人民抱薪”的傳統意志與“專心致志，以事其業”的工匠精神，也許“大國工匠”所依從的現代性路線，依然需要傳統的理想主義來點燃。

（作者系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