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寫作的可持續性
青年寫作是值得一再討論的話題,當我們把視野投向青年寫作的內部,會發現纏繞其中的諸多討論和爭議,都關乎“青年寫作的可持續性”。更重要的是,可持續寫作,不光是青年作家的問題,同樣也困擾著青年批評家,甚至是所有寫作者共同面對的難題。希望這樣的探討,能讓青年作家和青年批評家找到持續寫作的動力和路徑,拾級而上,滿目春光。
——主持人李楊(《揚子江文學評論》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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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寫作真正的問題或許并不來自經驗的匱乏
李楊:回顧2025年,青年寫作所引起的諸多討論,都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了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問題。認識問題,很多時候是解決問題的前提,當然,我們更多希望是在學理性層面加以考察,避免陷入簡單的非此即彼的思維局限中。在你看來,如何理解青年寫作的問題與癥候?
王炳中(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近些年,青年作家群體性崛起,青年寫作的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最為人詬病的是題材的狹窄和經驗的同質化。因著經驗的同質化,青年寫作偏向校園、職場、婚戀、家庭等題材,作品的面目大同小異,有些青年作家甚至反復使用同一套創作模式。相對單純的身份屬性和閱歷的不足,使得青年作家往往缺乏洞察力和穿透力,創作上容易懸浮于現實之表。
其次,許多青年作家為求新求變,或者營造深度和豐富,往往放棄講述一個情節完整、形象生動、細節飽滿、對話鮮活的故事。表現為各種幽微、隱晦的情感彌漫于文本中,敘事則分解為繁復的細節鋪排,文本“肢端肥大癥”明顯。在手法運用上,紊亂的意識流、時空交錯、視角轉換等將故事切割得零碎不堪,閱讀體驗極為不佳。“不好好講故事”并非青年寫作所獨有,而是或多或少地存在于當下不同代際作家的身上,只不過在青年寫作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與上述問題相關的是,青年寫作文本意義的曖昧性和晦澀性。文學世界雖然是現實世界的映象,但兩者顯然不能等同,文學世界是在破碎、片段、四處逃逸的現實世界的基礎上構建而成的,其予以讀者的安慰和精神指導,在于它提供了不同于現實世界的確定性和方向性。文學經典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可能很復雜,但大抵有著清晰的指向。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一千個哈姆雷特仍然是哈姆雷特,而不會是其他人物形象。許多青年寫作故事零碎雜亂,人物面目模糊不清,常常引入夢境強行推進情節進展,及至最后以開放性結尾應對無力收束的局面。這種種問題的背后是青年作家思想的貧乏和現實體驗的不足,所以只能虛張聲勢,作高深莫測狀。
新媒體時代的碎片化特征,某種程度上可能也會進一步加劇青年寫作脫離深闊的社會現實。
王仁寶(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當下部分青年作家為了彌補現實生活經驗的不足,積極發揮自己的想象才能,翱翔在幻覺世界之中。在與現實空間平行的想象空間中,他們可以暫時逃離現實世界,在另一世界獲得某種超能力。而當這種幻想被描繪得足夠逼真,并與文中所敘現實事件或文獻資料發生關聯時,幻想也就成為了另一種真實。他們對虛擬空間的鐘愛,并沒有導向全然虛妄之境,而是呈現為對事實與虛妄辯證關系的執著探求。
這些青年作家筆下由夢而生的虛幻空間營構,不僅將人物活動的場景虛化、將人物活動的意義幻化,也將活動于夢中的人物非正常化。形象模糊的符號化人物,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小說人物存在的意義,即便是落筆人物敘事,也絕少純然進行性格描繪,而是多注重對人物心理世界與感官世界的深描,類似于意識流的心理描寫嵌套在小說不同地方,使得小說的敘事結構呈現為破碎化、跳躍式風格。這既可以看作是對上世紀先鋒小說敘事技法的承繼,也是其反映社會、呼應玄幻化文本內容的敘事策略。需要警惕的是,當幻覺敘事淪為程式化的形式表演,青年作家對真實與虛妄辯證關系的探詢初衷則可能被形式本身遮蔽。
金春平(山西財經大學文化旅游與新聞藝術學院教授):文學史經驗反復宣諭,青年寫作承擔著“斷裂”“重構”“成長”三重修辭美學。“斷裂”通常表現為文學發展矢量上的反叛性、顛覆性和批判性的寫作姿態,“解放”成為其核心的個體文學精神。“重構”往往表現為文學美學風格上的變革性、創造性和進步性的藝術姿態,“再造”成為其堅定的個體文學氣象。“成長”則呈現為文學經驗的典型性、延展性和公共性,“發現”成為其內在的個體文學自覺。青年寫作的三層價值內涵在文學譜系圖景當中形成了“藝術進階”的邏輯增殖關系,在作家代際流動的語境當中承載著青年文化的歷史想象,在文學經驗的更迭情境當中塑型著青年情感的精神主體。
但是,蘊含著無限生長潛能、承擔著文脈賡續使命的當前青年寫作,很長時間以來卻深陷“肯定”與“詬病”的尷尬處境。推崇者驚艷于他們構建起新的敘述邏輯,集聚成新的先鋒意識,塑造出新的美學景深。質疑者則詬病青年寫作的“重構”意識表現為以貌似多元的文本形式和語言體系的營造,來觸摸業已被言說過剩的文學命題,主體思想的稀薄或孱弱卻消解著文學所獨有的洞悉、發現和自省能力,只能以情緒的漫漶替代文學思想的刀鋒;“成長”意識則表現為青睞于對個人內在性開掘的“成長”,而回避由感性個人衍生為理性個體的“成長”,進而掣肘著當代理性個體對生活、時代、社會、歷史、記憶等公共域所展開的真實觸摸、人文悲憫和思想發現。在當前“大文學觀”為主導的跨媒介語境當中,對青年寫作“珍愛”與“諫言”的悖反性評價,不僅隱含著青年寫作內部的共識分裂,而且已成為當前文學創作所面臨的一種典型癥候。
林云柯(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副教授):曾經,如果讓我立刻說出一個我能想到的青年作家作品,我想到的是蔣峰的《我打電話的地方》,小說中的主人公在一個午夜的電話亭里給一個身份不明的對象打電話,講述一些不清不楚的事情,但是就是這些不清不楚的事情,在當時能夠落入到青春期讀者的共同經驗之中。但我看現在青年作家的作品時,看到的是一個個需要你去跟讀的非常具體的故事。雖然大部分作者想要在這些具體的故事中,努力通過更細膩的筆觸增強其中的經驗傳達性,但是經驗的現實性或者說“合理性”明顯成為了作者的負擔。作者更在意經驗事件本身如何被“檢視”,而不再更多考慮傳達經驗的“方式”。就我個人來看,當下大部分青年作家在“經驗形式”上的追求已經大大弱化了,所以大多數的作品顯得沉重和私人化,“精彩”的作品變少了。
我想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很重要的原因是現代傳媒環境制造了過多非常確切的議題,這一方面造成了對青年作者有限的生活經驗的透支,另一方面也吸引一些青年作者利用這種環境,主動給自己貼上一些能反映確切議題的標簽,文學評論界似乎也喜歡這么做。比如很多青年作者會一開始就很明確地站到一個標簽下,比如地域、性別或者階層。無論是寫作圈還是文學消費市場,在這個時代似乎都不再能容忍哪怕是很自然的經驗匱乏。但我覺得經驗匱乏并不是青年寫作的問題,真正的問題在于作者會自我要求在作品中要做一個經驗絕對不匱乏的人,成為一個過于老成的人,于是就喪失了自己的青年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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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時代,亟待青年寫作“新生態”的韌性內生與耦合構建
李楊:認識到青年寫作存在的問題,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回到青年寫作的可持續性的命題上,為青年作者提供可資參考的意見。而這樣的思考本身,也是直面自身困境的一種方式。
金春平:當前青年寫作的持續性問題,并非僅僅指涉特定年齡的作家群體,而是“文學”創作或“語言”寫作這樣的創造行為,是遭遇數媒時代轉型、信媒文化生態變革所共同面臨的境況。激活青年寫作的持續性動力,型塑青年寫作的未來性景觀,亟待青年寫作“新生態”的韌性內生與耦合構建。
首先,需要完善以開放為中心的文學媒介生態。當下青年寫作天然與新媒介、跨媒介、全媒介有著原生親緣感,作家、媒介和讀者之間的“協創”“接受”“反饋”“共享”成為其強大的價值兌現方式和寫作驅動力量。在文學史的經驗體系當中,文學的創造性、精品性和經典性,是衡量青年寫作“文學性”的價值評判坐標,其重要實踐方式是具有權威影響力的媒介體系,如文學期刊、文學評論、文學獎項等的接納、認可和定位,但這有時造成了一種錯位。因此,重構開放的權威媒介平臺和作品遴選機制,解構媒介場域所深隱的身份等級體系,構建一種“成長型”的文學媒介生態,賦予青年寫作以平等化、價值感和認可性,才能一定程度保障青年寫作的持續動力。
其次,需要構建以包容為核心的文學接受生態。文學批評通常被認為是青年文學走向“風格化”“深刻化”“經典化”的不二法則。對青年寫作“質疑”/“推崇”的分化評價顯然表征著青年文學觀與經典文學觀之間的隱秘對峙。因此,對青年寫作的接受,需要建立一種批評場域的“辯證法”:一方面它能夠衍生出一種“包容”的文學接受生態,因為青年一代的文學寫作受到批評質疑或詬病的內容,則正是“大文學觀”時代青年寫作、青年敘述和青年言說的一種“生活真實”“心靈真實”“情感真實”“存在真實”境況的文學性呈現;另一方面,文學批評的“辯證法”也反襯出“固化”“單向度”的批評話語癥候,亟待構建一種能與當前青年寫作變革展開對話的具有生長性、適配性和拓展性的文學觀念和批評話語,譬如文學的青年性、情感的青年性、美學的青年性、精神的青年性等新批評話語體系。
再次,需要構建以經典為軸心的文學生產生態。當前青年寫作展示出因應新媒介文化的“新變”,包括敘事邏輯(碎片、及時、快速)、情感表達、注意心理、游戲美學、語法結構等。但是,青年寫作始終無法超越“文學是人學”這一箴言,需要奔赴文學之嚴肅、之道義、之經典,捍衛文學之所以存在的藝術獨立、思想高貴和價值神圣。第一,青年寫作應構建“總體生活觀”。青年寫作需要完成對個體經驗的超克,向內持續發現具有普遍性的生活奧義和人性內里,向外努力通達時代、社會、歷史的肌理脈搏和精神質感,構建以個體經驗為起點的“文學圓形結構”,確立清晰而堅定的個體理性自覺,在完成對生活“入乎其內”的文學性構建的同時,更需以“出乎其外”的姿態抵達對個體與生活、與時代、與社會、與歷史之間“總體關系”的深刻發現和思想啟悟。第二,青年寫作應構建“主體性思想”。青年寫作當中的主體精神常常趨近于模糊而孱弱,肇始于文學主體性思想的闕如,遑論哲學思辨力的確立。優秀作家往往是深刻而自足的文學思想家,他們汲取古今中外文化思想的要義,又藉此展開與個人經驗、個體思考的拮抗或對話,形成其特定社會歷史文化語境當中堅實、穩固而系統的個體文學思想,賦予其文學以卓越的敏銳力、洞悉力、發現力和穿透力,構建起文學飽滿的主體思想、豐富的精神美學和深廣的人文關懷,這應成為青年作家的文學信仰和自覺追求。第三,青年寫作應構建“文學敘述法”。當前的青年寫作具有自覺而強烈的跨媒介意識,但也出現了讓渡文學性本位的偏狹。因此,青年作家應在新的社會時代、文化共生和審美共情的語境當中,重構獨屬于偉大漢語文化系統的文學敘述法,包括精妙的語言、巧妙的敘事、奇妙的結構、微妙的情感,以及典型的再塑、時代的營造、歷史的探幽、人性的發現等,充分拓展漢語寫作可能抵達的意義疆域,構建具有創造性、引領性、深刻性和原型性的文學敘述法,讓青年一代的集體經驗、思想情感、美學奧義,獲得唯有漢語寫作才能企及的文學效能。
林云柯:我覺得寫作的持續性應該是基于這樣一個簡單的承認:青年的經驗就是匱乏的。所以如果青年寫作者拿起筆來,那么他們不是只寫自己看到的,還要寫自己想到的,甚至是自己預測到的。在理想狀態下,寫作所提供的經驗形式應該會持續提高對未來經驗的敏感度,而不只是自身經驗的敏感度。經驗匱乏者的書寫提供了更新經驗理解的方式,這才是青年寫作的優勢。在我看來,寫作的可持續在于要敢于去寫一些“不清不楚”的經驗。過于確定的經驗,實際上不值得用文學來表達。
王仁寶:青年作家如何保持持續寫作的能力,我還是想接著幻覺敘事這個話題來談。青年作家要想在創作上取得真正的突破,或許不應僅僅依賴于炫目的幻覺營造,而是讓虛構空間重新鏈接具體的歷史與現實問題,使夢境邏輯與社會現實形成深層共振。唯有如此,幻覺敘事才能擺脫自我重復、花樣炫技的困境,成為介入現實的隱喻力量。這樣不僅能夠實現對社會現實的有效觀照,也能增強敘事文本的層次感和厚重度。當今世界固然瞬息萬變,但可見的生活總比想象的世界更為真實穩固,更能與人發生關聯,更能擊中人心。這也是那些扎根于真實生活土壤的非虛構敘事能夠引發讀者共鳴的原因之一。我們也不可能要求青年作家都去進行非虛構創作,而是期待他們能夠重視對生活的體驗與經驗的積累。只有這樣,青年作家創作的持續性才能得到有效保障,而不至于陷入想象力枯竭的窘境。當然,當下的青年作家中也有以生活敘事見長的敘事者,他們以素樸的現實主義筆法描繪煙火人間、刻畫市井人物,與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新寫實小說遙相呼應,其創作的閃光點也在新媒介語境下被廣泛傳播。
說到底,當下青年作家的創作尚未脫離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學軌道,或是學了先鋒文學的皮毛,可以稱之為技術流,或是步了新寫實小說的后塵,可以稱之為生活流。如若能夠將二者有效結合,或許能夠迎來青年寫作的華麗轉身。從這個層面上來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先鋒作家的創作轉型實踐或許為當下青年寫作提供了重要啟示:他們由形式實驗轉向歷史重述與現實關切的路徑,表明真正的先鋒性不在于語言或結構的自我指涉,而在于能否以虛構之力刺入時代的肌理。但他們的轉型與其說是對先鋒的背離,不如說是對先鋒精神的深化與續航,是在褪去了形式外衣后對文學生活本質的重新確認。前輩的創作經驗和啟示固然重要,但需警惕簡單的模仿。在時代生活的基礎上用先鋒筆法適當融入時代流行的玄幻元素,或許能夠使得當下的青年寫作既與前輩作家的創作有所區分,也能使其與流行的科幻小說、網絡小說有所區別,蹚出屬于青年人自己的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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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學共同體的價值在于為青年寫作提供不孤獨的底氣
李楊:文學的交流與對話,是寫作者向外打開的一種方式,也是促進青年寫作者共同進步的有效手段。然而,青年寫作者尚未在很多問題上達成共識,也沒有建立起屬于自身的“青年文學共同體”。在你看來,是否有可能建立這樣的共同體?
湯俏(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在當代文學場域中,“青年寫作”始終是一個充滿張力與期待的概念,它既承載著對新聲的渴求,也背負著曇花一現的隱憂。當我們圍繞“青年寫作的可持續性”展開同題共答,其背后潛藏的議題可能是在高度個體化、碎片化文化語境下“青年文學共同體”建構的可能性。這里的“共同體”并非具象的組織或流派,而是以精神共感、創作共振與時代認知共享為核心的動態場域。它要求青年寫作者超越個體經驗的局限,建立文學與現實的及物性連接,在地域、媒介與表達形式的差異中形成深層對話與相互照亮。它追問的是當下的青年寫作,如何從自我出發通達廣闊的時代生活,重構文學的公共性價值。
在新大眾文藝蓬勃發展的當下,文學創作已成為普通人參與現實認知與建構的重要方式,而基于共同命運感的書寫聯盟,正是共同體形成的基礎前提。當前青年寫作中,共同體的雛形已通過經驗共鳴與價值互認初步顯現。數智時代的青年寫作者共享著相似的生存境遇:AI寫作的技術沖擊、流量邏輯的市場裹挾、現實經驗的相對稀薄,以及對文學本質的執著追問。這種對創作困境的集體焦慮,構成了共同體的情感基石。新媒介技術更打破了傳統文學場域的地域壁壘與層級差異,為共同體提供了多元聯結渠道,邊界不斷拓展——網絡文學平臺讓不同區域和圈層的寫作者獲得展示機會,社交媒體促成跨文體創作對話,豆瓣小組的交流、文學App的互評、線上工作坊的思辨,形成了區別于線下沙龍的隱性共鳴機制。更重要的是,新媒介催生了接龍寫作、共創文檔等共享式創作模式,使個體創作擺脫孤立狀態,形成相互滋養的生態閉環。
但這并不意味著共同體可以自然生成,現實的困境仍然不容忽視。部分青年寫作陷入熱點套娃式創作,跟風模仿導致作品同質化,難以形成獨特的精神標識;不少創作停留在表層問題的羅列,陷入自我重復與意義空轉的困境。更值得警惕的是,體制化評價體系與流量邏輯的雙重侵蝕,催生了為發表而寫作的功利化心態,部分寫作者或迎合市場需求,或堆砌熱梗追求曝光,消解了共同體所需的真誠與純粹。當寫作淪為競技場上的博弈,同行關系異化為競爭關系,共同體的精神聯結便會遭到破壞。同時,對共同體的浪漫化想象亦不可取,它無法替代個體寫作的艱難探索,更不能消解結構性的現實壓力。真正的共同體,不是烏托邦式的避難所,其本質是在斷裂與差異中尋找共鳴的持續性努力。
如何在碎片化現實中重建整體感,如何讓寫作回應現實,這是青年寫作者共同面對的時代課題。當寫作者不再局限于個人情緒的抒發,將個體經驗與公共議題深度聯結,踐行“文學應關注現實、傳遞尊嚴”的價值追求,個體困境就轉化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時代鏡像。當這種共通體驗升華為文學自覺,通過文本互文、批評回應與公共討論形成持續的思想共振,共同體的核心形態便能逐步確立。
青年文學共同體的可能,最終落腳于傳承中的創新。它并非對20世紀80年代文學社群的簡單復刻,而是在新的時代語境下重構文學與青年、文學與現實的關系。青年寫作者既要從前輩作家那里汲取系統性經驗的寫作智慧,又要以數智素養與多元視野拓展文學的表達邊界;既需在共同體中獲得精神支撐,又要保持獨立思考與創作個性,避免陷入同質化的桎梏。從主題共鳴到技法互鑒,再到價值共建,青年作家以作品形成共同體核心紐帶,推動其在碰撞與滋養中持續生長。
歸根結底,青年文學共同體的價值不在于形成統一的創作范式,而在于為青年寫作者提供不孤獨的底氣。
金春平:青年文學共同體的核心是“同代青年價值共同體”,這是一個具有“文學主體精神”統攝意義的文學當代性實踐,也是一個需要從中國認知、現實劇變、精神觀照、價值重建、作家定位等多維度共建的文學挑戰性命題。“現代化”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價值共同體追求,異彩紛呈的作家社團、思潮流派、文體陣營、文學作品,都共同指向探索民族國家現代化、民族文化現代性、國民靈魂現代化的文學審美路徑。當前青年寫作身處于世界多元文化并置共存的復雜語境,青年寫作在秉持文學敞開性的同時,也帶來了共識的分裂與價值的質疑。在時代、社會、歷史、技術大變革時期,作為“主體的人”的生活邏輯、思想價值、情感體驗、心靈感知、精神形態乃至心靈質地,也被大變革的新語境所再造或塑型。但也正是大變革的新語境催生著青年文學共同體建設的新契機和新可能。脫胎于20世紀中國文學的青年寫作,一方面必須面對21世紀初青年文學的多樣、分裂和抵牾,但另一方面,青年寫作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展開文學精神的構建和文學主體確立的同時,正日益顯現出清晰而穩定的“共同體”的價值共識和內涵要義——從民族國家的現代化到中國式現代化、從民族文化的再造更新到民族文化的復興弘揚、從文學的民族國家想象到文學的民族國家共建,從人的精神解放到人的主體確立、從人的現代啟蒙到人的當代自覺等,青年寫作正是在中國社會發展的時代潮流、生活變革、精神訴求、人文關懷當中,努力構建具有總體性、在地性和代際性的“詩性正義”的價值共同體,并在這一文學大纛之下,完型出以“青年精神”為軸心的青年文學共同體美學圖譜。
王仁寶:我在當代文學課堂上粗略做過一項閱讀調查,結果顯示“00后”年輕讀者更喜歡閱讀陳春成、雙雪濤等青年作家的小說,他們的閱讀指引多來自“寶珀理想國文學獎”等民間獎項的引流和小紅書等新媒體平臺的推薦。這一定程度上意味著青年文學“寫—讀”共同體的建設是有可能的,也是相對和諧的。
近年來,文學評論界關于“新東北”“新南方”的命名與討論成為熱潮,表面上形成了青年文學創作與研究之間的良性互動,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青年文學“寫—評”共同體的建設。但標簽化的命名對于青年作家創作來說也是一種束縛,可能會導致創作的同質化。青年作家可以利用標簽化命名帶來的紅利,但要突破概念既有邊界才能實現創作的持續發展。因此,青年文學“寫—評”共同體建設,本質上是一個充滿張力、悖論的話題。
而青年文學“寫—寫”共同體更是一個充滿競爭的場域。青年作家可以參與到“寫—寫”共同體之中,但要堅持從個人經驗出發,保持創作的獨創性,才能形成自己的風格,這也是共同體保持活力的關鍵因素。
總體來看,“青年文學共同體”是一個可以和諧而又充滿張力與競爭的文學場域,是一種正在生成、充滿博弈的動態建構。它的最終樣貌,取決于作家、讀者、評論家、文學制度等多方力量的持續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