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人類的閱讀史總是由“變量”與“常量”交織而成。變化之處在于，隨著閱讀媒介和方式的變遷，讀者的閱讀“姿勢”和習慣亦隨之改變；不變之處則是閱讀活動始終具有具身性、實踐性與過程性。縱觀閱讀理論發展史，從阿爾維托·曼古埃爾對閱讀及讀者的精細分析，到戴聯斌對閱讀理論及方法的深入探究，人們對閱讀的“成長視角”分析貫穿始終，即將閱讀視為促進人類成長的一種精神實踐活動，并強調這種實踐過程的具身性意義。

然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輔助閱讀這一“變量”的出現，似乎正在顛覆傳統觀念，迫使我們不得不對閱讀史中的“常量”進行重新審視與再定義。AI輔助閱讀是AI驅動的智能文本分析，能迅速“讀懂”各種文本，快速提取文本要旨。作為執教多年的寫作學教師，我越發真切地感受到這種閱讀方式的變化帶來的諸多“陣痛”：越來越多的學生使用AI輔助方式完成各類讀寫作業，一些老師又不得不使用AI輔助閱讀、評價學生的“作業”，師生之間面向真實問題的讀寫對話，仿佛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AI的“自言自語”。這不禁讓人思考：AI輔助閱讀究竟是人類閱讀的進化，還是一種退步與終結？這是人工智能時代值得每位讀者深思的問題。

現實應用場景

我們先從AI輔助閱讀的現實應用場景說起——AI輔助閱讀在效用上確有其獨到之處。不論專業閱讀，還是大眾閱讀，它的應用場景目前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是長文本的總結及要義提煉。例如，當下適配電腦端閱讀的微信公眾號文章，已有騰訊元寶提供一鍵“總結”功能。讀者可不必通讀全文，直接借助人工智能即可獲取文本的結構、要點等核心內容，省去了逐字逐句閱讀再總結的過程。同樣，針對生成式人工智能輔助網絡文學創作的超長文本，讀者亦可借助AI完成故事情節的總結與提煉，有效縮短“爽感”來臨的延宕時間。在這個意義上，AI輔助閱讀提高了閱讀的“效率”。

其二是對專業文本的通俗化解釋與形象化理解。大眾讀者因缺乏專業知識而難以讀懂專業性強的文獻，AI輔助閱讀則可通過通俗化、形象化的語言，以比喻、舉例等方式詮釋文本，幫助讀者理解其內容。在這個意義上，AI輔助閱讀填補了大眾對艱深文本的理解鴻溝。與此同時，大眾讀者借助AI，滿足了自己向“理想讀者”轉變的心理期待。

其三是指出文本的知識錯誤、邏輯漏洞、傳播偏向等問題，幫助讀者完成批判性、反思性閱讀。讀者在閱讀各種行業報告時，在傳統閱讀視域下往往更多地關注報告的題旨和結論，而借助AI卻可以發現文本呈現的跨字段數據關聯等結構性邏輯錯誤，或帶有潛在的性別、地域等方面的傳播偏向等問題。在這個意義上，AI輔助閱讀可以幫助讀者突破自身的信息繭房和認知局限，建立更為全面系統的拓展性閱讀框架。

此外，AI輔助閱讀亦可在給定標準條件下，進行批量文本的檢測性、對比性與評價性閱讀。

這樣看來，AI輔助閱讀的應用場景十分廣闊，且已悄然融入我們的閱讀生活。然而，從主體接受與心靈成長的視角看，AI輔助閱讀卻有其隱憂。前文提到的這些“閱讀效果”，其實都是建立在AI對原文本的“二次閱讀”等“再處理”活動之上。AI橫亙于讀者和文本之間，以看似無差別、標準化、全視角的方式，完成總結、解釋、指謬等輔助閱讀功能。在“再處理”過程中，AI對讀者閱讀實踐的參與，已觸及了主體接受信息和精神實踐的根本。

這一點與過往的閱讀變革相比，有著本質區別。過往的電報、手機短信、微博、電紙書、3D眼鏡、手機APP等閱讀媒介和方式的興起，都未在真正意義上觸及閱讀內容及閱讀思維的改變。但AI輔助閱讀不同，它在對原始閱讀內容進行“再處理”的基礎上，以知識“投喂”的方式重新生成閱讀內容，以此改造閱讀主體的分析、綜合等思維。這種看似“提純”的行為，實際上是對人類閱讀史“常量”的質疑：閱讀還需要具身性、實踐性與過程性嗎？

帶來的負面影響

事實上，AI輔助閱讀是在以實際行動，質疑那個人類已經實踐并肯定了數千年的閱讀邏輯。因此，AI輔助閱讀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可謂不深遠，不可謂不震撼。至于AI輔助閱讀是否會對閱讀主體的思維造成不可逆的傷害，尚有待科學家、人文學者深入研究與觀察。不過，單從現有AI輔助閱讀的表征看，這種隱憂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AI模型存在難以避免的“算法黑箱”，導致AI輔助閱讀難以具有真正的客觀性。一方面，閱讀平臺往往利用AI算法推薦機制，迎合讀者的閱讀偏好，有意無意地編織閱讀主體的信息繭房；另一方面，AI模型訓練數據時，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社會偏向（如地域、文化等方面），這些偏見往往被讀者誤認為是客觀的。很多讀者基于對AI虛假權威性的心理依賴，或對AI編造“客觀信息”的危害性的輕視，成為被動接收信息的“烏合之眾”，進而喪失閱讀主體所應有的批判性思維。

第二，AI輔助閱讀消泯了閱讀主體的實踐過程，不再讓讀者從頭至尾參與閱讀實踐活動。這個過程很荒誕——讀者竟然不在文本“深處”，不在閱讀“現場”，而在“場外”間接等候AI的“描述”或“判決”。例如，當下抖音、快手等平臺上的“三分鐘帶你讀完一本書”類視頻，很多其實是用Coze-AI工作流完成的輔助閱讀產品。它們旨在直接告訴讀者那本書講了什么，而不是讓讀者的心靈與作者對話，或沐浴在書中，讓心靈成長。陳平原在《AI時代，文學如何教育》一文中認為，AI時代的閱讀，“最要緊的”是“為己之學”，強調將閱讀“作為一種生活方式”，這要求閱讀首先要“感動自己、愉悅自己、充實自己”。正是此意！讀者對文學文本的閱讀過程，本身就是對思想感情和語言藝術的體悟過程，因此，閱讀的在場性或具身性至關重要。閱讀具身性的消失，不僅容易導致作為學習者的讀者的文本分析與理解能力下降，而且直接導致讀者對文學文本的審美體驗缺失。長期的AI輔助閱讀會令閱讀主體思維固化，形成心理依賴，最終無法作出“具身”與“人情”意義上的鑒賞、判斷。

第三，AI輔助閱讀可能瓦解讀寫教學的情感結構。學生使用AI生成讀后感、分析與調研報告等文章，容易導致教師無法評估學生的真實閱讀理解能力；教師使用AI分析和評價學生的文章，容易導致學生無法獲得具有過程性、具身性和針對性的真實反饋和指導。在這個意義上，AI輔助閱讀破壞了教師教和學生學的情感結構。當AI輔助閱讀的工具性、參考性“反客為主”，成為主導性的認知范式，并成為讀者與優秀作家作品直接對話的藩籬時，人類閱讀實踐的主體性就會慢慢減弱。

隨著科技的發展及后人類時代的降臨，AI輔助閱讀或許在一定意義上，成為一種新大眾視域下的新的“生產力”，但與此同時，也可能成為限制人類進行創意閱讀，并且在閱讀實踐過程中進行自由想象與感同身受的障礙。這是一柄雙刃劍。這意味著AI輔助閱讀具有強烈的目的性——它試圖跳過人類閱讀的具身性、實踐性、創意性等一切過程屬性，直抵工具性、應用性、知識性等目的屬性。當然，它們并非水火不容，二者有些時候也是彼此兼容、相互促進的。

這樣看來，AI輔助閱讀究竟是閱讀的進化，還是閱讀的終結——這個問題的解答，需要視閱讀主體如何處理閱讀的過程性和目的性之關系而定。從漫長的閱讀史看，人類需要在閱讀的目的上承繼和創造文明，亦需要在閱讀的過程中修身養性，二者是辯證統一的。AI輔助閱讀的影響，不能一概而論，仍需結合具體的人、具體的應用場景，做實事求是的分析與判斷。

“人類主導+AI輔助”的可行性

因此，我們應該建立一種“人類主導+AI輔助”的批判性閱讀新范式：在適宜的條件下，根據閱讀主體的目的性需求，由AI提供閱讀的可能性視角、分析框架等參考工具，而具身性閱讀體驗以及最終的理解、質疑與判斷等工作，必須由閱讀主體自己完成。建構基于AI輔助閱讀的具身性、批判性閱讀范式，需要我們把握這樣幾個原則。

首先，讀者需要遵從閱讀應用場景適配原則，即區分“目的性閱讀”與“過程性閱讀”，視讀者所處的目的性閱讀場景和過程性閱讀場景，來確立AI輔助閱讀的界限和框架。譬如，AI輔助閱讀可能較適用于大眾讀者對學術綜述、行業報告等文本的目的性閱讀場景，而不太適用于讀者對文學、藝術等作品的過程性閱讀場景。

其次，讀者需要遵從閱讀主體責任原則，即人類在AI輔助閱讀的全流程中，必須承擔主導性責任。譬如，堅守篩選與判斷AI所提供信息的真偽、正誤等方面的知識性閱讀責任。一些人不讀作品，卻完全信賴AI提供的故事梗概，寫出來的文章，人物和情節都對應不上。還有，堅守與原文本建立自身經驗、情感等個性連接的具身性閱讀責任，堅守AI并非認知裁判者的批判性閱讀責任。

最后，需要強化閱讀教育，建立相關的制度保障。近期，《全民閱讀促進條例》發布并正式施行，它明確了政府、學校、家庭、社會等多方主體的責任與義務，為建構覆蓋城鄉、普惠高效的閱讀服務體系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依據。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涉及閱讀教育的問題。在我看來，應該將閱讀素養教育納入大中小學課程，同時強化AI輔助閱讀的規范建設，引導人工智能時代背景下的閱讀健康發展。

AI輔助閱讀方興未艾，未來還可能有腦機接口視域下的諸多閱讀新變。正如人工智能的前提是“人工”一樣，AI輔助閱讀的前提，首要的是真實的“人”全身心地“生活”在“閱讀場”中。這也是讀者的責任。同寫作承擔人類心靈勞作的責任一樣，閱讀也承擔文明承繼和心靈創造的責任。卡夫卡曾說，書如果不能讓人有如棒喝般震撼,何必浪費時間去讀？好書必須像把冰斧，一擊便能敲開我們結凍的心海。的確，我們去閱讀書籍，目的不僅在于知識的收獲，更在于“心靈的震撼”。因此，無論是在什么樣的時代，保持閱讀的主體性、具身性、過程性、反思性，都是非常必要的。唯其如此，我們才能樂觀地認為，AI輔助閱讀不是閱讀的終結，而是閱讀的進化。

（作者系贛南師范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特聘教授，本文系江西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5WX19D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