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新民晚報》老社長趙超構寫于1985年的珍貴回信，透過張寶林先生的細致解讀、歷史鉤沉，折射出幾位文化老人飽經滄桑后的綿長友情與敏銳智慧。

——編者按

趙超構先生

一

高集同志：

信和報紙收到，似較過去的試版有進步。主要是耐讀，每版都有二三篇可讀的。副刊和文摘、廣？（不可辨認，應是告字）等不僅適合海外，也適合海內。可能國內銷得比海外多吧。囑寫稿，我這兩天正好有空，抽出兩個半天坐在案前呆想，總是寫不出。“望海樓”性格不明，不知道要什么貨色。這篇文債一定還，我要等下月看過幾篇“望海樓”之后，再進去逛逛。如果是試版上的“山君入農家”這樣的文章，似乎是對臺宣傳稿，我來寫是比較吃力的。總之，下月再寫吧。今天驚悉華羅庚去世于講壇，上次關在漢死于命筆之際，劉公思慕也是寫文章出了事的。因此，我最近也慣于對號入座，看到報上死了一個人，我就聯想到自己的心絞痛，因而太傷腦筋的文章就不“敢”拼命寫。貪生怕死的心情只好與老友談之，后生小子們是不能理解的。上海已入黃梅，陰陰陽陽，半陰半陽，氣悶之至，各報都在“大換班”，也有點黃梅天氣一樣，新民也不例外，《大好時光忙些啥？》我覺得有許多不必要的“忙”偏是自己找出來的。忝為老朽，當然以少說為佳。匆復并致意于高汾女士。

趙超構十四日

這是上海《新民晚報》社長趙超構寫給《人民日報》海外版高集的一封信。落款時間只有日期，沒有年份和月份，信封上的郵戳，也模糊不清。年份好辦，很快認定是1985年。但究竟是幾月？卻費了一些工夫。我開始以為是7月，因為《人民日報》海外版是7月1日正式出刊的。后來，給《新民晚報》李天揚兄看過本文初稿，他說應是6月。理由是：“華老逝于6月12日；而且，上海6月是黃梅天。7月，就是酷暑了。”他還認為，趙超老評價的這份（或幾份）海外版，仍是試刊，他是說后期試刊比先前試刊有進步，不是和正式出刊作比較，正式出刊，就不必寄了，說的有道理，采納他的說法。

趙超構給高集的信

二

我的岳父高集（1920—2003），是資深報人，早年在《大公報》擔任記者、采訪主任、駐京辦事處副主任。1949年2月，天津《大公報》改組為《進步日報》，高集任社務委員兼編輯主任。1950年4月，由范長江介紹到《人民日報》工作，歷任文教組副組長、政法組副組長、西方部副主任、國際部副主任。1985年，海外版籌備期間，和譚文瑞、余煥椿、徐麟同任領導小組成員。1985年7月1日正式出刊后，作為主要負責人之一，負責言論和副刊，直至1988年離休。

《人民日報》海外版籌備期間，高集曾親赴上海，召開座談會，并登門拜訪，動員上海的老朋友們為海外版寫稿。趙超構是高集的幾十年的舊友，在抗戰時期的陪都重慶就很熟悉。雖然趙超老當時已年過古稀，也受到邀約。報紙每次試刊，高集都給趙超老寄樣報征求意見，并請這位名滿天下的老報人賜稿。這封信，是老人家收到第二批試刊后的回信。其實，我岳母高汾，和趙超老更熟，還兩度是他的老部下。重慶時代，她就是《新民報》記者。當年與浦熙修、彭子岡，都是活躍在大后方的新聞界女杰。1949年后，歷任《大公報》《中國財貿報》《經濟日報》記者、編輯。1986年退休后，她又歸于趙超老的麾下，被陳銘德、鄧季惺伉儷，禮聘為上海《新民晚報》的駐京辦事處主任兼編輯、記者兼辦事員。那時的駐京辦就高汾一個人。因為她的杰出貢獻，她成了《新民晚報》的終身榮譽職工。所以，趙超老在信中，專門附筆“致意”。

他們雖天各一方，但聯系從來未斷。除了書信往來，還多次見面。每次趙超老來京開會，高集高汾都要去住處探望，還會約上幾位老友一起下館子小酌幾杯。

于寧著作《大好時光忙些啥》書影

三

趙超構，筆名林放，《新民報》元老，浙江省文成縣人。民國時期就是著名報人。1949年后，除了繼續擔任《新民報》社長，還擔任了多個重要職務，是文化界著名的社會活動家。

趙超老的高光時刻，是1944年的那次著名采訪。他參加記者團訪問延安，隨后撰寫了十幾萬字的長篇通訊《延安一月》，在重慶和成都的《新民報》連載，當年11月出版了單行本，后來，又再版、三版，轟動一時。這本書由陳銘德、張恨水作序，成了趙超構的代表作。正如陳銘德在序言中所說：“更使我們滿意的，是作者具體的提供了一種立言的態度。對于延安事物，雖然有時是介紹，有時是批評，但自始至終，看不到有一句話是離開國民的公正觀點的。”

趙超老集報人、作家、社會活動家于一身，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卻是他的雜文。他從1943年開始在成都《新民報·晚刊》開辟《未晚談》雜文專欄，一直持續到上海的《新民晚報》副刊《夜光杯》，一直沒有停止雜文的寫作。

《未晚談》是他的專欄，也是他的名片。他一生寫政論、雜文近萬篇，絕大部分是雜文。他的雜文，卓然不群，具有鮮明的個人特色。篇幅短小，酣暢淋漓。讀他的雜文集，令人想起王羲之《蘭亭集序》里的話：“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舉凡政壇風波、烽煙戰事、萬邦動態、市井瑣聞，無不入其法眼，而發為評論，皆中肯綮。

高汾（左）和趙超構

四

高集無疑是想借助趙超老的這支椽筆，為新創刊的《人民日報》海外版增光添彩。但是，1985年的趙超老，已然75歲高齡。他會答應嗎？

讓我們仔細看看趙超老這封信是怎么說的。

開頭說了些客套話，接著，他說寫些什么，還沒有考慮好，但答應“文債一定還”。下面的文字有點傷感。他舉了幾個例子，華羅庚、關在漢、劉思慕這幾個老人匆匆離世，都與勞累有關，他不得不有所顧忌，“太傷腦筋的文章就不‘敢’拼命寫”。接下來的話就很有意思，足堪細品。接著，他提到了《人民日報》一篇文章——《大好時光忙些啥？》，這是篇什么文章？我決定做一番考證。

先查了百度。沒有找到關于這篇評論的出處。但意外發現，我的研究生同學——做過《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后來升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于寧出過一本書，書名正是《大好時光忙些啥》。這本書于1997年10月1日出版，是一本理論隨筆集。我猜想，既然書的著者是于寧，書名又是《人民日報》的那篇評論，那么，這篇評論的執筆人一定是于寧兄。

于寧兄長我幾歲，身體也不太好，所以，我請原報社的一位同事，也是《人民日報》報史研究專家祝華新幫我檢索一下。他很快反饋，刊發時間是1985年5月30日，版次是頭版重要位置。

前排左起：鄧季惺、陳銘德 后排左起：高集、高汾、郁風、錢辛波、吳祖光

五

評論文章不長，680多字。主題正如標題標示，是對一些領導機關和領導同志工作作風的語重心長的問詢和提醒。

這篇文章，態度溫婉，語氣和順，并無疾言厲色，指出的問題也不涉政治立場、態度，不過是一般性的批評。請看下面幾段文字：

“年年月月日日時時，時間老人對每個人的贈予十分公平。時時日日月月年年，每個人對時間老人的回贈卻大不相同。大好時光忙些啥？誰都應該好好想一想，做領導工作的同志更應該多想一想。

“……有的同志卻是另一種‘忙’：忙于開各種不解決問題的會議，忙于搞不疼不癢的文件，忙于參加各種‘內事活動’，忙于部署應付檢查、參觀的表面文章……

“他們是有效地利用時間，還是無謂地耗費時間，都會影響成千成萬人。

“在改革中，各種實際問題、政策問題、思想問題紛至沓來，迫切需要正確解決。這就要求我們的領導者加強責任感，改進工作作風，跳出‘文山會海’，深入實際，認真研究，慎重決策。

“讓我們翻翻自己的記事簿——忙了些什么？成效怎么樣？再查查今后的日程表——準備忙些什么？其中哪些事需要增加時間、多花氣力？哪些事應當減少時間、甚至免掉？”

很明顯，評論是批評那些主觀主義、形式主義，不愿動腦筋解決實際問題，只想偷奸耍滑做表面文章的作風。這些毛病，其實并非只是干部隊伍的主要問題。即便如此，這些問題也并非小恙，而是痼疾。試看，從上世紀40年代延安整風開始，到改革開放的上世紀80年代，黨和政府發布過多少文件，反對形式主義等不正之風。

六

想來，趙超老對此必有深切體察。1957年“大鳴大放”前后，他寫了一百多篇針砭時弊的雜文，有的比較溫和，有的則很激烈。其中《先鋒何在》，批評新聞界缺乏敢于直言的先鋒。毛主席念舊情，保了他，使他幸免于難。但“文革”爆發，他這個“漏網大右派”挨整多年。

文章引起趙超老同慨，他說，我覺得有許多不必要的“忙”偏是自己找出來的。后面，是這封信的最后一句：“忝為老朽，當然以少說為佳。”

趙超老不想說了。是的，他說了一輩子，不想說了。依然是《未晚談》的筆法，不必說穿，點到為止。

最后，回到開頭約稿的問題：趙超老踐諾沒有？他給“望海樓”寫文章了嗎？

可以肯定的是寫了。多年前，我為寫岳父母的傳記，查過那幾年的報紙，在“望海樓”專欄作者名錄中有趙超老的名字，但是，究竟寫了什么，當時沒在意。現在想查，卻大不易了。一些老朋友說，查閱手續非常繁雜，最后無果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