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多次為《廣西文學》的“詩歌雙年展”撰寫綜述，對廣西詩歌的發展狀況較為熟悉。若以劉春、黃芳、陸輝艷、黃土路、牛依河等詩人近期的詩集作為觀察切口，或能更深入、真切地把握廣西詩歌的現狀與特質。

劉春是在詩歌創作與研究領域均取得突出成績的代表性詩人。無論是他早年參與創辦廣西民刊《自行車》，還是后來創建網站“揚子鱷”以及編選《70后詩歌檔案》，其詩歌寫作、批評與相關編輯工作，都生動呈現出“70后”一代人的精神歷程、成長軌跡與社會際遇。由于早年在桂北鄉村的生活經歷，劉春早期詩歌中難免帶有一種源自地方性經驗的焦慮。在詩集《兩種故鄉》的第三輯中，他以“歧路村”為象征，將過往的鄉村記憶、土地倫理、家族命運與青春往事，轉化為如胎記般伴隨一生的精神印記?！白屛移鹆⑾蛏倌陼r代的我致敬/那顆沖動又隨時隨地為真理敞開的心/如此孤獨，又充滿感激”（《懷念》）。在城市化的遮蔽下，劉春不得不以略帶尷尬的姿態面對并試圖紓解這種焦慮，也因此身心深處承載著“兩種故鄉”的糾葛。近年來，劉春逐漸將目光投向日常場景與細微事物，透過對他者與自我命運的洞察，持續推動自身的詩歌寫作。他甚至能夠“于無聲處聽驚雷”，在平靜的表象下觸及深處的震撼。同時，其詩中的精神面貌、思想張力與包容空間日益開闊，一種關乎命運共同體的詩歌意識正在形成。例如《風吹大?！贰段⒚Ｖ狻返茸髌?，在具象與虛無、對話與獨白的交錯中，既關乎個體命運，也指向整體性的生存境遇。而組詩《詞不達意》則將現代經驗的微妙觸角探入古典詩詞的空間，在古今對話與語言再造中，展現出漢語的魅力以及現代詩歌差異化表達的可能。

黃芳是“70后”詩人中較早嶄露頭角且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一位。與同時代許多女性詩人相似，她曾在詩歌中反復書寫女性的身份、經驗與意識，并通過理解、“扮演”乃至重構不同文化語境中的女性形象，試圖抵達“永恒的女性”之境。在某種意義上，女性的一生仿佛都在準備、創作并修改一幅終極意義上的自畫像，而詩歌正承擔了自白、禱詞、慰藉與白日夢的功能。近年來，黃芳的詩歌愈發顯露出一種沉潛的力量。她的自白、自省、對話、協商與追問，皆附著于具體的物象與內心的圖景之中。在《黃昏里》等作品中，隨著“中年經驗”的來臨，她更加專注于日常的生存現場，以及其中無法回避的疾病與死亡敘事。在記憶與現實交織的視野里，她將普通人的命運從斑駁的陰影與黑暗中，重新帶回文字的陽光下。黃芳總能于現實與想象之間找到微妙而精準的連接點，在細節與幽微的場景中激活想象的閃電，引發低沉的雷鳴，并在看似尋常的表象背后，展開戲劇化的靈魂分身。值得注意的是，她的詩歌在靜水流深中依然葆有力道、張力與銳利，“父母賜予的206塊骨頭/我一生都保持了它們應有的硬度/我死后/請讓它們在烈火中焚燒/請把我終生不曾曲迎的灰燼/埋在筆直的樹下”（《遺言》）。這樣的詩句，再次印證了女性詩人天然帶有的自白氣質與自畫像般的精神品質，也讓寫作成了一種深刻的個人傳記。

在廣西“80后”女詩人中，陸輝艷的創作顯得異常安靜而又特別。這種特別，源于她在當下的生活里對過往持續的追溯與挽留，也源于她對命運那張最終底牌的清醒察覺。更重要的是，在她日常、干凈、舒緩而節制的語言節奏中，那些細小、幽微、沉暗的日常事務，卻蘊含著強大的精神勢能，呈現出寓言般的真實與命運感：“那是在夏天，我推著父親的輪椅/經過香樟樹下/在它折斷的地方/已新長出枝葉/它們還沒有聽到過滾雷聲”（《閃電》）。她仿佛推開了日常的屏障，在寒夜中為自己鋪就漫長的鐵軌，必須走過寒冷、黑暗與雨水，才能維持一個人“更清醒地生活”（《簡單生活》）、“可以被證實的生活”（《薄暮》）以及“理應是更加仁慈的生活”（《仁慈的生活》）。在陸輝艷緩慢如鏡頭推移的書寫中，凝聚了如此多的陰影與塵埃。她的詩歌于平靜中蘊藏著不容忽視的張力，以及反諷與悖論的光芒。詩人如同飛蛾，一次次撲向刺痛灼熱的燈火，“猶如繩索之于囚籠或船渡/猶如永恒的黑暗之于人類或鱒魚”（《條紋》）。那是在不斷失去中挽留記憶、在生存困境中尋求自我救贖時必然發生的碰撞與碎裂之聲。陸輝艷的詩歌讓我們感受到詩的糾正力量，也印證了詩歌作為個體主體性精神事件的意義。她揭示出現實生活與詩歌現實之間既相互關聯又本質區別的關系——通過建立一種充滿不確定性的詩歌現實，她為自我找到了支撐點，或一個幻夢般的入口。由此，她得以穿透經驗的表層，抵達存在的內里，在語言的轉折與緩沖地帶，同時揭開生活的真實與虛無。

黃土路寫詩已逾30年。我十分認同他的詩觀：“詩人在他時間和空間里舞蹈，向下挖掘或向上飛行。當他挖掘，他是滯重的，當他飛行，他是輕盈向上的。詩人可以是一只昆蟲，一條小魚，也可以是猛禽和大象。詩人在自己的世界里營構房屋、愛情甚至戰爭，最終又平息它們?！毕蛳峦诰蚺c向上飛行，構成了黃土路詩歌多年來并行的雙重向度，或更準確地說，二者已融合為同一個方向——正如某位偉大詩人所言，“向上的路與向下的路實際上是同一條路”。更重要的是，黃土路的詩歌并未局限于既定的語言經驗或生活經驗。他始終嘗試拓展語言與生活的雙重邊界，這使得他的寫作拒絕預設與定型，而是通過不斷的偶然性與生成性，激活詩歌面貌的無限可能與未知狀態，從而印證了一位詩人的創造效力與內在活力。在《黑暗前傳》《人與動物的交流史》等作品中，我們能感受到黃土路詩歌強大的消化與包容能力。日常與未知、情感與感受、經驗與超驗、智性與直覺，種種元素在他筆下得以充分對話與融合。

牛依河一次次書寫故鄉，一次次彎腰撿拾“故鄉剝離出來的碎片”，將它們重新拼貼成形。詩人曾坦言：“每一個鄉愁都是不可治愈的/大地的裂縫”（《碎片》）。當精神層面的“鄉愁”抒寫與具體的時代背景、鄉土命運以及現代性的城市話語相聯結，這一寫作類型便不可避免地攜帶著強烈的現實感與倫理化的精神姿態。顯然，詩人的“鄉愁”源于城市化進程的巨大擠壓及其所帶來的焦慮，他也因此在詩中反復探尋不確定的命運。如果說鄉村或鄉愁仍具有某種精神救贖的可能，那么詩歌便成為個體最后依托的烏托邦。倘若這種向上、向后的精神向度，與真實不虛的生命體驗、鄉村場景以及社會倫理相互融合，矛盾之詩與焦慮之詩便同時產生——消亡的事物、緊張的時刻、挽歌與夜歌也隨之必然浮現。在整體性碎裂的境況下，詩人只能從回憶與尋找出發，而鄉土的地方性知識與空間差異正逐漸消逝。可貴的是，牛依河的“鄉愁”書寫避免了單一向度與倫理化的簡單判斷。實現了對“鄉村”“鄉土”“鄉愁”的深厚自省與復雜呈現。

以上五位廣西詩人的詩歌品質具有鮮明的差異，卻又都是從分層的生活現場與精神淵藪中激發而來。整體來看，詩歌更像是一把重新整理生活的起釘器，讓我們目睹現實與想象之間的彼此砥礪與博弈。

（作者系《詩刊》社副主編、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