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先鋒》，路英勇著，作家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

1921年前后的中國，內憂外患交織，思潮激蕩涌動。一群知識分子率先走出書齋，以報刊為陣地，以筆墨為火炬，在沉寂的國土上發出了覺醒的強音。他們不僅是思想的啟蒙者，更是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的重要奠基人。紀實文學作品《急先鋒》以陳獨秀、李大釗、邵飄萍三位報人為核心，系統書寫了這段澎湃的辦報史，展現了他們以筆為戈、喚醒時代的壯麗畫卷。

一本報刊如何喚醒一個時代？一支筆桿何以成為刺破黑暗的利劍？《急先鋒》給出了生動答案。陳獨秀、李大釗、邵飄萍的故事，共同詮釋了何謂“先鋒”，何謂“擔當”。《急先鋒》的作者路英勇以嚴謹的史學態度和生動的文學筆法，深入梳理三位報人如何通過創辦報刊、發表文章，在民眾中傳播進步思想、動員社會力量。書中不僅呈現了他們公開的戰斗，也勾勒出他們作為主編、作家、革命者的多重身份與內心世界。大量一手史料、報刊原文、歷史照片及往來書信的引用，使敘述兼具可信度與感染力。作者并未止步于歌頌，也客觀呈現出他們在復雜歷史環境中的探索、困境甚至犧牲。它讓我們看到，思想傳播并非空中樓閣，而是要與時代對話、與人民共鳴、與現實搏擊。這本書，是對那段崢嶸歲月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是對“媒體人初心”的一次深刻叩問。那段歷史或許已然遠去，但那聲聲吶喊、那篇篇力作、那群人的風骨與熱血，依然透過紙張，撞擊著今人的心靈。

中華讀書報：書名為何是“急先鋒”？促使您創作《急先鋒》的契機是什么？

路英勇：110年前，也就是1915年的9月，中國誕生了一本雜志，名叫《新青年》。這本雜志刊發的文章、討論的問題像春雷一樣驚醒了當時的青年。它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向封建禮教發起了猛烈沖擊，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陣地。我長期從事出版工作，《新青年》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無與倫比，很早就有想法寫一本書。陳獨秀、李大釗由創辦報刊成為黨的創始人和早期領導者，而邵飄萍則由一位具有正義感的記者成長為著名的“紅色報人”。他們是思想的急先鋒，更是革命的急先鋒。我把他們三人作為這本書的敘事核心，并且把這本書命名為《急先鋒》。

中華讀書報：陳獨秀策劃的“文學革命”、李大釗的“妙手著文章”、邵飄萍的“新聞救國”，都是這本書著力渲染的“重頭戲”。史料的真實性與文學性的平衡是否也要把握分寸？

路英勇：是的，寫作《急先鋒》，我遵循的原則是尊重史實，運用的材料都是有據可查的，同時也兼顧文學表達的合理性，增強文本的故事性、可讀性。比如，書中陳獨秀策劃“文學革命”這部分內容，就突出表現了他獨具魅力的人格特征：一方面是誠懇接受胡適批評和建議的謙遜，一方面是“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的決絕。在我看來，這正是陳獨秀作為雜志主編的一種職業素質。

中華讀書報：在寫作《急先鋒》的過程中，您發現他們在辦刊方面有哪些特點？

路英勇：李大釗、邵飄萍都特別欣賞明代詩人楊繼盛的獄中題壁述志聯“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在李大釗心目中，“鐵肩擔道義”就是對有正義感、使命感的報人的一個最好注解。后來，他到北京大學做圖書館主任，親手寫了“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條幅掛在辦公室里。與楊繼盛原聯不同的是，其中的“辣手”被李大釗改成了“妙手”。“妙手”與“辣手”相比，更突出了一種學理研究的意味。李大釗辦刊的最大特點就在于“妙手著文章”，他寫出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布爾什維克的勝利》等文章，使他成為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之一。而邵飄萍在《京報》創立的時候，手書“鐵肩辣手”四個大字懸掛于編輯部，直接摘取了楊繼盛原聯中的用語。他認為記者秉持正義、針砭時弊，寫的文章就必須要有“辣味”。邵飄萍在自己所處的那個時代，“鐵肩辣手”很自然地成為他實現“新聞救國”理想的精神信念和使命擔當。陳獨秀創辦雜志，最早想請好朋友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幫忙，但汪孟鄒經營困難，就介紹群益書社與陳獨秀合作。群益書社每月給陳獨秀編輯費、稿費二百元，《青年雜志》（一年后改為《新青年》）得以創刊。汪孟鄒在日記中記下了這件事：“子壽來告以《青年》事已定奪云。”書中對這件事，發出以下議論：“這一句話，看似輕描淡寫，卻深含一種精神的力量。陳子沛、陳子壽被關注得太少了，這實在是不應該。提起《新青年》，人們很少想起他們。他們對《新青年》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似乎怎么說都不過分，因為如果沒有他們，就不會有這本雜志的誕生。”

中華讀書報：關于陳獨秀、李大釗、邵飄萍的作品較多，但這些作品，尤其是關于陳獨秀、李大釗的作品，大多聚焦于他們的革命生涯或思想理論，專門寫他們辦刊辦報實踐的作品并不多見。

路英勇：其實陳獨秀早年就有辦報辦刊的經歷。1915年9月，他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一年后更名為《新青年》。1917年1月，他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把《新青年》帶到北京大學，“一校一刊”的結合，使《新青年》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司令部”。1918年12月，他又創辦《每周評論》，推動五四運動席卷全國。1920年2月，他躲避北洋軍閥的追捕，回到上海，一邊主編《新青年》，一邊籌劃成立中國共產黨。李大釗先是創辦《晨鐘報》，并擔任編輯主任（總編輯），后又成為《憲法公言》《甲寅》日刊的主要撰稿人。1918年，他出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不久即成為《新青年》同人。他在《新青年》上推出“馬克思研究專號”，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成為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之一。邵飄萍先是在杭州、上海等地當記者，1916年7月，到北京擔任《申報》駐京特派記者，兩年后創辦《京報》。《京報》被查封后，他被迫流亡日本，回國后復刊《京報》，使《京報》成為兼具新聞深度與思想高度的輿論陣地。他們雖然成長背景不同，但最終都成了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之所以殊途同歸，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們都擁有追求真理、喚醒民眾、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的偉大理想。

中華讀書報：紀實文學作品的表現手法多樣，我發現您在寫作技巧上也格外用心。

路英勇：我有意采用了互見、議論、對比等方法。比如陳獨秀以《新青年》為核心的“啟蒙先驅”定位、李大釗以理論傳播為核心的“革命播火者”定位、邵飄萍以《京報》為核心的“紅色報人”定位，決定了同一交叉事跡在不同人物篇章中的詳略差異，既避免重復，又讓每個人物形象更聚焦、立體。

中華讀書報：您認為《急先鋒》的出版在當下有何現實意義？

路英勇：他們三人自辦報辦刊之始，就確定了自己的人生志向。陳獨秀要用《新青年》“喚醒青年”，實現民主救國、科學救國的理想。李大釗創辦《晨鐘報》，是要與青年攜手，共同創造“青春中華”。邵飄萍當記者、辦《京報》，是為了“為國立言，為民請命”。今天寫這部作品，也是希望追尋他們創辦報刊的足跡，傳承他們的“急先鋒”精神中蘊含的智慧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