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是一門源于生活、成于匠心的藝術，其生命力本應如涌泉般不息，如百花般各異。然而，一段時期以來，行政思維對藝術規律的干涉、功利心態對創作初心的侵蝕，導致戲劇舞臺上題材雷同扎堆、主題先行、制作浮夸、個性泯滅等亂象頻出，由此消耗了寶貴的創作資源，更挫傷了藝術最珍貴的獨創性與多樣性。

金圣嘆在評點《西廂記》時指出，筆下人物故事“我自欲寫，而于古人無與”，強調的是非功利的創作觀；梅蘭芳先生依據自身天賦和時代審美，對京劇旦角藝術進行創造性整合與發展，極大地拓展了旦角的藝術表現力，是“演自己擅演”的典范。

近期，中央宣傳部、教育部、財政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國文聯等5部門聯合印發《戲劇振興三年行動計劃（2026－2028年）》，鮮明鼓勵藝術工作者“寫自己想寫，演自己擅演”，為其營造廣闊創作空間和良好創作環境。這一倡導，如一束光亮穿透籠罩在戲劇領域的迷霧，如一道清泉浸潤戲劇藝術工作者的心田。

“寫自己想寫，演自己擅演”（以下簡稱“想寫”與“擅演”）絕非一句空泛的口號，而是對戲劇藝術規律的一次深刻再確認，是對創作主體精神的一次有力解放。它意味著戲劇振興的關鍵，應從對外部指標的追逐，轉向對內生創造力與藝術本體的尊重與回歸。

是什么束縛和阻礙著“想寫”與“擅演”？

當前戲劇創作中的諸多亂象，其根源在于行政邏輯對藝術規律的背離。一些管理部門以行政思維代替藝術管理，以行政命令干涉藝術創作，規定藝術家只能創作什么題材，“命題作文”過多、指令過細，嚴重制約了院團和創作者的積極性與主觀能動性。部分宣傳文化部門在錯誤政績觀的驅動下，陷入“唯評獎論”“唯項目論”的功利化泥潭，一段時期內“唯題材論”盛行，由此催生出三大頑疾：

第一，藝術創作的導向產生偏斜。為獲取項目資金和獎項認可，院團與創作者不得不將“政策符合度”與“評獎喜好”置于藝術表達與市場需求之上。全國多個地方戲曲院團一哄而上演繹同一個英模人物，卻不管題材與劇種本體是否契合。在“重立項、輕打磨”機制下，選題論證不充分，二度創作與市場前景評估缺位，作品的藝術完成度低，這種“狗熊掰棒子”式的創作，使劇目演不起、走不動，很多作品都成為“出了產房就進庫房”的殘次品。更有甚者，為追求有沖擊力的視覺效果，盲目堆砌大舞美、大制作，形式大于內容，不僅造成極大浪費，更傷害了戲劇以表演為核心的本體魅力。

第二，人才成長的通道發生梗阻。功利導向擠壓了青年編劇和演員的成長空間。編劇行業面臨斷層，許多創作者不諳劇種特性與舞臺規律，寫出了很多“案頭劇”。演員則在頻繁“外請名家”和“趕場子”模式中疲于奔命，失去了深耕本土風格、形成個人流派的機會。個別知名創作者受利益驅動在全國各地蜻蜓點水式地參與項目，淪為“一錘子買賣”，遑論“擅演”？

第三，藝術表達的活力出現衰竭。當創作起點被外部指令替代，淪為對行政要求、評獎目錄或題材熱點的機械響應，“寫什么”的功利考量便壓倒了“為何而寫”的心靈追問與“如何寫好”的藝術探索。這不僅使得創作過程變得短促浮躁，更有甚者為迎合時間節點而硬趕工期、浮光掠影。有的創作者對主題創作理解狹隘，自我設限、回避矛盾，導致敘事模板化、人物概念化、表達公式化，作品缺乏獨特的生命質感與思想深度。當創作不再是源于個體生命體驗的沖動，表演不再是基于劇種特色的深耕，“想寫”與“擅演”便失去了根基。

為什么提倡“想寫”與“擅演”？

“寫自己想寫，演自己擅演”這一理念的提出，絕非理論的空轉，而是針對時弊的精準回應。它的價值，恰恰在于重新確認了藝術創作中“人”的主體地位，將“想寫”與“擅演”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完整的藝術自覺過程。

守護創作原點——真誠是唯一的捷徑。“想寫”，不是任性地閉門造車，而是創作者基于真切生命體驗、深刻時代感悟而產生的表達沖動。劇作家羅周將所有外部題材都內化為“人”的命題，從挖掘特定人物的精神內核與情感世界入手，將“命題作文”轉化為“自己想寫”的藝術課題。這種轉化能力，恰是藝術家主體性的體現。面對外界的評論或質疑，羅周展現出對自我藝術邏輯的堅持。評論家王馗就指出，她“絲毫不受影響，以不斷趨于成熟、自由的寫作方式，按照自己的創作邏輯推出一部部更加精彩的作品”。這種在贊譽與質疑中保持云淡風輕、心無旁騖的創作狀態，正是不唯市場、不唯評獎，尊重藝術本體規律的寫照。與之相對的，那些為申報而策劃、為獲獎而生產的“奉命之作”，從起點就背離了藝術規律。試問，一位劇作家對所要塑造的先進典型并無深刻理解、沒有被其精神感動，只因題材熱門而創作，如何能寫出生動鮮活的形象？唯有當“想寫”成為發自內心的渴望時，創作才會擁有獨特的生命感與穿透力。

尊重藝術規律——深耕是唯一的通道。“擅演”，不是天生的絕技，而是在長期的舞臺實踐、深入生活、反復打磨中形成的藝術把握能力。編劇何冀平深入老字號生活，數易其稿方成就《天下第一樓》的經典地位。粵劇編劇莫非曾70多次往返藏族聚居區采風，伏案10月寫成萬字藏·粵史詩劇《駐藏·張大人》。現實中“趕場子”的名家難有深耕之心，“急就章”的創作難有打磨之功。當創作周期被壓縮為“倒計時”，當演員在頻繁的“一日游”式合作中疲于奔命，“擅演”便失去了根基。藝術沒有捷徑，任何背離“擅演”規律的速成，都是對藝術本體的傷害。

激活個體能量——個性是繁榮的根基。全國三百多個劇種，每一種都有其獨特的聲腔、程式與美學品格。昆曲的雅、川劇的變、越劇的柔、秦腔的高亢，正是劇種個性的體現。同理，每個院團、每位藝術家都應有自己的藝術 DNA。當“寫自己想寫，演自己擅演”成為常態，題材扎堆、同質化競爭的怪象才會消解。戲劇生態的多樣性，恰恰依賴于無數個體的獨特性。百花競放，不是讓百花開成一種花，而是讓每一朵花都按照自己的天性而綻放。

重構評價標準——人民是終極的裁判。可喜的是，第三十二屆中國戲劇梅花獎和第十九屆中國戲劇節已將演出場次、觀眾口碑、市場生命力作為重要標準，這傳遞出強烈信號：戲劇的終極評委是時間和人民。那些“叫得響、傳得開、留得下”的作品，無一不是創作者“想寫”與“擅演”高度統一的結晶。評獎改革的深層邏輯，正是將評判權交還給藝術規律本身。獲獎劇目不能“封箱入庫”，而應在舞臺上常演常新，接受觀眾的檢驗，在持續演出與修改中使作品日臻完善。

由此可見，“寫自己想寫，演自己擅演”是一個藝術自覺的連續體：從真誠的創作沖動，到深耕的藝術實踐，再到獨特的美學呈現，最終交由時間檢驗。這是戲劇藝術從原點出發、回歸本體的完整閉環。

如何激發“想寫”與“擅演”的創造力？

讓“寫自己想寫，演自己擅演”從理念成為常態，需要從評價體系、人才培養、生態建設等多個維度進行系統性地改革與重塑。

改革評價與資助體系，強化“以人民為中心”的導向。評獎改革引領風向，徹底扭轉“評獎即終點”的導向，將市場生命力、觀眾認可度作為核心指標。資助指向長效與多元，改變專項資金只熱衷“新創大戲”的傾向，而要覆蓋經典復排、傳統戲整理改編、中小型原創及長期打磨提升的作品。借鑒江蘇省“優秀文藝成果獎勵辦法”和長沙市“演藝新空間十條”等，對原創與巡演均給予真金白銀獎補。同時，應積極為民營劇團打開參與評獎和獲得資助的通道，激活基層生態的多樣性。

夯實創作根基，涵養“十年磨一劍”的靜氣。建立中長期孵化機制。借鑒“戲聚星火”大灣區青年戲劇計劃等模式，打造從“劇本孵化—工作坊演讀—劇場試演—市場推廣”的全鏈條扶持平臺。為創作者提供時間、空間和試錯成本，讓好創意得以孕育成熟。強化以劇種為核心的人才培養，提升編劇、導演、演員對本劇種美學特色的深度理解與實踐能力，鼓勵院團建立自己的創作梯隊，減少對外部名家的盲目依賴。

營造健康生態，培厚百花齊放土壤。重塑求真務實的評論風氣。大力倡導“有真知、講真話”的戲劇評論，打破“人情評論”“紅包評論”的桎梏，讓評論成為創作的“磨刀石”，以專業的、建設性的批評，幫助作品成長，引導審美提升。拓展“演藝新空間”建設，利用城市閑置空間、特色街區等方式打造中小型劇場。鼓勵實驗性、個性化探索，讓戲劇融入城市生活，滋養在地文化。建立深入生活的長效機制，以制度保障創作者擁有充足的時間和條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獲取獨特的素材與感悟。

“寫自己想寫，演自己擅演”，其本質是呼喚一種深刻的藝術自覺。它要求管理部門將權力之手轉化為服務之手，為創作松綁，為探索護航；要求院團將追逐短時政績的焦慮，轉化為培育長遠風格的耐心；更要求每一位創作者，在時代的喧囂中守護內心的真誠，在技藝的錘煉中叩問自我的表達。戲劇的振興，不在于一時一地獲獎之多寡，而在于能否持續產生直擊靈魂、代表時代精神高度的作品。只有當無數個“想寫”的靈感自由迸發，無數種“擅演”的風格璀璨爭艷，中國戲劇的百花園才能真正迎來生機勃勃的春天，那綻放在舞臺上的“梅花”，也才能深深烙進觀眾的心坎里，經久不衰。

（作者系群眾雜志社副總編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