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忠實可靠的地理空間

幾乎每一位作家的筆下，都有一個或隱或顯的故鄉。就像擁有血緣關系的親人，它永遠盤桓在作家的內心，成為作家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作家想要表達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認知與看法時，故鄉自覺或不自覺地變成一個忠實可靠的地理空間，一個信手拈來的生活場域。故鄉有作家的生命之“根”和精神之“源”。

故鄉不僅是作家寫作中一種難逃的空間宿命，也是任何人無法割舍的生存依戀。因為故鄉總是與童年記憶相關，與一個人的成長緊密相連。故鄉與童年，其實是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當我們遙望故鄉，很多時候是在遙望童年。盡管有些人一生可能就生活在家鄉，但讓他最感佩的或許依然是童年的記憶。的確，童年是一個人建立自己與世界聯系的起點。但兒童只能用感知的方式進入世界，因為他還沒有成熟的經驗，只能通過自己的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和觸覺，與周邊的環境建立聯系，并形成最初的人生經驗。一旦這些人生經驗形成，它們就與故鄉形成潛在的依附關系，并或深或淺地影響著這個人的一生。美國華裔地理學家段義孚在《戀土情結》中說道：“人對環境的反應可以來自觸覺，即觸摸到風、水、土地時感受到的快樂。更為持久和難以表達的情感則是對某個地方的依戀，因為那個地方是他的家園和記憶儲藏之地，也是生計的來源。”所以很多作家談及童年記憶對他們創作的重要影響時，都坦承自己對故鄉的依戀之情，這也折射了故鄉對他們創作的潛在滋養。

這種來自生命初始階段的童年記憶，表明故鄉作為人的知覺與記憶的“生活世界”，聚合了他的諸多身體記憶和感官密碼，包括故鄉的自然環境、生活氣息、鄉音語調、觸覺體驗等，并內化為本能性的身體記憶。用德國哲學家胡塞爾的話來說，“生活世界”是我們直接經驗到的、前科學的、主觀的世界，是先于科學反思的直觀經驗總和。作家筆下的故鄉，正是這樣一個“生活世界”的縮影。它不是地理學或經濟學意義上的客觀實體，而是充滿情感、記憶、風俗和人倫關系的意義世界。作家的創作，就是試圖捕捉并呈現這個被體驗著的世界的某些本質特征，是對故鄉知覺經驗的“本質直觀”的表達，文字只不過是激活“感知場”的媒介。這也是為什么很多作家在書寫故鄉時，故鄉總是被描繪成溫暖的、充滿人情味的、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純凈之地。

作為身體記憶和感官密碼的故鄉，本質上也承載了一個人的精神歸宿與身份認同，具有生命的本體意味。故鄉作為“此在”的原始場域，從存在主義角度看，已非簡單的地域坐標，而是作家最早體驗世界意義的原初境域，也是作家進行自我確認、形成自我意識的原始空間。如果說寫作是作家對人生的一種回望與緬想，是作家對于自然、歷史、社會和人性思考之后的審美表達，那么借助故鄉的山水、鄉音與生活習俗，作家的內心形成對“存在”的本體性理解，其中包含作家主體對生之道、生之理、生之質的感知和體悟。任何作家筆下的藝術世界，都是他所熟悉的經驗世界的一種映射。當他試圖將自己的所思所想安置在一個穩定且鮮活的經驗世界里，故鄉常常成為他的重要選擇。如林斤瀾筆下的溫州“矮板凳橋風情”，遲子建筆下的黑土地，張愛玲筆下的上海市井，以及福克納對“郵票一樣大小”的奧克斯福小鎮的書寫，都不只是一種情感上的眷戀，而是作家對自我生命本體的確認。

被記憶、想象和情感需求共同塑造

當然，故鄉之所以成為一種記憶的存在，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時間和距離。故鄉是回望的產物。但時間會重組記憶，距離會產生陌生。隨著作家個人生活的不斷變遷，尤其是人生閱歷和思想積淀的不斷增加，故鄉作為一種曾經熟悉的、單一的生活空間，已經不復存在。它只是作家創作中的一種主觀回望。這種審美上的回望，常常體現出生命內在的欲望辯證法：故鄉既是作家創作中渴望回歸的“母體”，又是其必須掙脫的“牢籠”。這種張力狀態，構成作家敘事的內在動力，如狄更斯對倫敦的愛恨交織，驅動他對社會倫理的深刻批判。

故鄉有時也成為作家審視“此在”生活的一種參照，即擺脫現實困境、追尋內心家園的重要符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他者”的功能。也就是說，在時間和距離的驅動下，故鄉有時會在作家的回望中變成一個被對象化、被審視的客體，一個被其放在顯微鏡下，用以觀照和反思當下生存的鏡像，借此確認自我的現實思考與判斷。像魯迅筆下的紹興，包括魯鎮、未莊等，就常常成為他反思現代啟蒙的重要空間，從《在酒樓上》《故鄉》到《阿Q正傳》《孔乙己》，莫不如此。我們當然可以說，這是作家對故鄉進行反烏托邦式的現代性重構，但是，在這種對話性、反思性的書寫中，依然滲透了作家對于故鄉的復雜情感和內心情懷。

這種情形，在很多海外新移民作家的筆下，顯得更為突出。從一種文化語境進入另一種文化語境，新移民作家為了理解并適應“此岸”的新世界，常常會不斷地回望、調用“彼岸”的傳統經驗。在這個過程中，故鄉的風俗、人情、價值觀等，經過時間和距離的淘洗之后，往往變得格外清晰，同時也變得相對陌生。所以他們在書寫海外新生活時，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在華人身上摻入各種故土的文化元素，使之成為作家審視異域生活的一種重要參照。這些小說在敘述異域生活及其歷史記憶的過程中，總將華人置于敘事的中心地帶，讓他們與當地人形成一種互為他者的對話性關系，從中揭示人物在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與撕扯，也放大華人特殊的族群精神和生命韌性。這些來自故土的華人，在異域文化中所呈現出的強大生命力和精神意志，是作家們與生俱來的故鄉情結和文化倫理的一種折射，同時也從心理層面反映出新移民作家對于身份認同的潛在焦慮。

作為作家生命本體意義上的故鄉，在不斷重返作家的筆下時，已不可能是客觀現實的復刻，而是被作家情感反復浸潤過的“心理現實”，變成記憶、想象和情感需求共同塑造的產物。它可能被美化，成為一種烏托邦式的心靈庇護所；也可能被質詢，變成反烏托邦式的審視對象；還可能被他者化，成為在多元文化交流和碰撞中的地域符號。但無論如何，故鄉都已不再是那個原初的、純粹的、具體的場域，而是變成某種具有隱喻意味的文化符號，聚合創作主體對于世界的整體性認知與思考。

一個可以不斷被重新理解的公共文化符號

作家對故鄉的符號化提升，體現了作家對于自我認同的建構——對故鄉的書寫，也是對“我是誰”“我從哪里來”這一根本問題的探尋。通過重構故鄉，作家也在重構自我的歷史與身份。這種被符號化的故鄉，其實已成為作家主體精神的投射和外化。同時，現代人常常感到“無家可歸”，這正是一種存在主義的焦慮，而作家將故鄉符號化，也是他們反思現代文明對傳統“故鄉”的侵蝕，揭示人與土地、傳統、自我的疏離狀態，體現作家尋求精神棲居之地的努力。它所帶來的優勢之一，就是面對一個被符號化的、開放性的故鄉敘事，讀者也可以找到廣闊的闡釋空間。不同時代、不同背景的讀者，都能將自己的鄉愁與生命體驗投入這個符號中，與之產生共鳴。文學中的故鄉，由此也成為一個可以不斷被重新理解的公共文化符號。

中國是一個從鄉土親緣結構中發展起來的國家。它是在差序格局中，圍繞故鄉和血緣建構起深厚的倫理社會。故鄉在中國作家的筆下，體現了創作主體從土地到靈思的哲學之旅，也傳達了國人對“家”和“根”的執念。在具體的創作實踐中，作家與故鄉的關系，本質上是從具象經驗走向抽象精神的哲學實踐，但從存在的層面上說，故鄉確定了作家在世界上的身份和位置。當然，優秀的文學創作，最終都會使故鄉超越單純的地理概念，成為人類擺脫共同困境的隱喻。這也許正是我們重審文學與故鄉關系的價值所在——在個體與普遍的辯證中，揭示藝術創造與人性根源的深切關聯。

但我們也不得不關注另一個有趣的現象：盡管現代人普遍感到“無家可歸”，但在當下年輕作家的筆下，有關故鄉的表達越來越稀薄，似乎他們的寫作越來越不愿進入“回望”。從理論上說，現代社會的快速變遷，尤其伴隨城市化和經濟全球化，使得許多人的故鄉在物理形態和文化生態上都發生巨變，甚至面目全非。這種“回不去的故鄉”已經成為一種現代人集體性的精神癥候。青年作家們完全有理由書寫現代社會中人類共同面臨的“失根感”。但事實上，他們寧愿穿越到更遙遠的歷史朝代，或者架空到蒼茫無序的未來時空，也不愿意駐足于曾經的故鄉。這是因為信息技術改變了他們的藝術思維，還是他們生來就對故鄉感到疏離？文學中如果沒有了故鄉這個充滿深情的文化符號，又會缺少哪些獨特的審美韻致？

（作者：洪治綱，系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