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南翔的兩篇小說《禾雀花上的麻雀》和《不容錯過的完美》放在一起讀是一件頗有意趣的事情。南翔雖不是深圳人，但在深圳生活了20余年，其寫作極具“當代性”和“在地感”。他的小說大多以深圳為背景，將對城市、自然、生態以及人與人之間變動不居又不失溫情底色的關系置入其中，從不同層面探索多元人性與生活肌理所包含的復雜性。

與此前的很多小說一樣，這兩篇短篇小說都以深圳為敘事背景，內含“實地考”和“時代考”的相關描寫，比如鳥兒啁啾的深圳灣公園，開著禾雀花的馬巒山，以及1990年代深圳熱火朝天的建設景象和奮斗者的青春往事。從題材來看，兩篇小說又各有特色。《禾雀花上的麻雀》以攝影愛好者梁哥的故事為主體。眾所周知，深圳是中國經濟發展進程中的奇跡，短短二三十年間便從小小漁村發展為了國際化大都市，身處其中的人們的命運與時代同頻共振。梁哥是當地農民兼漁民，身逢盛世實現了財務自由，愛上了攝影。“單反窮三代，攝影毀一生”，這話人盡皆知，但梁哥不在此話之列，他家光是拍攝器材就價值近百萬元，他還和朋友開著悍馬、帶著500個膠卷在西藏拍攝了兩個月。但對于這些頗具“傳奇性”和“戲劇性”的材料，南翔都棄之不用。對他來說，世界上最值得孜孜探索和書寫的不是“外部”的傳奇，而是“內部”的廣闊世界，是人的心靈和情感碰撞出的火花與“奇跡”。梁哥與杜英結發情深，杜英喜歡畫花鳥蟲魚，他家墻壁上掛著杜英畫的一幅寫實性丙烯畫《禾雀花》。可惜杜英生病去世，梁哥喪妻數年后，又重獲新感情，與陳蕓蕓再婚。有一次，他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吃了麻雀，痛悔莫及，對請吃者的恨意縈繞不去，陳蕓蕓勸慰無效，只好將作家“我”請去開解。小說便在這樣的“設謎”與“解謎”中，展開了梁哥與發妻、朋友、親人、二婚太太的多重關系。由此，一段飽含深情的伉儷往事躍然紙上，一份人與自然的情義重獲理解與和諧。

與《禾雀花上的麻雀》的“現實主義”相比，《不容錯過的完美》稱得上是一個“科幻”故事。之所以打上引號，是因為此“科幻”不同于劉慈欣、郝景芳等人對太空和未來世界的設想，而是一個既有現實生活質感又充滿了豐沛想象力的故事。男主人公吉先進1990年代從內地闖蕩深圳，他的性格與此地甚為相契，對新奇事物充滿了好奇心，凡事“敏于行”但也不“訥于言”。雖然只是一名普通教師，但在深圳也過得相當安定，還鼓動前同事甘如意也調到了深圳。他唯一的“軟肋”就是感情生活，離婚后，甘如意將自己的表妹介紹給他，可結局還是一拍兩散。吉先進也曾多次相親，屢遭情殤。聽說甘如意女兒找男友的標準是“百依百順”，他受到啟發，“娶”了一個“完美”的機器人Lily。Lily具有極高的智能化程度、情感體察能力和生活能力。吉先進和Lily非常“恩愛”，從來不會因為柴米油鹽、性格不合而發生口角，一個心有所想，一個想有所應；一個索求無度，一個全面包容。那么，這樣就真的可以舉案齊眉、琴瑟和諧了嗎？人類所苦苦追求的完美婚戀模式真的實現了嗎？

以上只是我對兩篇小說的簡要概述，難免失之粗陋，但相信讀者已經從中鉤沉出了一個共通性的關鍵詞“情感”。有評論家注意到了南翔小說的精神特征和情感特征。馬兵在《自然生態與精神生態的諧振》中指出，其“筆意從知識性的自然名物延展到生態與精神共振的書寫”；季俊峰在《眾里尋“她”千百度》一文中指出，南翔小說思考的是“人生的重要肯綮”，即我們如何面對“或戀或婚的‘不完美’”問題。諸如此類的闡析表明，南翔的“情感中心論”得到了評論界的高度認可。

中國人講五倫，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其中莫不含括相應的情感結構與倫理。作為普遍性的人性表征，情感問題得到的關注度極高。喬納森·特納和簡·斯戴茲在《情感社會學》中將情感稱為“把人們聯系在一起的‘黏合劑’”，認為人類的獨特特征之一就是“在形成社會紐帶和建構復雜社會結構時對情感的依賴”。近年來，“情感”“情動”（affect）理論成為了學界的熱點。學者一方面對相關理論進行介紹和分析，另一方面將它們運用于文學作品的闡解之中。從斯賓諾莎到德勒茲，從身心二元論到身心合一論，闡釋者征引的理論可謂豐繁。不過，在我看來，如果不是將“情感”“情動”運用于特殊的哲學、心理學、病理學等情境之中，那么還不如返回最基本的“情感倫理學”的概念界定。因為一個不言自明的事實是，只要是文學創作就必然涉及情感，就如同所有文本都必然含有時空維度。

因此，相比于西方的“情動”理論，我更傾向于用傳統文化和社會學意義上的“情感倫理”一詞指認南翔的創作題旨，用以觀照這兩篇小說如何通過對夫婦之倫、情愛之倫的書寫再現當代人看似新鮮實則“古老”的關于情感的渴求、向往以及隨之而來的創傷和痛苦。《禾雀花上的麻雀》這一題目很考究且富含深意，但只有讀到結尾其義才會完整顯現。對梁哥來說，禾雀花與麻雀雖然形似，但一個可吃，一個萬萬不能吃。小說一開始就設置了懸疑度極高的情節，梁哥向“我”講述他無意間吃了一席麻雀宴，捶胸頓足，痛悔莫及，“他仰面朝天道，我答應過的，自從2010年我開始拍鳥那天開始，若是我再吃一口天上的飛物，叫我出門就被車撞上，橫死……”。麻雀并非瀕危動物，梁哥痛悔至此又是為何呢？作家設下了一個謎語，但并不急于解開謎底，而是通過從深圳、新疆等不同空間層面的遠觀近看，將敘事節奏穩定地向前推進，讓“真相”通過陳蕓蕓、杜英的表弟鄭孝河從不同側面呈現出來。原來，梁哥和杜英結婚20多年膝下無子，而陳蕓蕓曾育有一子，鄭孝河不想坐實不能生育的一方在梁哥，聽聞麻雀可“令人有子”，于是騙梁哥吃了一桌麻雀宴。真相大白，可嘆可氣，但各方的想法和反應又俱在情理之中。無非一個“情”字，夫妻情深，愛侶情切，親人情急，朋友情真。

《禾雀花上的麻雀》以作家“我”作為第一人稱敘事者，看似是“故事內敘事者”，實則是梁哥人生故事的見證者和講述者。在“我”的觀照下，麻雀之“謎”層層嶄露，情感的溫暖與豐實也次第展現出來。正是因為有著這一“間離性”或者說“審美距離”的敘事設置，梁哥的情感故事所激蕩起的漣漪才如此迤邐動人。這篇小說有著精湛的敘事藝術，容納著極為豐富的人性和情感空間。在僅一萬五千余字的篇幅里，南翔將現實與往昔、詩歌與散文、城市生活與自然生態、情感的真切與生命的遺憾進行交叉疊合，小說的每個部分都兼容著上述元素，有如繁復精美的編織物。

如果說《禾雀花上的麻雀》寫的是“現實情感”的話，《不容錯過的完美》則講述了一段“未來情感”的故事。無論吉先進如何挑剔，他都不得不承認Lily是一個“完美”的妻子：當她被鄰居誤認為是吉先進的女兒時，她高情商的回答撫慰人心；至于做飯，只要告訴她口味，一切要求皆可滿足，就連切皮蛋，Lily也知道是用縫衣線而不是刀切。她陪著丈夫散步、聊天、打摜蛋，對于他小小的慈善之心，她也能細致入微地體察。但凡有任何知識性的問題，她都能馬上回答，猶如一部百科全書。Lily甚至這樣對吉先進說：“如果您喜歡我幽默，我就可以放肆一些；如果您喜歡我嚴肅，我也可以端莊一些。”一切都讓吉先進滿意極了，真愛來得如此完美，簡直讓人措手不及。隨著生活步入正軌，Lily表現得無懈可擊。但隨之而來的是，吉先進所有的負面情緒和病痛在她那里都得不到任何反饋，就像一顆石子投入水中，無聲消息，他所渴望的愛情只不過是程序設定而已。所謂“舉案齊眉”更是無稽之談，因為Lily根本不用吃飯。逐漸地，吉先進對“完美”產生了疑惑和厭倦。能不能讓Lily生一次病，讓他享受一下照顧愛人的感覺呢？可是，要實現這個愿望，只能咨詢生產Lily的公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客服也是智能，無法回答他關于“智能人有沒有靈魂”的問題……

其實，這樣“完美”得可怕的未來并不遙遠，據說馬斯克已經生產出了“貓女”并投入了小范圍使用，Lily有望普及化。但南翔提出的不僅僅是技術問題，更是情感倫理的問題。世間所有的情感都是雙向互動的，都是帶著溫度和心靈體察的回應，如果像吉先進和Lily之間只有單向度的輸送，那么情感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爭吵、受苦、冷戰、煎熬等所謂的情感之“不幸”原本就與“幸福”相伴而生，一體兩面，缺一不可。就像佛家講眾生皆苦，“怨憎會”“愛別離”是煩惱，亦是菩提。

對于南翔來說，在這個“人/機”錯位的情感模式背后，還有更深層次的敘事考量。近年來，AI飛速發展，已經在寫作、文秘、繪畫、撰寫代碼等方面表現出了取代人類之勢，相信南翔對此亦有觀察和深思。人文學界這幾年討論最多的話題就是“AI是否可以取代人類”，與其說人們在提問，毋寧說表露了對不可知未來的恐懼。我相信，AI一定會在許多方面取代人類，但有一個特點是無法取代的，就是“具身性”。人類作為“具身的認知者”，擁有對世界的細膩感知并能借助修辭性話語予以表達，就像沈從文在《水云》中說的“用一顆心去為一切光色聲音氣味而跳躍”，他寫“神氣天真爛漫”的“伶俐麻褐色野兔”，寫浪頭掀起的“銀白色的水沫”和“帶咸味的霧雨”，寫“脆弱枝條上繁花如雪”的“珍珠梅”，優美的感知敘事成為了超克時代政治的永恒的文學“遺產”。另一個反向例子是威廉·吉布森的賽博朋克小說《全息玫瑰碎片》，其中寫到未來人類已機械化，彼時他們想要體驗媽媽懷抱的溫暖、愛人的親吻、食物的美妙，就只能通過“腦機接口”插入芯片體驗，而且是收費的。從南翔的題材來看，他的“先鋒”意識超出了許多作家。借由看似戲謔的“人機婚”和大量“人/機”錯位的細節，他表達了關于人類智能化未來的思考和憂慮。他為機器人取名Lily（意為“百合花”“純潔的”），似也隱含著某種訴求和期許。

再說回兩篇小說的“情”之表達，若論情深之首，梁哥當仁不讓。借脂硯齋評《紅樓夢》之語，“寶玉情不情，黛玉情情”，這意思是說，寶玉所鐘情的還包括“不情”之物即無生命之物，所謂“凡世間之無知無識，彼俱有一癡情去體貼”，而黛玉所用情的只是有情者，寶玉的情感世界因一份“癡”氣而更顯廣闊深邃。想來AI即便擁有了人類作為“靈魂”的那一絲靈氣，有了精細的感觸能力，恐怕它們也無從得知、無法表現何為“癡”吧，遑論像寶玉那樣顢頇的“情不情”。

在南翔的小說里，有一些游走于邊緣的人物形象值得關注。他們并非主人公，卻對故事情節起著重要的鏈接性甚至是決定性作用。比如《禾雀花上的麻雀》的鄭孝河，小說對他著墨不多，只在四人同游時有些許的正面描寫。鄭孝河有豐富的知識信息量，又舍得為別人付出，“生活中有了鄭孝河這樣的人，就感覺生氣勃勃、熱鬧非凡”。在敘事者看來，他和梁哥都代表著這樣一類深圳人——“練達卻純粹”。這與我們印象中“凡事向錢看”的深圳人迥然不同，但相信這是南翔從20多年現實生活中提取出的經驗之談。梁哥其名不詳，或是南翔有意為之，因為“哥”這一稱呼對于中國人來說意味著無限的溫暖和包容。在《不容錯過的完美》中，與吉先進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甘如意。兩個人的性格截然相反，情感經歷全然不同，命運軌跡卻屢屢交叉，就連吉先進最后向公司咨詢Lily能否生病的電話，也是甘如意幫他打的。南翔對甘如意“貼”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標簽”：“趑趄者”，用這個詞來形容1990年代從內地去深圳、親身感受熱鬧轟鳴的城市景象之后“足將進而趑趄”的人。“趑趄者”甘如意對于調往深圳工作幾度猶豫徊徨，最后竟然趕上了比吉先進更好的時機。一個積極，一個趑趄；一個凡事當先，一個處處謹慎，幸運女神卻眷顧了后者，個中情形頗含機鋒。諸如此類的設置是讀南翔小說容易忽略的。借用羅蘭·巴特提出的文本分類，南翔小說既是“可讀的”，讀者可以在通俗易懂的情感故事中體會閱讀之樂；也是“可寫的”，因其小說具有開放性和未閉環處，讀者可以通過“重寫”創造出新的意涵，比如《禾雀花上的麻雀》中有屠格涅夫的《麻雀》、權德輿與袁枚的詩以及關于禾雀花和麻雀的冷僻知識，《不容錯過的完美》中也有不少百科知識，裝在Lily的“芯片”里。這些敘事元素與故事情節構成了互文，有心的讀者可以通過“對讀”將情節的理解推向更深的層次，可謂“深者得其深，淺者得其淺”，而這正是好作品所具備的精神和美學彈性。

南翔從事寫作已40余年，題材相當廣泛，邊地風光、都市生活、異域風貌、自然生態都在他的敘事之列。無論何種題材，他都非常重視“情感”。在《深圳特區報》的采訪文章《愿在城市題材小說里，鋪設更多的情感和善意》中，他表達了對“情感”的執著的敘事追求。南翔的小說可被稱為“深圳情感”的倫理之書，為深圳敘事增添了一抹思辨的亮色，一種兼具理性與感性的深層次思索。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