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我出版了散文集《往昔書》，這是一本向往昔也是向故鄉致敬的書。我希望將個體的回憶置于故鄉家國變遷背景下，寫出一代人的共同記憶。

某種意義上，故鄉是寫作者的根據地。熟悉的風土人情、人文傳統、自然面貌、民眾性格等，可以在情感、語言和內容上直接影響作者的寫作欲望和文本風貌。一個寫作者扎根在一處進行言說，目的在于不斷地抵達他心目中的那份“真實”。“真實”是文學敘事的高級形態。海明威就說過：“我不允許任何不真實進入我的小說。”

我的故鄉叫“蓮花”，一個美麗而富有詩意的名字。我在諸多的散文中都寫到它。

蓮花是江西西部一個崇文重教的古縣。鄉民們總津津樂道它的歷史文化：瀘瀟理學、天如禪學、復禮書院、仰山文塔等。這片被吳風楚雨浸潤、崇尚詩書禮樂之風的邊地，遠在東周時期就有文明跡象的古老大地——我自小生活其間。

我曾經以畢業后在故鄉一個鄉鎮教書為背景，寫作長篇散文《江南未雪——一九九〇年代一個南方鄉鎮的日常生活》。作品以一個鄉鎮為切入點，對轉型期鄉土社會進行描述，寫到鄉村人物、經濟活動、民間信仰、傳統習俗、基層治理、新生事物等諸多方面，期望從一個特殊的視角對時代之變展開思考。

其實我的故鄉，在20世紀90年代初，由吉安地區劃歸萍鄉市管轄。這一行政區劃調整，在一定范圍內將我童年時故鄉的概念，疊加上新質的、稍許陌生的心理感受。

納入新的行政區劃，從蓮花去往萍鄉市區需要跨過一座大山——高埠嶺。它像數千億年前凝固的巨大冰川，橫亙在蓮花縣與北鄰的瀘溪縣、湘東區交界處。蒼翠的綠色扶搖直上，如一座天然屏障，阻斷飛鳥與禽獸的蹤跡。有文獻記載，秦漢以來高嶺兩邊的人煙互不相聞，水流西東。山北的萍水、栗水、草水注入湘江，山南的蓮水流入贛江。

高埠嶺，此前對于絕大部分故鄉百姓來說是陌生而不可逾越的。此后，他們不斷用目光和身子攀登它，在漸漸升起的319國道上回眸和眺望這峻峭山峰的兩邊，心情復雜地感受到一種“地域身份認同”的“呼愁”。

如果說“地域”涉及具有地方文化特質的民間習俗傳說、信仰傳統、鄉村聚落形態、民間建筑形式、思想理念和方言俚語等內容，那么大山兩端在這方面確實存在差異。

30多年來，因行政區劃調整帶來的兩邊人際的交流與互動，蓮花人的精神面貌、社會風氣和消費習慣等都在發生不小的變化。我常聽到有人說，你們蓮花人現在比萍鄉人還萍鄉人。這未免夸張，我相信離事實相差甚遠。我同時聽到的是，不少蓮花人對吉安的戀戀不舍，對廬陵文化的認同依然存在。

吉安地處江西中西部的贛江中游，地形以山地、丘陵為主，域中有吉泰盆地等沃土良田，自古是文章節義之邦。從人才分布看，吉安府是江西人才聚集地。《四庫全書》中《江西通志》人物傳載明代人物2127人，其中吉安府人數最多，達455人。自北宋至明中期以前，江西科舉一直居全國領先地位，而吉安進士人數又是全省最多的，乃有“三千進士冠華夏”之說。此外，吉安名賢又多有犯顏直諫、慷慨赴難的節義風骨。這又與地域文化造成的性格有關，即明代狀元、吉水人羅洪先總結的“介而特、儉而文、植美而不隨”的特點。“廬陵古直風”也歷來為吉安人所津津樂道。對于這種地域文化，蓮花人不僅認同度高，并且總是自詡為“瀘瀟理學”正脈，視廬陵文化為精神文化的母體。但質直、好剛、尚氣的吉安人，給人留下的卻并非都是好的印象，正如一枚硬幣的正反面，這種地域文化特點造就讓吉安人引以為豪的宋代“五忠一節”（歐陽修、周必大、胡銓、楊邦乂、文天祥、楊萬里），也給人留下“君子重名、小人務訟”的看法。

萍鄉作為江西的“西大門”，素有“湘贛通衢”“吳楚咽喉”之稱。處于長株潭經濟圈的輻射核心區域。境內多為山地、丘陵，少量平原。萍鄉名稱的由來，普遍的說法是：《孔子家語》記載，楚昭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飴。昭王派人向孔子求教，孔子說：這是吉祥的象征啊！只有成就霸業的人才能得到。從此，這塊扼吳頭楚尾的土地命名為萍實之鄉——萍鄉。根據考古資料發現，西周時期的甬鐘，春秋戰國時期的銅鼎和陶罐、陶鬲等大量出土文物，印證飲饌禮樂制度在萍鄉很早就已形成。許多歷史名人留下不少贊嘆萍鄉美酒佳肴的詩篇，反映出這個地域歷來餐飲業繁榮。萍鄉人不少來自湖南，是個深受湖湘文化影響的地域。萍鄉去長沙遠比去南昌方便。曾經，萍鄉人周末去長沙消費娛樂成為一種風習。相比吉安人的直爽、節儉、質樸，萍鄉人更靈性、重消費、灑脫。

不少人喜歡概括、貼標簽、以簡單的“特點”覆蓋復雜的社會歷史事實，而忽視內部文化生成的土壤、影響的強弱，以及與周邊文化、習俗的互動等。學者陳春生提出：“不再相信有亙古不變的、天生的所謂‘文化特質’的存在，而是要求研究者努力‘還原’實際的歷史過程，即努力把共時性的空間結構（包括思想的結構），還原成為歷時性的歷史過程。”這個觀點我是頗為認同的。

在語言上，吉安人明顯地感到，永蓮寧（永新、蓮花、寧岡）方言與其他縣區方言差異很大，到了無法聽懂的地步。而這三縣方言內部的差異卻很小，互相之間完全可以順暢交流。就是在蓮花縣，語言也分為礱西話和上西話兩大語系。礱西話接近永新口音，上西話則接近安福口音。蓮花方言具有的區域性、傳統性和凝固性特點，似乎比其他鄉俗明顯。在故鄉，老一輩的礱西人和上西人之間，經常出現聽不懂對方土語的情況，一縣之間語言不通的情況是不多見的。

蓮花在清乾隆八年（1743年），才正式成立一個縣級行政機構蓮花廳。此前，上溯到唐顯慶二年，這片區域一直是永新、安福的一部分。礱西是從永新劃來的二十個都，上西是從安福劃來的十二個都（“都”是舊時某些地區縣與鄉之間的一級行政區劃）。毗鄰蓮花的湖南炎陵、茶陵，他們的語言與永蓮寧也比較接近，用方言交流不存在障礙。由此考察贛湘邊境這片區域，歷史上的交流與互動，遠比我們想象得更緊密。如，為紅色政權建立獻出寶貴生命的賀國慶，因冒著生命危險保存“蓮花一支槍”而聲名遠揚，其祖籍是湖南攸縣，原姓洪，父親因為生活所迫，流落蓮花坊樓，過繼給一賀姓人家。又，元末文學家、湖南茶陵人李祁，曾隱居在蓮花縣城東玉壺山元陽洞。他有《云陽先生集》傳世，后老死于蓮花。其五世從孫李東陽為大學士，主持文壇數十年，詩文典雅工麗，為“茶陵詩派”的中心人物。1472年，李東陽與父回鄉祭祖，特意到元陽洞尋訪族祖遺蹤。我與本縣文史專家交流得知，茶陵高隴李氏與蓮花琴亭李氏同出西平王李晟，高隴李氏是從廬陵遷徙過去的。李東陽在蓮花留下詩句：“玉植瑤琳枝掛月，源同琴水澤涵煙。”似乎是對其茶陵、蓮花李氏同根同祖的最好注釋。

2020年11月，我在萍鄉與老友劉恒敘舊。短短幾年，他竟能說一口流利的萍鄉方言，這很讓我吃驚。通過語言這個工具，故鄉人完成轉身術。當他們說著萍鄉話時，我總有種面對陌生人的錯覺。也許，語言里凝固著強烈的地域文化密碼和身份認同，是區別族群的重要標志。一個說著地地道道萍鄉話的蓮花人，讓我想起海外哲學家提出的“拔根狀態”范疇。我不知道，當劉恒們說著萍鄉話時，內心是否偶爾也有這種“拔根”之感？

童年時，我對故鄉的概念離不開“上街”“官廳”，這樣不足幾里范圍具體地址的認識。現在，我愿意將贛西那個縣城置于江右大的地理和歷史中考量，它是一個整體區域中的觀察點，是眾多歷史事件的產物。故鄉人更是這歷史藤蔓中，結出的挾帶諸多密碼的果。隨著閱歷和知識的積累，故鄉在我心中不斷得到更新和變化——贛鄱歷史和地理的信息，匯集到一個大的故鄉的概念中。

現在，我對故鄉的眺望，更愿意置于中華民族歷史和地理的深度和廣度的認識中，一塊拼圖咬合著周圍的拼圖，它們互相聯系，家國同構，上溯為一種文化根脈的追溯。沒有一個人，會抽象地、獨立于故鄉和家國之外。

（作者：李曉君，系江西省文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