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一位有名的作家說過：“我現在讀書總要拿來比到自己身上，于身親的即是好，于身無益的即是不好。”此話有一半兒的道理。

        喚醒了過去四合院平房的記憶

        1935年6月5日，北平《世界日報》采訪部主任賀逸文，與教育學專家吳俊升約好去吳家做個采訪，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卻出了大岔子。賀逸文在采訪記里寫道：“我曾經有好幾次想去訪問吳氏，可是總沒有得到相當的機會。昨天遵照約定的時間，到他家去訪問，可是我將門牌記錯了，在別的人家糾纏半天，耽誤了很久的時間。起初我照著錯記的門牌找著了，那家人雇了幾個廚子在院子中做菜，預備過端午節(jié)的。我雖然很謙恭地叩門，仍是遭了門人的白眼。旋承一個愛管閑事的人告訴我說：‘對門那家姓吳，在學校作事。’我就走到那邊去，拉了很久的鈴，不見人出來，便貿然地推門進去。幾個泥瓦匠在修理房屋，這是很破舊的院子，我不大相信吳氏會住在這種地方，可是既已來到就不妨問問。經院中站著的那個人半理半不理地喊了一聲‘北屋有人找’后，出來一位小腳太太。”

        打斷一下賀逸文的采訪，因為一聲“北屋有人找！”非常傳神，典型的老北京味。這五個字喚醒了過去四合院平房的記憶——“你還不知道吧，東屋新搬來一家”“這是南屋的晚報，你看完了給人家還回去。”“這個月該輪到西屋王家算水電費吧？”樓房普及之后，這種愛搭不理的喊聲幾近絕跡。

        賀逸文接著寫道：“我因為懷疑，所以問她，‘吳俊升先生住在這里嗎？’她點了點頭便要一張名片進去，于是使我的懷疑動搖了。過了一會出來說：‘吳先生不見！’我因為是事先約好的，當然很詫異，所以我問她說：‘不是約好了的嗎？’她才說不知道。我再仔細地說了一下姓名，大家才知道錯了，相顧地笑了。”

        賀逸文到底找對了吳氏的住處，“那是一所很大的樓房，大概他是與別人分租的。”“按了下門鈴后，一個操著吳語的女仆問了來意，匆匆地進去通報，便被讓在客廳。”“墻上掛著胡適同王青芳的字畫，越發(fā)顯得雅致。”

        賀逸文的“學人訪問記”，2020年由商務印書館集結成書，書名為《北平學人訪問記》。本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1935年至1937年，采訪者賀逸文，受訪者56位。第二部分為1945年11月至1947年1月，采訪者為記者王景瑞，受訪者15位（其中徐炳昶和王桐齡是重訪）。我所感興趣的是采訪記里的閑文閑筆，尤其是學人們的住所。賀逸文的采訪，有個規(guī)律，凡居住于胡同的，只說西城東城個大概位置，從來不說具體的胡同名字和門牌號碼，使我的好奇心沒有著落。凡是采訪地點非私宅，賀逸文便毫無保留。

        同年代的《世界畫報》也有類似的學人及社會名流采訪記，篇幅少得很，卻每期有學人在室內或院子的照片。稍晚年代的《國民雜志》辟有“古城文學家”專欄，一兩百字介紹加上王青芳的木刻肖像或照片，只能算作小傳。

        賀逸文的采訪記多有對屋院環(huán)境及室內陳設的描述，還有對受訪學人外貌脾性穿著的印象，使得采訪記生動活潑，讀來如臨其境。賀逸文稱許地山為“研究印度哲學”的學者，而我小學課文學的是《落花生》——“我們屋后有半畝隙地。母親說。讓它荒蕪著怪可惜，既然你們那么愛吃花生，就辟來做花生園吧。”

        賀逸文描述了許地山的小四合院，書房，大寫字臺，轉椅靠椅和躺椅，走馬燈，卡片箱子，“許氏穿著一件灰色嗶嘰面的皮袍，禮服呢鞋，同短短的胡須……雖然他不見得比普通留學生少受過外國的熏陶，這種裝束，卻淹沒他的那個過程。一幅沉默的面孔，配著他的服裝，宛如畫中的道士。”我在小紅書上找的一張許地山全身照，與賀逸文形容的毫厘不爽。

        受訪者均為各學科的翹楚

        《北平學人訪問記》受訪者均為各學科的翹楚，區(qū)別只是世俗濾鏡下的名頭大小。對于受訪者的專科本業(yè)，凡淺顯易懂者我下面會作些摘要。本書序言稱賀逸文“先后訪問了北平的56位學者，后期并為學人配有素描小像”。素描小像只有在原報紙上得以一觀學人風采，而在書里似乎僅《社會學家潘光旦》里提到一句“我們坐定以后，為得便利起見，首先由旦問給他畫像”。

        音樂家柯政和在采訪里講：“在我國過去的學校，對于音樂這一門課程，不重視，所以學手工、圖畫、體操等，被稱為‘小四門’。同時因為這種人才很缺乏，音樂教員竟可以支雙薪。”我記得上小學中學時有音樂課，無所謂成績好壞，中學時班上有個同學父母都是音樂學院老師，音樂課時他上去彈了幾下風琴，把同學們震住了。這個同學后來做起了家庭鋼琴教師，他籃球打得也出色，六十幾歲還打呢。我聽說鋼琴家的手很嬌貴，甚至要投保的，不知這位多才多藝的同學如何鋼琴與籃球兼而得之。

        外科醫(yī)學專家劉兆霖著有《實用繃帶學》《外科各論》等書，直奉戰(zhàn)爭中“曾參加軍事救護”。劉兆霖對內外科及中醫(yī)均持有嚴謹且開放的看法，他說“外科與內科，在醫(yī)學上是兩個大的分野，若用辭句來分別的話，就是藥力達不到，非用刀割醫(yī)治的疾病，是屬于外科……不過，這也僅只是一個大概的區(qū)分，實際內外科仍是有很多不可分的關系。”去年我患病，頻繁進出醫(yī)院，除了聽醫(yī)生的，也聽病友的，加上上網查，從中汲取合理（合乎邏輯）的部分。有病友稱：“有希望的進外科，沒希望的進內科。”有醫(yī)生稱“他（某權威）不動刀呀！”這兩句話于我振聾發(fā)聵，雖然略顯偏頗。

        《有機化學專家趙學海》這篇采訪，如果只看“有機化學”這幾個字，我肯定是略過不讀的，但見小標題里“養(yǎng)金魚是他唯一的嗜好”頓時來了興趣。很早以前我也養(yǎng)過金魚，非常下功夫，買了養(yǎng)魚的書，甚至從公園買來兩口魚缸搬上三樓。我明白金魚得從上面往下俯觀才看得出金魚之美，而熱帶魚得用長方形的玻璃缸從側面觀賞才顯出美來。趙學海住在四合院，“那些金魚，都是從中山公園買來的魚種，所以形色很多，與中山公園的魚缸，有異曲同工的意味。”中山公園和北海公園的金魚那是從皇宮里傳宗接代的名貴品種，有專門的老師傅伺候，可見趙學海養(yǎng)金魚的水平不亞于他的“有機化學”本業(yè)。我養(yǎng)金魚之所以失敗得很慘，原因之一是養(yǎng)金魚的水不對，樓房用的是自來水。之二是瞎給金魚喂食，腦子總幻想著“天棚，魚缸，石榴樹”的四合院美景。

        夢幻與現實交織的一百年

        《世界日報》刊發(fā)的采訪《北大國文系教授沈從文》是在1946年10月深秋時節(jié)，沈從文乃“8月27日乘飛機自昆明抵北平，就任北京大學教授，入住中老胡同三十二號，房號為18，老朋友朱光潛、馮至等也在此居住”。早于《世界日報》幾天，《益世報》發(fā)表了姚卿詳的《學者在北大》，像是個系列采訪。“訪問沈從文是在朱光潛以前，因為子岡先生早在他剛到北平的時候寫過一篇沈先生的文章了。”這兩篇采訪，《世界日報》平鋪直敘，《益世報》則鋒芒畢露，殊不知沈從文即將成為漩渦里的人物了。

        今夏一個偶然的原因寫了《沈從文與頤和園霽清軒》，順藤摸瓜又知道1925年沈從文在熊希齡創(chuàng)辦的香山慈幼院當過圖書館管理員，沈從文寫道：“北平石駙馬大街熊府，和香山慈幼院幾個院落中，各處都有秉三先生（熊希齡）手植的樹木……”七勾八連，時空交錯，我的幼兒園三年小學六年是在石駙馬熊府（石駙馬大街第二小學）度過的，我的幼兒園畢業(yè)評語是熊希齡侄孫女熊秀琴老師寫的，現在又知道沈從文來過石駙馬大街熊府，啊，夢幻與現實交織的一百年。

        我于敦煌著迷，始于藏經洞傳奇的故事。前不久內人隨旅行團去敦煌莫高窟，我問她去沒去藏經洞，她說那么多洞，都長得差不多，什么藏經不藏經的，我跟她講藏經洞的神奇，她還是茫茫然，稱敦煌最有名的不是壁畫嗎。內人跟郭傳璋學過畫，我跟她講張大千，尤其是常書鴻與敦煌的故事，她才稍微聽得進去一些。

        《北平學人采訪記》最后一篇采訪是1947年1月《北大史學系教授向達》。我注意到采訪里這一段：“向先生在民國三十一年時，曾到過一次敦煌，從事考察工作。以后中央研究院又派他去了一次，在那里的旅館里住了五個月，所獲得的資料相當豐富。”“向先生說：‘敦煌所發(fā)現的資料，都保存在國立北平圖書館。不過，好的材料和發(fā)現卻流傳到國外。’”記者王景瑞也隨著感嘆：“現在我們保存有的敦煌材料，還是外人運不走的糟粕，經我們撿回來的呢。”

        最后這篇采訪末尾一段——“向先生送記者到屋門口，東半天的樹梢頭已掛上一輪初升的月亮。但是，月亮的光輝卻非常黯淡。濃陰了一整天的空際，似乎浮游著密密的云片，沒有一點晴意。記者冒了夜風，踏出了黯黑的小巷，但是向先生那深沉的靜默的影子，還映在記者腦幕上不去。”相隔著半個世紀，仿佛窺見了王道士和斯坦因、伯希和們偷摸交易的敦煌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