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8日，在魯迅誕辰140周年之際，新編《魯迅手稿全集》影印出版，并在國家圖書館舉行了隆重的首發儀式。這是迄今為止收集最全面、最大型的一套中國作家手稿全集，共78冊，3.2萬余頁。2024年5月，國家圖書館同步建設的“魯迅手稿數據庫”開通試用。魯迅是中國唯一一個出版過手稿全集、實現數字化建設的作家。作為參編《魯迅手稿全集》的專家委員會成員，筆者結合編纂實踐過程中的內部討論與意見，試圖從中國手稿學的長時段、大視野來回顧、探索魯迅手稿編纂的成敗與得失、理論與問題。

一 魯迅手稿：未曾止息的“奧德賽”之旅

1936年10月19日凌晨，魯迅在上海寓所病逝，作為肉身與寫作的生命雖告結束，其文字生涯所留下的巨大遺產如手稿文獻及整理工作，則剛剛開始。在一周后的10月26日，魯迅摯友許壽裳就致信許廣平：“其余未完成之稿如漢造像，如中國文學史，都是極貴重文獻，無論片紙只字，務請整理妥為收藏，擇其較易者先行出版。”[1]和現代科學之父牛頓身后數百萬字的手稿被家族拍賣獲利而流散世界各地不同，魯迅的幸運在于，這位中國現代文學之父的手稿在蔡元培、許壽裳、許廣平、錢玄同、劉半農、曹靖華、李霽野、臺靜農、趙家璧、蕭軍、蕭紅、黃源等前輩、親友、學生那里，獲得了視若生命的悉心愛護。

許廣平在魯迅生前對魯迅手稿就注意保存、極為珍視，在魯迅去世后則是有了一種更加自覺、更為強烈的使命感與緊迫感。1937年1月至4月，許廣平接連在《中流》《熱風》《良友》《文學》《譯文》等幾大刊物上，先后兩次發出征集魯迅手稿的啟事，亦即《許廣平為征集魯迅先生書信啟事》和《許廣平為征集魯迅先生書信緊急啟事》。戰亂與動蕩的歲月里，為保護魯迅手稿，許廣平曾將其隱藏在上海霞飛坊寓所三樓堆煤的小灶間。抗戰期間又在極為艱難的情況下，耗費租金存放在英商麥加利銀行的大保險柜里。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不久，許廣平就遭遇日本憲兵隊搜捕，正在抄錄的魯迅日記部分手稿也因此流失。同樣，為保存魯迅手稿，1933年準備從蘇聯回國的曹靖華也想盡辦法，以“二仙傳道”的方式，將魯迅書信夾在洋裝書的書脊夾縫中，從遙遠的俄羅斯繞道比利時，闖過國民黨審查森嚴的海關封鎖。七七事變爆發后，曹靖華逃出北平淪陷區，先是將魯迅手稿藏在舊衣服里，打包裹寄存羅山岳母家，此后又幾經曲折，轉往重慶。在日軍的狂轟濫炸中，曹靖華隨身攜帶裝滿魯迅手稿的小手提箱，跑防空洞，寸步不離。[2]

更為零散的民間收藏，也更有各自動人的故事。這些散落的手稿，曾被遺忘在紹興祖屋落滿灰塵的書柜里，遺落在從八道灣搬出之后的書房里，偷藏在南方發霉潮濕的地板下；也曾被精心裝裱，收藏在臺灣大學臺靜農的書櫥里、日本醫生岡本繁博士秘密設計的石屋夾墻里，懸掛在北京大學王瑤先生的客廳墻壁上。在此后的和平歲月里，魯迅手稿曾由捷克漢學家普實克轉請中國大使館帶回北京，也曾由美國學者伊羅生捐贈給哈佛燕京圖書館。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魯迅手稿的收藏與出版，獲得國家力量的動員與支持。隨著魯迅的大量手稿先后捐贈并入藏國家圖書館、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紀念館、紹興魯迅紀念館等館藏機構，魯迅手稿在國家資源大力支持下得到更為精心、更為專業的保護與收藏。據統計，目前收藏的各種形式的魯迅手稿已達三萬多頁，是中國現代作家中保存手稿最多、規模最大的一位。不過，這并不意味著魯迅手稿收藏、整理與研究工作的最終完成。

近年來一些海外、民間所藏的魯迅手稿陸續出現。如在2023年發現的一批日本左翼作家鹿地亙家藏書信中，就有一封魯迅在1936年寫給內山完造的親筆信。又如，在2024年發現的一幅魯迅書贈增田涉的條幅，為1935年3月22日所書的鄭思肖作《錦錢余笑》第十九首，也是前所未見。再如2025年3月，有學者在周作人的日記原稿中，發現了夾存的魯迅所書周氏兄弟詩文草目兩葉和眉批九處。[3]實際上，和已經出版的魯迅著作相比，魯迅手稿仍有大量散佚，不知所蹤。或毀于戰火，如不少書信為了安全被燒掉；或遭遇劫掠，如1922年日記被日寇查抄。在有幸找回的日記稿本中，《壬子日記》還有日本憲兵隊在封面上所標記的“憲兵隊”字樣。就此而論，魯迅手稿的“奧德賽”之旅永遠在路上。

二 影印魯迅：從手稿編纂到數字建設

無論怎樣的收藏，是官方還是民間，是機構還是個人，對魯迅手稿最好的保護是出版與傳播。對手稿影印出版，有學者總結為四個優點：“一、保持手稿原貌；二、給研究者提供更為直觀和真實的研究資料；三、原件可避免多次翻閱造成的損壞；四、即便天災人禍，也不妨更廣泛的流傳。”[4]所謂“紙墨壽于金石”，即是如此。

從征集魯迅書信開始，許廣平就深知手稿的重要性和影印出版的必要性。在征集啟事中，許廣平這樣寫道：“魯迅先生給認識和不認識的各方面人士所寫的回信，數量甚大，用去了先生一部分生命，其中或抒寫心緒，或評論事像，或報告生活事故，不但熱忱不茍的精神和多方面的人事關系，將為制作先生傳記時之必要材料，而且，不囿于形式地隨想隨寫的思想討論和世態描畫，并將為一代思想史文藝史底寶貴文獻。故廣平以為有整理成冊，公于大眾的必要。”[5]在之后另一份“緊急啟事”中，許廣平更明確提出，要編一部“真跡影印紀念版”[6]。這就是第一部魯迅手稿影印集《魯迅書簡》，1937年6月由上海三閑書屋、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距許廣平發布“緊急啟事”僅兩個月的時間，可謂是立竿見影、雷厲風行。這本影印手稿以時間為序，收錄1923年9月至1936年10月魯迅信札69封。有甲、乙、丙三種版本，甲種本為銅版精裝，乙種本為宣紙線裝，丙種本為道林紙精印。

1933年，劉半農所編的《初期白話詩稿》由北平星云堂書店出版，書中收錄了魯迅在《新青年》時期最早的兩首白話詩稿《人與時》《他們的花園》，這應該是中國現代作家手稿影印出版的第一部。如果從1933年的這部詩稿算起，魯迅手稿整理與影印出版迄今已有九十多年的歷史。據統計，不同時期影印出版的魯迅手稿目前已有三十種左右，如《魯迅書簡》《魯迅日記》《魯迅詩稿》《魯迅增田涉師弟答問集》《魯迅手稿選集》《魯迅輯校石刻手稿》《魯迅輯校古籍手稿》《魯迅著作手稿全集》《魯迅手稿叢編》等。

對《魯迅手稿全集》編纂來說，其所涉學科之廣、篇目之繁、難度之大、收藏之博、資費之巨，絕非個人一己之力或單一學術機構所能為。有幸的是，魯迅手稿與著述已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遺產和坐標式象征，得到了國家力量從收藏、整理、編纂到出版的全方位重視與投入。自新時期以來，《魯迅手稿全集》已先后經歷了三次全國大規模的整理與編纂。

第一次動用全國之力編纂《魯迅手稿全集》，始于周海嬰1975年10月28日上書中央。信中就魯迅著作、手稿的出版與研究等問題作了匯報與請示，并提出建議：“將一九五八年下放北京市文化局的魯迅博物館重新劃歸文物局領導，在該館增設魯迅研究室，調集對魯迅研究有相當基礎的必要人員，并請一些對魯迅生平了解的老同志作顧問，除和出版局共同負責魯迅全集的注釋外，專門負責魯迅傳記和年譜的編寫工作，爭取一九八一年魯迅誕生一百周年時能把上述幾種（即全集注釋本、年譜、傳記）以及全部魯迅手稿影印本出齊。”[7]在三天后的11月1日，毛澤東對周海嬰來信作了重要批示：“我贊成周海嬰同志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并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8]根據中央指示，國家文物局組織北京魯迅博物館和文物出版社成立了《魯迅手稿全集》編輯委員會，具體由以呂福堂為組長的魯迅研究室手稿組和以韓仲民為主任的革命文物編輯組負責執行。編輯委員會于1976年2月21日擬定了《魯迅手稿全集》編纂計劃：“遵照毛主席、黨中央已批準的國家文物局、國家出版局報告中規定的原則，《魯迅手稿全集》均系手稿影印，不加注釋”；“各類手稿原則上分類、按寫作年代或時間順序編次。其中經魯迅生前編入文集者，按原文集的順序編次”。出版計劃與安排則是：“全集收入現存全部魯迅手稿，1981年魯迅誕辰一百周年時出齊”，“此外譯文和古佚書、古詩文、古碑的輯錄手稿，準備于1981年后陸續出版”。[9]從1978年至1986年，文物出版社陸續出版了《魯迅手稿全集》六函60卷，其中文稿兩函、書信兩函、日記兩函。這套書原計劃出版十函，后四函為輯錄與譯文，但因資金、人員等各方面原因，最終未能完成。

第二次大規模的魯迅手稿全集編纂，是為了落實唐弢、嚴文井等七位先生在1984年全國政協六屆二次會議上的434號提案。為紀念魯迅逝世50周年，提案建議影印出版魯迅收藏的漢魏六朝碑刻、造像、墓志及親筆抄校古籍。在國家文物局安排下，由北京魯迅博物館和上海魯迅紀念館負責合編。擬訂的編纂與出版計劃主要包括五類：古籍手稿、金石編著手稿、抄錄碑文手稿、其他有研究價值的手稿、金石拓片，總計4121種，手稿5082頁。[10]在1987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影印出版了《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三函18卷。從1986年到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影印出版了《魯迅輯校古籍手稿》六函49卷。輯校古籍手稿集收入了《嵇康集》《唐宋傳奇集》《嶺表錄異》《說郛錄要》《古小說鉤沉》等魯迅整理古籍的大部分手稿。從規模與篇目可以看出，第二次編纂其實是對第一次未完成的輯錄部分的接力與續編。

第三次大規模的魯迅手稿全集編纂，始于2016年12月。為落實中宣部批示，由文化部前后兩任部長擔任編委會主任，由國家圖書館具體負責實施，組織召集了國內各方面的機構與力量。2017年6月，《魯迅手稿全集》編輯委員會與專家委員會在國家圖書館召開項目啟動會議。經過編委會和專委會的多次討論與表決，全套書最后設計為“文稿編”“譯稿編”“書信編”“日記編”“輯校古籍編”“輯校金石編”“雜編”七編。從設計理念到整體編排，可以看出，第三次魯迅手稿全集的編纂借鑒了前兩次的成果與經驗，但并不是一種簡單的重復與延續，而是在新理念、新思路下的一種重新整合。2021年，新編《魯迅手稿全集》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順利實現了以“全”“精”“真”“新”為目標的編纂計劃。

新版《魯迅手稿全集》最大的飛躍，不僅在于規模更大、編纂更全，還在于借助新媒介時代的技術條件與信息功能，實現了影印手稿的數字化轉型。新版手稿全集原件高清掃描，原稿彩色影印，不僅精裝精印，而且建設了一套向全社會開放、方便隨時查閱的“魯迅手稿數據庫”。“魯迅手稿數據庫”在2024年5月上線開通，共完成4538條標題數據、33065張高清圖片的整理與審核，并按手稿類別與書寫時間有序排列。對每份手稿圖片，都詳細記錄了其年份、尺寸、收藏等信息，以確保數據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在技術層面，數據庫配備了強大的數據存儲與處理能力，提供多樣化的檢索與瀏覽功能。據報道，“魯迅手稿數據庫”最近又迎來了全新升級。支持書信編、日記編全文檢索功能，用戶只要在書信編、日記編類別下輸入與魯迅手稿內容相關的關鍵詞，全文檢索，即可迅速定位并篩選出所有包含該關鍵詞的手稿記錄。

魯迅手稿的數字化建設，不僅僅是技術手段的飛躍，也不僅僅是數據平臺的跨越。手稿電子化的低成本與高利用率，讓手稿的閱讀與研究更為便宜，也讓手稿的開發與應用更為開放。無論對魯迅手稿還是中國手稿學來說，這都是一個值得銘刻與紀念的新里程碑。

三 “新編”魯迅：手稿之選與手稿之辨

借用英國學者莎拉·德里的話來說，透過那些反復修改的手稿，我們和作者的關系，“恰如他手中的紙和筆”[11]，無限接近，也無限親密。手稿如何新編，是一個實踐問題，也是一個理念問題。這首先取決于我們如何形塑魯迅，或者說要形塑一個什么樣的魯迅像。如果將魯迅定位為一位純粹的作家，那所選取的手稿就是他的全部文學創作手稿，而其他的如翻譯稿、輯校古籍與金石稿就會排除在外。最經典的人文版《魯迅全集》只收文學創作與文學史著作，就是按這樣的理念編排的。名為全集，實為文集。這意味著，手稿編纂的問題，其實也是形塑魯迅的問題。有什么樣的魯迅，就有什么樣的手稿。有多大規格的魯迅形塑，就有多大規格的手稿編排。如何理解魯迅，如何形塑魯迅，直接制約著魯迅手稿的取舍與辨識。

魯迅是一位作家，同時也是一位學者、翻譯家、思想家。作為一位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巨人，除了文學創作，魯迅在翻譯、文學史、古籍整理、金石碑刻、美術鑒賞、科學普及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如果要完整展現他一生的業績，《魯迅手稿全集》就應該在收錄魯迅所有文學創作手稿的基礎上，收錄他在翻譯、著述、輯校等方面反映其學術成就的各種手稿。另外，作為“人之子”，魯迅是一個偉大的人，也是一個普通的人，有成長、學習、工作、生活的不同階段與不同經歷；有作為兒子、學生、老師、戀人、朋友、丈夫、父親等人生的各種角色與多重身份。這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舊日時光與生活氣息，反映在他的日記、書信、題贈、收據、課堂筆記一類的書寫里。這些人間煙火、細碎瑣屑，雖不是什么光輝業績，也非偉大成就，但并非毫無價值。用魯迅的話來說，“刪夷枝葉的人，決定得不到花果”[12]。因為“這也是生活”，是人生的記錄與寫照。對于這些手書文獻，新編手稿全集如果要全面呈現作為“人之子”的魯迅像，就要考慮如何擴大魯迅手稿的收錄范圍，打破人為限制。

新編《魯迅手稿全集》新增1.5萬余頁，最可觀的創新是“應收盡收”。這看似簡單的擴容增量、增加篇目，其背后有一個如何呈現魯迅書寫原貌的編纂意旨與總體框架問題。如果突出創作，手稿選擇就局限在所有文稿上；如果突出成就，手稿選擇就集中在所有的著述手稿上。《狂人日記》有言：“難見真的人！”如果全面呈現魯迅這一個“真的人”形象，手稿選擇就要完整呈現魯迅那些“難見”的所有書寫文字。由“專”到“全”，正是新編的新意所在。

對魯迅的形塑與定位，決定著手稿的容納量與承認度。只有呈現全面的魯迅像，才可能容納魯迅所有的手寫文字。而要容納魯迅所有的手寫文字，手稿的傳統概念勢必要做相應調整，從狹義的限制中解放出來。在這個意義上，要解放魯迅所有的書寫文字，首先要將魯迅從傳統的手稿學概念中解放出來。解放手稿學，就是根據新形勢、新需求，應對新問題、新挑戰，與時俱進，揚棄舊的形式限制，拓展手稿外延與邊界。換言之，手稿新編，不是手稿之新，而是理念之新。

何為“手稿”？《辭源》《漢語大詞典》《現代漢語詞典》分別解釋為“作者手寫的原稿”“親手寫成的底稿”。詞典提供的是一種最基本也最簡單的定義，無法揭示概念背后復雜的歷史與文明演變脈絡，也無法及時應對新時代、新媒介的各種挑戰。

從長時段、大視野來看手稿學的歷史演變，手稿的概念其實是開放而流動的。現在一般意義上的“手稿”，是19世紀以來印刷術發明之后的產物。不同于前印刷時代的“寫本”或“抄本”，手稿與印本相對，是指發表或出版之前作者手寫的原稿。“手稿”重心在“手”，在英文世界里，“Manuscript”來自中古拉丁文“Manuscriptum”，字面意思即為“用手書寫”。在造紙術發明之前，人類的書寫行為是在甲骨、竹帛、莎草、羊皮上進行的。進入印刷時代，書寫載體為紙，書寫工具為筆，手寫即為筆寫。如今隨著數字化、智能化的新媒介時代的到來，手稿的形式與外延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轉變，“以筆為旗”的手寫形式，早已轉向了電腦鍵盤，乃至AI。

如果說“手”為重心，“稿”又何解？《辭海》釋為“詩文的草稿”，特指文學創作。這是手稿學最常用也最狹義的一種理解。從這個意義上講，作家手稿就是文學創作手稿，作家手稿就只有一種文學創作手稿。這種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手稿學，至少有四個核心要素：“作者”“手寫”“紙質”“文稿”，缺一不可。因為“手稿”即“文稿”的嚴格限制，又催生了“手稿”與“手跡”的區別和分化。

“手跡”是不是“手稿”，有何關系？其實，這兩個概念在中國歷史上經歷過一個漫長且反復的演變過程。“手跡”最早見于《漢書》卷二十五上《郊祀志上》：“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問之，果為書。”顏師古注曰：“手謂所書手跡也。”[13]到了南北朝時期，《搜神記》《后漢書》對“手跡”均有記載。如《后漢書》卷七十六《循吏列傳》：“其以手跡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14]“手跡”亦有“成文”之義，涵蓋了后來出現的“手稿”概念。“手稿”一詞最早出現于宋，如《蒙川遺稿》卷四：“原有錄覽十二冊，論語類五冊，本朝事實十冊，雜文詩稿、手稿各二十卷。”[15]含義與現代手稿相近。由此可見，手跡在概念上早于手稿，手跡本來就是一種手稿。只不過在“手稿”一詞出現之后，這兩個概念在用語上開始相互分化，在內涵上也相互窄化。“手跡”本來是一個囊括所有書寫形式的更為廣泛的范疇，在后來的用語中似乎淪為一種沒有意義、并非文稿的零散字跡或筆跡，而“手稿”則成為“文稿”的唯一代名詞。如此一來，兩個本來相互聯系的概念走向相互對立，彼此之間有了界限：手跡是手跡，手稿是手稿，兩個概念，互不隸屬。

回到手稿學史，“手跡”意義在用語上被萎縮與被分化，乃至與“手稿”對立，實在是一種嚴重的誤讀。辯證來看，“手跡”與“手稿”是一種廣義與狹義的關系。《圖書情報詞典》對此的解釋是：“廣義的手稿又稱‘手寫文獻’，指任何形式的手工書寫或復寫的文獻。包括手寫的原稿、日記、書信、賬簿、公文，以及古代抄本等。”[16]科技部重大研究項目“我國數字圖書館標準規范建設”之下的“手稿元數據規范現狀與發展趨勢研究”，對手稿亦有重新定義：“人類在生活過程中所產生的一切有一定人文價值的手書文字記錄，如信函、日記等都可納入手稿的范疇。”[17]“手跡”作為“手書文獻”，本來就是一種廣義的手稿，和狹義手稿學的“手稿”概念不存在對立，是包含與被包含、泛指與特指的關系。

之所以為“手跡”正名，為廣義手稿學正名，一是因為狹義手稿學對“手稿”的排他性界定，對文學創作之外的手稿概念造成了不應該、不必要的干擾和對立。二是因為狹義手稿學在日新月異的新媒介時代，無法應對新形勢的變化，暴露出了日益嚴重的局限性。

文學手稿學是一種狹義手稿學，特指作者親筆書寫的文學創作手稿。一方面，文學手稿學在法國等西方學界已建立了一種文本生成學的學術體系，對研究作家創作的隱秘世界與寫作個性，具有不可否認的重要影響。另一方面，如果局限于此，我們就無法面對文學手稿之外數量可能更為龐大、更為復雜的其他手稿。對像魯迅、雨果、歌德這樣百科全書式的文學家、思想家來說，尤其如此。就像面對牛頓的科學手稿時，我們無法回避這位偉大的科學家所留下的大量討論煉金術、神學與宗教的手稿一樣，魯迅手稿的巨大遺產，也絕不僅僅局限于文學創作。事實上，在總共78冊的新編《魯迅手稿全集》中，文稿只有5冊，占比不到16%。這意味著，如果我們固守文學手稿學的狹義概念，我們就無法承認、接納魯迅在翻譯、古籍、金石、抄碑等其他方面的手稿文獻，也無法完整呈現一個全面而豐富的魯迅書寫原貌。

如果要破除狹義手稿學給作家手稿研究帶來的障礙與限制，就需要在手稿學歷史與前沿問題的探討中，重建一種面向新時代、新問題的廣義手稿學或大手稿學。一方面，大手稿學需要正本清源，在空間上破除手跡與手稿的對立，打破手稿與非手稿的絕對界限，更加開放，更加包容。從文學手稿學出發，又不局限于文學手稿學。對于像魯迅這樣的大作家，只有跨學科、多視角整合，才能全方位面對其在創作、翻譯、古籍、金石及其生活記錄等多方面、多形態的手稿文獻。另一方面，大手稿學需要在時間上與時俱進，開發、拓展手稿學的邊界與范圍，及時應對新媒介時代的新問題與新挑戰。麥克盧漢將媒介定義為“人的延伸”，如果說筆寫是手寫的延伸，鍵盤是筆寫的延伸，那么手稿電子化、電子化手稿，也必將是傳統手稿學的延伸。盡管魯迅手稿大部分是用自稱“金不換”的中國毛筆書寫的，但數字化建設與電子賦能，同樣助力實現了經典作家在新時代的一種偉大跨越。

四 “雜編”之爭：現代大手稿學的開放與分歧

魯迅手稿編纂，既是如何形塑魯迅的實踐問題，也是如何開放手稿的理論問題。秉持一種什么樣的手稿理念，決定著手稿全集編纂的一系列實際問題。如果堅持傳統的文學手稿學概念，手稿新編就是按照舊理念補充新篇目，做法類似于《集外集》及其“拾遺”與“補編”。如果要突破概念壁壘，就要以更為開放的大手稿視野，解除不合理限制，解放文學手稿之外的所有書寫文字，并賦予其與文學手稿一樣的合法而平等的地位。新編《魯迅手稿全集》與之前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收錄了傳統手稿之外大量的手書文獻，包括課堂筆記、批校、題簽、題贈、設計、繪畫、自制剪報以及家用賬、票據、便條、簽名等。這一部分歸入“雜編”，是突破最大，也是爭議最大的。

因為魯迅手稿在前兩次大規模的編纂中已經突破“文稿”限制，延伸到了日記、書信、翻譯與輯校，對于這部分手稿，大家已經接受，并無異議。而當“雜編”再往前一步，繼續突破時，就引起了激烈的爭議。在全集凡例中，“雜編”和其他六編統稱為“魯迅手稿”，但專家委員會內部的意見當時并不一致。盡管手稿概念隨著手稿擴容不斷向前突破，但并不意味著更加開放的大手稿理念能一下子被所有人認可與接受。于是，在有限的承認與妥協中，一部分狹義手稿之外的手書文獻被納入全集，另一部分如魯迅編寫的生理學講義稿《人生象斆》，則以非手稿理由被排除在外，這就導致手稿全集在編纂過程中，遺留了一些不徹底、不一致的問題。

反對“雜編”的專家普遍堅持“手跡”不是“手稿”的狹義理解，意見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不承認、不接受，另一種是不承認、可接受。魯迅博物館的前輩專家葉淑穗先生就堅持認為，“手跡”價值不高，與“手稿”名實不符：

“手稿”只限于魯迅的著作、翻譯、輯錄、書信、日記等等反映魯迅創作的稿本。而“手跡”則是凡有魯迅所書寫的文字均可列入，它的范圍可說是無比寬泛。更何況是要“力圖展現魯迅手寫活動的全貌了”。“手跡”的價值與“手稿”是決不可等同起來的。此種編輯“設想”與《魯迅手稿全集》的命名是不相符的。[18]

將“手稿”與“手跡”嚴格區分，這是狹義手稿學很有代表性的一種觀點，因此有專家建議將書名改為“魯迅手稿手跡全集”或“魯迅手跡全集”。可以看出，葉先生所代表的手稿理念也有與時俱進的開放性，比如翻譯、輯錄、書信、日記等不屬于“著作”一類的，現在也有了和“著作”平起平坐的地位。不過同時也可以看出，這種有限的開放理念仍秉持著過去以“創作”為中心的文學手稿本位主義，亦即，手稿只限于“反映魯迅創作”。問題在于，這種創作中心論雖然做了有限開放，但翻譯、輯錄、書信、日記，畢竟不是“創作”，如果承認這些非創作的手書文獻為“手稿”，是和創作中心論相悖的。再如，魯迅日記里有持續24年的書賬記錄，如果日記里的書賬可以納入手稿，可以“反映魯迅創作”，那日記之外的家用賬之類，為什么不可以？另外，我們也不能絕對說，魯迅手書的課堂筆記、讀書筆記，就不如他的書信、日記有價值。其實，按照大手稿學的廣義理解，手跡就是手稿，如果“力圖展現魯迅手寫活動的全貌”，必然是要納入的。

還有一類意見，是同意將題贈、簽名、便條、合同、賬目、收據等納入手稿全集，但并不認為這些是手稿，也不認為都應該收，只是因為“求全”而“雜收”。編委會副主任黃喬生的意見也是部分專家的意見：

新編《魯迅手稿全集》編纂原則中有一條是“應收盡收”，在“全”字上做文章，本是題中應有之義，所以就有了第七編“雜編”。關于這一編的命名，專家委員會意見頗不統一，先后擬出綜合編、附編、雜稿編、雜編等幾種名目。有人說，既然書名叫手稿全集，收入其中，就等于承認是手稿，但因為品種繁多，不好分類，所以叫“雜稿編”或雜編；但也有一種意見認為，零散的手跡不能算是手稿，只能作為附錄，所以應該叫“附編”。

我主張用“附編”，就是覺得這些信手寫來便條之類不是“稿”，既不成稿，也不能稱為未定稿。稿有各種形態，有的是草稿，有的是修改稿，有的是未定稿，有的是成稿，應加以區別。例如，雜編中占較大比重的課堂筆記，雖然成形成塊，卻只是一種記錄，并非魯迅自己起草的稿子，也不是原創文稿或譯稿。自然，魯迅的片言只字都有價值，為了展現他的書寫工作的全貌，所有字跡都不妨收錄。不過，附驥尾可矣，何必稱“稿”？故應稱作“附編”，以區別于其他整編或正編，因為那些才是手稿全集的本體和主體。[19]

這類意見認為，“雜編”不是“手稿全集的本體和主體”，有別于“其他整編或正編”，是不屬于“本體和主體”的一個另類。這樣，“雜編”在手稿全集中實際上處于一種“在而不屬于”的尷尬境地：既在“手稿全集”之內，也在“手稿全集的本體和主體”之外；既被吸收在內，又被排斥在外。這說明，部分專家即便勉強同意收入，也不認可其手稿地位。與其說是理念開放，不如說是愛惜魯迅。列入“雜編”不是基于手稿自身的理由，而是基于手稿之外的其他理由。比如為了方便，為了研究：“專家委員會成員大多數是魯迅研究專家，不但不反對多收，反而都一致認為越多越好，因為這樣可以省卻研究者檢索的工夫。”[20]多多益善的主張，并非都認可大手稿理念，也并不認為“雜集”里的都是手稿。換言之，“雜編”不過是借手稿之名編入的“非手稿的手稿”。無論最后是稱為“附編”還是“雜編”，都不能改變其不被認可的性質。

“雜編”的矛盾與悖論，其實就是手稿學建設中的矛盾與悖論。手稿全集和作家全集不同，編纂原理是手稿本位而非創作本位。比如上百個“魯迅”簽名的稿費單據并非創作，對收入《魯迅全集》毫無意義，但對手稿全集來說則具有特殊意義。因為它和課堂筆記、題贈、便條、家用賬等其他親筆手稿一樣，是作家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是無法取代的文字見證。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的課堂筆記、入學申請書，魯迅的家用賬、房屋設計圖，魯迅的題贈、稿費單簽名、收據、便條等，或是體現他作為學生的讀書生活的一面，或是體現他作為市民的日常生活的一面，或是體現他作為作家的文化活動的一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價值。這些手稿和魯迅的其他手稿如文稿、譯稿一樣，都很重要。其實，退一步說，手稿的界定，是在其有無作者手書的屬性問題，而不在于價值高低的問題。手稿價值不能等同于手稿屬性。不能因為被有些意見認為沒有價值或價值不高，就剝奪其手稿屬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不應該有正與附之分，也不應該有價值高低的等級、秩序問題。這類手稿之所以收入“雜編”，主要考量有以下兩方面原因：

一是由于體量小，無法單獨列編，如收據、題贈、賬目等。不過，“雜編”中的“課堂筆記”數量相當可觀，足以獨立成編。魯迅的“課堂筆記”現存14部，共計2598頁，其中，魯迅在江南水師學堂的課堂筆記有1種，《水學入門》手稿54頁。在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務鐵路學堂的課堂筆記有5種，其中《開方》手稿8頁、《開方提要》手稿121頁、《幾何學》手稿124頁、《八線》手稿9頁、《金石識別》批校本394頁。在日本仙臺醫學專門學校的醫學筆記6冊，魯迅在包封上題為“仙臺醫專講義錄”，有《組織學》手稿349頁、《解剖學》手稿306頁、《有機化學》手稿296頁、《五官學》手稿325頁、《血管學》手稿334頁、《病理學》手稿193頁。1908年夏在日本東京聽章太炎講文字學課的筆記兩種，《說文解字札記》手稿33頁、《說文解字》手稿52頁。“課堂筆記”在《新編魯迅手稿全集》中列為第64—70冊，共7冊。相較而言，魯迅的文稿編有5冊，譯稿編有4冊，日記編有5冊，課堂筆記編體量更為龐大，卻沒有列入“正編”，獲得獨編的地位，究其根因，恐怕還是根深蒂固的狹義手稿學的執念。

二是因為在傳統的文體分類之外，魯迅的其他手稿無法統一命名，不好分類。“雜編”之名，是受到魯迅編雜文集的啟發。魯迅的雜文集多是編年體的文集，所收文章并非都是雜感，其中有時事批評的小雜感，有關于小說史料考證的小論文，有類似被日本學人視為小說的《阿金》，也有和《朝花夕拾》一樣的回憶性散文《我的第一個師父》《女吊》等。所謂“雜”，是指按寫作時間不分文體的編年整理，而非以“雜感”的文體來界定。正如魯迅自言：“凡有文章，倘若分類，都有類可歸，如果編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于是成了‘雜’。”[21]同理，“雜編”內容豐富，囊括眾多，除了課堂筆記、題字、設計、題簽、批校、剪報、賬目、票據等，還有不少難以判定體裁、不好歸類的各種手書文獻，歸入“雜編”，也是一個相對合適的選擇。

新編魯迅手稿，一方面是在調整新的理念來指導實踐，另一方面又是在用新的實踐改寫舊的理念。大手稿的理念是在新的編纂實踐中倒逼出來的，并在實踐中不斷調適而得以檢驗與修正。盡管并不是所有專家都認可大手稿學，甚或排斥這個概念，以致全集編纂留下不少遺憾。不過從積極一面看，大手稿的開放理念拯救了一大批列入“雜編”的手稿文獻，使其有機會從封閉幽暗的庫房角落里解放出來，從此走入煙火繚繞、陽光普照的大眾視野和公共生活。最有爭議的“雜編”，恰恰也是最有創造性的亮點。

結 語

從1933年劉半農編纂《初期白話詩稿》，到2021年新編《魯迅手稿全集》出版，再到2024年“魯迅手稿數據庫”上線開通，從紙媒印刷到數據平臺，影印魯迅手稿先后經歷了近百年。是歷史的力量、現實的力量、理念的力量、技術的力量，也是魯迅精神的力量，讓數萬頁支離流散、復雜難辨的魯迅手稿在新媒介時代實現了偉大的聚合與廣泛的傳播。這是中國作家手稿編纂的一個新高度，也是中國手稿學建設的一個新起點。其中的經驗與教訓，設想與可能，值得深思，也值得期待。

注釋：

[1]轉引自葉淑穗、楊燕麗《從魯迅遺物認識魯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頁。

[2]參見葉淑穗《魯迅文物經手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版，第162～163頁。

[3]秦碩：《新見魯迅早期手跡二葉——兼及周氏兄弟在周作人日記中的文字互動》，《魯迅研究月刊》2025年第3期。

[4]肖振鳴：《魯迅手稿出版史略》，《新文學史料》2008年第4期。

[5]許廣平：《許廣平為征集魯迅先生書信啟事》，《中流》1937年第1卷第9期。

[6]許廣平：《許廣平為征集魯迅先生書信緊急啟事》，《譯文》1937年第3卷第2期。

[7]《周海嬰同志給毛主席的一封信》，《讀點魯迅叢刊》1977年第1輯，第6頁。

[8]《毛主席對周海嬰同志信的重要批示》，《讀點魯迅叢刊》1977年第1輯，第3頁。

[9]參見葉淑穗《幾部魯迅手稿影印出版的緣起及其歷程》，《上海魯迅研究·魯迅與翻譯》第82輯，2019年6月。

[10]參見葉淑穗《幾部魯迅手稿影印出版的緣起及其歷程》，《上海魯迅研究·魯迅與翻譯》第82輯，2019年6月。

[11]《“魯迅手稿數據庫”全新升級》，“歷史文獻平臺”微信公眾號，2025年5月16日。

[12]莎拉·德里：《牛頓手稿漂流史》，王哲然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22年版，第324頁。

[13]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這也是生活”》，《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24頁。

[14]班固：《郊祀志上》，《漢書》卷二十五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219～1220頁。

[15]范曄：《循吏列傳》，《后漢書》卷七十六，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457頁。

[16]劉黻撰：《蒙川遺稿》卷四，清同治光緒間瑞安孫氏詒讓善祠刻塾永嘉叢書本。

[17]轉引自徐強《手稿的概念：一種開放的理解模式》，《南方文壇》2024年第1期。

[18]參見科技部科技基礎性工作專項資金重大項目“我國數字圖書館標準規范建設”研究成果《手稿元數據規范現狀與發展趨勢研究》。

[19]葉淑穗：《對“新編〈魯迅手稿全集〉設想”的一點意見》，《魯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12期。

[20]黃喬生：《一個字，一篇文，一卷詩——新編〈魯迅手稿全集〉識小》，《文藝爭鳴》2021年第11期。

[21]魯迅：《且介亭雜文·序言》，《魯迅全集》第6卷，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