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欣淼:沉入古典詩詞的深海

鄭欣淼,曾任文化部副部長、故宮博物院院長
中華讀書報:談談您的閱讀吧,在撰寫《國家記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長達四年的時間里,哪些經典史料、歷史著作或文學作品曾持續放在您的案頭或床頭,成為您汲取靈感的“精神伴書”?
鄭欣淼:在撰寫《國家記憶》的四年間,若論持續置于案頭、伴我思考的“精神之書”,并非某部特定的經典或文學作品,而是一座由原始檔案、各種資料構成的、沉默而浩瀚的圖書館。它們是我寫作最深層的依據與最直接的靈感源泉。
我的案頭工作,更多是“外出”與“溯源”。寫作的核心依據,始終是第一手檔案。這主要包括:故宮博物院自身的浩繁卷帙,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珍藏的政府與機構文書,以及四川、重慶、貴州、北京等省市檔案館,乃至樂山、峨眉、宜賓等當年文物存放地的地方文獻。此外,戰時報刊、相關機構的原始記錄(如武漢大學檔案)等,都是我反復查證的對象。我視這些塵封的紙頁為歷史的“母本”,任何轉述或間接引用都難以替代親手觸摸、辨析原件的價值。
因此,我的“閱讀”場景常在圖書館與檔案館的靜謐中展開。有些線索,需要托付同道友人代為尋覓。我記得,為了一篇馬衡院長可能發表的佚文,我多方探尋,最終在孔夫子舊書網劉宏等先生的幫助下,得以進入他們位于北京順義鄉間的書庫。當那本民國舊刊在“雜書館”中被找到,那篇湮沒的文章重見天日時,那份確證的喜悅,正是歷史研究者最珍視的收獲。在本書后記中,我誠摯感謝了所有為我打開資料之門的朋友。
我也廣泛參閱各類抗戰史、文獻匯編與學術著作,以及國外的有關著作,但它們于我,更多是提供背景與線索。我的“枕邊書”或“案頭書”,它們或許沒有固定的書名,卻有著共同的名字——檔案文獻。是那些泛黃卷宗上的一筆一劃、一紙一箋,承載著最真實的歷史呼吸,也構筑了我寫作途中最為依賴的精神版圖。
中華讀書報:幾十年來,您本人的閱讀經歷過哪些變化?
鄭欣淼:幾十年來,我的閱讀軌跡,伴隨著個人際遇與職責的變遷,經歷了從文學到學術、再從學術回歸文化使命的深刻轉向。
青年時期,我在古典文學領域打下了一些基礎。而真正步入系統學術研究的契機,則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上世紀70年代末,為彌補學歷的遺憾并回應內心的求知渴望,我試圖報考西北大學單演義先生的魯迅研究方向研究生。雖因故未能如愿,卻在單先生的鼓勵下,持續深入研究魯迅的國民性思想,并于1988年出版了《文化批判與國民性改造》一書,幸得李何林先生作序,并獲得學界肯定。此后,魯迅研究成為我重要的學術領域,還出版了《魯迅與宗教文化》等著作,并曾擔任中國魯迅研究學會會長。這段經歷,不僅賦予我嚴謹的學術訓練,更讓我體認到魯迅那種“外不后于世界思潮,內弗失固有血脈”的文化視野。
后來,隨著工作崗位的變化,我的閱讀重心發生了實質性轉移。從黨政政策研究到文化宏觀思考,再到進入文物博物館領域,特別是主持故宮博物院工作后,我的閱讀便自覺地圍繞“故宮”與“文化遺產”展開。我系統研讀中國古代建筑史、紫禁城相關著述,以及單士元、朱家溍、王世襄等前輩的文物研究經典。這種閱讀,是典型的“問題導向”與“使命驅動”,旨在為實際工作尋找理論支撐與歷史智慧,使思想積累能緊密契合守護與傳承文化遺產的現實需要。
一個深刻的領悟是,早年的魯迅研究與我后來的文博工作,在精神脈絡上竟完全貫通。魯迅不僅是中國新文學的旗手,也是中國現代文博事業的開拓者——他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任職期間,親身參與了早期圖書館、博物館的籌建工作。他對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批判性繼承態度,以及立足民族又放眼世界的文化觀,恰恰是當代文化遺產保護與研究工作最需要的精神資源。鄭振鐸、王冶秋等新中國文博事業的奠基者,都直接受到魯迅精神的熏陶。因此,當我以故宮博物院院長的身份重讀魯迅時,感受到的是一種跨越時代的職責接力與文化擔當。
總之,我的閱讀史,是一部從個人志趣出發的文學研究,轉向以國家文化使命為依托的專業建構,最終在魯迅的精神遺產中,找到二者內在統一性的歷史。它并非全然由自我規劃設計,卻在不同階段因應時代的召喚與工作的需求,最終匯聚成一條清晰的道路:即所有知識的學習與思想的積累,都應當服務于對民族文化遺產那份沉甸甸的“典守”之責。
中華讀書報:在您數十年學術生涯中,有哪些學者對您的閱讀和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
鄭欣淼:在我數十年的學術生涯,特別是進入故宮工作后,閱讀了大量文化遺產、古建、文物等領域的著作。若論對我研究路徑產生根本性影響的學者,當首推朱家溍先生,他贈送我的他的大著《故宮退食錄》,為我樹立了方法論上的標桿;而章乃煒等編纂的《清宮述聞》,則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文獻根基。
朱家溍先生的《故宮退食錄》遠非一般的學術隨筆,它代表了一種研究范式的革新。對我影響至深的,是他確立并身體力行的“文獻與實物相結合”的核心方法。不僅如此,朱家溍先生的研究格局是百科全書式的,跨越書畫、瓷器、漆器、家具、建筑、戲曲乃至宮廷制度等領域。他“由物見人、見制度、見社會”的跨學科視野,極大地拓展了“故宮學”的研究邊界,也深刻塑造了我看待故宮文化遺產的整體性思維。
與朱家溍先生的方法論相輔相成的,是章乃煒等前輩編纂的《清宮述聞》。這部著作系統整理了浩如煙海的清代宮廷檔案與文獻,為故宮研究——無論是建筑沿革、文物來源還是宮廷生活——提供了極為寶貴且可靠的原始資料基礎。它讓我深刻認識到,一切有深度的闡釋,都必須建立在堅實的文獻爬梳與考據之上。這份對原始文獻的敬畏,是我在梳理如文物南遷等復雜歷史時始終秉持的原則。
總結而言,這兩位前輩的著作,一者提供了“文獻+實物”互證的方法論利器,一者奠定了深厚的文獻考據基石。它們共同指引了我的治學路徑。
中華讀書報:您最理想的閱讀體驗是怎樣的?您希望閱讀怎樣的文字(是重返經典的史學巨著,還是沉入您熱愛的古典詩詞,抑或體驗全新的文學類型)?
鄭欣淼:若論最理想的閱讀體驗,莫過于沉入古典詩詞的深海,尤其是與杜甫那顆沉郁頓挫的詩心,進行一場緩慢而深刻的對話。這種閱讀,對我而言不僅是品味與鑒賞,更是一種生命的浸潤與創作的回響。
我尤愛杜詩。他深摯的家國情懷、精微的藝術錘煉,以及那份“沉郁頓挫”的獨特風格,總能在內心深處激起強烈共鳴。
我的閱讀,始終與個人的詩詞創作緊密相連,二者形成一種“在研習中創作,在創作中深研”的良性循環,此中樂趣,無窮無盡。從1994年的第一部詩集《雪泥集》(幸得趙樸初先生題簽),到后來的《陟高集》《鄭欣淼詩詞稿》《卯兔集》《浣塵集》等陸續問世,直至2020年的《鄭欣淼詩詞稿·庚子修訂本》,匯集了我約一千二百首詩詞曲創作。這些作品,是我閱讀體悟的結晶,也是以創作方式向古典傳統致敬的實踐。
我最希望閱讀的文字,是能讓我沉浸其中、反復體味的古典詩詞,尤其是像杜詩那樣兼具歷史厚度、人性深度與藝術高度的經典。它們不僅提供審美的愉悅,更塑造著創作的風骨,甚至激勵著為這門古老藝術在當代傳承盡一份力的文化自覺。這,便是我心中最完整、也最富生命力的閱讀之旅。
中華讀書報:如果有機會見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見到誰?
鄭欣淼:若有幸與一位作家相見,我選擇沈從文先生。這不僅源于對他文字的傾慕,更因一段由文學延展至文化守護的緣分。
中華讀書報:如果可以帶三本書到無人島,您會選哪三本?
鄭欣淼:若流落無人島,物質生存之外,精神的維系或許更為緊要。我會選擇這三部書,它們恰構成了一個支撐心靈世界的穩固三角。
首選《莊子》。在絕對的孤寂中,莊子的哲學能提供超越境遇的智慧與心靈的自由。其汪洋恣肆的想象,“逍遙游”的放達,齊物論的通透,能幫助人破除對孤獨與有限的執著,從更高遠處觀照自身處境,在天地自然中獲得安頓。這是應對極端環境時,最為根本的哲學慰藉與精神解放。
次選《世說新語》。這部書承載著中國文人精神中最鮮活、最富魅力的人格圖譜與生活美學。在遠離人煙的孤島上,那些魏晉名士的玄言妙語、卓然風骨、任誕性情,乃至一顰一笑,都能成為與往圣先賢“神交”的通道。它能維系一種文化的溫度與人性的趣味,讓人在寂靜中仍能感受到文明史上那些璀璨靈魂的躍動,不致陷入精神的荒蕪。
再選《魯迅全集》。魯迅先生那種直面人生、洞悉本質的銳利,以及“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堅韌,是在孤絕環境中保持思想清醒與精神強度的利器。他的批判與省思,能不斷刺破可能因孤獨而產生的麻木或幻夢,讓人保持對自我、對歷史、對文明的冷峻審視。這是一種精神的淬煉,確保心靈在孤島中不致軟化或迷失。
我以為,這三部書,恰好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精神譜系:《莊子》賦予我超然的視角與心靈的翅膀;《世說新語》滋養我的人文情懷與生命情致;《魯迅全集》則鍛鑄我思想的鋒芒與精神的骨骼。它們分別對應著哲學的超越、美學的浸潤、思想的砥礪。有此三角,縱處孤島,精神世界亦可遼闊而豐盈,獨立而堅韌。
中華讀書報:假設策劃宴會,可以邀請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會邀請誰?
鄭欣淼:倘若讓我策劃一場宴會,邀請作家們共聚,我心中至少要有三位必須到場。這場聚會,不僅關乎文學,更關乎情誼、理解與共同的志業。
第一位,我想邀請已故的詩人雷抒雁先生。他是我相交于微時的摯友。我們相識于上世紀60年代,我至今珍藏著他1968年寫給我的三封書信。他寫新詩,以《小草在歌唱》振聾發聵;我習舊體,我們以詩互贈,從未間斷。他于2013年驟然離世,令我痛惜不已,曾以“鷺島方吟金縷曲,燕山竟唱薤露歌”悼之。若能重逢,當再論詩道,以慰長思。第二位,是作家、詩人熊召政先生。我們因故宮、因詩結緣。第三位,是故宮博物院的研究館員、作家祝勇先生。我始終認為,像故宮這樣的文化殿堂,應有“養士”之風,讓祝勇這樣有情懷、有筆力、有創見的人才,能心無旁騖地深耕其間,發揮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在場,象征著故宮文脈在當代的鮮活傳承。
這場宴會,于我而言,是對詩情舊誼的追緬,是對知己詩緣的再續,也是對文化同道者的致敬。三者合一,或許便是我文學生活與職業生涯中,最珍視的那些部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