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劇創作呈現出“三大不平衡”的特點：第一，表現的歷史朝代分布不均，對漢、唐、明、清的呈現“火力集中”，其中又以清宮戲尤甚；第二，創作規模有著明顯的時間曲線，上世紀90年代至新世紀初，是創作高峰，而新世紀第一個十年以來的一段時間，則進入低谷；第三，質量參差不齊，以豆瓣評分參考，既有《大明王朝1566》這樣的國劇巔峰，評分高達9.8，亦有大量戲說、穿越、言情外殼下粗制濫造的歷史劇，評分未及格。有人說，近期熱播的《太平年》是十年來歷史劇的精品，這一說法并不為過。

以獨特視角串聯起亂世圖景

筆者一直認為，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時期充滿混亂動蕩、血腥殘酷，但也因此極具影視改編潛力：其一是兩晉南北朝時期，其二便是《太平年》聚焦的五代十國時期。

兩晉南北朝，自公元265年西晉建立至公元589年隋朝統一，先后出現過35個主要朝代（含正統王朝與地方割據政權），戰亂不斷、權謀交織，具有強烈的戲劇張力。而五代十國時期則是一段戰火紛飛、禮崩樂壞的血腥亂世。

然而這兩個極具敘事價值的歷史時期，卻是歷史劇創作的“冷門地帶”，尤其是五代十國題材，相關影視作品幾乎處于空白狀態。究其原因，在于這兩個時期都缺乏大眾熟知的英雄式人物。

司馬懿以“洛水之誓”為幌子篡奪曹魏政權，實則開啟了“無信無義”的政治惡例。此后，權臣奪權、宗室相殘成為常態，父子反目、兄弟鬩墻、外戚與宗室廝殺、將領割據混戰，整個時代陷入道德失序的困境。其間，沒有曹操式雄才大略的梟雄，也罕見關羽式義薄云天的豪杰，而從《三國演義》等經典文本的演繹來看，百姓更愿意相信并推崇維護“天下正統”，堅守“忠孝節烈”的傳統價值觀，而這些精神內核在這兩個亂世中恰恰是極為匱乏的。

好在《太平年》有開拓題材之功，對五代十國的表現和表達獨具匠心。劇集以錢弘俶的視角串聯起亂世圖景：他隨使臣北上汴梁朝賀正旦，親眼目睹了后晉戰后餓殍遍野、民不聊生的凄慘景象，內心極受震撼；返回吳越后，他整頓軍務、強化國防，在福州大戰中承擔糧秣運輸重任，為擊敗南唐大軍奠定基礎；他以中原為鑒，嚴懲貪官污吏、遏制土地兼并亂象，積極改革稅制、扶持商貿發展，讓吳越國在亂世中享有難得的安定與繁榮。這些關于吳越治理、亂世民生的歷史細節，在以往的歷史劇中從未被系統化呈現。

與家國大事相伴的，是錢弘俶的個人成長，他從早年浪蕩不羈的吳越王子，逐步歷練成為心懷蒼生的一代明君。這一人物形象打破了傳統歷史劇的人物塑造范式，兼具新鮮感與厚重感。

比《空王冠》立意更深遠

《太平年》不是一部爽劇，而是一部貨真價實的歷史正劇。它講述的是中國歷史上一段似乎并不起眼的篇章，但通過多個人物的命運選擇，卻折射出國家與民族精神品格的來源。面對國之將亡，馮道忍辱負重，保住了后晉最后的顏面；桑國僑傲然赴死，無懼張彥澤的利刃相逼；還有普通官吏在廢墟般的府衙繼續辦公，只因“總要有人做事”。劇集對歷史人物的表現并非二元對立式的價值判斷，而是充分尊重歷史，在紛繁復雜的時局變化中賦予人物多意性，讓觀眾看到曾經發生了什么，更讀懂中國人的精神底色是什么。實際上，它在創造一種中國式歷史劇的敘事話語。

《太平年》還讓筆者聯想起改編自莎翁名劇《亨利四世》的劇集《空王冠》。因為《太平年》的主角錢弘俶與《亨利四世》中的哈爾王子有些類似：兩人早期都是混跡于酒肆巷陌的貴族，錢弘俶年少時是有名的“漁帳子”，刀工了得、善做魚膾，在常人看來頗不務正業，他自己也常以此身份“自污”，假托“不堪重用”；哈爾王子在福斯塔夫的引誘下常年混跡污穢場所，與酒鬼、妓女、賭徒為伍，言行放肆荒誕，完全沒有王子的威儀。但是，此二人后來都因國家政治的變化，收斂了放浪形骸，磨礪出成熟心性，成為王位繼承人，并展現出治國安邦的突出才能。

不同的是，《空王冠》的改編，更著力于西方常見類型劇里的“浪子回頭”劇情，它表現的是王位爭奪背后的人心險惡與相互算計，并采用現代的心理意識流的手法展現出人物內心的情感變化。而《太平年》則立意更深，通過選取“納土歸宋”這段歷史，傳遞出和平統一、以民為本的價值理念，與當下的時代精神形成某種呼應，也因此討論度越來越高，與去年《沉默的榮耀》掀起的國家統一的討論熱潮，異曲同工。

“文心”決定了歷史劇的高度

在筆者看來，決定中國歷史正劇思想深度和審美高度的，是一種“士大夫”的價值追求，是“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家國情懷，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責任擔當。這種孤勇篤行與深沉吶喊，便是流淌在中華文化血脈中的“文心”。

那些治世能臣是深謀遠慮者，更是勇毅的實干家，有些時候甚至“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三國演義》第77集“秋風五丈原”落幕時，屏幕上諸葛亮身披鶴氅，在五丈原的秋風中悄然離世，B站的彈幕區瞬間被數以萬計的白色字符所淹沒，網友紛紛留言“丞相保重”“先生千古”“恭送武侯”，原因或許就在于此。

《太平年》亦是如此，劇集雖以血腥殘暴的張彥澤、身披盔甲的趙匡胤父子等武將形象開篇，卻將更多筆墨用于刻畫馮道、桑國僑、水丘昭券、慎溫其等文臣形象。他們在亂世中的隱忍堅守、舍生取義，之所以能引發觀眾的強烈共鳴與熱烈討論，核心就在于其身上承載的“文心”。這種敘事重心的選擇，與西方歷史劇單純聚焦人性復雜、追求強烈戲劇沖突與視覺沖擊的創作方式，形成了鮮明的區別，彰顯出中國式歷史正劇獨特的審美追求與精神內核。

筆者并非要簡單評判中西方歷史劇創作方式的優劣，而旨在強調中國歷史正劇就需要細水長流的敘事節奏，需要觀眾去沉浸式觀看，去仔細玩味。即便如此，觀者也未必能完全讀懂背后的歷史深意。筆者在觀劇過程中，便多次查閱相關歷史資料以補充認知，網上亦有大量觀眾自發開展起歷史考據與劇情解讀的相關討論。如果說，曾經的《大明王朝1566》因歷史知識豐富駁雜、觀劇“門檻高”而勸退了不少觀眾，那么今天同樣觀看“門檻”不低的《太平年》則因豐富多元的輿論生態，會被更多的人“看到”。

一部歷史劇的核心價值，不僅在于還原歷史、塑造人物，更在于激發觀眾對歷史的興趣，引導大眾主動拿起書本、查閱資料，在網絡上展開交流與闡釋，最終形成全民學史、讀史、悟史的良好氛圍。從這個角度而言，《太平年》的價值早已超越作品本身，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