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所說的“金石”，既可特指研治鐘鼎碑銘的專門之學，又能比擬男女堅貞不渝的愛情。在近期舉辦的“情比金堅——攟古繼美：上海圖書館藏蘇州潘氏典籍文獻展”上，首次同時展出了分藏于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的兩部南宋淳熙年間龍舒郡齋刊刻的《金石錄》。其中國家圖書館所藏為三十卷足本，是現存唯一也是最早的《金石錄》宋刻全本；上海圖書館所藏僅殘存十卷，但因遞經諸多名家的品鑒庋藏，留下了大批題識印鑒，同樣具有無可比擬的獨特價值。兩部宋刻《金石錄》的同臺展出，是極為難得的文化盛事。

仔細爬梳這部金石學奠基之作的撰著始末和流傳經過，可以發現其中還呈現了三對夫婦的深厚情緣。

第一對夫婦是《金石錄》作者趙明誠及其妻李清照。就家庭背景而言，兩人其實存在極大的差異。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受知于蘇軾而名列蘇門“后四學士”之中（韓淲《澗泉日記》卷上），趙明誠之父趙挺之卻被蘇軾斥為“聚斂小人，學行無取”（《宋史》本傳）。因此當李格非卷入黨爭而遭到黜免時，趙挺之絲毫不為所動而冷眼旁觀，李清照為此發出過“炙手可熱心可寒”（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九）的悲嘆，與趙明誠的關系也蒙上了一層陰影。就個人才情而言，兩人也相去懸殊。李清照不僅在女性作家中首屈一指，其自成一格的“易安體”即使與男性文士相較也不遑多讓，“為詞家一大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九八）。趙明誠在創作方面則乏善可陳，面對妻子只能“自愧弗逮”（伊世珍《瑯嬛記》卷中）。不過在考校金石方面，他們終于找到了志趣相投的契合點。李清照晚年追憶昔日“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金石錄后序》）的場景，盡管只是一些日常瑣屑，依然情難自已。《金石錄》在趙明誠生前并未完稿，最終依靠李清照在顛沛流離中的細致保存和反復補苴才得以寫定。因此作者署名雖為趙明誠，但李清照“亦筆削其間”（張端義《貴耳集》卷上），完全可以視為兩人的合作成果。

第二對夫婦是清代中葉的阮元及其側室劉文如。阮元既是位高權重的封疆大吏，又是術有專攻的學界領袖。劉文如雖出身寒微，卻多才多藝，不僅“工繪事”（汪鋆《揚州畫苑錄》卷四），其詩作還得到過評論家的激賞，以為“具此胸次，安得以巾幗中人語目之”（法式善《梧門詩話》卷十六）。更難能可貴的是她還從事過學術研究，其《四史疑年錄》對漢晉人物的生卒做過翔實的考辨。阮元對此不僅大加引導鼓勵，稱贊她“史傳中遙遙華胄，瑣瑣姻亞，常娓娓言之”（《四史疑年錄序》），還直接援引她的研究結論以示肯定（見《揅經室四集·詩集》卷十《赤壁》）。阮元在金石學領域深造有得，撰有《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兩浙金石志》《山左金石志》等。他幼年時就見過這部十卷本《金石錄》，數十年后才如愿得以購藏。為資紀念，他不僅自己撰寫多則跋語，還約請了不少師友門生賞鑒題識，并讓劉文如也借此機會揮毫潑墨。劉文如充分發揮考究史事的特長，在跋文中對趙、李夫婦行事多有推定，尤其是指出趙明誠卒年四十九歲、李清照撰序時五十二歲等，對了解《金石錄》的成書頗有助益。

第三對夫婦是受到阮元的盛情邀約為這部宋刻《金石錄》題識的清宗室多羅貝勒奕繪及其側福晉顧太清。太清原姓西林覺羅，因祖父曾卷入文字獄，為避忌起見不得不改換姓氏。兩人雖屬青梅竹馬，但歷盡波折與抗爭才締結良緣，所以奕繪在婚后仍不斷喟嘆“當年嘗遍苦酸辛”，“相看俱是夢中人”（《浣溪沙·題天游閣三首》其二）。奕繪博聞強識，尤擅詩詞。顧太清的文學天分更加出色，甚至被后人拿來與納蘭性德相提并論，有“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之說（冒廣生《小三吾亭詞話》卷一）。她還著有《桃花引》《桃園記》等劇本，并為《紅樓夢》撰寫過續書《紅樓夢影》，在多個方面都展現出不同凡響的才華。夫妻倆在題識時一詩一詞，分工明確。奕繪題寫的一首七言古風，稱羨阮元精研金石而得此宋槧善本，唯恐自己筆墨拙劣而難與諸家相稱，最后以“愿公壽考如金石，宋錄秦碑伴煙艇”作結，寄予了美好的祝愿。顧太清則填有一闋《金縷曲》，內容上與奕繪的詩作遙相呼應，著重稱道阮元對此書的悉心呵護和深入考訂。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最后還提及李清照曾受“訛言顛倒”的困擾，幸虧阮、劉夫婦“算生年、特記伊人老”，才終于使得“千古案，平翻了”。

令顧太清如此感慨唏噓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這首《金縷曲》后來又收入其詞集《東海漁歌》，在新增的自注中，顧太清提到“相傳易安改適張汝舟一事”，才讓人恍然大悟。原來在南宋有不少文獻不約而同都提到在趙明誠病逝后，李清照還有一段被迫再嫁，不久卻涉訟離異，甚至身陷囹圄的經歷。如此不堪回首的遭遇非但沒有得到應有的同情，甚至“傳者無不笑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十）。然而是否確有此事，在明清時多有異議。有人覺得趙、李夫婦志同道合，“故相親相愛之極”，“不知胡為有再醮張汝舟一事”（郎瑛《七修類稿》卷十七《李易安》），對此感到難以理解。還有人旁搜遠紹，細致排查李清照的生平，強調“易安為嫠行跡，章章可據”，斥責宋人所述“不明是非”（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輯》），根本不相信會有再嫁之事。劉文如盡管沒有直接涉及再嫁的問題，但在跋語中點明李清照在當時已屆天命之年，是否真有那段慘痛的經歷，確實令人不免生疑。顧太清對李清照的不幸感同身受，在詞作中生發議論，實際上也與明清兩代為李清照辯護的風氣日漸熾盛相關。不過這場爭議并沒有就此蓋棺論定，近代以來承襲各家辨誣意見并再做引申發揮的學者固然不在少數，但也有學者重新審查此事的來龍去脈，認為宋人的記載更為可信，清代學者的翻案文章只是“以清朝的倫理觀去繩宋朝的女子”（王輝曾《李清照改嫁考》），“其原因不外兩點：一是愛才，二是封建觀點”（黃盛璋《李清照事跡考辨》）。李清照在孤苦無依時選擇再嫁本就無可厚非，遭受欺騙更值得同情。后世辨誣者的初衷雖然可以體諒，卻不免用“從一而終”的迂腐觀念來苛責古人。

顧太清在題詞時對“訛言顛倒”的世相深惡痛絕，絕不會想到類似的情形竟然也會降臨到她本人身上。奕繪在四十歲時因病去世，深陷家庭紛爭的顧太清無奈帶著年幼的子女搬離王府，各種流言蜚語就此潛滋暗長。尤其是晚清名士冒廣生用了不少曖昧含混、模棱兩可的言辭，屢次將顧太清與嘉慶、道光年間的著名詩人龔自珍牽扯在一起，誘導讀者浮想聯翩。況周頤已經委婉地批評過冒氏“樂其新艷，不加察而揚其波”（《東海漁歌序》）。可不及深究的讀者往往信以為真，導致顧太清“出軌”的謠言愈演愈烈。曾樸在《孽海花》里便加油添醋，憑空捏造出一段龔、顧的隱秘情史，還無中生有地推斷龔自珍最后暴斃，其實是被獲悉兩人私情的奕繪派人追殺所致。幸虧清史專家孟森挺身而出，逐一批駁流言的依據，指出奕繪夫婦“伉儷之篤，兩人集中互見之”，“備見家庭之樂，琴瑟之好”，而在龔自珍去世前，“貝勒已歿，何謂為尋仇”（《丁香花》），所謂派人追蹤毒害純屬捕風捉影。

李清照“再嫁”和顧太清“出軌”的性質盡管迥然不同，卻同樣反映出女性生存境況的困頓，以及世人在評判女性時所取標準的偏狹，正如吳昌綬在讀到顧太清的《金縷曲》時所說的那樣，“才媛不幸，大抵如斯。異代相憐，端在同病”（《陳士可藏本〈東海漁歌〉題記》）。

趙明誠與李清照、阮元與劉文如、奕繪與顧太清這三對夫婦，其實彼此在家世背景、個人經歷、才情學識等方面都存在許多差異，但他們還是因為有著共同的志趣，相互欣賞，彼此護持，最終沖破重重阻礙。仔細翻閱這部《金石錄》，耐心尋繹這些序跋題識背后的故事，不僅令人對這些才華卓異的女性肅然起敬，更使我們對他們真摯繾綣的夫婦情緣有更為真切深入的了解。

（作者：楊焄，系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