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馬年央視春晚把分會場之一設在了浙江義烏。我對于義烏有特殊的感情、也有具體的記憶。著名的文藝理論家馮雪峰先生是義烏人，兩年前的夏天，首屆雪峰文論獎把頒獎典禮放在義烏的馮雪峰先生故居舉辦，我作為獲獎者之一全程參與，印象很深。那場頒獎典禮同時也是“移步異景”式的實景演出和文旅景點展示，我要在馮雪峰先生出生的老房子里候場，當時躲在古老的木門背后聽外面的演出內容，大約是對“雞毛換糖”之類經典場景的演繹，隱隱聽見了撥浪鼓的聲音。“雞毛換糖”和撥浪鼓，都是獨屬于義烏的“梗”、某種意義上也是極富改革開放時代代表性的“梗”。2006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曾在《浙江日報》“之江新語”欄目撰文提到，義烏“是以小小的撥浪鼓‘撥’出了一個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場”。第二天我就找去著名的義烏國際商貿城玩——不是“采風”，真的就是一個人打車過去瞎溜達——單在玩具區就玩掉了一整個下午。商貿城真的大，是那種只逛其中一角都一定會迷路的那種大。我在商貿城里看到了我小時候的玩具，看到了適合我年幼的兒子的玩具，除了人的玩具還看到了貓狗的玩具，當然更重要的是看到了無數的人的面孔：中國的面孔、外國的面孔、認真忙碌的面孔、驚奇游逛的面孔、一臉懵圈找出口或廁所的面孔、心無旁騖對著計算器計算利潤的面孔……逛到商貿城關門，我隨著潮水一樣的人流涌向路邊，等待網約車或公交車的人群包裹我，四下此起彼伏的除了喧鬧人聲還有氣球、毛絨玩具、做成動物形狀的充氣游泳圈。我站在那里，切身地感受到，生活是熱的、是生動的。而這生動的背后，是“小商品”背后的“大歷史”“大邏輯”。

兩年過去，我跟著春晚的鏡頭重回義烏。義烏分會場的主舞臺設在全球數貿中心，相較于國際商貿城，這里的景觀更加魔幻、更有未來感，高新技術的痕跡與景觀在此分外醒目，也讓我生出許多新的感觸。商貿文化的底色（關聯著過去幾十年的“好日子”）與數智科技文化（接通向未來幾十年的“大盼頭”）互為表里，交織在春節這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濃縮性符號之下。尤其是對“地球村”元素的凸顯，忽然喚回了我少年時代的記憶（2001年中國加入WTO，2008年北京奧運會主題曲中直接有“我和你，心連心，同住地球村”的句子），在世界文明格局深度調整的當下，這種同當下現實緊密綁定的“call back”其實格外珍貴也格外重要。這是以別樣方式講述出來的“昨天，今天，明天”。我意識到，也許我們過往都過于關注義烏身上的經濟元素，而忽略了經濟發展背后巨大的歷史脈絡、文化隱喻、文明氣息。進而言之，這種充盈著強大文化隱喻的時間感本身，非常值得我們去更深切地感知并闡釋。

除了“時間感”，馬年春晚的義烏舞臺也讓我在“空間感”的層面生出頗多感觸。一個感觸維度是“空間經驗的身體性聚集”。義烏此次的動作不止一個“分會場舞臺”，而是就此打造了系列新春活動。根據報道，義烏圍繞春晚分會場及五大街區，聯動了全域14個鎮街，按“一鎮一特色”推出166場春節文旅活動，涵蓋新春市集、屋檐音樂會、異國年俗等諸多內容；全城設10處春晚同框打卡點，保留造景道具，推出了8條特色主題路線。此中一大特點，就是充分調動并實現了真實空間之內人的身體性聚集。空間的經驗，在最簡明的意義上直觀作用并呈現于人的知覺化身體。小到對具體節日經驗的體察、大到對文化共同體的體認，在最基本的維度上，都首先要經由個體知覺來實現。而知覺的主體就是“身體”：人作為身體而知覺世界，身體憑借知覺而進入世界、使物體顯現，而知覺，乃是“作為通向真理的入口為我們而被規定的”（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在視聽文化時代，身體的參與感常常變得扁平化、二維化，而“新春文旅”類的文化實踐，恰恰是通過空間場所的設計，將二維化的身體重新拉入了三維化的社會生活場域：人們從“看”“聽”等相對靜止的狀態里走出、進入“走”“動”“說”的身體動作世界——甚至還包括“吃”，我們看到，各類地方特色美食在新春文化活動里扮演了極其重要的戲份，這無疑是人民群眾最為喜聞樂見的環節之一，也是對空間里的身體經驗最直觀有效的激活路徑。

另一個維度則是“空間文化的地域性凸顯”。“地域”是近些年文學領域的熱點詞，在廣義的社會文化層面上這一概念同樣重要。在今天這樣一個高度全球化的時代，“地方”勢必會獲得重新的關注和思考，地域文化特色的意義和地域身份認同的重要性，事實上正在獲得新的、更深程度的體認與重視——這當然不是全球化的“反題”，而是包含在全球化經濟文化建構實踐內部的“同題復調”，顯示出現代社會里文化結構和文化景觀的更立體的面目內涵。在此意義上，“地方”乃是“空間”的更具體、更個體經驗化的呈現（及建構）方式。如同段義孚在《空間與地方》一書中所區分的那樣，“地方”（place）是經過了個人經驗指認和生活感受再造后的“空間”（space），“一旦空間獲得了界定和意義，它就變成了地方”。這種范疇界定和意義書寫，在段義孚看來，乃是源自于空間中運動的停頓，以及隨之而來的特異性文化價值凸顯，“停頓使一個地方有可能成為一個感受價值的中心”，這即是所謂的“戀地情節”，亦關聯于海德格爾意義上的“人在大地上的棲居”。作為“世界超市”，如今的義烏關聯著全國3200萬工人、貿易鏈通往全球各地，但它自身的質地始終是獨特和鮮明的。此次馬年春晚舞臺上的“義烏戲份”，既突出了全球化語境里的“世界義烏”形象，更展示了“世界上的義烏”，也即在一個日漸流動互融的世界上義烏獨特的文化氣場——例如，計算器的意象在屏幕里呈現得自然而然又理直氣壯，而我之前看到新聞報道，參與馬年春晚表演的義烏老板娘們甚至在彩排后臺利用休息時間處理新年貨物訂單。地域文化符號在空間性的場景內獲得集中展示，進而衍化出流動增殖的文化情感，而義烏身上的“文化符號”又不止簡單是景觀性的，更是氣質性和價值性的。這背后的故事，或者說敘事展開的可能性，既是地方性的，也是普遍化的，它提供的是一種極富時代感的文學性。

（作者系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理論研究處副處長、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