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版圖上，鄉村文學的比重一向很大。在我這個城市讀者的閱讀史上，最早引起我對鄉村題材興趣和共鳴的作品是劉亮程的《一個人的村莊》。

那是1990年代，這本散文集讓我眼前一亮，大抵是因為那不再是從屬于群體經驗式的主流鄉村敘事，而是一個邊緣性的閑逸人物的時空體察筆記，描述了人和土地、人和時間、人和自然萬物之間的微妙互動。讀這本書時最令我驚奇的是：他可以讓一切無形之物成為主語，成為主體，自然而然的，人就還原為天地中的一員。在那個時間點，我甚至不知道“人類中心主義”之類的大詞，但我從《一個人的村莊》中讀到了，并理解為：人能意識到自己不在中心，并不等于放棄了人的自主、乃至尊嚴。

2011年讀到的《鑿空》，鄉村已不再是一個人或一村人的小宇宙了，外部世界涌入其中，古錢幣、古壁畫、古瓷器、古佛像……被開鑿出來并重新進入外部世界，古今內外的分界線在土坎曼、驢及其他工具的運作中消失。事實上，也是土地本身的消失。洞，空，風，光……這些無形之物依然是劉亮程筆下的主角，但映襯出的是人事虛浮。2017年讀了《虛土》。小說和散文的分界線也像西風中的浮土那樣在劉亮程的文字中消失。村莊真的變成了結界，在一些鬼氣森森的片段里，被遺棄的村莊自然而然地成為記憶的化石，任時間交疊累積。面對鄉村的解體、時代的更替，作家創想出了一個生死平行存續的鄉村。村人流散之后，唯有鬼靈記得土地上發生過的事，鬼靈成了講述消逝時代的主人公。2023年，《本巴》獲得茅盾文學獎。這是出生于新疆古爾班通古特沙漠邊緣一個小村莊的作家將新疆傳統民間文學、英雄史詩《江格爾》改編而成的長篇小說。作家坦言，這是他最天真的一次寫作，是寫給童年的史詩，那似乎不扎根于村莊，而要去追隨草原游牧民族的夢。神話里的人都不會老，似乎和虛土莊的孩子一樣，神和鬼在文學之夢中擁有了同等的地位。夢境疊現之際，文字由心而發，擁有了更大的自由，也面臨了更嚴肅的考驗。

從《一個人的村莊》到《鑿空》和《虛土》，文字成為劉亮程的村莊小宇宙中的本體，同時也是媒介，允許時間前后交疊，允許空間離開大地敘事的表層，進到土里，而那本是鬼怪、動物、礦石、古物的非人間異界，不知不覺間，作家從純然個性化的散文語體出發，抵達了人類和非人類共有的非虛構世界，并在《長命》中打磨為成熟的小說語言和結構。2025年出版的《長命》如同作家在夢后回到原點，從夢中先祖的草原回到了一個人的村莊。從《虛土》到《本巴》延續下來的異界敘事在《長命》中得到最寫實的具象化，無論是時代背景還是人物形象、動機、細節都是真實不虛的，《長命》的內核依然是天山腳下、戈壁深處的一座小村莊在時代變遷中的存續，但不再是任何意義上的“一個人的”，甚至不僅僅是“人類”的。

“土連著土，死連著死”，任何一個人，事實上都傳承著一脈靈肉，一門血親，一族往事。故事以第二人稱開始，16歲的魏姑目擊1982年青年水利員溺亡的現場，從此“心里藏著一個鬼”，青春、愛情和死亡同時抵達峰值，這個開篇是劉亮程之前的小說里不曾有過的。小說在之后的三十年里展開，魏姑的一生令人唏噓，因為她就活在生死交界，為逝者安魂，為生者續命。這是一種隱沒在現代城市消費生活中的人設，也是鄉土精神傳承中才有的人物，更是除了類型小說外的作品不太正面描繪的形象。就這樣，包裹在精神內核中的鬼靈成為《長命》里的重要元素，如金木水火土那樣被定義為宗族存在之必要元素，也讓這部小說帶有了民族志寫作的特質。

長久關愛魏姑的人叫長命，碗底泉村的獸醫，老中醫郭代道之子。長命擔心老父的“恐癥”，請來魏姑，追根溯源，扯出了郭家祖上的劫難，因此尋到幾百公里外的老家，過苦泉子、到伊州、經瓜州、至肅州，抵達酒泉鐘塔縣，這一程橫跨河西走廊，追到了130年前關內的一場滅族慘劇，生者期盼鐘聲凌越于亡者的痕跡。長命和魏姑走出亡者往事，還必須邁入生者的生存規則。就這樣，村莊從“有神”走向“無神”，人理解了“淺命”與“長命”，從七星底板就看出“字是國家的”。無論神鬼，都由敘事構建，作家從寫作伊始就信賴文字有重構世界的能力，行文至此，游走虛實，作家事實上拓寬了現實主義的道路。包括打棺材的木匠、看水庫的守衛、鄉長、派出所所長……眾多人物的出場都鑿實了社會現狀，但異界與之無形并存，一切貫通后就比現實更“實在”——借用拉康的實在界概念：日常現實皆由現實和想象構成，作為其對立面存在的實在界是不可知、無法感、亦不可言說的存在，其存在的內核是傷痛——只能用創傷的痕跡、余波來加以感知；現實的不斷演進既是對實在界的屏蔽，也是對現實的保護——如此想來，《長命》的悲痛內核可以追溯到《鑿空》《虛土》《本巴》中的異質感的象征界，乃至回到原點的、更具想象性的《一個人的村莊》，或可得出一個有趣的結論：劉亮程在幾十年實踐寫作后終于觸及到了中國鄉村的實在界。

無論想象、象征還是實在，都依賴語言和敘事，劉亮程的詩意語言恰好有益于創造哲思。在我這個忠實讀者的心里，《長命》雖在無形之物的層面不斷回應先前的作品，卻更明白無誤地寫明了集體創傷，因而比《虛土》更確鑿，比《一個人的村莊》更沉重，比《鑿空》更悲傷，比《本巴》更現實，因而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動情力。或許也因為讀者和作者都在變老，都在見證世事變遷，因而能讀懂未能響徹千百里的鐘聲、綿延三代的恐懼、樹影里纏綿不離的魂魄、逃脫計劃閹割的黃牛、不肯搬遷的老人……掩卷而思，劉亮程的新疆題材書寫既不是自然主義的，也不是存在主義的，更像是中國生命哲學的文學結晶，將敘事藝術的魅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喚起了日漸衰弱的家族譜系概念，重振了東方信仰中不可或缺的生死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