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過八旬，癡心不改。馮驥才先生為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事業可謂是不計辛勞，操碎了心。在這本《過年書》中，他圍繞中國人世代相傳的最重要節日——春節深挖、詮釋，奔走呼告，傳播年文化的精神內涵，培固年文化的根基魂魄，保護中國人獨有的那一種情感和生活方式。

他的《春節八事》寫得閑灑自在，在前年北京廣播電視臺“讀書俱樂部”欄目的春節專輯中，應主持人宏玖的邀請我和宏玖還專門介紹過這一篇，郊區市集走一走，天后宮前轉一轉，裝點房間，備年貨，祭祖，寫寫畫畫，文人雅集，到圖書大廈與讀者見面，每一件都遵循傳統，每一件都深入民間，每一件都接地氣，每一件，都寫出了春節特有的興致和精氣神。

馮驥才對春節是稀罕的。

而春節，作為中國最重要、最盛大、最隆重的節日，牽動著每一個中國人的心。“有錢沒錢，回家過年。”不管一年當中多么辛勞，不管奔波在外掙錢多少，不管平素波折還是平順，一到春節都要回家，即使一票難求，也要想方設法，于是便有了“春運”的獨特景觀，那是中國人的共同愿望、心靈旨歸，也是中國文化的心魂。

一個民族獨有的文化就是這民族的根，馮驥才說，理解春節文化，才能更好地理解我們的民族，“幾千年來，中國人站在大自然生命的節點上，面對一個輪回的結束與又一個輪回的開始，心中的寄寓與祈望來得異常深切，民族特有的情懷也分外張揚。而這種強烈的、理想的、熱情的希望、夢想與期待，也逐漸形成了中國人特有的年節文化，并以此把中華大地變成了凝聚中華民族的巨大情感磁場，煥發出無比強勁的情感力量、文化力量。”

春節承載了中國人強大的精神力量和愿力，也體現了一個民族空前的凝聚力，沒有什么能夠阻擋人們回家過年的心情。馮驥才從一個作家的角度，對年文化和年心理作了深入剖析，認為“年是人生中一年一度用盡全力實現出來的生活理想！把生活理想化，把理想生活化，是中國人特有的年文化心理，充分表達人們對生活的熱情與希冀。” 對于崇拜生活的民族來說，理想就是一種實在的生活愿望，把生活理想化，把理想生活化，也是中國人對年的一個偉大創造，“把現實與期望混在一起，就是年的魅力。”年是一種心氣兒，它首先是精神的，實則是人們在高揚心中的生活情感與理想。“沒有任何節日像春節一樣包含中國人那么多精神、心理、追求、性情、偏愛。”馮驥才說，“相信只要我們的傳統文化根脈在接續，只要我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緊擁不棄，年的燈籠就一定會在大年根兒紅紅地照亮！”雖然很多的時候生活的愿望難以成真，但中國人并不停留在苦苦期待上，“而是把理想愿望與現實生活拉在一起，用文化加以創造，將美麗而空空的向往，與實實在在的生活神奇地合為一體。一下子，生活就變得異樣的親近、煌煌有期而充滿生氣了。這也是過年時我們對生活一種十分特別又美好的感覺。”

春節四千年的節日史，浸透了深刻的農耕意義，而“年，所要表達的就是一種生活情感。”于是團圓成了春節的第一主題，也是春節最重要的情懷。如馮驥才所說：“家庭是離你最近的力量，是你最可靠的依靠，是唯一能給你撫慰的地方。” “陪伴生養自己的父母過年，有如依偎著自己生命的根與源頭；和同一血緣的家人枝葉相擁，享盡親情。”想想這么多年，我也和千千萬萬的中國人一樣，年年擠上開往東明抑或濟南的汽車、火車，如果車票售罄，不惜開車十幾個小時抑或搭朋友便車也要回家。每逢這時，媽媽也都提前將我的床鋪鋪好，被子拿到太陽下曬得松松軟軟，她也是早早地就盼著我們回家過年了啊！除夕趕來，一家人圍坐一起，吃上一頓年夜飯，說說笑笑，親親熱熱，那是莫大的幸福。貼春聯，放鞭炮，包餃子，看春晚，是必不可少的劇目。大年初一拜完年，即使過了知天命之年，我也會像個孩童一樣，喜滋滋地從父母手里接過紅包里的壓歲錢啊。那是一個節日，更是化不開的濃濃的親情和溫暖的回憶。

祈福，迎春，也是春節的題中之義。貼春聯，貼年畫，貼窗花，寫福字，放鞭炮，都是少不了的。大年三十，姥姥家門口的那棵大楊樹上都會貼上大紅的“出門見喜”，連路上跑的汽車都會貼上“出入平安”，有了這些，心頭便平添了一份踏實和喜慶。福字，更是最具代表性、最能表達人們心愿、概括人們心聲的春節符號，濃縮了對生活的期盼與憧憬、虔誠與敬重，是美好的生活情感、民俗、文化和心靈方式，亦是深入人心、喚起共鳴的民族“根性的文化”。我有一枚“福”字印章。新春納福，吉祥如意，每到春節，興致來時會畫些花鳥小品送給親朋好友，以助節日之興，小品畫完，在宣紙空白的一角蓋下這枚“福”字小印時，感覺真是滿心歡喜。

是啊，誰不圖個吉利呀？年俗的意蘊，就在于祈福與辟邪，門神，年畫，春聯，福字，哪一樣不承載著吉祥的心意呢？陜西鳳陽的古版門畫《鎮宅神虎》，四川綿竹填水腳門神《副揚鞭》，天津楊柳青的鐘馗張弓，哪一個不是威武雄壯，又憨態可掬呢？這“不僅表明中國人對大自然的主動性，對環境的融合精神和對生活的熱情，以及樂觀和幽默，還顯示了中國人‘天人合一’這最高境界的宇宙觀。”

新年所營造的非同尋常的歡樂氣氛和吉祥意境，喚起了人們對生活的熱愛與珍惜，將人們的心情和心氣兒推向高潮。“新年到，新年到，小姑娘戴花，小小子放炮。”年俗和年貨，又以具體的形式、內容和那份獨有的喜氣，將新年烘托得熱熱烈烈，紅紅火火。

“年味最濃是津門，年意最深亦津門。”久居天津的馮驥才對天津的年味喜不自禁，在《沽上的年味》中，他說，“天津是個碼頭，碼頭的人心勝；天津是個商埠，商埠喜好人氣兒；天津是個市井的城市，市井的人崇尚生活本身。”天津文化的碼頭文化性質，使這里的人們對生活的需求既實際，又強烈。馮驥才說，“在北方大城市中，天津要算年俗最濃、年意最深的一個。”每到春節，包括馮驥才在內的天津人到天后宮買年貨，到楊柳青買年畫，要的是過年的那一份獨有的意味和熱鬧。馮驥才還會特地將珍藏多年的楊柳青年畫《歲朝清供》掛在墻上，以增添節日氣氛，同時備足八樣年貨看望母親，“盡享與壽同在美好的生活與年意”。

年，是中國人放不下的情結。而今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和工業、科技文明沖擊下，年意漸淡，“沒有年意了！沒有年味了！恐怕這是當代中國人一種很深的失落，一種文化的失落。”馮驥才說，“我忽地感到，倘若中國人過年感受不到年意和年味，那將是多大的失落！” 他知道，“進入了歷史才是進入了永恒。然而年俗的方式是人們對年的情感的一種載體。特別是當鞭炮、祭祖，以及貼年畫等一個個載體都從年的盛典中撤出之后，人們對年的情感將往哪處置放？”說起放炮，當今很多地方禁放煙花爆竹，悄無聲息之中，已經很難看到“爆竹聲中一歲除”的景象了，對此馮驥才也頗有微詞，他說禁放不如限放：“‘禁’是一種消滅。如果滅掉鞭炮，被消滅的絕不僅僅是鞭炮包括污染，而是一種源遠流長、深厚迷人、不可替代的文化，以及中國人特有的文化記憶和文化情感。”在他看來，“中國人在子午交時燃放爆竹除舊迎新，如同西方人圣誕之夜狂歡一樣，既是萬民同慶，也是各自心情的宣泄……深深的年意也融在其中。倘若大年夜隔窗望去，外邊萬籟俱寂，云天漆黑，那是一種什么感受？”今年在北京，我還真就度過了一個這樣的除夕，一個這樣的新年！除夕的夜晚靜悄悄，推窗望去，“萬籟俱寂，云天漆黑”，昔日鞭炮齊鳴、舉城同慶的景象全然不見了，連心存僥幸、莞爾一笑的一兩聲也沒有了，本就空曠的大城，隨著眾人的返鄉，也變得愈加地空曠和寂寥了，此情此景，心中是空落落的感覺。

年文化是與民族共存的文化。“一個民族最深的文化是植根心中的‘文化心理’，連根拔便會留下一大塊空洞，何以填補？”面對年味的淡薄，馮驥才忍不住發出詰問。他同時呼吁，“要傳承好節日傳統，就要遵從文化規律，順乎民情，合乎年俗內涵。”在他看來，人為地淡化年味，就是文化上的怠慢與缺失。“因而現在，應當做的，是保護和加強中國人祖祖輩輩所摯愛的這個年，而不是在負面上無知地消減它。”

于是他不辭辛苦，到民間，到田野去找尋，去品味，去盡力地保護、挽留和搶救。他知道春節過的是民俗，但眼看著民俗生活出現愈來愈大的空白，他深感擔憂。知道“年畫作為春節的重頭戲，其人文蘊含之深厚，民俗意義之鮮明，信息承載之密集，民族心理表現之深切，其他民間藝術難以企及。”他深入民間，義無反顧地開始他的年畫搶救工作，“待車窗外出現茫茫的褐色土地，橫斜著凍僵的柳條，白晃晃的冰河，還有歪歪扭扭、沒有人影的鄉間小路。我心里高興起來。我知道，只有在這大地深處，才能見到最原始又是活態的民間年畫了！”農忙種地，農閑作畫的古老而閑散的生活方式，讓他心存感動，而他自己，也保留著昔日的生活方式，每次從靜海、獨流、楊柳青一帶鄉村集市回來，他都會買幾張缸魚年畫，連同對那些無名藝人的敬仰與迷惘，一同收藏起來。

他堅持搶救工作立足于田野，因為民間文化在田野，不在書齋。田野是文化本身。所以他到偏遠的村鎮去，到擁擠的市集去，到純樸的藝人當中去，在粗糲質樸的民間藝術的耳聞目染中完成木版年畫普查，完成當代藝人口述史，完成更多相關品類的民間藝術傳承和保護工作。在楊柳青的地攤上，偶遇鄉間原生態的木版畫，他喜出望外，“尤其當我知道，這是一位七十七歲的老婆婆畫的，就更對這些畫心愛不已了。老婆婆畫，老翁賣，他倆已經這樣干了一輩子。于是昔日民間年畫在鄉間生氣勃勃的景象，叫我一下子觸摸到了。”但畢竟老婆婆已是人到暮年，那么繼承者又有幾人呢？想到此，他感到十分失落，唯有企盼這兩位老人都健在，“因為這世上，唯有他們這樣的老人身上，還遺存著古老的年畫那種迷人的精靈呵。”

想到我們的傳統是從來不重視民間的，馮驥才便深感不安：“我忽想，誰來保護這些在大地田野中一直自生自滅的民間文化呢？”是啊，保護的力量又有多大多久呢？世界上哪樣東西最終又不是湮滅于歷史的塵煙呢？

城鎮化的浪潮海嘯般卷來，帶來的是深刻的文化危機，平房改造，并村，土地置換，農民遷徙，丟棄農具，賣掉牲畜，搬入樓房，徹底告別農耕，用推土機夷平村落……“那么，原先村落中那些歷史記憶、生活習俗、種種民間文化呢？一定隨風而去，蕩然無存。”馮驥才感慨，“我們的文化只有作為商業的景點——賣點才有生路，可悲！”連懸崖絕壁上的小山村也正在“騰籠換鳥”，改作賺錢的景區，對于非遺來說，“這無疑是一種連根拔、一種連鍋端、一種斷子絕孫式的毀滅。”

他費盡了心思歷經多年所做的遺產搶救工作也隨著工業化浪潮一次次重陷危機，“這次甚至是滅頂之災”。楊柳青“南鄉三十六村”也在劫難逃，一想到“數月之后，這些畫鄉所有原住民都要搬出。生活了數百年的家園連同田畦水洼，將被推得一馬平川，連祖墳也要遷走。昔時這一片‘家家能點染，戶戶善丹青’的神奇的畫鄉，將永遠不復存在。它失去的不僅是最后的文化生態，連記憶也將無處可尋。”馮驥才便深感痛惜。昔日天津市區拆遷時，他曾以肉身之軀擋在推土機前，以表達自己的惋惜之情，然而一己之力，終未能擋得住歷史的車輪，馮驥才先生知道自己身單力薄，但他沒有放棄，無奈之時他啟動手中之筆，作力所能及的挽留，“記錄就是一種保護，是首先的保護。”他說，“對于歷史生命，如果你不能延續它，你一定要記錄它。因為，歷史是養育今天的文明之母。如果我們沒了歷史文明——我們是誰？”

他風餐露宿，走村串戶，武強，禹州，絳州，滑縣，懷有著文化寶藏的祖國的邊邊角角都留下了他的足跡，發掘，鑒定，開會，保護，樂此不疲，大雨滂沱之中他舉著傘、踩著泥濘來到畫鄉慈周寨鄉，置身其中的感受是最大的沖擊，“特別是當你感知到腳下這厚厚的黃土是這些年畫的土壤，這一屋子的老老少少是這獨特的藝術集體的創造者時，你一定會被感動的。”他受此感召，不遺余力。

當記者問馮驥才做文化保護的事動力來自哪里，馮驥才說那是一種情懷，一種作家的情懷。“因為是作家。情懷是作家天生具備的。作家是理性的，更是感性的。作家的情懷是對事物有血有肉的情感，一種深切的、可以為之付出的愛。”他懷著一種責任感使命感做這些事情，寫這些文字，“作為一名作家，我控制不住地想要寫出這股生活的勁頭。作為一名民間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者，我更感到應該好好傳播春節文化。”

為了光大春節文化，馮驥才還為春節申遺工作全力以赴。他認為中國最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春節。春節是最長的傳統節日，從農歷臘月初八到轉年的正月十五，都在它的節日范疇，本應受到高度重視。因此在全國“兩會”上，馮驥才提議除夕應該放假并得到采納，發起春節申遺并得到聯合國重視，中國傳統節日春節也遂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認定為“人類文化遺產”。2023年底，春節還被定為聯合國假日。這些，都是讓馮驥才深感欣慰的事。

年，寄托了情感，承載了希望。每到春節，如果在北京，我也會像馮驥才一樣，到地壇廟會轉一轉，到白云觀廟會轉一轉，到龍潭湖廟會轉一轉，到前門大柵欄轉一轉，感受一下年的氣息，沾染一下過年的喜氣，也尋得一點年味和年意。當然，人情味是最深的年味，走親訪友，登門拜年，是彼此聯絡問候、增進感情的好時機，我們的父輩，祖父輩，祖祖輩輩都承繼了這樣的傳統，到我們這輩，會不會斷了呢？今日通訊發達，手機上一點，千篇一律的問候語、表情包即刻發往了四面八方，省卻了見面的繁瑣，會不會也淡化了人間的情誼呢？淡淡年意深深情，我相信埋藏于心的深情厚誼，也必將隨著新年的祝福賡續傳承。

年，連接著傳統，溝通著未來。當環球人物雜志問及馮驥才最懷念過年中的哪件事時，我也陷入了深深的回憶，想起小時候每到過年，姥姥家的小院里滿院都飄著煮肉的香味，那是過年才有的味道，聞到香味，我們這些小孩子就會一會跑進去看看，一會跑進去看看，著急為什么還不熟呀？肉剛一煮熟，姥姥就會從鍋里給我們每人撈一碗骨頭肉，這時我和姐姐妹妹就會端著小碗自顧自地狼吞虎咽啃起骨頭來；想起春節臨近，媽媽就會早早地選好花布料，到裁縫店為我和姐姐妹妹每人做一身新衣服，做好的新衣服不到過年那一天是不讓穿的，看著衣柜里的新衣服，心里就總是盼著新年快一點到來……不知不覺已是50年過去，昔日的風習已然不在，我那最慈愛的姥姥和媽媽也已經離開了我們。年年過年，年年懷念。（《過年書》，馮驥才，作家出版社，2025年1月第1版第1次）

2025年4月1日、2日，陳艷敏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