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農業社會的特征是靜止的，工業社會的特征是流動的，那么，在資本、技術和信息共同作用下的后工業社會的特征則是奇幻的。在李修文最新出版的小說集《南國之春》中，無論是因荷爾蒙泛濫而卷入復仇行動的“我”（《南國之春》），還是歷經滄桑而不失情義的巨蟒小滿（《七月半》），抑或是王朗“附身”依然走投無路的“我”（《到祁連山去》），他/它們都異常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奇幻性，而這種“奇幻”也深刻地改變著他/它們的命運。其實，自前年《猛虎下山》發表之后，李修文相繼創作的系列小說都集中呈現了這種時代“生活實踐”，并且以一種中國式的美學表達將之隱喻為當下人們的生存境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將他的這批小說命名為“新奇幻現實主義”。

借助這些匪夷所思的故事和充滿抒情色彩的文字，李修文生動而逼真地再現了生活之奇，勾勒出了萬花筒般的斑斕時代景象。同時，他也讓筆下的人物相信，奇幻不過是生活的表象，荒誕才是本質。于是，他們無一例外地選擇了反抗：身患漸凍癥而被騙巨款的戲曲演員許白楊哪怕以“活”在不名譽的故事中作為代價，也要抵抗命運的苛刻無情；前詩人王忍冬深諳資本的詭異力量，選擇了拒絕幫助和前往“祁連山”（青春、夢想與愛的象征）來紓解失子之痛；膽小怯弱的杜小滿為了給女友買耳蝸、替養子還債，義無反顧地拿出生命來交換……無論是像許白楊一樣清醒地正視生存困境，還是如王忍冬一般隱忍頑強地活下去，或者是像杜小滿苦苦掙扎試圖“創造奇跡”，他們的人生都在反抗苦難與突破困境中獲得了尊嚴和價值。這些掙扎在歷史縫隙中的弱小而卑微的普通人，即便無法得到最終救贖，可是依然不言放棄，負重而行，努力讓生命煥發出光來，照亮并溫暖著孤獨而荒涼的塵世。李修文始終懷著悲憫之情，以絢麗、深情而有力的文字穿透當下“奇幻”的生存狀態，接續了以魯迅先生為代表的新文學傳統——關切社會、關心民瘼；關注生存、關懷生命——這也使得他的作品煥發出當下小說中不多見的思想力量。

對于李修文而言，“奇幻”是書寫的內容，亦是表現的手段。這些小說的底色毫無疑問是現實主義，但是筆法卻具有超寫實特點，融入了傳奇手法、超常感覺和非常視角。譬如《南國之春》采用“復仇模式”，但因為復仇對象其實并不存在，所以敘事最終“自我消解”，以“有意味的形式”象征了現實的荒謬；“我”所創作的《南國之春》成為文本中的“文本”，通過“想象可能的生活”使敘事獲得增值，凸顯了文體的創新。《七月半》中借助蟒蛇的視角來講述故事，亡靈敘事神秘、詭異而深情，造成了強烈的陌生化效果。《到祁連山去》的情節大量留白、不斷反轉，仿佛云遮霧繞的幾座山峰相互遙望，在亦真亦幻中共同揭開謎底。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三言二拍”里書寫市井傳奇的遺風流韻，可以窺見蒲松齡筆下花妖狐怪在人間自由穿梭的蹤跡，更可以重溫《紅樓夢》里“太虛幻境”的追魂攝魄與理想彼岸。

在閱讀李修文的這部新作時，我不禁聯想到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新時期以來的純文學（相對網絡文學而言）已走過漫長的48年歷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遭遇如此尷尬的窘境——文學與生活日益隔膜，審美觀念趨于固化，讀者正在加速流失。相比網絡文學和短視頻，純文學的吸引力在哪里？它還能為我們提供可能的生活想象嗎？還能體貼地慰藉我們的心靈嗎？這是當下的寫作者急需回答的問題，于李修文當然也不例外。

作為一位敏銳而成熟的作家，李修文顯然有著自己的解題方案。在他看來，隨著社會急劇轉型，資本、權力、技術和信息深度侵入日常生活，每個個體都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壓力和精神危機，現實呈現出不確定性與荒誕性，不妨以一種超現實的想象拉開與生活的距離，在對現實的隱喻性書寫中傳達智性啟悟和情感慰藉。他激活中國古典志怪傳統中“奇物喻世”的敘事基因，讓本土現實與奇幻想象巧妙融合，發明了一種“中式奇幻”表達。正因為他筆下的“奇幻”源于鮮活的生活經驗，折射著社會情緒和大眾情感，保持著強烈的現實溫度與情感張力，因此總能引起讀者的共鳴與共情。記得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描寫過“沸水中開出牡丹”的情境，這個意象完全可以拿來隱喻他的美學追求。小說集《南國之春》的出版，無疑代表著他的最新思考與探索。我們有理由相信，更多的“牡丹”會在沸騰中爭妍斗奇、驚艷人間。

庸常的生活容易使人變得麻木，從而失去對于“奇幻”生活的敏銳感知，喪失想象可能生活的熱情。正因為有著如李修文這樣敏銳而深情的書寫，一個一個渺小而卑微的“我”不僅被看見，而且被時光照亮，彌漫著溫暖，慰藉著人間。這，大約也是“我們”作為同時代人的幸運吧。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