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臘月末，我們賣雜拌糖。所謂雜拌糖，就是將不同檔次不同花色的糖塊摻雜在一起賣。

糖塊是從很遠的地方進的，大卡車運進來，堆滿棚廈。吃過晚飯，在院子里鋪上一張又厚又大的苫布，苫布顯得比院子還大。

開始拌糖。硬水果糖、飴糖、酥糖、奶糖、牛軋糖，都裝在麻袋里。拌糖按照一個大致比例，倒哪種糖，倒多少，都聽我爸指揮。所有品種的糖都倒到苫布上后，我們就依次在苫布的外邊找好位置，兩只手插到糖堆里（手要一插到底，觸到苫布），不停地翻動，攪拌，直到手指肚變得黑乎乎的，又黏又澀。

糖拌好后，將苫布的四角掀蓋在糖堆上，以免夜露把糖打濕。

多年后，我仍舊記得拌雜拌糖的場景：老燈泡吊在房子外檐下，燈光如影子一般，昏黃又清晰，隨著雜亂的攪拌聲忽上忽下；星星投下疲憊而明亮的注視，可轉瞬便隱去了；窗外楊樹的落葉聲被矮墻的暗影吸納，混為斑駁的一片；絲絲縷縷的甜香，被冷風拽著，竄來竄去。

零食很少。花生、瓜子、糖塊，是過年必備的“三件套”。平時再怎么儉省，過年也是要買一點的，尤其是糖塊。人對甜味的偏好是與生俱來的，吃甜的東西可以帶來愉悅感，這毋庸置疑。

我有一位詩人朋友，給自己起了個筆名，叫唐糖。她說，任誰讀到這兩個字都會覺得甜甜的。豈止如此。人類對甜的東西天生敏感，在人類的意識中，糖始終與美好、幸福之類的體驗緊密相連。

花生、瓜子進貨渠道多而雜，賣的人很多。我爸說，我們只賣雜拌糖。我大舅在食品廠當工人，負責進貨。有天晚上，大舅用油紙包了一塊不成形的糖，帶回來給我和弟弟吃，是他們廠自己生產的一種軟糖，沒有糖紙包裝，巴掌大小，焦紅色，極黏牙。我和弟弟從未見過那么大一塊糖，不舍得一次吃完，沒想到，那塊糖第二天就攤化在油紙上，弟弟急得去舔油紙，弄得滿臉滿手黏糊糊的。

年少時，一丁點甜都會烙在記憶里，在未來無限放大，不斷發酵，以至我每當想起人生中的幸福之事，這一塊不成形的糖便首先浮現在眼前。

雜拌糖的糖紙五顏六色，無一例外，皆是蠟紙，即在糖紙上涂上一層蠟，既可防止糖紙包裝時碎掉，又能避免糖和紙在溫度變化時粘連在一起。后來又出現了剝起來像細珠碰撞的玻璃糖紙。高粱飴、玉米飴都是黃色糖紙，高粱飴的圖案是一穗高粱，玉米飴的圖案是一穗玉米。

這似乎沒什么好說的。值得一提的是，緊貼著飴糖有一層薄薄的糯米紙，每當舌頭將飴糖壓在齒下時，這層薄薄的紙便會卷上去，覆在嘴唇上，舌尖一舔，立即融化，唇上會留一層淡淡的白霜。吃飴糖，有時就為這層薄薄的糯米紙帶來的樂趣，為它覆上嘴唇時那軟軟的滿足感。這層糯米紙一般是用淀粉類材料制成的，用來防潮，亦用來維持糖的形狀。

我記得有一種酥糖叫大蝦酥，甜且香。糖紙半黃半紅，它的包裝很特別，不像飴糖那樣兩端一扭了事，而是把糖紙當成襁褓，把糖身當成嬰兒，卷完糖塊后，將兩頭空隙的印花紙折下去，留出一個整齊的尖角，我們叫這種糖為“小孩酥”。酥糖的糖仁主要是花生和芝麻，糖仁外面裹著一層乳白色的糖皮，兩頭扁扁的，壓著暗黃色的橫紋，乍看，像是一條剛蛻皮的蟬蛹。奶糖是白色糖紙，畫著一頭大母牛。顏色特別的是牛軋糖，白地藍色印花糖紙，四方塊，邊角折得整整齊齊，如嬰兒的枕頭，糖仁有奶香味，夾著花生碎塊，越嚼越香。

吃糖塊獲得的甜蜜感，總夾著一絲悵然若失。若以吃糖的方式看待世界，甜蜜只是剎那，幸福感短暫如煙花，我們可能就永遠無法理解，類似“人生的意義”這樣宏大的命題。回到事情本身，譬如一塊糖，如何獲取糖源，如何熬制，如何塑形，如何調色，如何包裝，每一個環節有多少人參與其中，又經過怎樣的運輸，怎樣跨山越水，才到了吃糖人的手里，如此種種，都會讓吃糖的人，生出許多想象，把一塊糖承載的人和事都連接在一起，便是把廣闊的世界連接在一起，心態自然開闊了起來，對世界的體驗也就豐富了起來。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普通人家，哪里有拿得出手的玩具？小孩子們喜歡上收集各種東西，惜物之心如野草一樣蔓延。集郵票、集煙盒、集火花（火柴盒）、集玻璃球……相對來說，集糖紙比較容易，得來的渠道也多。誰家娶新媳婦，定會往孩子堆里扔一把糖塊。誰家房子要“上梁”了， 我們就一股腦兒跑過去，一個個抬眼望著紅綢子綁上大梁了，只等著吉時一到，鞭炮響起，坐在房梁上的人一邊說著吉利話，一邊大把扔下白面饅頭、糖塊。大家便鉆進人堆里搶饅頭、搶糖塊。搶到饅頭的說，吃了上梁饅頭，身體健康，肚子不會痛。搶到糖塊的，以后的生活準是甜滋滋的。過年更是好機會，一早起來，成群結伴到鄰家拜年，主人家總會拿出一把糖塊。

我把珍愛的糖紙夾在書里，絲絲縷縷的褶皺，漸漸消失。很長一段時光，我翻書時，還會聞到若有若無的甜香，這味道不斷蔓延，拉長，如同阿里阿德涅線團，牽扯出有限又無邊的回憶。

我想起有那么幾年，大院里陸續搬來了幾家新鄰居，有一家的女孩，年紀跟我差不多，面色白白的，說話聲音又細又柔，她的脖子上每天都戴著一把長命鎖，銀白色，看起來扁扁的，又大又輕，像月亮一樣。我羨慕她有好看的長命鎖，羨慕她衣服上有好聞的味道。

我們跳皮筋、跳房子或者捉迷藏時，她從不參與，只站在一邊看著我們，安靜得像一只小羊。有一個黃昏，她拿了一本連環畫冊，說送給我，又說父母要帶她去省城看病。我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但小小的心里突然涌滿了悲傷。我有什么能送給她呢？拿得出手的好像只有糖紙。有一張糖紙上印著一個女孩，紅色的上衣和鞋子，黃色的裙子，頭上綁著大大的蝴蝶結，像她一樣美，糖紙上寫著四個紅字“上海奶糖”，我只有這一張糖紙，是來自上海這座大城市。印象里是小心翼翼地把它夾在《新華字典》里的，可是翻遍了字典，卻沒有找到那張糖紙。

我不知道她的病治好了沒有，幾十年過去了，我再也沒有見過她。

2

三輪車用木板插圍，拌好的糖堆在里面，像一座花花綠綠的小山。露天市場由北向南，數百米長。入口處是一家肉鋪，挨著肉鋪的攤位也賣雜拌糖，攤主據說曾在供銷社工作過，一個瘦瘦的老頭，不管你什么時候看向他，他都是笑瞇瞇的。不知道誰給他起了個外號，叫他“笑官”。“笑官”的糖裝在土籃子里，品種只有三四種，且都是水果硬糖。水果硬糖相對便宜，但比軟糖耐吃。我們小時候，供銷社只有一種帶“囍”字的硬糖，一毛錢八塊。這種糖摻了香精，甜里還夾雜著一絲酸味，像剛從樹上摘下的青果，似乎故意不讓人輕易嘗到甜味。不過，這倒使得糖塊的味道有了層次。小孩子得了塊八毛壓歲錢，幾乎都用來買糖塊了。

我弟弟小時候吃任何東西都囫圇吞棗。這種硬水果糖到了他的嘴里，嘎嘣嘎嘣很快就被嚼碎了，眨眼工夫就吞到肚子里。我則舍不得嚼，會讓糖慢慢在嘴里融化，讓甜味像血液一樣，一點點滲入每一個毛孔，這樣，甜蜜的感覺就會像河水的漣漪蕩漾很遠。弟弟飛快吃完自己分到的糖，就會眼巴巴地盯著我看，一迭聲地問：

“姐，你這塊甜不甜？”

“你不是吃過了嗎？”我回。

“忘了什么味道了。”

最終，我手里剩下的糖全進到他的口袋里。

市場往北走，大部分是賣菜的攤子。地上鋪一條麻袋，土豆、蘿卜、白菜擺上，各種吆喝就開始了。我們的攤位挨著菜攤，正好在一處十字路口，算是得了地利。最初賣糖的一兩年，市場賣雜拌糖的只有我們和“笑官”兩家。我們的雜拌糖以軟糖居多，比“笑官”的糖受青睞多了。盡管如此，仍需要吆喝。吆喝是擺攤必不可少的技能，吸引顧客是賣貨的重中之重。

新聞價值判斷有個“三秒鐘”原則，如果一條新聞在三秒鐘之內不能吸引人們的注意，就會從受眾眼前溜走。在露天市場賣貨也是如此，大約也有個“三眼”原則，顧客都是隨機客，他們路過你的攤位，第一眼，散光；第二眼，聚焦；第三眼，挪移。或許，連“掃一眼”的機會都不會給你。能否吸引顧客停下腳步，其實也只有三秒。靠什么呢？當然是吆喝。

吆喝是一門學問。有賣貨起，便有吆喝吧。南宋張世南《游宦紀聞》里稱：“市井競唱韻令。”吳自牧的《夢粱錄》也記錄了商市上的行吟者，“自隔宿及五更，沿門唱賣聲，滿街不絕”。這些叫賣聲，既有音韻美，又有節奏感，“叫賣物之聲，采合宮商成其詞也”“凡賣一物，必有聲韻，其吟哦俱不同”。

這些“吟叫百端”的吆喝聲，在詩人耳中，不啻是“天籟雅韻”，自是要入詩入畫。比如賣花聲，在文人筆下便是賞心悅事。“通衢爭聽賣花聲”“賣花鶯語動人情”，在賣花聲里，可以“聞蟬鳴”“聞風聲”，還可以“想前程”。吆喝聲不僅可表達情感，還可引人思考。

也有以鳴器代替吆喝的。周作人在《賣糖》一文中，引崔曉林《念堂詩話》卷中一則，曰：“《日知錄》謂古賣糖者吹簫。今鳴金。予考徐青長（當是青藤或文長之誤）詩，敲鑼賣夜糖，是明時賣餳鳴金之明證也。”徐文長詩中確有“托缽求朝飯，敲鑼賣夜糖”句。

周作人文中的賣糖者，“大率用擔，但非是肩挑，實只一筐，俗名橋籃，上列木匣，分格盛糖，蓋以玻璃，有木架交叉如交椅，置籃其上，以待顧客。行則疊架夾脅下，左臂操筐，俗語曰橋，虛左手持一小鑼，右手執木片如笏狀，擊之聲鏜鏜然，此即賣糖之信號也。小兒聞之驚心動魄，殆不下于貨郎之驚閨與喚嬌娘焉。”

這，幾乎近于藝術了。

傳統的吆喝聲早已杳不可聞。自我有記憶起，吆喝聲便直截了當，直入主題，不同的只是方言有別，余音長短不同罷了。印象深刻的是賣冰棍兒的，騎著一輛老自行車，車后座是白色的冰棍兒箱，蓋著白色的棉蓋子，走街串巷，長一聲短一聲地吆喝，“冰棍兒，三分……”“冰”是拉長了聲調，仿佛要起唱，打遠就能聽到，撓得你的心癢癢的。“棍兒”“三分”則低而短促，似乎刻意要把你被勾起來的饞蟲摁回去。

我們的吆喝，則屬“三無”。無韻律，無節奏，無味道。盡管如此，開第一嗓還是需要勇氣。我和弟弟盯著糖塊，不敢抬頭看人：“雜拌糖，雜拌糖，飴糖、酥糖、奶糖、牛軋糖，什么糖都有，兩塊八一斤。”起初，我倆都這么喊。我弟弟聲音低而怯，喊一嗓子歇一嗓子，后來，索性只喊三個字，“雜拌糖，雜拌糖。”

我問他：“你不能大點聲嗎？”

“雜拌糖，雜拌糖。”弟弟的聲音反而越來越小了。

我只好不去管他了。弟弟此時，已不是年少的他。他可能有他的自尊心吧，哪怕這自尊心顯得弱小而可笑。

但是就在這樣一種靜默中，我突然想起，弟弟已經好久不愿吃糖了，哪怕是他面對如此琳瑯滿目的各種甜蜜的糖果。

3

賣貨，通常只有我跟我弟。沒人時，我倆裝袋；有人時，他收錢，我稱秤。“高粱‘胎’，多來兩塊高粱‘胎’……”“牛‘雜’糖好，多來點牛‘雜’糖。”喊得多了，連我弟也把“飴”念成“胎”，“軋”念成“雜”。這又有什么關系呢？人圍多了，顧客就會自己上手裝糖，有眼疾手快的，多挑揀幾塊自己愛吃的。在實現不了糖果自由的歲月里，雜拌糖可以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對糖果多樣性和新鮮感的追求。

“不挑不揀，一攬抓。”

我們一邊喊著，一邊賣貨，睜只眼閉只眼，并不十分介意。我媽常說，賣貨嘛，挑完賣完。眾人想法不一，口味不一，大體上，雜拌糖的雜拌性是可以保持的。當然，也有渾水摸魚，沒有上秤交錢就拿走的。遇到熟人是難免的，稱完秤多給一把是常態。碰上實在親戚或管理市場的人，弟弟就要追著送上一包，我爸說，這都屬于正常損耗。

正常損耗的還有“撅秤”。那時都用桿秤，買貨的總要盯著秤看，“高高的。”稱秤的必定會強調這一句。若是平秤，買方會覺得賣家小氣。在我們小城，買東西，若有零頭，買賣雙方會心照不宣地抹零。早先是抹分錢，后來是抹毛錢、塊錢。這種大大咧咧的交易，在別的城市或許是個例，在我們這，約定俗成。最初，碰上平秤，我會自己添秤，捏一塊糖放上去，秤似乎還是平的，再捏一塊，秤桿才會微微挑起來。有一次，我弟裝袋間隙，偶然看見我稱了平秤，“啪”地將一塊糖扔進秤盤里，秤桿借助反作用力，一下子就撅得高高的。這個無意間發現的竅門，讓我們很是快樂，仿佛撿了天大的便宜。那以后，只要是平秤，弟弟就遠遠地往秤盤上拋一塊糖，他好像有意無意地等著這個時刻似的，樂此不疲。

有一對兄妹跟著奶奶賣蘿卜，賣完蘿卜，兩兄妹站那兒看我們賣糖。我弟趕忙招呼：“買點雜拌糖啊？馬上過年了。”

奶奶點點頭，帶著兩個孩子來到攤前。我隨手遞了塊高粱飴過去：“嘗嘗吧。”

妹妹的手剛伸出來，奶奶就一把壓下她的手臂，一迭聲說：“不用嘗，不用嘗。”

“讓小孩兒嘗一塊兒，不買沒關系。”

奶奶見我堅持，就接了糖，遞給女孩兒。女孩兒揭開糖紙，拼命拉扯那塊糖，她好不容易把糖揪成了三小揪，一揪遞給奶奶，一揪遞給哥哥。

我常常想起這個小女孩。也許，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小時候的自己。

有人說，賣貨是一門深奧的學問，它綜合了心理學、口才學、表演學、市場學等知識，是一種藝術工作。不止如此，賣東西是直接跟人打交道的行業，既考驗人的智商、情商，又考驗人的臨場判斷力，以及溝通能力、處理問題的能力。賣貨經驗多了，也就自然能判斷出顧客是隨意問價還是真心買貨，是習慣性砍價還是真節儉。

賣貨時間長了，一斤糖大概有多少，手里越來越有數，抓一斤糖，有時會一塊不多，一塊不少。多年以后，北京百貨大樓糖果部，有一位叫張秉貴的營業員，練就了“一把抓”的本領，要五兩，抓半斤，要十兩，抓一斤。冰心三次采訪過他，報紙爭先恐后地報道他，說他從為國爭光、為人民服務的信念出發，練就一身過硬的本領，通過眼神、語言、動作、表情、步伐、姿態等調動各個器官的功能，將簡單的商業服務，升華為藝術境界。他“一進柜臺，就像戰士進入陣地”，我對報紙上的這句話記憶猶新。“隨著張秉貴名聲的升高，來找他買糖果的人越來越多，人們以能從他手里買到糖果為榮。為了看他的表演，熱情的顧客曾經將百貨大樓的柜臺擠碎。”

前幾天看到路邊有賣黃瓜的，我打眼一瞅，一小堆剛摘的黃瓜，三斤左右，還有一把秋葵，一斤左右。黃瓜七塊一斤，比市場要便宜兩塊。我對攤主說，稱一斤黃瓜。攤主大概五六十歲，手忙腳亂往臺秤上放黃瓜，放了七八根，還要找一根小點的添秤。我忍不住笑，提醒他說，你這是買一斤給兩斤嗎？看他稱秤的陌生樣子，就知道他不是菜販子。

歐陽修有篇文章叫《賣油翁》，說賣油翁“取一葫蘆置于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問其緣由，賣油翁曰：“無他，惟手熟爾”。莊子《庖丁解牛》中那位目無全牛的庖丁，解牛時能游刃有余、切中肯綮，亦“惟手熟爾”。即便如此，賣糖果也好，賣油也好，解牛也好，能達到張秉貴、賣油翁、庖丁那般技藝，也極不容易。

從美學意義上說，張秉貴、賣油翁、庖丁完成了從再現到表現的過程。無疑，高超技藝本身便是審美對象。莊子已然意識到這一點，故而他說，庖丁的技藝“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至于“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先秦時期的專著《考工記》已認為“此皆圣人之作也”。由技藝到工匠，由熟到美，由工到巧，誰能說不是一種文化表現呢？但這種文化，必定是從苦里和勞作里淬煉出來的。

4

不拌雜拌糖的晚上，我們圍坐在飯桌邊糊紙兜。以前，雜拌糖、糕點、棗子之類的都是用紙兜裝。我家廚房靠墻的地方擺放著一摞摞蜂窩煤，我喜歡看爐子里的火苗懶散地探頭探腦，感覺到冷氣穿過窗子的縫隙，與室內的暖風碰撞、交融。常常是，窗外簌簌飄著雪花，我們貼耳細聽，直到風聲漸漸止息，昏黃的燈光，搖曳著黃昏的靜謐。

窗玻璃上結著一層白霜，我會故意把頭抵在窗玻璃上，只為讓額頭倏地感受到一股冰涼的氣息，接著是一陣麻木的快感。

糊紙兜是我在我姨姥家學會的。多年前，丹東火車站有家老字號水果店，店名好像叫“仙露芳”，我姨姥在那里做售貨員。幾乎每年暑假，姨姥都要喊我去她家住。每天下班時，姨姥都會帶回來一紙兜水果，是店里淘汰的果子，有時是桃子，有時是梨，有時是叫不出名字的陌生水果。每當她拿起水果刀，便意味著我的水果時間到了。在她的目光中，我飛跑去廚房，拿來一只素面白瓷大碗，印象里，這只白瓷碗專門用來裝水果。姨姥把水果壞掉的部分剜去，剩下的削皮，切成小塊，放在白瓷碗里，遞給我。她總是笑著看我吃，說自己天天面對著水果，看都看膩了，這輩子，再也不吃水果了。小小的我沒有讀到“屠者食藿羹，陶者用缺盆，匠者處狹廬”這樣的句子，對姨姥的話深信不疑。

“水果精，水果精，”她有時這樣喊我，“猜我今天帶什么水果了？”

“香蕉、蘋果、南果梨、水蜜桃……”我一口氣把能想到的水果都喊了一遍。

那真是一段蜜糖一樣的時光啊。

閑暇時間，姨姥糊紙兜補貼家用。她有一張老榆木小矮桌，晚飯后放到炕上，我們圍著它糊紙兜。姨姥先把報紙裁成一張張八開的方形，一次取出二三十張，疊齊放在桌子上，用直木梳向下刮捋，讓每張報紙都露出最上面的紙邊。

“用力要巧，要均勻。”她一邊干活一邊教我。

每張紙邊的寬度保持在一厘米左右。太寬，既浪費糨糊又縮小紙兜空間；太窄，粘不牢，紙兜會開縫。接著，用小刷子在紙邊刷上糨糊，像疊紙飛機那樣，一張張向內對折糊牢，尖角處同樣要掌握好尺度，既不能折大，也不能折小。糊好一疊后，丟在炕上，待糨糊干透后，把套娃式的三角形報紙一張張抽出來，再整齊地疊在一起。這時，我們將整理好的一疊半成品放在桌上，要尖頭朝下，繼續用木梳向下刮捋，讓每張紙露出一厘米左右的紙邊，刷上糨糊，對折成正方形，壓平。扔到炕上，待糨糊干透，再一只只抽出來，疊齊，一打紙兜就糊好了。用的時候，把里側的紙翻出來，就是一只完整的紙兜了。

如今，姨姥過世已三年了，而我在姨姥那兒養成的每天吃水果的習慣，卻一直沒有戒掉。自塑料袋出現以后，紙兜便銷聲匿跡了，會糊紙兜的人怕是很難找到了吧？

懷念無聲無息，回憶深深淺淺，如深夢纏繞，而我甘愿，沉陷其中。

5

我媽早已在爐子上打好一盆糨糊，整個房間彌漫著熱烘烘的面香。糊紙兜用的舊報紙是我爸和親戚們搜羅來的，整整齊齊放在炕梢。我們分工協作，流水線一樣。

我姥姥那時快到八十歲了，每年冬天都要在我家住上一兩個月。她總是盤著腿坐在炕頭，一邊幫我們抽紙兜，一邊講一些家族舊事。她總說，從前的日子太苦了，可是再苦，咬咬牙，就總有辦法熬過去。最難的一次是，家里的房子著了火，她領著七個孩子在廢墟中搭了個簡易棚子，一家人夜以繼日編葦席，終于熬了過去。她說，過日子，千萬不能想著靠別人。

前幾天，我讀到日本“經營之圣”稻盛和夫的書，他說高中時家境貧困，他就是靠糊紙兜使家庭度過了危機。

不能否認的是，勞動本身還是一種審美體驗。我們的大腦像機器齒輪一樣不斷地運轉，很難專注地投入，常常陷入疲憊的自我糾結和內耗之中，大腦需要休息和放松，除了睡眠，一些簡單的重復性動作會讓大腦進入一種無意識的放松狀態，避免過度思考和精神內耗。

糊紙兜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天中的放松時間。重復性的勞動自帶一種節奏感，節奏感帶來審美愉悅，如同我們看到一位主婦在燈下織毛衣所感受到的同樣的愉悅。

我想起了小時候的冬天。房檐下總是掛著或長或短的冰凌，窗玻璃上的霜花一層又一層。洗完的衣服掛到院子里的鐵絲繩上，先是冒出一股白氣，接著衣服表面便會結冰，凍在了鐵絲繩上，走路不小心碰到了，會發出啪啪的響聲。清晨醒來，最覺寒冷。即便用力把被子裹緊，雙膝蜷縮到胸，涼意還是從額頭下滑到鼻尖，鼻頭紅紅的，整個頭部都是木僵僵的，血液也似乎凝固了。不必睜眼，我知道母親正在廚房里忙碌，她先是用石塊砸開結著厚冰的酸菜缸，然后用通紅的雙手從冰水里撈酸菜。大鍋里早生了火，廚房被水汽彌漫，看不清人影。越是如此，廚房窗戶上的霜花越是比臥室窗戶上的要厚，父親用爐鉤子捅開封了一夜的爐子，微弱的火苗躥了出來，爐灰迷住了他的眼，我聽到了他壓低了的咳嗽聲。有時，睡前我和弟弟把幾枚硬幣貼在窗玻璃上，一覺醒來，硬幣與霜花牢牢地凍在一起，我會盯著窗玻璃上的圖案看上很久。

沒錯，糖。讓我感到人間溫暖的是糖，讓我懷想起無數記得清或記不清的人或事，也是糖。只是，它們會融化，會變成某一縷別樣的東西或情感，嵌入你的生命里。在我眼里，糖不僅僅是碳水化合物，或者抽象的碳、氫、氧這類化學元素，它也有淡淡的果決和憂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