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藝精湛的阿舍利手斧、紋飾生動的馬家窯文化彩陶、青海熱水墓地出土的精美器物、曾亮相《國家寶藏》的清代《格薩爾》唐卡組畫……走進四川博物院“雪山之巔 大河之源——青藏高原的文明崛起與民族融合”特展現場，一幅跨越20余萬年的歷史長卷在眼前徐徐展開。

這次專題展匯聚了四川、西藏、青海、云南、甘肅等省區29家文博單位的珍貴文物425件（套），其中，四川博物院近70件（套）館藏珍品首次公開展出。展覽以時間為序，分為三大篇章，生動呈現人類在青藏高原生存繁衍的歷史和輝煌璀璨的文明，講述了高原上文化交流與民族融合的故事。

初綻文明曙光

青藏高原位于中國西南部，包括西藏和青海兩省區全部，以及四川、云南、甘肅和新疆等四省區部分地區，總面積約260萬平方公里，大部分地區海拔超過4000米，被譽為“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以其獨特的自然與人文環境，孕育出燦爛而堅韌的文明，見證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動人歷史，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歷程中留下了瑰麗篇章。

走進第一單元“初啟鴻蒙——史前至早期文明時期”，一件件古老的石器，見證了人類在青藏高原點燃的文明薪火。

甘肅省夏河縣甘加鄉白石崖溶洞遺址出土了一塊古人類下頜骨化石，被稱為“夏河人”，距今至少16萬年。專家破譯其遺傳信息后，將“夏河人”歸入丹尼索瓦人。白石崖溶洞遺址的相關研究表明，丹尼索瓦人群曾在洞穴內長期居住。這不僅說明丹尼索瓦人曾在高原東北部一帶活動，更為探究東亞古人群構成、演化、遷徙和對高原環境的適應，提供了關鍵線索。展柜里陳列著“夏河人”化石（復制品）和白石崖溶洞出土的石片、石核、刮削器等，其中不少石制品具有中國華北地區舊石器時代長期流行的“石核—石片”石器技術特點。

四川省稻城縣皮洛遺址是迄今青藏高原發現的面積最大、地層保存最完好、文化類型豐富多樣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入選“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該遺址的考古成果將人類在青藏高原的活動史往前推到22萬年前。“這把手斧出自皮洛遺址第二期遺存，是阿舍利文化的典型器物。”四川博物院陳列展覽部副主任盧玥穎介紹，皮洛遺址發現的手斧、薄刃斧等，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術遺存。皮洛遺址及川西高原其他地區都發現過手斧遺存，這些發現填補了東亞阿舍利技術體系在空間上的一個關鍵缺環，對于認識亞歐大陸東西側遠古人群的遷徙和文化交流具有特殊意義。

新石器時代，青藏高原的先民開始種植粟、青稞，掀開了高原農耕文明的序章。距今5000年前后，甘肅地區的仰韶晚期文化和甘肅、青海地區的馬家窯文化先后沿著青藏高原東麓南下，到達川西一帶。展廳里呈現了四川阿壩馬爾康孔龍村遺址出土的仰韶晚期彩陶和馬家窯彩陶等文物，也展示了甘肅省博物館、青海省博物館收藏的馬家窯彩陶精品。其中，蛙紋雙耳彩陶壺為國家一級文物，蛙紋流暢，色彩鮮明，顯示了遠古先民的審美和匠心。

青藏高原東部的橫斷山脈，自古以來就是民族遷徙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青銅時代，石棺葬成為這一帶較為常見的墓葬形式，墓中隨葬青銅器、鐵器、珠飾等器物，反映出紛繁復雜的文化面貌。展覽中可以看到四川茂縣、云南迪慶和麗江等地出土的銅敦、銅杯、銅矛、雙餅形莖首銅劍等文物，是研究高原東部文明進程和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實物資料。

折射絲路繁華

公元7世紀，松贊干布建立吐蕃地方政權，青藏高原文明發展翻開新的篇章。展覽第二單元聚焦唐宋時期吐蕃文化的燦爛和高原絲綢之路的繁榮，勾勒出漢、吐蕃、吐谷渾、黨項、白蘭、東女、蘇毗、象雄（羊同）等不同族群深入交往的壯麗畫卷。

唐蕃古道是唐代中原與青藏高原之間重要的交通與文化紐帶，起自長安（今陜西西安），經青海至邏些（今西藏拉薩）。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經此道赴吐蕃聯姻，茶葉、絲綢、瓷器、馬匹、藥材等交流皆通過此道。唐蕃古道沿線出土的紅地聯珠對鹿紋錦、黃地寶花對鳥文錦等精美絲織品，折射出古道上商旅不絕、使者絡繹的繁榮景象。

公元821年和822年，唐朝與吐蕃分別在長安、邏些會盟。公元823年，以盟文刻石立碑，稱“唐蕃會盟碑”，成為民族團結友好的歷史見證。

唐蕃會盟碑現立于拉薩大昭寺門前，碑通高5.6米，由碑帽、碑身和碑座三部分組成，四面均刻文，西為正面。從四川博物院珍藏的清代唐蕃會盟碑正面拓片可見，碑身正面刻有藏漢文對照的盟約，表達了“社稷如一”的意愿。

吐谷渾道又稱“青海道”“河南道”，是絲綢之路支線中自青海至西域的一條線路。生活在青藏高原東北部的吐谷渾，從南北朝至唐代初期一直掌控著該道路系統的核心區域。

青海省都蘭縣熱水墓群處于吐谷渾道沿線，共有封土墓300余座，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絲織品、金銀器、銅器、漆器、木器、古藏文簡牘等珍貴文物，表現出唐代吐谷渾道多元文化交融的盛景。“2018血渭一號墓”為熱水墓群迄今發現的結構最完整、墓室最復雜的高等級墓葬，根據所出印章可知墓主是吐谷渾王。

血渭一號墓出土的一組精品文物格外吸睛。金光閃亮的鋬指金杯、金胡瓶，造型獨特的雙獅日月金牌飾、鏤空方形大角鹿金牌飾，色彩斑斕的瑪瑙串珠、琉璃珠飾……位于中心展柜的“外甥阿柴王之印”尤為珍貴。印章為銀質，方形，邊長1.8厘米，印面由駱駝圖案和吐蕃文組成，大意為“外甥阿柴王之印”，“阿柴”是吐蕃對吐谷渾的稱謂。歷史上，吐谷渾王室曾與吐蕃王室聯姻，形成了特殊的甥舅關系。這枚印章表明了墓主人的身份與族屬，印證了古文獻的記載。

“高原絲綢之路是橫亙青藏高原、貫通東西方的文明交流路網。我們通過精心挑選的展品和多媒體示意圖，來表現它的豐富內涵。”盧玥穎說。甘肅敦煌藏經洞發現的藏文文獻《九九表譯文》《尚書》等，是漢藏文化密切交流的寫照；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若羌縣米蘭古城遺址出土的吐蕃文木簡，反映了吐蕃文化向西域傳播；云南麗江格子吐蕃碑記載了龍臘塔部落臣屬于吐蕃的歷史事件，是吐蕃經營南詔、遠交唐朝的歷史證物，碑飾圖案亦體現了多元文化交融。

公元9世紀以后，吐蕃地方政權衰落。公元10世紀初，吐蕃王室后裔吉德尼瑪袞遷至阿里地區，其后裔在扎布讓（今阿里札達縣）建立了古格地方政權，一直延續到17世紀。札達縣古格王國遺址出土的藤盾、鎧甲等，是士兵們守護高原絲路的必要裝備；皮央·東嘎石窟的壁畫吸納八方藝術元素，展現出兼容并蓄的氣度。

深化民族融合

元明清時期，中央政權加強了對西藏、青海等高原地區的管理，青藏高原總體局勢安定，經濟文化快速發展，民族交融更加緊密。

公元1247年，西藏薩迦派領袖薩迦班智達·貢嘎堅贊與成吉思汗之孫闊端舉行“涼州會談”。隨后，西藏成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個行政區域。甘肅武威白塔寺見證了這場名垂青史的會談。此次展出了來自白塔寺的元代獸面建筑構件、錐形石塔頂、獸面瓦當等，引人追憶這段歷史佳話。

展覽第三單元展示了大量印信和政府文書、令牌等，從西藏博物館的元代白蘭王印（復制品），到民族文化宮收藏的《明英宗敕封朵兒只領占封誥》《明孝宗皇帝敕諭靈藏贊善王》，再到四川博物院珍藏的國家一級文物——清乾隆九年（1744年）政府發給白利長官司的令牌，都是中央政權加強對青藏高原地區管理以及民族融合的實證。

茶馬互市是古代中央政府經營甘肅、青海、四川、西藏等地區的政策之一，對促進東西部地區經濟聯系、民族交往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作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爾木市格爾木農場出土的元代貳貫“至元通行寶鈔”紙幣、伍佰文“中統元寶交鈔”紙幣等，反映了當時經濟交流的興盛，為研究元代青藏高原地區的政治、經濟提供了寶貴資料。

《格薩爾》史詩在青藏高原流傳千年，是多民族共享的文化瑰寶，2009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盧玥穎介紹，四川博物院收藏的《格薩爾》唐卡組畫創作于19世紀，是目前保存較為完好的以繪畫形式全面展示《格薩爾》史詩內容的唐卡。這套唐卡共有11幅，描繪了33個有關《格薩爾》的故事，內容豐富，繪畫技藝精湛，是難得一見的藝術珍品。

除了文物展示，展覽中還有精彩紛呈的多媒體互動展項，讓觀眾沉浸式體驗雪域高原的壯美，感受各民族團結友好的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