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5年1月，《現代評論》發表了文藝評論家張定璜的文章《魯迅先生》，其中寫道，魯迅先生的作品“滿熏著中國的土氣”，“他可以說是眼前我們唯一的鄉土藝術家”。在寫訖于1935年3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言里，魯迅明確提出了鄉土文學的概念，并對之進行了闡發，提出鄉土寫作是“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在魯迅的影響下，鄉土文學創作發展成龐大的一脈。在這條脈絡中，劉紹棠無疑是一個極為突出的節點。今年是魯迅先生逝世90周年、劉紹棠先生誕辰90周年。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撫今追昔，探討前輩作家的創作遺產及其對于當下文藝創作的啟示，有著重要的意義。

劉紹棠對鄉土文學極為用情、用力頗多。這既體現在其鄉土小說創作的斐然成就上，也體現在其對于鄉土文學的大力倡導和理論建樹上。除《鄉土與創作》《我與鄉土文學》《鄉土文學四十年》等若干部以“鄉土”為中心的理論散論集之外，《四類手記》和《劉紹棠文集》第10卷等，也比較集中地收入了劉紹棠關于鄉土文學理論思考的文章。

在鄉土傳統與人們的社會生活漸行漸遠的當下，為什么我們還要重提“鄉土文學”或“鄉土寫作”、重溫劉紹棠的鄉土文學創作和鄉土文學理論呢？關鍵就在于“鄉土”這兩個字是說到了中國人的根本上、本色上的。鄉土這個概念，應該說是抓住了中國人本質的一個重要方面。東漢班固在《漢書·元帝紀》中就講，“安土重遷，黎民之性”。在鄉間，最普遍、最樸素的神廟是“土地廟”，往往建在村口路邊，是低矮的顯得有些簡陋的建筑，供奉的是土地神（又稱“土地公”或“土地爺”）。老百姓還有一句非常淳樸的話，叫作“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鄉土，可以說是中國人肉身和精神的“胎盤”。社會學家費孝通曾說：“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中國社會的基層是鄉土性的”。“鄉下人離不了泥土，因為在鄉下住，種地是最普通的謀生辦法”。“土”，是鄉下人的“命根”。“我們的民族確是和泥土分不開的”。經濟社會發展起來以后，人們，特別是青年，可能希望自己更城市化、更現代化一些，或者說更洋氣、更摩登一些，但骨子里可能還會有一些“土氣”，并且這些“土氣”是趕不走的。它倔強地留在那兒，成為我們的底氣和骨氣。所以，真正觸摸到鄉土氣息的文字，往往直抵骨髓、思深慮廣，比如，魯迅的小說集《吶喊》，費孝通的學術著作《鄉土中國》，都是如此。

劉紹棠對文學創作中的“寫什么”“怎么寫”等問題多有論述，其著重點都在“鄉土”二字上。他解釋說：“鄉者，地方也；土者，民間也。”這明確強調了鄉土文學的“地方性”和“民間性”。在劉紹棠鄉土文學理論中，一個核心概念是“土氣”。什么是“土氣”呢？劉紹棠的回答是：“土氣，在我看來，就是要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和濃郁的地方特色；也就是從內容到形式，都表現出強烈的中國氣派。”他提出：“土氣的作品，我稱之為鄉土文學。鄉土文學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要堅持現實主義傳統，繼承和發展中國文學的民族風格，保持和發揚強烈的中國氣派和濃郁的地方特色，描寫農民的歷史和時代的命運。”他還概括出鄉土文學的四個特征，即“中國氣派，民族風格，地方特色，鄉土題材”。劉紹棠認為，要想寫出土氣的作品，就要求作家是一個土性的人。他以自己為例說：“土生土長的土性，也就是我的經歷和教養決定了我是個土命人，是個土著作家，只能寫土氣的作品。”劉紹棠所講的“土氣”或“土性”，實際上是在講一種“根性”，講鄉土文學是一種“根性”文學，是深深扎根中國大地和中華文化、具有中國氣質和稟賦的文學。這種“根性”既體現在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上，也體現在作品的敘事語言和人物語言上，并且人物性格也是以敘事語言和人物語言來刻畫呈現的。

二

作為當代中國鄉土文學代表作家的劉紹棠非常重視文學語言問題。這可以說是其鄉土文學創作能夠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一個重要元素。劉紹棠在許多短論中都談到鄉土文學的語言問題。他說：“小說第一講究的是語言。”“藝術性的決定因素，是語言。”“語言是文學的第一要素，第一要素不及格，只能做一個留級的作家。”“我從開始習作，就在語言上下功夫，這兩三年，更花了些氣力。”“中國小說最鮮明的民族風格，是依靠人物的個性語言和行動中的細節描寫來刻畫人物性格和透露人物心理活動，不像外國小說那樣著力于對人物心理活動的剖析和描寫；所以，要想繼承和發揚中國小說的民族傳統，必須語言功夫過硬。”他主張文學語言要“達意而傳神”。

劉紹棠結合自己的寫作經驗談到鄉土文學語言的三個來源。一是從生活中積累豐富多彩、優美生動的農民口語，把新鮮活潑和具有個性的農民口語大量運用到小說創作上。他特別贊賞農村婦女的語言藝術，稱她們的語言“繪聲繪色，繪影繪形，悅耳動聽，耐人尋味”。二是從民間文藝（如曲藝、地方戲等）中汲取語言藝術的營養，主張小說作者應該學習評書藝人使用口語抓住聽眾的本領。三是從古典文學中得到神韻和文采的熏陶，不僅學敘事文的語言表現，還可以學駢文體的節奏感和音樂性，學古典詩詞的高遠意境，提高小說創作的精神境界和美學水平。他特別強調，“古典文學造詣越深，小說創作的語言藝術也就水漲船高”。

劉紹棠還有一個雖著墨不多但非常重要的鄉土文學主張，就是倡導“無主角戲”小說創作。他說：“生活中有主導，有主線，有主體，但是沒有主角。”一篇小說的人物，如果“硬要其中一個人物扮演主角，其他人物都圍繞這個主角團團轉，便要削生活本色之‘足’，適突出個人之‘履’”，“近年來我的小說，想方設法從主角戲的桎梏中掙脫出來，只對生活進行自然的剪輯，使每個人物都有他自己的戲；相互之間既有不可分割的制約，也有個人表現的自由”。他以《蒲柳人家》為例說：“6歲的頑童何滿子從頭至尾都出場，但是這個光著屁股野跑的小家伙顯然不是主角。他只不過是穿針引線，把其他人物串聯起來。周檎和望日蓮是主角嗎？也不是。他們不但不能左右其他人物，其他人物反而在左右他們。何大學問、一丈青、柳罐斗和吉老秤，都各有其重要作用，相輔相成而并無主從。”這種無主角戲創作，其實是一種很深刻的思想，是一種新鄉土民主意識的重要體現，“六億神州盡舜堯”，就是說新中國的人民作為主體，是人人皆為主體。無主角戲正是這種民間主體意識的一個鮮明的體現。現在來看，無主角戲主張還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互聯網時代的創作、傳播和閱讀規律，應該說這在今天依然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當下感很強的思想。

劉紹棠的鄉土文學觀念，是開放的，而非封閉的；是發展創新的，而非固步自封的。劉紹棠主張“大鄉土文學觀”，他說：“鄉土文學不能畫地為牢。必須大處著眼，小處落墨，是在宏觀照應下所進行的微觀藝術創作。我所主張和致力的鄉土文學，乃是納百川于大海，大而化之的鄉土文學。此即大鄉土文學觀。只有在大鄉土文學觀主導下寫出的鄉土文學作品，才能在21世紀立于不敗之地。”他稱魯迅先生所提出的“現在的文學也一樣，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即為別國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國之活動有利”這一論斷，“永遠是中國鄉土文學的靈魂和指針”。他還主張“洋為我用”“吃‘羊肉’變人肉”，積極借鑒外國小說經驗，認為鄉土文學不能一成不變，既要繼承，更要不斷革新。劉紹棠的鄉土文學理論之所以有生命力、有活力，是跟其不斷求新求變的思想特質密切聯系在一起的。

劉紹棠既強調鄉土文學注重地方性、注重地方色彩呈現的一面，同時，他也強調這種地方性是“大處著眼”的，是以日常撬動本質，以“小切口”來表現“大主題”。這實際上是對魯迅鄉土小說創作精神的繼承。張定璜講魯迅的小說：“《吶喊》里面沒有像電影里面似的使你焦躁、使你亢奮的光景，因為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就沒有那樣的光景。魯鎮只是中國鄉間，隨便我們走到哪里去都遇得見的一個鎮，鎮上的生活也是我們從鄉間來的人兒時所習見的生活。在這個習見的世界里，在這些熟識的人們里，要找出驚天動地的事情來是很難的，找來找去不過是孔乙己偷東西給人家打斷了腿，單四嫂子死了兒子，七斤后悔自己的辮子沒有了一類的話罷了，至多也不過是阿Q的槍斃罷了。然而魯迅先生告訴我們，偏是這些極其普通、極其平凡的人事里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這其實道出了魯迅先生鄉土小說的杰出之處，其于獨特的鄉土敘事中，隱含了一個民族的普遍的精神創傷及其療救路徑的探索。“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地方色彩、地方性中，帶有一種普遍性情懷，一種對于“遠方”和“人們”的關懷。這或許就是“言近旨遠”吧，表明了鄉土文學所展開的多種的可能性。

三

當代社會，隨著中國式現代化不斷推進，農業機械化程度提高、城鎮化建設加速、新農民網民化比例提高，農民在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與土地的分離程度都日益加深。在文學創作方面，鍵盤寫作越來越普遍、AI寫作（或AI輔助寫作）方興未艾，牽引現代化思維方式深度轉型，文學寫作也在逐漸拉大與鄉土的距離。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鄉土文學應走向何方？新時代鄉土文學應如何為增強國人的文化自信提供動力？劉紹棠以鄉土為中心的文學理論或許有著尤為重要的參考意義和價值。

鄉愁，可以說是我國文藝創作的重要母題之一。背井離鄉的寫作者抒寫懷鄉愁思，是新時代鄉土文學也是新大眾文藝的重要呈現方式。而考究語言也正是網絡文學提升層次需要補足的一個短板，否則網絡文學也同樣有讓人“看著頭疼，念著牙疼”的問題。今天我們探索鄉土文學發展路徑，關注劉紹棠的鄉土文學作品和理論，我覺得主要是應確立起一種關于鄉土的自覺意識——守住根性、應對新變。有了這樣的自覺意識，我們的創作才是有根的，才是有所依歸的，才會血脈貫通，才留得住鄉愁、望得見遠方。生機勃勃的參天大樹，從來都是扎根于豐沃的泥土。

在寫作此文的間隙，我又重溫了劉紹棠的一些代表性中短篇小說，比如《蒲柳人家》等。今天讀來，依然覺得里面的每個文字都是極認真極用心的，字里行間透著一種敬重和自信。劉紹棠曾謙遜地稱其作品為“野花”，強調其“土生土長”的特色。在其筆下，人物和故事確乎都帶著古老而新鮮的泥土氣息，但這個氣息，或者說這個“土氣”，絕不是我們日常意義上所謂的“土氣”，而是鮮明的“國風”氣質。在《我是一個土著》一文中，劉紹棠講到土與洋的辯證法：“許多優秀的外國文學作品之所以吸引我們，是因為它們表現出它們本國和本民族的風格、特色與氣派。我們眼中的‘洋氣’，正是這些外國文學作品自身的‘土氣’；而我們的文學作品越具有中國的‘土氣’，在外國人眼里也最‘洋氣’。”我們現在強調要堅定文化自信、講好中國故事、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還有現在文藝界倡導的新大眾文藝，我覺得以劉紹棠為代表作家之一的當代鄉土文學寫作及其思想理論在這些方面都應是一個很好的借鑒。

（作者系求是雜志社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