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細算起來，我與曉莊老師的相識是在2015年。

那時候，我入職江蘇人民出版社還不滿一年，徐海社長問我有沒有興趣做曉莊的影集，我滿口答應，轉頭開始找資料準備撰寫選題策劃案。一查資料，發現網上對曉莊的報道雖不少，但主要集中在一些標簽上：新中國第一代女攝影家、新聞攝影、珍貴史料……讀罷我只覺得她是個很有價值的作者，但面目模糊，就像拍照只有底片，人物卻遠未顯影。

我跑去找領導說要見曉莊老師一面，才能確定如何做她的書，拿到電話號碼后立刻與她約好時間。大概是在一個盛夏的午后，我提著水果敲響了她的家門。那時候，我25歲，她82歲，兩代人就此開啟了合作。

一萬多張照片里的人生

進屋第一件事，曉莊老師就招呼我吃小零食，像小時候去任何祖輩家一樣。她完全不嫌我年紀小，說喜歡和年輕人交流，給我看她的電子設備。她拄著拐杖引我到書房坐下，然后開始給我展示電腦里的照片，我驚嘆于她對電子器材的熟練，她則毫不遮掩地驕傲說道：“我從2000年就開始學電腦了，你會的我都會，你不會的我可能也會。”曉莊有一種超越年齡的俏皮，讓我不會把她當成一個長輩，而更傾向于將其當成可以直來直往的朋友。這種毫無芥蒂的溝通也讓我的選片之路更加順暢，此后我跑了好幾趟，總算把她電腦里的一萬多張照片都看了個遍。

看完這一萬多張照片，才能明白曉莊走過了怎樣的一生。

16歲加入部隊隨軍拍攝；1952年，轉業至新華日報社任攝影記者；1970年，下放至南通，仍從事攝影工作；1980年，調任至江蘇人民出版社，后創辦攝影刊物《光與影》；1992年，策劃編輯出版了《中國三峽》畫冊，年屆花甲三上三峽組稿攝影，后來此書獲第二屆國家圖書獎；1996年，遭遇車禍，臥床近兩年；1998年，終于可以拄拐行走，開始思考整理底片；1999年之后，又忙里偷閑地跑了不少地方，以“尋找影像中人今昔對比”的方式完成了與早年攝影作品的閉環。

兩本非典型攝影集的誕生

我陸陸續續看完曉莊老師整理出來的照片后，便開始著手寫選題策劃案。

1933年出生的曉莊，是新中國最早的女攝影家之一，親歷并記錄了中國70多年的發展歷程。這些照片大多是她在《新華日報》任攝影記者時所拍，新聞要素及圖說完整，保證了影像的新聞性與歷史性。不在報社工作后，她仍然一直保有攝影的慣性。所以，除了“老照片”，曉莊也期待在圖文集中再呈現一點“新照片”。

基于此，我當時按“穿越中國”“小人物的中國史”“運河兩岸有人家”三個主題寫了不同的策劃。后來落地執行的是“小人物的中國史”“運河兩岸有人家”這兩個主題，分別精選269張、345張照片入冊，配合文字介紹與圖片說明，形成了《面孔：1950—1980年代》《運河兩岸有人家：曉莊鏡頭下的大運河文化帶江蘇段》兩本書。

《面孔》起初的書名叫《小人物的中國史》，定位非常明晰——用小人物的生活展現時代變遷。確定書稿主題后，我和曉莊老師以及本書序言的撰寫者孫慨老師開始了漫長的選片之路。除了當面溝通，我們在線上也保持著非常頻繁的交流。就這樣選片、排版、增刪照片、再排版若干個來回后，我們終于選定了269張富有代表性的人物肖像畫，以期用這些帶有時代印記的面孔展現逝去的時代。這本書還有一個特點，文中照片背景知識及圖說內容都是曉莊自己寫的，語言平實樸素，就像攝影記者應該做的——記錄所看到的。

《面孔》出版后，我們又開始緊鑼密鼓地籌備《運河兩岸有人家》的出版工作。該書圖文并重，我們邀請丁宏、干有成、姚樂三位長期從事大運河文化研究的學者撰寫文字部分，提升了這本書的歷史價值與可讀性。

《面孔》排版時，我和曉莊老師達成的共識是“圖片要大，要看得清表情”，到了《運河兩岸有人家》，這一規則就不適用了。這本書里有非常多的組圖需要集中呈現，比如《治淮修閘》一篇中，為了體現三河閘工程修建時的場景與新貌，共采用了9張圖片，囊括工程建設、群眾生活、風土人情及曉莊老師本人的工作情形。

組圖的排版非常考驗人，那時正值盛夏，初排時我幾乎每天都扎在排版公司，一邊和制版員溝通，一邊和曉莊老師通過語音視頻線上交流。曉莊老師有她對照片美感的追求，剛開始也不太懂排版的規律，每每和我念叨“這張照片好，要放進去”“現在這樣排不對，左右對調下”“橫幅照片能不能跨頁排”……這中間不可能沒有爭執。有一次上午正在排版，她發來一張完全不符合運河主題的照片堅持要用，我不同意。兩人僵持不下，先掛了電話各自冷靜。到了下午，曉莊老師發來另一張照片，更契合書稿主題，我趕緊一通夸贊，兩人又和好如初。

此外，曉莊老師還有個心愿，我們也在這本書里滿足了。作為一位攝影家，她不光留下了拍攝的作品，也留下很多工作照。在《運河兩岸有人家》中，我們在主題一致的前提下，放入了12張她的攝影工作照，時間跨度從1951年至2019年，眼看著她從穿著軍裝的小姑娘變成了白發蒼蒼的老人，手中的相機也幾經變換，不變的是她永遠像個女戰士一樣，懷揣著相機，到處捕捉可記錄的瞬間。

“在做事”是畢生追求

我第一次見到“曉莊”這個名字，覺得這肯定是個筆名，后來才從曉莊老師口中得知此名來源。曉莊老師原名莊冬鶯，“名字的意思就是冬天多了個女孩”，在部隊時她覺得這個名字有重男輕女的痕跡，便一直用“曉莊”這個筆名。后來轉業至新華日報社，她正式改名，從此攝影界便有了曉莊。

從改名就可以看出，曉莊老師一直在用一種不服氣的心氣工作。“我堅持吃苦在先，是干得最賣力的一個，絕不比男同志差。”女性身份給她帶來了諸多不便，但同時也賦予了她不一樣的視角。

《面孔》中收錄了許多婦女兒童的照片，相較于男性，女性與兒童在曉莊的鏡頭下更富有表現力。曉莊老師說過，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男性攝影記者拍一些女性時，她們都會害羞，躲得遠遠的；而她去拍照時，她們都會打扮得很亮麗。比如，1964年她去江都拍婦女插秧，勞動能手們都戴上了銀鐲子、銀項圈、銀簪，看到曉莊踩進秧田，深一腳淺一腳地向她們靠攏，她們勞動得更起勁了。而當她給孩子拍照時，他們總愛追在她的身后，既好奇又興奮。所以她鏡頭下的兒童，呈現出兒童應有的樣子——稚嫩靈動。

曉莊老師的要強表現在方方面面，也許這就是創作者應有的姿態：能夠自己做的，絕不假手于人。偶爾她會打車來出版社，我說給她叫出租，她還是用她慣有的驕傲說：“不需要，我會用打車軟件。”同時，她還堅持不開免密支付，說：“老太太可沒有糊涂，密碼我還是記得的。”可不是嘛，她不光記得密碼，還幾乎記得所有整理過的照片，即便是用手機拍照，她也會在發來照片的同時，附上簡短的文字說明。

我問曉莊老師最喜歡什么樣的照片，她給我看了她的獲獎作品《踏碎銀波》與《生機勃勃》，前者拍了一群湖水中驚起的鵝，后者是幾只剛剛出生的小雞。這兩張照片都非常生活化，遠不及她拍攝的新聞照片那樣震撼人心，但她說這些才是她喜歡拍的。我想這些細微處的觀察，才是曉莊老師的可貴之處。

曉莊老師總說：“老太太這一輩子還干了點事。”每每聽到她講這句話，我們這些熟知她的人都會大聲糾正：“可不是一點事，是很多很多事。”

是的，還有誰能像她一樣，從16歲拿起相機，就這樣拍了一輩子，留下了作品與思念。

我的文字無法表現曉莊老師精彩的一生，道阻且長，可以與喜愛的事業相伴一生，幸福至極。這是她教我的。

2026年1月5日，我收到了曉莊老師微信發來的最后一條消息，是她親人代發的，正式告知她辭世的消息。

曉莊老師的微信簽名是“急脾氣”，這段圓滿于94歲的人生在“急脾氣”的主導下，近些年出版6本圖文集，辦了4次攝影展覽，可謂不虛此行。

（作者系江蘇人民出版社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