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經典的生成是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一個作家經典地位的確立亦非朝夕之功。那么，在文學的經典化過程中，創作主體究竟扮演著何種角色？作家本身的經典意識及行為，與其文學經典地位的確立之間有何內在關聯？借助“自我經典化”進入經典序列的作家，對今天的作者而言又有怎樣的啟示？

作家“自我經典化”的可能性與有效性

提起作家的“自我經典化”，很多人都會將其視為作家的一廂情愿。的確，在中國文學史上，這樣的作家確實不在少數，宋代詞人周密作為選家在其《絕妙好詞》中收入自己的詞作22首，雄踞榜首。清代詞人鄒祗謨在清代大型詞選《倚聲初集》中收入自己的詞作199首，領先排名第二的董以寧67首。但是，當我們回到歷史語境、結合二人在各自詞壇的創作實績來看，他們顯然難以憑借這種過度的自我選錄真正躋身詞史經典?？梢姡⒎撬凶骷叶伎梢酝ㄟ^“自我經典化”達到將其作品經典化的目的。作家“自我經典化”的前提是作品，只有經得起時間檢驗且能引起全人類情感共鳴的精品，才有可能實現作家的“自我經典化”，反之則是無本之木。“自我經典化”是作家主動地通過一系列的行為、方式和途徑，使自己的作品進入文學經典序列的過程。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涵：其一，作家必須具備強烈的經典意識，能創作出具有原創性的優秀作品，這是“自我經典化”的內在依據；其二，作家能夠主動借助多種途徑來闡釋作品的經典價值、推介自己的作品，這是“自我經典化”的外部條件。只有內外結合，作家作品才可能實現“自我經典化”。

作家“自我經典化”的路徑與方法

在中國現代文壇，許多作家都有明確的“自我經典化”意識，如胡適、郭沫若、郁達夫等人的自傳寫作，魯迅的“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之類的自我評價，巴金關于《隨想錄》是“講真話的書”“人生收支總賬”的總結等，皆屬此類。中國現代作家的“自我經典化”涉及文學選本的編纂、文學批評的引導與文學教育的滲透。

其一，文學選本是“自我經典化”的基礎環節。它通過篩選、歸類、評注等方式，確定可以進入“必讀”序列的作品，而選家的主動參與則加速了這一進程。許多現代作家都積極地參與選本的編纂、推介和傳播，以推動自身作品的經典化進程。如茅盾在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的過程中，不但收錄自己的多部作品，還通過選本建構現實主義文學的正統性，他在導言中還提出了以表現“社會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作為評價作品的基本原則。

其二，文學批評是“自我經典化”的核心動力。作家通過影響批評話語，引導學術界按照特定標準對作品進行闡釋，以確立自身的經典地位。魯迅在廣泛閱讀中外文學作品和不斷審視中國新文學創作成績與發展態勢的基礎上，結合自己豐富的創作經驗，寫下了眾多別具一格的評論文章，其中既有對“五四”新文學整體發展路徑的思考，也有對具體作家作品和文壇現象的評價，由此建立了一套獨特的經典作品評價體系，并以“立人”思想和“改造國民性”的文學追求為核心標準，將自己的創作置于新文學發展的坐標系中進行定位與闡釋。通過對同時代作家作品的評論，間接凸顯自身創作在現實主義文學潮流中的代表性與引領性，以此鞏固其在文學史上的經典地位。

其三，文學教育是“自我經典化”的重要途徑。將作品納入教育體系，使其成為知識傳承和文化傳播的載體，是實現作品經典化的長效機制。現代作家們十分重視作品在教育領域的傳播，他們或親自參與教材的編選，或通過發表文章、演講等方式，推動自己的作品進入學校課堂。許多中國現代作家均身兼大學教師、報刊編輯等多重身份，他們充分利用自己的社會身份開展各種文學活動，如課堂講授、編輯刊物、唱和交游等，潛移默化地向青年讀者和文學新秀傳達自己的美學追求和經典觀念。這種針對年輕人的文學教育，不但建構了一種健康的代際溝通與培育新人的文壇關系網，也為自己的作品找到了一批理想的“經典發現人”，以助益自身進入文學經典序列。例如，魯迅在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多次受邀參與中小學國語教材的編撰工作，通過參與課程標準的討論、與葉圣陶等教育界人士交流合作，直接推動《故鄉》《藥》等作品入選國語課本，讓他的文學思想得到廣泛的代際傳播，更使其批判精神與啟蒙主題被塑造為民族集體意識的一部分，其經典地位也在潛移默化中得到鞏固和提升。

作家“自我經典化”的當代啟示

中國現代作家“自我經典化”的生動實踐，既引發了當下對現代文學經典作品的深刻反思，也為當代文學創作與傳播帶來了具有現實意義的路徑參考。

首先，對于當代作家而言，強化經典意識與精品意識是實現“自我經典化”的根基?，F代作家以卓越的創作實績為前提，如魯迅以《吶喊》《彷徨》奠定新文學基石，這啟示當代作家需沉潛于創作本身，將精力專注于打磨具有思想深度、藝術創新和時代精神的作品。在信息爆炸、創作門檻降低的當下，更應警惕浮躁心態，拒絕粗制濫造，以“十年磨一劍”的匠心追求作品的經典品質。只有真正觸及人類共通情感、回應時代重大命題的佳作，才具備被經典化的潛質。

其次，當代作家應積極、理性地進行作品的闡釋與傳播?，F代作家通過編纂選本、撰寫評論、參與文學教育等方式主動發聲，為當代作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策略。在新媒體時代，傳播渠道更為多元，作家可以借助專業評論、學術研討、線上分享等多種形式，清晰闡釋作品的創作理念、美學追求和價值內涵，引導讀者和批評界更深入地理解作品。但這種主動并非過度的自我標榜或功利性的炒作，而應建立在對作品價值的自信與對文學規律的尊重上，通過真誠的對話與高質量的學術探討，推動作品價值的發現與傳播。

再次，構建健康的文學生態與批評環境對作家“自我經典化”至關重要?，F代作家的“自我經典化”并非孤立行為，而是在與批評界、出版界、教育界的互動中實現的。當代社會應鼓勵獨立、客觀、專業的文學批評，為優秀作品的脫穎而出提供公正的評價機制；出版機構應肩負文化責任，致力于發掘和推廣具有經典潛質的作品；教育系統則應審慎選擇和傳播文學經典，讓學生在閱讀中提升審美素養，培養對優秀文學作品的辨識力。

最后，當代作家還須具備歷史意識與文化擔當。中國現代作家身處民族危亡與文化轉型的關鍵時期，其作品承載著啟蒙思想、家國情懷與文化反思，這種深厚的歷史感與使命感是其作品能夠穿越時空的重要原因。當代作家同樣面臨著復雜的時代課題，應自覺將個人創作融入民族復興的宏大敘事，關注社會現實，思考人類命運，用文學的方式記錄時代、反思人性。唯有如此，其作品才能超越一時一地的局限，獲得更長久的生命力，為“自我經典化”奠定堅實的文化根基。

（作者系湖南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講師、岳陽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