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諾，本名謝材俊，1958年生于臺灣宜蘭，畢業于臺灣大學歷史系。著有《文字的故事》《閱讀的故事》《讀者時代》《世間的名字》《盡頭》《重讀：在咖啡館遇見14個作家》《眼前：漫游在<左傳>的世界》《求劍：年紀·閱讀·書寫》等。

字詞的起源并沒那么重要，太盯住起源如炫耀的行徑有時蠻煩人的，而且往往因此忽視了字詞在漫長時間大河中的遭遇、使用和流變，這才是真正裝填字詞豐碩內容的過程。少小離家老大回，講究起源一不小心就把字詞給說幼稚了、說貧瘠了。

薪盡火傳，這出于《莊子·養生主》：“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為著方便，后世人們用四個字來記它。

不因人舉言、廢言是人很好的德行，前者剛強不屈，后者溫柔、眾生平等：但因人舉言這一項卻屢屢是閱讀者的機敏。有些看似平凡的話語，只是因為年湮歲久人們一直說它用它讓它變得平凡，尤其，當閱讀者察覺這出自莊子之口（或那個、那些個我們說是莊子的智者、散文大師），我們遂意識到這非比尋常，我們沉靜下來愿意多想一下，磨劍般重新磨利它如新發于硎。

“硎”是磨刀石，新發于硎四字同樣源于《莊子·養生主》，那個技藝精湛無匹的解牛故事，那把用了十九年依然光寒照人的刀。如今我們看到的是遠較容易的鮪魚分解，叫賣的促銷大戲。

我們閱讀者諂媚莊子干什么？因人舉言，在閱讀這個干凈得太多的世界里，這一話語的確被高舉起來了，舉到哪里？舉到那位巨人肩上，我們因而看得更遠，不是平日所看得到的眼前景觀。

博爾赫斯晚年的《圖文集》，旅行記，瑪麗亞·兒玉攝影，他書寫文字如系辭。在撒哈拉沙漠時，博爾赫斯這么說：“我在離金字塔三四百米處彎下腰，抓起一把沙子，默默松手，讓它撒落稍遠處。我低聲說，我正在改變撒哈拉沙漠。這件事微不足道，但是那句并不巧妙的話十分確切，我想我積一生的經驗才能說出那句話。那一刻是我在埃及逗留期間最有意義的回憶之一。”

微不足道的事，并不巧妙的話語，但裝填著博爾赫斯這樣的人的一生經驗，他還說得如此鄭重，不想我們錯過它。

所有的文字皆是符號，遂也皆只是隱喻，因此，文字并沒固定“大小”，大叩大鳴小叩小鳴，它毋寧說更像容器，或我們干脆說它是福袋比較刺激，可放進種種對我們而言價值千差萬別的東西。

薪盡火傳，當然也是隱喻。“薪”，柴火也，或直說是麥稈子，不可或缺但倒也不是什么稀罕難得之物。莊子以人身為薪，意思是，更要緊的是火，要保護、要延續的是火，而不是人身──這段感想，放在《養生主》最后，相當重要的位置，是這番思索下來最終留于心里頭的事。

確實不太一樣，如今我們比較想延續的是人身、是柴薪吧，火傳不傳再說了。

1977年，美國持續的熱議題目是黑白種族融合，這算是他們較有出息的時日。當時拍出一部掀動全美的迷你劇集，Roots（《根》，或譯為《尋根》）。這原是小說，作者亞歷克斯·哈利，以一個黑人家庭回溯，重走一趟非洲故土橫渡大洋的此一殘酷旅程。我最記得的是主人公出生時的儀式，父親雙手捧著他面向旭日面向蒼云如獻祭：“昆塔·肯特，看那唯一比你大的東西──”我不確知這真是當時的儀式禱詞，抑或作家想出來的，因為感覺有點裝，自大了些許。

人生出自我意識，從生物世界逐漸分離出來，合理地來猜想，這樣始生的自我意識，應該畏怯的、孤單的成分居多，人自大不起來，肉眼可見，比他大的東西多了，一座山、一條河、一頭獸，豈止是星空宇宙？人自大是很后來的事，隨著人類世界的成功建構，不斷獲取種種非生物性的力量，人逐漸飄了，修改了記憶（或說，創造了記憶），甚至把自己的始祖形塑成天地萬物的統治者、擁有者，天下第二，僅小于神，如《圣經·創世記》中的亞當。如今好一些了，我們開始一樣一樣反省，只是還稍慢了點，好像還是有點舍不得。

火又是什么？這里，我想先松松地說是“那些在人心與人心之間熾熱傳送的東西”。莊子以火為喻，喜歡仔細品味隱喻的博爾赫斯一定也會很喜歡這個，火之為物，火的形態，火與人的種種聯系（包括其危險和難以接近），確實生動。火的發見暨其使用，是演化大事；而接下來的生活大事則是如何讓它不熄滅，讓它長駐人間，甚至讓它可攜帶（在人發明打火機前的漫長歷史里，地球各地人們各有精巧的工具和技術，如中國的火折子，不熄的微火）。如果我們還想起來，古希臘人相信火原是天上之物，普羅米修斯這位泰坦巨人以永生不赦的受苦代價盜取了它，人怎么可以不保護它延燒它呢？

火是演化大事，讓人可以熟食云云也許更重要，但我想說的是，人用它照徹了夜的幽黯，人從此既晝行復夜行如貓頭鷹，有了更為完整的世界模樣，更為完整的時間模樣。夜之輝煌，夜之飛翔，人的生命獲取了某種難以言喻的深度。

很明顯，這下人不只更小了，還進一步成為了可割可棄的柴薪，“看那唯一比你大的東西”更不是確切的說法了，而是，“看看那些遠比你重要的東西”。它不在空間里，而是轉入時間中；無法訴諸視覺，讓人能伸手指頭去指，而是生于思維，且帶著判斷和選擇，得想辦法把它說出來，讓它進入到另一人心之中延燒，否則就失敗了、消失了。這于是成為一個工作，一項任務，人必須參與才成立，而且是以如此謙卑的方式參與。

人深刻知道生命太短，但并未喪失勇氣，因此這也“處理”了死亡，以非神話非宗教、日復一日工作不歇的動人方式面對死亡，突破了可懼的死亡，探入了此一無可逾越的邊境之外的那個世界，本來不可能有一絲一毫“我”存在的世界。人可以開始一樣一樣去想那些原本生命限制的不允許的事，而不必取消自己某些珍稀的想法。

普希金如言志如洞悉的這句詩：“我不會一整個死去。”

多年前，我寫《閱讀的故事》時曾這么略嫌輕佻地講過──人會死去這件事如此自然誰也沒辦法，卻又如此荒唐難解。太多又聰慧又認真的人，我們會萬分惋惜，他怎么可以就這樣死了？連同他全部的認識，連同那樣的思維成果。也許最可惜的是他對世界的洞察及其解釋，我們需要如此清澈的目光和持續建言。但那時候我要講的是書籍，當人類成功地有了書籍，己能讓這些人吐絲般一本書一本書寫下來，我們就可以放心讓他們去死了。

當然，書籍乃至于文字的發明仍是稍后的事，就跟打火機的發明一樣，這里有一段時間差。所以理性如孔子訴諸夢境，招魂也似的想讓他的導師周公還在，繼續說著判斷和諫言，這是孔子最神秘的、不得不如此訴諸神秘的思維部分；乃至于人深入冥府，如奧德賽去見了先知提瑞西阿斯，如但丁和維吉爾（已就是鬼魂了，地陪）的地獄篇章。

而書籍，它的前身其實就是人的身體（或說，書籍是人身記憶和想象的延伸）。北美西南部從未發明出文字的納瓦霍人說的，“我們記得所有人的所有事情”。

因此，也就無怪乎會生出“薪盡火傳”這個想法了──當然，我曉得這原是莊子一個人的想法，我指的是其合理性和其必要性，即便莊子不說出它，人們仍會如此行。正正是因為（還）沒有書籍這方便的東西，這里便清清楚楚出現了一個缺口，人意識到所有了不起的記憶和想象隨人身俱滅，人得而復失，但人兩手空空，有那種只能用自己身體去堵、去銜接之感。更確切地說，博爾赫斯唯恐我們忽略般地再三提醒，早先這些大師級人物都是大演說者，博爾赫斯想指出來的是，他們已有文字和書籍，但他們并不信任文字和書籍。或許也是因為彼時文字書寫仍疏闊、仍昂貴，文字只綱要地記敘，會漏掉太多東西。今天我們已可確認了，成熟而且便宜的文字書寫遠比語言（口語）稠密精細了，但較之人的思維及其體認感受，文字仍是斷開的，還只能夠是符號，永遠無法直接、綿密、連續。所以，其實已經有文字和初級形態的書籍可利用了，但比方畢達哥拉斯就不用文字，蘇格拉底只四下找人說話辯論，柏拉圖尤其把話說得難聽，他（借蘇格拉底之口）講，文字和書籍是“死物”，相當于人身和肖像的差別，栩栩如生卻沒有生之氣息，你問它什么從不能回答云云。耶穌也是用語言教導（其實不只是語言，而是整個身體），一生只在沙地上寫過幾個沒人看到的文字。我們也想到孔子這個幅度、弧度之大無人可及的大傳送者大教學者，他說自己“述而不作”，很接近柴薪化自己，沒人像他這般珍視這些隨死亡俱滅的美好東西，是吧？我們精確點辨認，《春秋》應該動了筆，如此戒慎恐懼，已懷疑達到僭越程度的國史修改作業（“后世罪我其春秋乎？”），應該是一樁精密到需要孤獨的工作，語言的來回搖晃會吹熄那點微火。《易經》系辭究竟是寫的還是講的很不好說準，其他的則全數不是文字，孔子只當自己是亙古薪盡火傳下來負責延燒自文武、周公到弟子這一段的一塊柴薪。

但他把火燒到最旺了不是嗎？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文字如此華美但從不完美，我們這些靜默閱讀文字的人時時知道是這樣，也時時感覺輕微的困擾。我們深知這不真的等同于我們視之為楷模的那個人，我們仍然相信，有學校、有書、有書店和大圖書館，如今還有互聯網云云，然而師徒制仍是最好的，如此疊瓦形態的、曾經同時燃燒是最好的學習方式，也是日后最讓人懷念如不可得的學習方式。

我如此懷念我已離開的老師朱西寧。

承接得如此杳遠，裝載著這么多，經歷了這一場，人的時間意識必定變了，我相信，人再回到空間里連視覺圖像也不一樣了。人或許仍會（更會）慨嘆生如春花生如朝露，上天給了我們太短的生命時間了；但同時，人也生出了諸如滄海桑田之類的反向感慨，一方巖石，一座山，一個王國，乃至于堅實的大地（要不要再包括日月星辰呢？），原來也有各自的流逝，各有其時間盡頭，其暫時性和脆弱性讓它們一一精致起來，也物傷其類地親切起來──這似乎頗荒唐，存活六七十年的人去關懷、去憂心千年萬年存在的東西。除了自傷自憐的隱喻，我相信，也是因為人有了更長的時間尺度，有了以為可以更耐時間沖刷的奇妙東西藏身。由此，人甚至生成了“不朽”這個奇異的念頭（若時間有知，我們幾乎可以聽到它的嘲笑聲音）；更夸張的是，不朽這個念頭居然如此遍在，地球各地文明，好像人承傳得夠久夠認真，參參差差地，都會想出這個長遠到時間盡頭之外、時間對它無可奈何的東西。

秀異的已故生物學者古爾德惋惜另一種演化論不是真的，如果這是真的多好──這是法國人拉馬克提出來的，他早于達爾文，說演化論這把火是他點燃的或許并不過分。古爾德指的是，拉馬克以為人后天學得的東西可進入遺傳，人并不從頭、從零開始，這多好（人或多或少地，總會把自己的希望藏進理論里，科學工作者也不例外）。但古爾德機敏地看出來，說人類世界的獨特演化方式卻是偏拉馬克式的，人通過非生物性的方式和配備，如火延燒，不再以百萬年、億年為時間單位，而是一世紀，一個decade（十年），如今幾乎是每天了不是嗎？睡醒來都是個全新的一天，人都暈車了。無怪很多人（包括大陸作家木心）誤以為生物性演化已中止，其實生物演化怎么會中止呢？它只是被人類世界的獨特演化覆蓋住了，更難察覺了而已。

不朽這個“比永恒還多一天”的東西（比無限更多？我們只好把其化為某種機智的流光），我們應該馬上可注意到，人們并不用它來說山河星辰這些自然物，也倒不至于真使用于人身。不朽意有所指，如中國人已爛熟的說立德、立言、立功，都說的是人成就的、純屬人類世界的某物。接下來，跟不朽幾乎一樣遍在的便是把人的靈魂和身體分開來（意即，這只屬于人的某物歸于靈魂而非身體），其最通俗的版本就是輪回，不訴諸眾人協力，人只用一世又一世的自己的身體，以一己之力來無限傳送。一種個人版的，有點想得太美的薪盡火傳。

畢達哥拉斯，或計畢達哥拉斯這一學派或教團，便是輪回的主張者；所謂的“永劫回歸”（一種無休無止的回返遂成循環），托尼采之福，如今已成一般性的裝X用詞了，某個文青咒語。

不朽，比方我們用來指稱立德和立功，其形態偏向于紀念碑，但我自己信任的或說在意的，是立言式的這種河水奔流形態，時間大河，活的。紀念碑的聳立樣子頗寂寞，總讓我不禁想成如古埃及的金字塔成就的是那座獅身人面像，孤獨地站大沙漠之中，周遭目光所及一無人煙，只招來觀光客，人和它的關系不絕如縷只剩這樣、剩最后這一面向（我在猜，它被拍了多少照片，幾乎不再看只如存證），斯芬克斯也不再對人說出它的致命謎題，其答案恰恰好就是“人”──只因為，不朽終歸不會是真的，其實也不重要（如威廉·詹姆斯說的，對他而言，不朽只是個“小問題”），如若人不再加進去，紀念碑就是一方巖石，它回歸為雕塑之前的自然物，跟其他巖石不會有什么太兩樣的時間命運，風化，剝蝕，瓦解，撒哈拉沙漠都比它亙久是吧？我們所知比它更古遠，也必定存在更久的東西不計其數，如某顆除了編號什么也沒有的遠方星球，這有什么意思呢？我以為，說得最好、也只能說到這里的是“掙扎向永恒”（博爾赫斯，仍是他），在時間里，這不僅僅只是單調地流失，它屢屢被交到某個更聰明或更認真的人之手，它也可能會多出來，甚至在某個歷史時刻如花綻放，像百丈禪師說的：“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于師，方堪傳授。”也就是說，在走到盡頭終歸消逝之前，它遠遠長過一代一代的人壽，人活于其中，可托為終生之志，拔高自己，成為人在流變世界里一個堅實可信的“位置”。所以薪盡火傳，絕大多數時候并非那種授命性的偏悲壯的任務，而是如蒙田說的，是人對后世之人的善意，人總想把自己此生最珍貴的東西設法交到某個恰當的人手中，連同藏孕其中的幸福，希望他能如自己這樣幸福。我曾親身經歷此情此景，如夢相似：我的老師朱西寧一生召喚人進入小說進入文學，每見到任一個狀似能寫的年輕人便主動聯系，犧牲不知多少自己的書寫時間和心力為他們看稿改稿（但通常只改動幾個標點符號和錯字），再想辦法推銷到報社、雜志社安排發表，最終便是出版社出書。沒錯，從搖籃到墳墓。我也是其中一名，始于高中時刻十七歲時，只是我于小說是一塊濕柴，點不了火，終究只成為一個愛讀小說的人而已。

小說，并不缺我一個。

Magister dixit（大師說過）。所以我讀到博爾赫斯這么描述畢達哥拉斯和他的學生，會異樣地激動。多年來，能夠讓我這么激動的事物已并不多了──“畢達哥拉斯是不愿寫作的，他希望在他死后他的思想能依然活在弟子們的頭腦里。……這并不等于說弟子們因大師說過而受到束縛；恰恰相反，他肯定了他們有自由在大師思考的基礎之上繼續思考。我們雖然不知道是不是他開創了時間是周而復始的理論，但我們知道他的門徒都信奉這個理論。畢達哥拉斯的軀體死亡了，而弟子們，由于某種輪回的緣故（這是畢達哥拉斯所喜愛的），仍在他思考的基礎之上繼續進行思考再思考；每當別人指責他們說了新話時，他們便抬出這句話來辯解：Magister dixit（大師說過）。”

即便大師生前并沒遭逢此情此景，沒真的講出這句話，但大師一定是這么想的，一定會這么說；大師薪盡火傳，卻竟然像仍活著，或我們說這就是不朽了。所以，不僅僅是已有的答案了，還包括未有的答案，該有的答案，呼之欲出的答案，藏在大師一樣薪盡火傳的思考方式、思考路徑里，能繼續思考，這如何擔不起“不朽”這一詞呢？“老師說過”，我自己這么做已很多年了，四十歲時，五十歲時，已可以領老人證時，某個困境，某個亂糟糟一團的問題，某種并不容易的判斷和選擇，或僅僅只是如定期整理和自省，我總不由自主地想，于此，老師會怎么想這么做？也會忽然想起來，原來他當時講過的某句話、寫成的某個短篇，原來是想著這個……我也以我如此珍貴的經歷去猜想、去裝填孔子和周公的聯系，時間距離更遠如回聲，卻居然如此親切如私密地關聯（能一再入夢幾乎終其一生這不親密嗎？我們能一直夢見如魂縈的人有幾個呢？），我相信我必定是對的。

格雷厄姆·格林說過，赫爾岑說過，加西亞·馬爾克斯說過，凱因斯說過……

仔細想，薪盡火傳的這個“火”竟驚人地準確，我認為這一準確并非偶然。火不固定，火是光和熱，火可大可小，甚至會瞬間熄掉令人一無所有。所以并非只是寥寥答案，答案毋寧說只是信物，是可靠的再思索的支點，是新的開端云云。繼承于是呈現出某種緊張感，也持續對繼承者有要求，人要用一生而非一刻。不是到場簽字就歸你所有，擁有號稱1800枚印章的乾隆帝（應該就是人類歷史第一）究竟成功繼承了其中哪一樣？書法之火不在他身上，繪畫之火不在他身上，鑄造之火不在他身上，甚至雕刻之火包括刻印章都不在他身上；他真正承繼的是大清，總的來說是相當成功的一塊帝王柴薪。有句還算廣為人知的拉丁格言：“書寫存留，話語飛走。”很有趣，彼時人們的體認及選擇可能和我們相反，正如彼時人們對書籍的輕蔑。我們對書寫的信任是因為書寫固著，而他們對書寫的懷疑也是因為書寫固著。太固著的單一答案有排斥性，往往會消滅那些將成形、可成形、未成形的東西，掛一漏萬，而這才是生意盎然的部分。世界流變不居如不斷移動的飛鳥，昨是今非，所以書寫的存留是笨拙的、追不上的，不像語言是輕盈的、可一起飛的，秋水共長天一色。人得用整個身體來承接它，而不是置身事外。

薪盡火傳，這四字此番真正打動我的，是它的時間意識──不是單純地拉長，而是以一種極平實、極合理、絲毫不乞援于任一種神秘思維的方式，幫我們突破了死亡。

如今，除魅殆盡，歷史繞了一大圈，人的時間意識好似回到了最從前，始于生，終于死，很容易引發某種幽閉恐懼，人容易陷于憂郁。

來說梁文道告訴我的一個美麗故事，我以為非常美麗。

故事中人是日本朝日燒的當代家主，我唯一見到他的一次是在北京，理想國出版社辦寶珀小說獎的宣告活動。這一看就曉得是埋首在某個獨特世界的人，不是怪癖那一種，而是和善到天真那一種——人已中年，心智卻年輕，或許也是因為他燒陶的世界多是美好的東西，遂誤以為世人也都如此美好。梁文道引見，我說我其實挺熟的，我指的不是人而是朝日燒家址所在，真的，我少說也走過十回，那是在宇治，日本抹茶圣地。抹茶般翠綠的宇治川水流是我所見過水量最豐沛的河，它的源頭是已消逝成沼澤形態的古巨椋湖，河上架著古朱色的橋，意外地和水色極搭（自然的顏色相處起來毫無忌諱毫不別扭，包括紅配綠、紅配紫，京都五六月雨季，紫陽花開多好看）。河兩岸是整理得非常好的“散策之道”，沿途雕像、詩行、標示一直提醒我們，這里就是《宇治十帖》，意即《源氏物語》后十回的收場地點。有趣的是，書中主人公薰君并沒在此得著平靜，而是被河水的洶洶聲音吵得心神不寧。

走過宇治神社，來到著名的琴阪（即坡上曹洞宗總本山興盛寺的參道，這是一座樸素、看來真是由寺中和尚自建、松垮簡陋到令人心生敬意的寺廟），山邊一條坡道便通往朝日燒家。我對陶的興趣遠高于瓷，每回路過總不自主多看兩眼。家主聽我這么說，情熱地回應：“唐諾先生怎么不進來喝杯茶呢？”我知道他是誠摯的，但當時如真這么闖入，怕是會被亂棒打出吧。

日后，梁文道攜攝影隊伍去宇治記錄他們制陶。那天，家主帶他們上山，挖出來熟成的黏土打算燒一爐好陶。家主講，這是他兩百年前的先人埋下給子孫用的。他虔敬地取出，在原地同樣埋入黏土，給兩百年后的后人。

我很羨慕他所在的這樣一個世界，跨過了死亡，卻如此可信，如此理性，甚至秩序井然。

2022世界杯足球賽，日本不運落入死亡之組，卻驚動世界地以兩次2：1擊破德意志和西班牙。不少人看過那個視頻，是亞洲區預賽對戰澳大利亞前夕的休息室談話，隊長老將吉田麻也應該是最后一屆了，他只告訴年輕戰友：“我上小學時日本首次打入世界杯，2002年看了世界杯（比賽），生出來自己想代表日本打世界杯的想法。我們也一定要給孩子們這樣的夢想，這是我們的責任，讓我們好好把前輩遞交給我們的東西傳下去吧。”

陶匠，和足球中后衛。

這樣，也就驅散了不朽這一思維的道德麻煩了──塔西陀講：“偉大的靈魂并不與肉體同亡。”歌德也同樣，他相信某個特定的人不朽（比方他的好友維蘭德），但不相信人人都不朽；也就是說，不朽被說成是某些偉大人物的特權，不及于我們這些也有死亡焦慮的普通人。中國古來也像是這樣，我們敬拜某些死去的人物為神，讓他不朽，甚至可以罔顧事實，比方關公這位超級大神，很明顯出自羅貫中的《三國演義》而非陳壽的《三國志》。

這種不朽，原本只用第三人稱而非第一人稱，是我們對某些偉大人物的懷念和景仰。只是來到今天這絕對平等的時代、誰怕誰的時代，已變得不合用了。但薪盡火傳，人就只是柴薪，是必定會燒為灰燼燒為塵土的，若有不朽，就是那些熾熱在人心和人心之間流動的東西，就是記憶。是以，人要參與不朽，是自主選擇的，如一代奇人斯維登堡的奇異宗教思維，他以為人應該可以自主地選擇進天堂或地獄。這個如此令人難以理解、難以相信但仿若有光的主張，薪盡火傳，馬上變得這樣簡單可行，人不必去做多余的事，不改換而且事實只是更堅持自己的信念和工作，更慎重地保護自己記憶（如此，我們也就回應了朱天心《古都》的悲傷詢問，“難道你的記憶全都不算數？”），幾乎人人能夠了。

這也必定會讓人變得勇敢多了，人勇敢多重要啊，極有意思地竟成為幫人處理死亡的一個方式。死亡大劫、大墻，過此一步人幾乎無話能說無理可訴，也許，人最深的恐懼正是這樣的無邊虛無，什么都不成立，“想到死亡，一切都變得很好笑”。是以，所有的宗教都奮力在死亡的邊境之外建國、建造新世界，以神話以描述以悲憫的想象，太想安慰我們眾生了，以至于總是說得如此華美，華美得有點不像真的。我們或許并沒指望它到如此地步，至少對某些數量的人來說，這甚至是他一生抵拒的，活著的時候并不追逐這樣的享受，死后如何變性成為自己并不喜歡，并不想成為的模樣？所以朱天心極心動于西班牙大導演布紐爾的此一想法。布紐爾對于死亡無欲無求，若說可以有何期盼，他說他只希望每過十年能從墳墓中醒來一天，讀讀當天報紙，看看街上行人，知道這個世界依然運行無恙，他就心滿意足回去再睡下個十年。

我一直想人類世界始終少了一個宗教，很抱歉這么說，某種讓聰明人可放心、甘心相信而非年老體衰屈服于死亡威嚇的宗教。韋伯講理性停止才進得了宗教，得著全部的應允和救助，這完完全全正確，但我難免賴皮地這么想，你們不都說理性也是神所造，所賦予的嗎？我們以自己如此認真的一生，也充分證實了理性的確美好，是gift（禮物），為何最終這是違禁品不可攜帶入境否則原機遣返？我總想到但丁《神曲》放逐于地獄第一層的古哲人、智者，也想到日后更多的哲人、智者（比方老是和宗教吵嘴的不屈不撓的格林）。上帝不想點辦法讓他天國的平均智商、平均知識水平提高點嗎？

聰明人的宗教，這一空缺極明顯。民間沒事，民間浸泡于自然的、泛靈的崇拜，滿天神佛，從搖籃到墳墓。但過早地除魅，這也許是孔子“害”的，他太早太徹底的理性思維，讓中國的讀書人有著相當的不可知論成分，人得單獨直面死亡──用今天大陸年輕人的笑語來說是：“水平有待降低。”

日后佛家進入中國如此順利，尤其如此吸引讀書人，應該就是此一渴求──幾大宗教體系，佛家絕對是最試圖講理的，幅度深度認真程度遠勝中世紀基督信仰的經院神學。

《養生主》原文，在最終說出薪盡火傳的結語之前，是一個老聃之死的故事。友人秦失來吊喪（倒有點像來表演的是吧），不僅不悲傷，反而倒過來責怪弟子眾人的哀慟哭號。生命一場，秦失講，該來時，你們老師他應時而生，該去了，他順理而去，就只是這樣。秦失補了最后一句，死亡，“古者謂是帝之懸解”，白話大致是，自古，人們說死亡是上天為人解除了倒懸的痛苦。

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講的：“當活著和死去完全一樣時，人就自由了。”──只是秦失說得更輕快更不大驚小怪，仿佛此事平常，不是這樣才奇怪。

除了勇敢，還有自由。

自由，直接來自于時間的拉長，如布紐爾試圖看見的，這個加長的、遠遠長出自己的生命。自己身體的時間及其世界是可信可見的，或直說是有效的。所謂有效，確確實實會回頭改變人活著時候的生命內容、工作內容。已八十多歲的大人類學者列維·斯特勞斯說他不會再進行任何大型的研究計劃了，因為時間不夠了，這言之成理也現實，老人的生命時間算法，是逆向流來的，不是由出生算起活了幾歲，而是由死亡撲面而來——我還有幾年？但豈知，他一路活下去成了個人瑞，足足101歲。我們這里笑著來問，如果訪談當時他知道自己還有足足二十年時光，他想法會改變嗎？又，如果他的時間甚至不止二十年，而是更加長，他又會怎么安排怎么計劃？昆德拉（也是進入老年時刻）曾如生悶氣地指出來，人是“鎖死”在自己七八十年長度的生命里。這其實是極銳利極漂亮的一番論述，昆德拉要我們別做白日夢，老實點取消那些幻想幻覺，包括那種所謂原可實現的另一種生命可能、另一個自己云云。只因為我們的生命樣式，甚至人之為人的定義，正是由此一時間長度所決定。昆德拉否認地要我們設想，如果某個家伙奮力活到加一倍的一百六十歲，一樣一樣檢查，那他的生命樣式乃至于生命感受將完完全全不同，像是昆德拉自己最有感的，出國廿年卅年將不再如生命定讞，因為不再占有幾乎全部的生命精華時光，而只是八分之一左右，毋寧說只是人生命中的一處迂回，一段有趣經歷，種種悲苦、荒謬乃至于壯麗凄絕的感受將全消失，戀愛、性愛也無一不如此。活一百六十歲，昆德拉斷言，那將是有別于我們人類的另外一種生物。

所以如果，如果時間完全裝得下了，死亡截不斷，所有的事都能繼續做、所有的想象都不用取消、所有的希望都可以存留，這不就是自由嗎？──盡管，有點詭計傾向地，延長的并非個體人壽，但這有什么關系呢？事實上，這讓我們跟一系列的先人和一系列的后人如做同一種夢般地緊密聯系著。這樣可能更好也說不定，人心里有溫度，不孤單不害怕。

莊子也做過類似昆德拉的比對，他稱之為大年小年。說楚國南方有大龜冥靈，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又說上古更有一株大椿樹，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另一邊，則是永遠不知有冬日結冰此事的夏蟲，還有連晚上都活不到，活于永恒光照中的朝菌。

但我們或許會立刻反駁，已八十歲垂垂老矣的列維·斯特勞斯，就算知道自己尚有大把時間，那樣年紀那種身體，他還能那樣工作嗎？的確如此。

我們同時也留心到，圍繞著此一思維話題的，多是老年人的聲音。這里面向的死亡非常真實，不是如太宰治《人間失格》里那種，而是迫切的、臨頭的、折磨的，伴隨身體時時襲來的各處莫名疼痛，及其剝落、毀壞、腐朽，我們便知道此一自由更有其焦點，更富恩賜感，在飛翔之前，先是掙脫。

來看另一個死亡，蘇格拉底，《斐多篇》（如今的華文譯本出自時年八十八歲的楊絳）。那一天，蘇格拉底的腳鐐被取下，他坐在床上，說：“真奇怪，枷鎖壓在身上是一種痛苦。現在我感到輕松，因為我身上的枷鎖已解除，愉快與痛苦并肩而行，是一對孿生兄弟。”這完全是事實，也自自然然就成了隱喻。由此，蘇格拉底繼續說，人沒有了身體應該是好事，這樣，靈魂就自由了，可以專注地思考云云。

有吉弘行在Ametal-k“獨居藝人”的自拍短片《我這是在干什么？》里自言：“人什么都不做，肚子還是會餓，真是麻煩的生物。”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這一臨終談話，除了靈魂這詞或說此物，蘇格拉底所說的全不神秘。我們身體的生物性構成，只有警報性的痛覺，并沒有相對性的類似歡快感官，我們身體的最佳狀態便是無事——不是快樂，而是無羈的自由。是以，年輕時日我們并不特別意識到身體尤其內臟的存在，以為不足惜，以至于會刻意地要自己痛苦要自己悲慟以得到深度（博爾赫斯，“年輕時我喜愛憂傷，而且通常我會得逞。”），還屢屢試過去撥弄撥弄無從有實感的死亡（愛情和死亡正是年輕作品的兩大印記）；年老了，我們就知道身體處處是干擾，甚至長駐如囚室，人真的會想掙脫它，乃至于不惜一死。只是，自由和死亡得綁一起這很為難，我記得有書寫者這么講過：“這么強大的死亡渴望，居然會被這樣脆弱如絲的生之意志所扯住，真是荒唐。”

果然，日后人們對蘇格拉底的坦然之死贊嘆不已幾無雜音，質疑則集中于靈魂。沒有身體，靈魂家在何處？靈魂如何繼續思考？

所以，薪盡火傳，在這里。

也就是說，人再把自己看小點，讓靈魂成火，讓靈魂更徹底不歸我一人所有，事情似乎就很圓滿了。而且，發現了沒？壓得更小的自我奇妙地變得珍貴起來，它變得“有用”。

天生我材必有用。

稍微極端點，我們說，人對待自己身體有這兩種模式，一種是保養它，另一種是用它，我自己是第二種人。

我絕少去看病，除了牙齒的干擾，唯一一次像樣的大病（胃出血）居然發生在北京，2013年《盡頭》一書出版時，醫藥費拗不過（其實是沒能力抵抗）由理想國出版社慷慨支付，真是（給他們）造成困擾。

我猜我會是挨醫生罵的人，我知道醫生最愛罵人，已超出善意，成為SOP（標準化流程）了，所謂預防重于治療，既顛撲不破又陳腔濫調的一則真理。沒生病我找你干什么？當然，把這一身白衣的懸壺濟世者只當修補工人，的確有點失敬。

但愿世間人無病，何愁架上藥生塵。

保養預防愈來愈重要，其經濟規模也愈來愈大，已讓醫療成為當代神話了。死亡令人捉摸不定，但人設法堵住死亡的每一道可能途徑。最終，這相當辛苦，也不斷引發焦慮。我想起加西亞·馬爾克斯，雙魚座人，容易自傷自憐，我們讀他的小說（比方一身殘破、“時間只夠讓他走到自己墳墓”的《迷宮中的將軍》），也看到他對身體的毀壞老衰很敏感，但加西亞·馬爾克斯講，他并不保養自己，說一旦開始，那“就跟上了一條奴隸船”一樣。畢竟這符合所謂的“鐵鏈原理”，亦即鐵鏈的真正強度，不是所有鐵鏈強度的總和或其平均數，而就只是最弱一環的承受力，斷就斷在那里。

我老師朱西寧，逝于肺癌，而他身體各處皆無恙，腦子、心血管、肝臟、腎臟乃至于膝關節踝關節軟骨，每一檢查數字無不干凈漂亮。

死亡只選一條路。我偶爾也會想，是不是也該為死亡留一條路，它終歸要來的，人不能永遠不死。

這里，我盡量把話說到最簡單，毫無爭辯說服的企圖，也討厭造成誤讀。因為，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身體、如何理解自己這一生，我以為，這最終屬于自由主義者（如以賽亞·伯林）說的“自由的最后小房間”“絕對自由”的范疇，這甚至不必怎么理性。包括悲苦的小說家庫斯勒（匈牙利出生的猶太裔的前共產黨人英國作家），他相信人有選擇死亡的自由，1953年他七十七歲時，和妻子辛西婭一同服藥自盡，一起走。這其實也是一種特殊的死亡處理方式。如昆德拉《為了告別的聚會》里的政治犯雅各布，他隨身攜帶一顆劇毒小藥丸，他可以選擇死亡的時機、地點和這一自主方式，仿佛以此逃脫，這讓他變得無懼，甚至不再害怕遭逮捕后必然的酷刑。雅各布唯一狐疑的是他的醫生朋友是否同他開了一個大玩笑，給他的其實只是一顆維他命藥丸什么的，他仿佛聽到了斯克雷托醫生的得意大笑聲音。

我傾向于使用身體，不拿來用多可惜，在不分神的尋常照料和使用之間，達到某種模模糊糊的平衡，“堪用狀態”。

薪盡火傳，終究，我并沒對人失望到底，我只是明智地縮小它也就更對準它而已（我把我的“讀者”數量想得更少，甚至全然不想了）。我應該永遠不會排除掉此一念想，也許我只是恰好活在、落入在某些思維某些價值信念的歷史低谷時日而已，就像病逝于1953年的小說家林芙美子，東京并非一直斷垣殘壁，她多活個十年，便能看到景觀完全不同的日本。如果知道這個，她寫猶殘破、千瘡百孔的東京，會不會有什么微妙的不同呢？

我還是回頭用博爾赫斯來結束，他總是能把最難說好的話說得最舒服，水波不興，又似日影飛去──

同樣的道理也可以運用在音樂和語言上。語言是創造出來的，語言向來是不朽的東西。我一直在使用西班牙語。有多少亡故的西班牙人活在我身上？我的意見也好，我的看法也好，都無所謂。……這種不朽沒有理由是個人的，可以不必追究姓甚名誰，可以不留存在我們記憶之中。何必總是要推測我們下一輩子里別人還記不記得我們呢？……這一切都將留在我心里，雖然我不提它名字。也許最重要的倒是我們記得不很準確的東西，也許最重要的是我們下意識記住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