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馬（篆書扇面作品） 藝如樂圖 作

藝如樂圖是蒙古族知名篆刻家和書法家，他在刻字藝術、篆刻和書法領域都有建樹。2025年，藝如樂圖用半年多的業余時間創作出系列作品“百駿頌”，并從中國古典詩詞、成語、典故以及當代流行語中遴選與馬相關的短句，精心構思、創作了100方印章，作為獻給2026年的一份厚禮。

2026年是中國農歷的丙午年，即午馬，民間又稱“紅馬年”。所謂午馬，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意象，而午時是一天中陽氣最盛的時刻，太陽直射大地，陽氣達到極點。且“午”在五行中屬陽火，象征著光明與熾熱，而馬在民間被譽為“火之精”，在中國文化中，象征著力量與速度、高貴與忠實、活力與進取。還有，馬在中國傳統文化里，排名“六畜”之首。在古代，馬匹的數量和使用更是衡量一個國家實力的標準和象征。在蒙古族游牧文化中，也有“五畜”之說，即馬、牛、山羊、綿羊和駱駝，馬也居于首位，因此，蒙古族又被譽為“馬背民族”。馬在蒙古族人們的心中是家庭成員之一，具有深深的情感和象征意義。比如馬在蒙古語中的稱謂就多達300余種，在中國古代的詩詞以及文獻中，關于馬的字句數不勝數。藝如樂圖在這方面做足了功課，查閱了大量資料，而且他本人就屬馬，作為一位有影響的篆刻藝術家，他希望在新舊交替、除歲迎新的節點，為新的一年的開元獻上自己的祝福和期望。

誠然，面對浩如煙海的關于馬的文字當中，選擇吉祥且富含意蘊的字句，又不想流于平俗，確實不易。在他選擇和創作期間，我也曾給過他建議，并提供了一些資料，比如“立馬萬言”，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句有關馬的成語，出自宋代政治家、文學家王十朋的《梅溪王忠文公集·上太守李端明書》，他夸贊唐代詩人李白的文學才華，“立馬萬言，而文章為天下之法”，意思是他倚靠馬旁，即刻就能寫出萬字的文章，由此成為世間的典范。據說王十朋不光文采飛揚，他還以為官剛直敢諫、勤政愛民載入史冊。2015年，蒙古族作家瑪拉沁夫85歲生日的時候，我為他畫了一匹迎風而立的馬，因為他也屬馬，并題寫了這句“立馬萬言，而文章為天下之法”。藝如樂圖的這方印是以方形朱文小篆的形式完成，有秦漢朱文印的風格。但他又不拘泥于小篆的規整，而是引入了金文，甚至甲骨文的自由與隨性。在布局上，印面中間處留白，使得“立馬”與“萬言”形成一種空間的距離感和彼此呼應的張力。他還刻有一方印叫“千金買骨”，也是我喜歡的寓意，這個成語源于《戰國策》中的燕昭王招賢的故事：謀士郭隗以五百金購買死馬骨為例，勸諫燕昭王以誠意吸引人才，最終使燕國成為戰國七雄之一。我收藏了大小幾方“千金買骨”的印章，也曾鈐印于我創作的水墨冊頁《穆天子八駿圖》中，但我對這些印章并不滿意，感覺它們或過于工藝造作，或過于因循規矩，看了藝如樂圖的“千金買骨”讓我喜不自禁，它比前面的“立馬萬言”更隨性更灑脫。同樣是小篆，他刻出了毛筆的書寫韻味，弱化了刀工的痕跡，使文字的線條流轉自然，字形圓活，妙趣橫生，讓我想起隋唐時期的圓朱文印，如此將筆墨感融入刀石的嘗試，在我所看到的當代篆刻家中不多見。

還有一方印是“八駿日行三萬里”，這句出自唐代詩人李商隱的七言絕句《瑤池》。八駿是周穆王，即穆天子的八匹神駿，穆天子為了長生不老，尋求靈丹妙藥，駕八駿西行，行程三萬五千里，在瑤池與西王母相會。這段神話在《拾遺記》《穆天子傳》等古代典籍中都有記載，但我最感興趣的反倒是天子駕馭的“八駿”，尤其是它們的名稱，神奇而有想象力。為此，藝如樂圖還專門為八駿刻了一方大印，“絕地、翻羽、奔霄、越影、踰輝、超光、騰霧、挾翼”，尺寸為4×4厘米，這應該是他這組印章里最大的一方印之一。印面上，十六個字，八匹神馬的名字，左右依序排列，恰如八駿駕車而行，氣勢非凡，又仿若聽到馬嘶蹄敲，車輪飛速駛過。此外，還有“白馬入蘆花”“插花走馬醉千鐘”“春風得意馬蹄疾”“飛馬踏地”等，這些大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經典詩詞句，描寫了馬的狀態，而馬的狀態其實也是人的狀態，因為人是駕馭者、是主體，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說，詩中的人假如沒有馬的烘托和陪伴，那肯定是乏味而缺少意境的。這些印章，既有朱文，又有白文，紅白交相輝映，既有古風，又有動感。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它打開了我的眼界。這兩句詩出自唐代詩人王績的《野望》，是唐詩中少有的直接描寫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詩句。藝如樂圖在刻這方印章的時候是動了心思的，圓形的構圖和布局，文字環繞在外圍，中心是一個圓、一頭牛，或馬立于最核心處。這是一方圖文結合的肖形印，圓形的印面，宛若俯瞰下的蒙古包，周圍密布的文字又像是蒙古包的“哈那”（木頭圍墻）。

肖形印，又叫象形印，流行于戰國至漢魏時期，漢代發展為高峰。內容涵蓋各種動物。肖形印發展到現當代之后，融入了佛像元素，使肖形印蘊含了禪機與深意，但是不足在于世俗化的文人味道的肖形印日漸式微，比如人像、動物的刻畫，過于具象，甚至寫實，缺乏簡潔抽象的詩性之美，削弱了肖形印的審美功能。所以，藝如樂圖這方肖形與文字結合的印章，就顯得格外難得且有創新性。

這組印章中還有不少封泥印或將軍印，都是典型的漢封泥印的風格。漢封泥印是漢代用于簡牘封緘的印章形式，在中國篆刻史上自成一派。清末民初，西泠印社社長吳昌碩的很多印就是延承了封泥的基因和況貌，高古雄渾，獨辟蹊徑，成就了他一代宗師的地位。總體考察這組“百駿頌”，如果我斗膽假借缶老先生（吳昌碩號“缶廬”）的金石法眼來驗證，可否這樣評價——分朱布白，朱白相生，疏密有致，虛實諧和，摹古推新，渾然天成。

中國傳統的篆刻講究“印宗秦漢”，就如書法，“學書須臨唐碑，然后歸到晉人，則神韻中自具骨氣。否則一派圓軟，便寫成軟弱字矣”。藝如樂圖的篆刻如此，他的書法也如是。我非常推崇他的漢隸，抱有渾厚剛勁、古拙峻拔的風格。這幾年我發現他開始更多專注于篆書的創作，這肯定與他潛心多年的篆刻和刻字有關聯，使他對篆書的理解和書寫頗有心得。作為篆刻家，他不僅將碑刻、金文、陶印、封泥的研究和自己在篆刻實踐中獲得的經驗融會到書寫之中，同時又將簡牘和漢隸的筆法轉換到篆書創作中，形成了他獨特的“篆隸同體”的藝術風格。再看他的漢隸書法，顯然也得益于篆書乃至篆刻的影響，他將篆書的筆意融入到隸書的書寫之中，真正做到了“篆中有隸，隸中有篆”的融會與貫通。

我一直認為，一個時代的藝術或文學，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以清醒的膽識、高遠的視野與創造的激情，開創一片新天地，為新的時代重立圭臬。這不僅是我對藝如樂圖的期待，亦是對更年輕一代的屬望。

（作者系文藝評論家、水墨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