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大眾文藝”和“大文學觀”是引發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熱議的兩個概念。“新媒介”是理解這兩個概念的重要參數。新媒介的使用，不僅是新大眾文藝的核心特征，也為大文學觀的構建創造了新語境。就此而言，無論是新大眾文藝的提出還是大文學觀的倡導，背后都有媒介之變的背景。在當下的時代語境中，新舊媒介之間的迭代更新，不僅改變了文學本身存在的狀態，也重構了大眾對于“何為文學”的判斷和認知。在這個意義上，對大文學觀的強調恰逢其時。

“文學”的范疇往往隨時代而變

何為“文學”？界定“文學”的標準是什么？這是我們從事文學批評與研究的“元問題”。隨著近年來基于后現代主義和新歷史主義理論的解構和反思，一個觀念愈發地清晰了起來，那就是：我們現在使用的關于“文學”的界定，其實是一個非常現代的建構與發明。

正所謂“百姓日用而不覺”，現今我們約定俗成、習以為常的“文學”，其實有一個文學觀在進行支撐，這背后涉及文學知識的生產、文學典律的生成和文學學科的建制。然而，這個被現代社會建構起來的“文學”概念及其對審美自律性的強調，其實并不是“自古以來”就有的，而是進入一定的社會歷史階段之后才有的規范和命名。而在現代社會，被廣泛接受的文學觀念，是伴隨著一系列的現代性進程誕生的，其背后是印刷文化的崛起、文學教育的普及以及識字率較高的大眾的涌現。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而言，“文學”范疇的確立包含著五四以來從古典文學到新文學、從借鑒西方到不斷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的現代化轉型的建制。

換言之，對于“哪些被包括在文學之內”的問題，其實是由“文學觀”這個現代認識論裝置進行決斷的。面對豐富復雜的中國文學的存在樣態，在現代目光的審視下，最終被界定為“文學”的，其實只是部分文字作品而已。而更為駁雜曖昧的文學形態，則被放逐于“文學”的疆域和邊界之外。事實上，在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國古典文學世界，“文”所涵蓋的范圍，要遠遠大于現代的“文學”范疇。司馬遷的《史記》就是一個常被舉到的例子。按照現代的“文學”標準，《史記》無疑屬于歷史撰述的范疇而不屬于文學。然而吊詭的是，《史記》的敘事藝術和文學價值又讓它成為了中國文學書寫的一個重要源頭，也是中國文學史中必不可少的一個核心章節。這恰恰展現了古典時代的文學的包容性。因此，現在我們認識中的“文學”，其實是基于一種已經被窄化了的文學觀。

文學觀涉及對何為“文學”的判定。根據前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文學雖然具有超越時空的永恒魅力，但是文學的定義卻具有可變性和歷史性。文學并沒有固定不變的本質，它會隨著時代和社會的變化而變化，其指涉的內容會發生壓縮或伸展。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對于文學范疇的認知常常是語境化和策略性的。而在當下的語境中，大文學觀打破了慣有的文學認知，這是對既有的文學觀的糾偏。大文學觀重新浮出歷史地表，它因應著新的時代語境的變化，展現著新的歷史趨勢的要求。而在這個時代中，最顯在的現象就是媒介之變。

媒介之變催動文學觀更新

文學觀的歷史變遷，與媒介技術的持續演進有著密切關聯。“媒介即訊息”，加拿大傳播學者麥克盧漢如是說。在他看來，媒介不僅是裝載信息的容器，它的物質性存在也影響到了信息本身。毫無疑問，媒介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對于文學領域來說，媒介也具有重要影響。從口頭傳播到書面印刷，再到現今的數智媒體時代，媒介極大地改變了文學生產、傳播與消費的方式，也潛在地決定了文學以何種面目存在于這個世界。

媒介之變，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語境變化的重要表征。最近這些年，“加速”成為我們整個生活和時代的主題：科學技術在加速，生活節奏在加速，社會發展也在加速。而媒介的更新換代和迭代升級，則將這種加速的感受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具象化了。媒介之變，導致原本高度依賴印刷媒介而存在的文學遭遇了巨大的挑戰，同時也催動文學發生新的轉向。

對于中國當代文學而言，文學潮流的變化并不是一個鮮見的現象，而是一種歷史的常態。從1980年代文學的“向內轉”和先鋒文學到1990年代余華、格非等作家回歸現實主義的寫作取徑，再到21世紀初對“純文學”的反思與批判，以及當代文學系統對網絡文學的關注與整合……當代文學的每一次變化都帶有歷史、社會與時代之變的深刻印痕。對于近年的當代文學而言，媒介之變帶來的影響幽微且深刻，甚至具有顛覆性。當傳統的大眾傳播媒介面臨著新媒體的挑戰，當互聯網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媒介基礎設施”，當平臺社會逐漸滲透和壟斷我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這些對長期依托大眾傳播系統生存的文學無疑產生了釜底抽薪式的沖擊與影響。

文學狀況的改變必將導致我們對文學觀作出相應的調整與改變。社會學家米爾斯認為，社會學的想象力強調一種歷史的、社會結構性的視角。我們不僅要對社會現象進行觀察和解釋，還要對現有的社會秩序和權力結構進行反思。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是需要被質疑和批判的對象。

面對新的媒介生態以及文學的轉向，五四以來的以及1980年代以來那個偏向“純文學”的“文學觀”無疑是偏向保守的——它僅關注那些具有所謂精英性的純文學創作，無法適應這個歷史加速時代的要求。因此，大文學觀在這一歷史節點的重新提出并不是偶然性的現象，而是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大文學觀是文學認識論的變化，也是對以媒介之變為表征的時代變革的有效回應。我們應該在認識論的層面破舊立新，在新的歷史語境下改造舊有的文學觀。就此而言，媒介之變是文學轉向和大文學觀提出的背景和契機。

媒介融合與文學的彌散

在文化傳播領域，新舊媒介的融合已經是一個常見的現象。同一條信息，通過媒體組織“中央廚房”的處理，在多個傳播渠道進行內容分發，是這個時代的信息生產模式。這條信息，可以根據不同傳播渠道的媒介特性，變身為文字、圖片、音頻和視頻等多種形式，從而在最大程度上節約時間成本，提高生產和傳播效率。

傳播學者亨利·詹金斯曾提出“故事世界”理論。在他看來，故事世界并不是一個簡單的世界觀的背景設定，而是通過多種媒介共同構建的具有可擴展性的空間。跨媒介敘事是構筑故事世界的最重要的手段和路徑，而受眾的參與式文化激發了集體創作，生成了大量二次創作的作品。在文藝創作領域，同一個IP資源能在不同的藝術門類中進行改編和流轉，這種現象在現今的文藝創作中屢見不鮮。這些都是體現了大文學觀的具體實踐。

大文學觀的意義，正是在媒介融合的語境下凸顯出來。近期，無論是文學改編電影、影游融合還是短劇精品化，文學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電影《流浪地球》由劉慈欣的原著小說改編；電影《刺殺小說家》改編自雙雪濤的同名小說；《唐人街探案》的情節涉及大量世界文學中偵探類型小說的經典作品，并與之形成互文。不可否認的是，不管外在的媒介形態如何變化，文學都是重要的內容供給者，也是最重要的IP資源。它早已“化身萬千”，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以更多元的形態滲透進廣泛的文化領域。文學是這個時代在內容生產方面的“無冕之王”。當我們跳出狹隘的、畫地為牢和自我設限的“小文學觀”，將各種文學的媒介存在形態都納入到“文學”的范疇時，就會發現一片嶄新天地。

因此，大文學觀的提出其實是一種承認的政治。它承認新世紀文學在媒介之變和時代變革的語境下已經呈現的文學事實，并在理論概念和批評話語的層面對這些文學經驗予以命名和追認。它承認偏向純文學的文學觀是有些窄化的，文學已經走向了彌散和播撒，呈現為文學形態的多元化和邊界的模糊化。因此，我們的文學觀也必須進行相應的調整。“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文學是常新的，文學觀也應該順勢而動，實現自我更新。大文學觀是一個新的概念，它是對舊的文學觀的調整和修正，也是新媒介語境下當代文學批評話語的一次自我迭代和系統升級。

文學在這個媒介巨變的時代能夠做什么？數智時代已經到來，媒介技術的發展倒逼既有的文學機制作出應對。傳統的文學觀不再適應時代的需要，恪守一成不變的文學觀只能是作繭自縛。原有的“文學”框架已經被脹破，已經無法裝載豐富復雜的時代內容。外在環境的變化促使主體的認知框架產生變化。大文學觀的出現，正是為了打破舊的文學觀的束縛，重構文學與媒介、社會和歷史的“同時代性”。現在，我們亟須跳出“何為文學”的本質主義追問，轉向探索“文學何為”的實踐路徑。未來已來，唯有迎接媒介之變帶來的危機和挑戰，才能以新的文學觀釋放文學的巨大潛能和無限可能。

（作者系海南大學國際傳播與藝術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