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人寫作，在1950年代曾被稱為群眾創作，與職業作家的創作相區分。相比于數十年前，今天的素人寫作更多是從民眾中脫穎而出，進而在大眾傳媒中引起關注。作為民眾審美風尚和情感價值情操的載體，這些文藝作品的影響力和傳播力，都使得今天的文學研究者必須正視當下素人寫作發生的深度變革。然而傳統的純文學理論和觀念無法有效容納、闡釋這一現象，近兩年大文學觀思潮的涌現，引起了文藝界的廣泛熱議。雖然關于這個概念的討論有不少尚待厘清或具有爭議的問題，但毫無疑問的是，相比于既往的理論范疇，面對今天的文藝生產現狀，這個概念對當下的素人寫作表現出更多的包容性。素人寫作的現實影響迫使我們擺脫思維慣性和審美路徑依賴，不僅僅是通過概念整合這種現象，而要深思為什么在當下大文學觀的文學場域下，素人寫作的影響愈來愈大？它給中國當代文藝發展到底帶來了什么樣的沖擊？

首先，數字平權催生文藝創作主體變革，為大文學觀提供了深厚的實踐土壤。我們正在經歷一場被數字技術深刻重塑的文藝革命。移動互聯網、社交媒體與智能算法瓦解了傳統的文藝生產與傳播格局，文藝創作不再是學院與職業作家的專屬領地。數字賦能的核心價值不在于簡單的接入權平等，而在于其作為創作賦權機制，前所未有地降低了表達門檻與傳播壁壘，催生了文藝創作主體的裂變性革命。這一革命的核心特征，是以普通勞動者、小工商業主、邊遠地區民眾等為代表的“素人”大規模進入文學書寫領域，其生活化、在地化的書寫，挑戰了專業與業余的固化區隔。

紙質印刷媒介時代，傳統的文學場域由資深編輯、評論家及文學機構壟斷著話語篩選與價值評定權，形成穩固的文化權力結構，而民眾的創作往往無法被燭照。算法推薦機制作為一種中介性技術權力，雖非全然中立，卻在客觀上動搖了這套精英把關體系，使得如王計兵（2025年登上央視春晚的“外賣詩人”）的詩集《手持人間一束光》，借助全民關注度與社交媒體裂變傳播，進入主流視野并入選《人民日報》2025年文藝年榜。這不僅是對他個體才華的肯定，更是算法將非精英創作者所占據的生活文化資本，如騎手獨特的生存體驗、市井生活的煙火氣，重新估值并賦予其流通性。在這一背景下，文學也正從精英的殿堂回歸生活的廣場。這種回歸不是簡單的歷史重復，而是數字時代賦予的全新可能：算法推薦打破了出版壁壘，社交媒體構建了情感共同體，移動終端使寫作成為隨時隨地的生命表達。另一方面，包括溫雄珍、王瑛在內的多位素人寫作者簽約出版社，出版新作，甚至有作品入選中國作家協會2025年度作家定點深入生活項目。這也顯示出在素人寫作破圈之后，除了算法推薦、社交媒體的作用，文化機構搭建培育平臺也將發揮重要作用，從而讓素人寫作從個體表達升級為群體現象，推動大文學觀從現象級熱潮升級為可持續生態。

其次，大文學觀視域下對文學本體的認知正經歷根本性范式轉移。傳統以形式實驗或精英意識為核心的文學定義遭遇挑戰，取而代之的是“大文學觀”倡導的“生活即文本”理念。這一轉向并非孤立現象，而是數字賦權時代素人寫作蔚然成風的深層反映。曾經純文學界興起的“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本質是將日常作為審美對象進行精英化提煉，而當前素人寫作的日常生活書寫，是從生活內部自然生發的本體性表達。餛飩店主常玫瑰在《左手詩情，右手煙火》中，并非以疏離姿態“觀看”生活，而是將揉面、煮餛飩的勞作本身升華為詩性實踐，體現生活主體與創作主體的一元化，這是文學本體論層面的根本變革。

可以說，素人寫作對文學固有邊界的顛覆性解構，是一場以生活原生性為基礎，對傳統文學建制化規則的重構，將文學從精英化的審美范式中釋放，重新錨定了文學作為“人學”的本真坐標。2025年現象級作品《兩個普通女人的十年通信》，以兩位女性跨越十年的微信聊天記錄為原始素材，未經過任何文學化的加工與潤色，“今天菜市場的茄子很新鮮”“孩子的班主任又找我談話了”等瑣碎對話，逐漸編織成一部細膩而厚重的女性情感史詩。文學的“人學”并非只能通過宏大敘事或深刻哲理來呈現，微觀的、瑣碎的、充滿煙火氣的日常對話，同樣能抵達人性的深處。相較于此，王晚的《跑外賣》則是在數字工具的介入下，重塑了文學文本的物質構成與美學邏輯，完成了對文學文本形態邊界的突破。這部作品將外賣騎手的日常工作痕跡進行拼貼并置，讓平臺算法的派單指令“您有新的派單”、GPS導航生成的地理軌跡、手機備忘錄里的心情隨筆等元素，共同創造出一種新型文本形態。傳統非虛構寫作往往強調敘事的線性與完整性，作家需要通過采訪、調研等方式，將零散的素材整合成一個邏輯連貫的故事。而《跑外賣》卻以碎片化的數字痕跡為素材，讓讀者在數字痕跡的拼接中，直觀感受到外賣騎手在算法規訓下的數字化生存狀態。

再次，大文學觀場域中的參與式文化重塑著文學接受范式。短視頻平臺、小紅書、B站等平臺成為大眾日常表達的主陣地，素人寫作是以自下而上的姿態闖入公眾視野。當文學創作與經濟活動、社區生活深度嵌套，便自然催生基于地緣與情感聯結的共同體。這種自下而上的空間生產模式，恰是新大眾文藝區別于體制化群文活動的核心特質，它不需要文化館的號召，而是源自生活需求的有機生長。王計兵的詩歌最初只是在外賣間隙用手機備忘錄記錄的片段，但讀者的UGC二次創作進一步放大了這種共鳴。有人用方言配音朗誦他的作品，有人手繪外賣員穿梭城市的場景插畫。同樣，肖大妹創造的點擊量并非由傳統文學機構（雜志、作協、評論家）授予，而直接源于互聯網大眾的共鳴投票，“謝謝奶奶的文章，感覺這樣的淡然讓我沒那么浮躁”“奶奶文筆好細膩，環境和心理描寫把我帶入其中”等讀者反饋顯示出一種自發情感連接。

這種看似草根審美趣味，其實包含著樸素的現實主義、強烈的真情實感、對日常生存細節的捕捉、對身份認同的書寫、對現實困境的袒露等，反映了大文學觀所內涵的最普遍的精神訴求和情感結構。因此，素人寫作指向了文學傳播機制的“再大眾化”。文學的作用從“化大眾”轉向構建情感共同體，讀者與作者通過文字互動，共同創造意義。特別是UGC二次創作打破了作者與讀者的二元對立，讓文學成為全民參與的文化事件。這種情感共同體的核心并非行政劃分的地緣關系，而是基于職業身份、生活經驗的情感聯結。燒烤攤主溫雄珍的《在炭火上安居》給讀者帶來的是深夜擺攤時的孤獨與詩意，王瑛的《擦亮高樓——清潔女工筆記》記錄著城市角落里的微光，他們以文字為紐帶，構建起跨越年齡、地域的精神聚落。這種變革背后也昭示著“大文學觀”興起的必然性，即它不再以“純文學”為唯一標準，而是將邊緣個體的書寫、日常經驗的記錄、民間情感的表達都納入文學范疇。

當然，我們也要辯證地看素人寫作的意義與問題。素人寫作絕非文壇偶然的點綴，它是數字平權時代、技術深度嵌入社會生活的必然文化現象，是大文學觀確立其意義的重要基石之一。它通過多元主體的廣泛參與和日常生活的深度開掘，極大地拓展了“大文學”的疆域與內涵。素人寫作以最質樸、最鮮活的方式，記錄著社會轉型期個體的生存圖景、情感波瀾和精神世界，編織著更立體、更豐富的中國故事。它迫使原有的文學評價體系進行自我革新，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社會生活田野。然而，其發展也面臨時代性挑戰，2025年算法帶來的同質化現象已經引發警惕，這種創作模式可能消解寫作的原創性與批判性。素人寫作的即時性創作、碎片化閱讀環境與算法偏好可能導致深度思考的弱化，如何沉淀出具有持久精神和審美價值的作品？既有的文學批評話語與獎項機制如何有效、公正地理解和評價素人創作的獨特價值與社會意義？這些問題的破解，將決定大文學觀能否真正實現其理論抱負。

總而言之，2025年素人寫作的蓬勃發展為大文學觀思潮的發展奠定了堅實根基。理解、接納并引導好這股源于廣大民眾的創作力量，構建更加包容多元的評價與支持體系，既是對數字時代文學民主化的回應，也是大文學觀實踐的必然要求。這對于彌合文化鴻溝、豐富民族精神生活、涵養健康的文化生態，以及書寫屬于這個時代真實、宏闊的精神史詩，具有迫切且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