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3月10日，我開始寫日記，那是一個星期天，天氣陰。我寫道：“四年前的某一天，在課堂上，小學老師袁世存向我們介紹記日記的意義和作用，要我們很好地記日記。我當時在班里第一個照他說的去做了。可惜兩個星期以后就半途而廢了。這次一定要堅持。”在日記本的扉頁上，我還寫了“生活猶如大海”、記錄“沸騰的生活”之類的文字勉勵自己。那時的日記我一直寫到1965年進廠做工，有幾本已不知所終，有幾本倒是翻箱倒柜時被我重新發現。閱讀一個甲子前的文字記錄，多半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考試結束后與同學相約在浦東泥墻圈張家浜河里的一次游泳，又比如冒雨在東昌電影院看一次電影，去吳涇塘灣參加三秋下鄉勞動，暑假去一次寧波鄉下等等，盡管瑣瑣碎碎日常平凡，讀來卻常常忍不住掩嘴而笑，倍覺親切。在許多尋常小事的記錄中，有時也折射出一些如今已被淡忘的大事件。

有學者認為：“與回憶錄相比，日記是原始、新鮮的；而回憶錄卻是事隔多年之后寫的，原來的情境與心態已經徹底變化了。所以回憶錄對以前經歷過的事情，總要經過有意或無意的篩選，會有側重、夸大，也會有隱晦。”（馬忠文：《閱讀日記是培養“歷史感”的最好途徑》）我深以為然。我撰寫的多篇非虛構文字，正是留存的幾本當年的日記為我提供了真實的素材和線索。

除了日記，我的文字表達形式還有書信。在電話、電信并不發達的年代，書信是親人、同學、朋友之間傳達信息表達感情的最好方式。念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就代姆媽給寧波鄉下的外公外婆寫信，外公外婆從鄉下來信也是由我結結巴巴讀給姆媽聽。從那時起我就開始知道書信中的文字含有太多的內容。高中的時候，我開始為自己寫信，暑假時同學之間的暫時分離，因為彼此念想，會寫信互訴。向報刊投稿，也會向不相識的編輯訴說發表的渴望。寫信最多的時候是在我的戀愛期。盡管我和殷慧芬在同一個工廠同一個車間，但是書信文字可以表達的情意似乎比見面時口頭訴說得更多，有些帶有甜蜜濃情的言辭相見時彼此還有些羞于啟齒，在書信的字里行間往往更肆意。我們結婚后把這些情書集合放在一起，有厚厚的幾摞。再以后，竟被當年才四五歲的兒子在床底下的紙箱里找到，他不知是何物，用來折疊紙飛機，在陽臺上放飛。待我們發現時，及時搶救了還沒被他飛走的一部分。

1986年，殷慧芬參加由茹志鵑老師創辦的上海作家協會第一期青年文學創作會，去浙江寧波南溪近一個月，我和她有十多封書信往來，除了探討她那時正在寫的小說之外，她還告訴我那些年剛嶄露頭角的孫甘露、金宇澄們的一些趣事。彼此訴說較多的是相互牽掛的日常生活瑣事，比如她在信中訴苦：“吃的方面不太理想，我在這里要受苦了，而且你只有給我五元錢……”我回信說：“我很內疚，你走時，沒給你買點吃的，錢又那么少。后悔莫及……苛刻了自己，還要苛刻你，實在是太對不起了……”讀著這些字句，恍然重現當年捉襟見肘的拮據日子，不禁扼腕苦笑。

這樣的書信文字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們至今存有蕭乾、魯彥周、白樺、徐光耀、左泥等前輩作家和王安憶、葉廣芩、陳村等同時代文友的書信，彌足珍貴。本世紀初，由于E-mail和微博、微信的迅速發展，書信才漸漸淡出我們的生活。即使如此，王火、邵燕祥等老師仍然喜歡用手寫書信，一直延續到2017年。這些難能可貴的書寫手跡成為我寫《火鳳凰》和《局外樹》的重要素材。日記和書信，文字的記錄，歲月留痕。較之口頭表達的語言，它無聲，卻可以存在更久，更加具備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