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現代社會高速運轉帶來的種種挑戰，文學之“慢”曾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緩沖，在出發點與目的地之間，延長感知、抵抗加速度、重構時間體驗、生成普遍性意義的可能。

今天，我們已然生活在以瞬間為單位的節奏中：AI即時生成答案，新聞以秒為單位刷新，“即刻截止”主導著行為，思維方式也日益適配于即時回應與快速解決方案。當短期化、碎片化成為不可撼動的現實，“短”“長”之辨即超越了此前的“快”“慢”之爭，成為一個關乎意義與價值的審美命題。當歷史、傳統以及由此累積下來的經驗與思考面臨淡忘的風險，生活與審美的長期主義，便尤為文學所承載、所彰顯，并在我們這個時代煥發出不可替代的光芒。

2025年的中篇小說展現出的長期主義的美學特質，指向的是超越短暫的潮流與時尚，注重時間的沉淀與考量，追求內在價值的穩定與恒久。這一年的中篇小說創作呈現出三個方面的特點：理想主義敘事及其“世界”維度與開放性特征得到彰顯；情感結構從對疏離隔膜狀態的關注，轉向對抒情共同體的吁求；物候、景觀、特殊的生存空間等，正在成為文本意象的重要載體。

理想主義的當代光譜

理想主義作為恒定的內在光源，持續照亮著2025年的中篇小說寫作。2025年正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革命歷史題材、軍旅題材蔚為大觀，家國情懷、民族精神、英雄禮贊得到豐沛呈現。海飛讓南京城作為“諜戰之城”系列的又一主角在《殘雪》中登場，并將雪的意象貫穿于戰爭的波詭云譎與對家國大義的托舉之中。小說聚焦發生在1942年南京特工總部的情報斗爭，圍繞一文一武兩位地下黨員的潛伏與犧牲展開敘述，信仰的堅不可摧與人性的復雜抉擇，在精湛的敘事技巧中融為一體。全勇先的《秘密》以趙一曼被捕后、就義前的歷史現場為背景，以偽滿警察紀德榮的視角揭開塵封往事。小說一方面展現革命志士不屈意志與堅定信仰帶來的強大感召，另一方面通過見證者內心的劇烈沖突，再現戰爭的殘酷，并對人性的幽微之處進行深入勘探。同樣將目光投向信念與堅守的，還有那些來自雪域高原的書寫。林雪兒的《守護》將回望的目光投向世界屋脊的查果拉哨所，記憶的通道通向年輕戍邊戰士的無悔青春；盧一萍的《雪崩》從海拔4655米的災難營救起筆，喜馬拉雅南麓的極端氣候與邊防官兵堅韌不屈、生死與共的精神特質形成鮮明呼應。這些深沉的文學書寫告訴我們，正是歷史與現實中那一個個鮮活具體的人，夜以繼日地用信仰捍衛、用生命守護、用熱血鑄就，才有了今天長久的和平、幸福與安寧。

信仰關乎家國，亦植根于文化傳統之中。陳崇正的《英歌飯》以潮汕英歌舞的百年傳承為題義，以三代人的命運浮沉，在歷史與現實、故鄉與世界之間尋找共通的文學表達。夢野的《土人人》聚焦非遺說書藝術，粗糲復沓的抒情結構輔以極具地域色彩的方言，讓作品回望故土、書寫文化印記的質感更足。津子圍的《上游》遵循千百年來向善向好的鄉土邏輯，探討在沒有“壞人”的世界里，鄉村人情和有情的主體如何補充并激活系統，解決鄉村組織運轉和生存的實際難題。這些作品說明，作家們對時光深處文化記憶的挖掘，正變得越來越細致、深入。

在2025年度中篇小說塑造的理想主義群像中，有兩位時代的“錯位者”引人注目。一位是“超前者”——哲貴在《造車記》中用雙重敘事講述傳奇浙商錢大同的人生際遇與未竟事業，小說既致敬這位走在時代前面的民營企業家，也致敬那些心懷理想卻遺憾未能圓夢的追夢者。故事中，領先時代30年制造電動汽車的抉擇，不僅源于本能的創造沖動，更堅實的支撐是對國家發展與民族富強的堅定信念。另一位是“滯后者”——胡性能的《猛犸象》將目光投向20世紀80年代，感懷于一位滯留于其中的普通人許東生。這源自時間深處的傷感，也源自持續反思與有所堅持的靈魂。兩位時代的“錯位者”用動人的故事告訴我們：無論是否恰逢其時，理想與堅持本身，就足以讓人始終處于生命的追光中，不息不止。

從敘事策略的層面看，小說家對“世界”維度的開掘，讓中篇寫作在理想主義敘事下的視野更加宏闊。趙大河的《大有》講述農業專家龐大有在巴基斯坦遭遇綁架，失蹤19年后奇跡歸來的故事。小說將人物對“一粒種子改變世界”的信念，與其跨國界的農業技術實踐結合，親友間的生離死別與內心輾轉，更為這份跨越國界的理想平添許多生動。羅日新的《巴圖姆往事》中，巴圖姆雖然是虛構的地方，故事靈感卻源自跨國詐騙的真實案件。讓一場萬里追擊在中亞H國荒漠深處的石油小鎮上演，經偵老羅化身推銷員將案犯誘捕回國，為的正是堅持罪與罰的正義，也呼應著不忘“歸家”的精神召喚。長久以來，“世界”大多只是海外華文寫作和年輕作家寫作的背景。但在近年的中篇小說里，“世界”承載起更宏大的審美追求，擁有了更動人的藝術力量。

抒情共同體的生成

在探討當代人的生存狀態時，人們往往認為保持孤獨與距離才是更常見也更理性的相處方式。然而，2025年度中篇小說中大量并置的人物關系，卻呈現出另一種走向：無處不在的溝通隔閡，正被珍貴的共識所取代。以長期主義為旨歸的生命體驗與審美感知，推動中篇寫作的情感結構發生轉向——從關注疏離與隔膜，走向對抒情共同體的吁求。

“共同經歷”往往成為連接情感共同體最直接的原因。楊志軍的《為什么總是阿媽朝山的背影》中，“知識分子朝山分隊”經歷了兩個多月的朝山之旅。在牧民眼中，朝山是傳統，是再自然不過的生命和生活狀態。藝術家、科學工作者和牧民的后代，把它看作是一次審美和研究之旅。隨著時間的推移，險境被一一化解，人們的視野和心態也不斷打開。故事的最后，“知識世界”在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同時，向著傳統與自然靠近。石一楓的《小姚護士和她的病號》中的抒情共同體是人與動物。在“生命救援”的關系結構下，暮年敘事、人與寵物的休戚與共、不同階層之間的相互探訪等，在作者機鋒處處的描述中充分展開。寫狗是為了寫人對于善惡生死等終極命題的不同看法以及由此引發的沖突，醫狗的過程也是醫人和醫者自醫的過程。身體的病痛可以靠醫術緩解，心里解不開的執念，卻要靠一次次相遇與別離，慢慢找到出口。

在親緣關系的書寫中，悠長而溫暖的相互張望與情感補給尤為動人。東黎的《親娘舅》刻畫出兩個讓人印象深刻的形象。小說透過渴望長大走向遠方的年輕人的眼睛，講述那些留在原地、走在人后的親人的故事與命運。他們雖然處在不同的生命軌道上，卻不約而同地望向山溝深處通往外界道路的盡頭，那是他們與更廣闊世界的精神紐帶。淡豹的《請照顧好你媽媽》從母女關系與責任傳承的維度，擷取家族長河中一個動人的片段。作品用細膩真摯的情感，寫出了人的尊嚴，也寫出了命運與時代的深刻聯系。遼京的《親愛的夜晚》冷靜克制，用父親再婚掀起女兒對家庭生活和童年記憶的拼湊與重視。而代際家庭的暗流涌動，終會在某一特定時刻迎來諒解的微光。房偉的《補時光的烏龍少年》溫暖、松弛、明亮，修補后的錄像帶為父子乃至更廣泛的人際隔膜補上了溫情的注腳。李亞在《夏先生的榴蓮》里化身話劇導演，在以“人間故事”為主題的無場次話劇中，完成了關于人心隱秘的復調交談。

對童年創傷記憶的修復，同樣是締結抒情共同體的重要路徑。韓松落的《風塵三俠圖》、楊方的《之字形奔跑》、溫穎妍的《我們并不知曉雨的名字》，分別以自身的書寫回應了這一命題，并對友愛哲學如何成為自我教育的路徑作出了闡釋。《風塵三俠圖》中，主人公與被精神失常的父親常年囚禁的姐弟倆相逢，在宛如“一場古代的夢”里，原來平行的人生因偶然的相逢與時間的積淀產生交集，歲月深處最終沉淀下飄蕩命運的深廣平靜。楊方也寫命運的伏擊，《之字形奔跑》將友伴的死化作少年們的成長烙印與精神困境。恐懼與愧疚、逃離與跋涉先后降臨，但奔跑既可以是求生本能，也可以是對傷痛和命運的主動出擊。溫穎妍的《我們并不知曉雨的名字》以閩南海島生活為背景，寫一對好朋友陷在孤島的無盡陰雨和停滯的時間里。小說的所有蓄勢最終收向一個柔軟的結局——森森草木中，還有一座小廟，紅紅的猶如心在跳。

即便是偶然的相遇，也蘊含著相互辨認與情感慰藉。劉汀的《富貴如云》中的富貴哥，可以與現實生活中的許多形象對讀。這樣一位游走于北京新舊光影之間的復雜人物既虛榮又赤誠，之所以能喚起讀者強烈的共情，正是因為他身上凝結了許多人在時代變遷中既想抓住新機又難舍舊日情義的真實矛盾。羅偉章的《屋檐》中的房東面對年輕的租客追憶不可復制的青春時光，誠摯綿密的講述背后，是自我與他人、個人與集體、命運與時代的相互辨認。

“物”的蘇醒及其意義

在2025年的中篇小說里，“物”的地位日益凸顯。當自然物候、景觀、生存空間以及各類尋常事物向人的情感、觀念與精神世界敞開，并成為文本意象的重要載體時，小說便獲得了一種具象的錨點。“物的蘇醒”讓那些模糊的時代情緒與個人情感，變得可觸、可感，也更容易被記住。

首先，是作為“心境外化”的自然物候與景觀。自然不再是田園牧歌式的布景，而是人物內心世界的地貌，也是人們安放自我、反思存在的重要依托。湯成難的《江水蒼蒼》以瓜州古渡為書寫對象，思考時間與人的尊嚴。小說中，銅幣與斷碑將三段不同時空勾連起來，又在敘述者“我”的追索與考證中往復回旋。作者借景物抒情：當自然與萬物成為永恒，人不過是匆匆過客，但過客的生命故事，仍因尊嚴與情意的選擇而值得銘記與贊頌。別鳴的《去消落帶》將周期性淹沒又裸露的峽江岸線作為核心意象，它也是命運浮沉的象征。小說里，夫子銅像始終垂首，種種人生困局在江水、碼頭、舊事、風俗與傳統的纏繞中流轉不息，人物的命運與抉擇在江水的漲落間流轉，自然的節律與人世的滄桑相互映照。陶麗群的《插秧季》從桂西南右江流域鄉村的地理結構和自然環境起筆，讓農事節奏直接成為敘事節奏，在以天為單位的“勞作記錄”中，女性插秧客的日常生活、勞動場景與季節深度交融，生命的成長形態與文字的生長表達融為一體。川渝山區“迷墻似的濃霧”是林檎的《重返暗河》的自然背景，也是主人公迷茫、困頓及尋找真相卻屢屢受阻的精神外化。重返暗河，也是返回秘密與苦痛的深谷，重讀命運的沉默。

其次，空間不僅是事件發生的地點，也是驅動情節走向的容器，是塑造人物關系和“游戲規則”的能動場域。魏姣的《肖邦公園之約》讓中阮與蘇卡兩種來自中國和波蘭的古老樂器共同鳴響，其弦外之音流淌著動人的異國相思。小說也書寫了幾位音樂人在異鄉突破創作瓶頸、追尋藝術理想、度過感傷青春的美好歷程。白琳的《遺贈》引領讀者進入油畫與收藏的藝術世界，主人公前往塞爾維亞的偏遠山村繼承遺贈，在回顧與孤獨贈予者短暫交匯的過往的同時，也踏上了自我尋找的回溯之旅。尹學蕓的《天邊外》以一座奇境般的藝術街區作為核心意象，映照兩個女孩的人生伏筆與未行之路，空間在這里成為映現現實與遠方的鏡鑒。

從實體空間走入虛構空間，就會呈現出迥異的美學質地。魏市寧的《匕首洋槍》與李云的《雷聲震陽關》同返歷史深處，探討冷熱兵器之爭、技藝與門派傳承等話題，串聯起烈火淬煉中的歷史精魂、民族大義和家國情懷。李浩然的《雄性動物》頗具當下性，以武術大賽為引講述反骨少年放下勝負欲、漸悟武德精神，最終從江湖俠義夢中醒來回歸家庭的故事。作為表親的敘述者溫和隱忍，與少年的殺伐決斷、快意恩仇形成對照，令整個故事意趣橫生。燕壘生的《昆侖》、梁寶星的《山海》、滕野的《火》等以科幻手法重構史書記載與神話傳說。這些創作既拓寬了文學想象的邊界，也為傳統文化的現代表達、科幻與現實主義的融合，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在最精微的層面，是那些具體而尋常的物件。在個人經歷與集體經驗之間，物時常成為不可或缺的媒介與樞紐。它的流轉與聚散，背后往往掩藏著通往更廣闊經驗世界的隱秘入口。胡學文以《魚刺》書寫普遍的“隱痛”，主人公尋求離婚真相和前妻現狀的執念，讓“如鯁在喉”的生理反應成為貫穿小說的精神隱喻。駱平的《這世間所有的飛禽走獸》和老藤的《昆蟲志》從知識者的角度識鳥獸草木之名，青頭潛鴨、蜜袋鼯、蘭花螳螂等飛禽走獸和昆蟲在小說中自在游走，它們既是自然的生靈，也是人類生存與生命的鏡像，提醒人們在日常經驗中學會如何識己、見眾生，以尋求精神的平衡。班宇在《白象》中追尋白象玉雕背后的廢墟，拼貼出父輩的歷史。包慧怡的《明日煙花》描摹愛情中攻取與讓渡的古老拉鋸，錢幸的《食宴》以飲食之道連接人性的寬廣維度，感官與審美的微觀物象學寓于其中。沈大成的《白文鳥公司》以詼諧的筆調，書寫了職場人如何逃離異化，使其脫離現實，從用心生存的人身上生發出新的趣味來。作品寫職場人從被規訓的空間中覺察、溢出、逃離，而后自我撫慰并催眠。“物”在其中充分與人互動：“智慧眼”平等、快速、全面地掃射每一個步入寫字樓的人，便利店、工地、晃動的河水承載著人們的松弛、真誠與挫敗。作品以舉重若輕的筆法，寫出了長期主義視角下自我與外部系統如何相處的深層問題，引發我們思考，在信息、規則與文化心理交織的現代情境中，流動的、協商的、充滿內在張力的自我如何生成。

這一年中篇小說的創作實踐，是對“長期主義”沉靜而有力的文學證言。面對現代社會線性提速帶來的日益短期化、碎片化的生存現實，小說家們以敘事的耐心與審美的堅持，執著地探尋那些需要時間才能顯影的價值。理想主義的燭照，讓信仰與傳承在歷史長河中重新定位；情感共同體的構建，在疏離現實中形成溫暖的聯結；而“物”與“空間”的蘇醒，則為時代情緒賦予了真實可感的形貌。我們期待這些深植于時間土壤的創作持續生長，也期待蓬勃涌動的新的人格和新的世界，通過新的文學語法持續到來。

（作者系中國作協創作研究部發展研究處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