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從“到世界去”到“在世界中”，徐則臣的域外書寫提供了幻想式、獵奇式、反思式異域書寫之外的域外體驗與書寫經驗。在新作《域外故事集》中，徐則臣將域外語言的多樣性納入寫作，將域外語言景觀納入新時代域外體驗的日常生活。不僅如此，徐則臣還擅長從語言的天然隔閡入手，連接故事情節發展，調節敘事節奏，增強文本的傳奇色彩。在將語言作為寫作內容、承接中國傳奇敘事傳統的載體之外，徐則臣進一步思考語言的文化價值和情感屬性，以“母語的鄉愁”為著力點，深入各民族的情感世界。以漢語為出發點，徐則臣的《域外故事集》將語言的多重屬性編織進文學創作中，為新時代域外書寫提供了優秀樣本，展現了新時代漢語文學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關鍵詞：徐則臣 《域外故事集》 語言 鄉愁 文明互鑒

全球化的到來加速了各民族國家文化交流的進程，為我們提供了豐富廣闊的世界視野。而后全球化時代的到來，讓我們重新認識到本土的重要性以及本土經驗如何在世界中確立自身的位置。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徐則臣的文學創作與新時期以來尤其是新時代中國的現代化、世界的全球化進程有著一致性，從“花街”系列到“北京”系列小說，徐則臣的文學創作為我們展現了鄉土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人的現代化歷程。“到世界去”作為徐則臣文學創作乃至文學研究的核心關鍵詞，則展現了鄉土青年向外尋找、到鄉村以外更大的世界探尋的沖動與渴望。在徐則臣新作“域外故事”系列小說中，作家則是以更為開放的世界性文學視野書寫出了當下人“在世界中”的生活經驗與情感狀態，并借由新時代域外體驗書寫和當下人類共同面對的情感癥候，在鄉愁這一人類共通的情感體驗基礎上思考中西文化的碰撞與交流。其中，語言作為文學創作的載體和域外體驗首先面對的問題，作家充分調動語言的多重維度，兼顧語言的“器”與“道”，從語言的異質性體驗入手呈現多種文化之間的交流碰撞。同時作家將“漢語”放置于世界視野之中，思考漢語的文化屬性與情感價值。“語言的主體性，不只關涉語言的使用者，而且應該同時關涉語言創造出來的世界。”1在這一維度上，徐則臣《域外故事集》將現代漢語書寫置于世界文學之中，關注當下人所處的物質世界經驗與精神世界狀態，作家語言的選擇以及書寫的維度，彰顯了新時代漢語書寫域外故事的有效路徑。以漢語為起點，由語言架起連接世界之橋，書寫全球范圍內以中國人為視點的域外故事，正如《域外故事集》扉頁所說，徐則臣的域外書寫實現了“在地球的各個角落與中國重逢”。

一、“披頭散發”的外語與域外多元語言景觀

徐則臣的新作《域外故事集》以一種更為平和的心態，重新書寫著新時代中國人的域外體驗。其中能夠較為明顯地體現這一特征的是作家對域外體驗關注的重心不再是器物、相貌、建筑乃至文化上的巨大差異，而是以日常化的視角細膩地再現域外的見聞與感觸，以一種更為從容自如的心態書寫中國人“在世界中”的故事。其中，語言不僅是作家創作的工具，還是作家書寫域外生活的重要寫作對象。借助不同語種之間的差異書寫，既呈現了小說人物域外生活的真實性和世界各地文化的多樣性，同時由語言的多元化入手，自然過渡到對翻譯這一中介行為的書寫，進一步展現語言屏障如何破解，思考以不同語種為代表的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可能。

“語言與‘生活’緊密相連，有什么樣的語言就有什么樣的‘生活’”2，在《域外故事集》的十部小說中，故事情節發生地的主要通用語言為英語，間或有西班牙語、德語、俄語等。作為小說主要講述者的“我”雖然“的確可以憑借那點‘披頭散發’的英語游遍整個世界，但如果語速過快、方言太重，或者干擾一多，我就只能傻眼了”3。因而語言的差異與不通、語音的獨特成為《域外故事集》中“我”行旅體驗首要面臨的困難，在語言的異質性體驗中，徐則臣為我們呈現了以語言為寫作對象的域外日常生活。

《域外故事集》中多次寫到語言的差異以及由此帶來的域外生活的不便，直接而又細膩地再現了域外生活首要面臨的難題。如《去波恩》中車廂里“他們嘰哩哇啦的德語我聽不懂”4，只能猜測車廂外面發生了什么。《瓦爾帕萊索》中“我把剛抽出的一根煙遞給一個穿棕色短靴的女人，她接過了，說了句啥我沒聽懂，也沒理會，繼續給另外兩個女人發煙”5。《瑪雅人面具》中“為了說明白，胡安用西班牙語跟他解釋。我只能干瞪眼，在一邊聽鳥語，只看著我的朋友半分鐘點一次頭”6。《蒙面》中“我”與大學生導游之間的交流極為困難，“我的漢語他聽不懂，他的西班牙語中，除了極為日常的那幾個詞，其他的我也不靈，所以一路上咱倆主要是大眼瞪小眼，交流也基本是雞同鴨講；他說的我大部分沒聽懂，我說的他可能也沒明白”7。“聽不懂”“半懂”成為多篇小說中“我”與異國他鄉人民交流的常態。語言作為信息傳遞的重要工具，在異地，因不同語種之間天然的障壁，極大影響了“我”的表達以及與他人的溝通，因此在語言不暢的對話場景中會更傾向于書寫“我”的心理活動，以更為內觀的方式描寫了以“我”為代表的絕大部分域外行旅者的第一感受，極為真實地描寫出在陌生語言環境中人的現實遭遇。其次，在無法準確理解異國語言語義的同時，對不同于本民族語言的獨特語音關注與聲音書寫也構成作家域外體驗的重要日常。在相對比較熟悉的英語使用者身上，“我”關注到這些人發音的不同特點，如《古斯特城堡》中老約翰“發音的確有點怪”“聲音經過的時候必須變一下形才能出來”8，因為他的發音“怪”，才導致了上述“我”與他交流的困難；《去波恩》中火車上偶遇的德國老太太，和“我”用英語打了招呼，她的“英式發音十分優雅”9，這與她在車內看書等行為具有一致性；《斯維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中警察的英文發音“有濃烈的冰碴子和羊肉味”10；《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譚》中印度機場工作人員的英語發音則是“動感十足的彈舌”音；《邊境》中隔著邊境線一同跑步的小伙子用“彈舌嚴重的生澀英語”11與“我”交流；《蒙面》中文學節活動以“聲音”為主題，來自不同國家的作家蒙面上臺朗誦，更是呈現了一場精彩的聲音盛宴。

在語言無法承擔交流溝通的作用時，必要的肢體動作以及不同語種之間的翻譯成為徐則臣域外日常生活書寫的另一重場景。如《古斯特城堡》中“我”和房東老約翰的交流借助紙筆將關鍵詞寫下來的方式，幫助彼此互相理解；《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譚》中，面對對面“彈舌十足”的英語，“我”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況下突然醒悟，“捻動右手的拇指和食指”12成為溝通的關鍵；《蒙面》中因為上述“我”和導游小伙子語言不通，一路上多以動作表達“我”的想法，如“小伙子就指著手表提醒我，該往回走了”“我指指上面，再走一段”“我對他做個等待的手勢”13等等，全程幾乎無對話地完成了整個精彩而又險象迭生的短暫旅程。在肢體語言之外，“翻譯”成為實現不同語種之間交流的重要紐帶。如《紫晶洞》中尋求華人翻譯，幫助“我”深入理解烏拉圭當地的紫水晶礦。在《域外故事集》中，英語作為全球范圍內使用最為廣泛的語言常常承擔溝通多種語言的“翻譯”角色，《蒙面》中的詩朗誦，“我”使用母語朗誦，主辦方提供英語翻譯，而在對談環節“我”則需要使用英語，由口譯再將之翻譯成西班牙語提供給現場的聽眾；《瓦爾帕萊索》里車子故障等待修車師傅的過程中，“我”偶遇的女性用西班牙語和我對話，“見我沒回話，改用英語又問”14，至此二人之間的對話才得以展開；《瑪雅人面具》中胡安為了方便“我”明白他的講解，用英語來說；《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譚》中“我”的機場遭遇被寫進小說中，印度的作家朋友在看到后“覺得文中的中國作家很可能是我，便把文章從印地語翻譯成英語，發給了我”15。《蒙面》中“我”聽不懂導游的西班牙語，在遭遇危機的時刻，“我打著手勢問他，到底怎么回事”，小伙子則用“關鍵詞英語”16的表達方式向“我”說明情況；《斯維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中咖啡店的老板選擇用英語和來自中國的林慧聰交談。以英語這一語種作為其他語種與漢語之間溝通的語言工具，一方面真實再現了世界范圍內英語這一語言使用的廣泛性，同時也對多篇小說中“我”“披頭散發”的英語在域外行旅過程中的有限性做出潛在的回應。

除了英語，漢語作為世界通用的六種語言之一，在域外的使用范圍不僅限于華人群體，越來越多的使用其他語言的民族和人民關注到了漢語之美。《去波恩》中的瑞士女孩阿格尼絲不僅可以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和“我”交流，而且“兒化音很重”，在“我”與她用漢語交談的過程中，同車廂的德國老太太用英語說“你們說話很好聽”17；《蒙面》中安第斯大學漢學研究方向的羅貝托教授“漢語說得很好”，閱讀“我”的小說也是先從中文本讀起18。借助英語、漢語兩大通用語言，小說中的“我”得以理解域外的風土人情和文化習慣，并經由作家的語言經驗和漢語寫作轉化為文本，呈現新時代域外書寫的新面貌。

除此之外，小說中涉及英語或其他語種的表意時，用漢語的語言思維和命名方式幫助讀者理解。如《瓦爾帕萊索》中“我”與埃萊娜的對話使用的語言是英語，在寫作中針對對方父母的稱呼則用“令堂”“令尊”這一極具漢語語匯之美的詞語來書寫，其他還有“瓦爾帕萊索在西班牙語里，大致意思是‘去往天堂’，相當于咱們中國的蘇州和杭州”，“烤鱈魚和火腿，瓦爾帕萊索人把它叫‘船’”19，幫助讀者了解了不同地方的風土人情和地理特征。《瑪雅人面具》中墨西哥朋友對瑪雅人的土語進行翻譯，“大意是：我看見的在極高的高處，我想象的在很遠的遠方”，而“我給轉了一下文，即：我所見者高萬仞，我所思兮在天涯”20，用中國楚辭的抒情、敘事傳統，將其他語種直譯過來的句意進行詩性的表達，將兩種不同語言所代表的文化置于同一事件場景中，呈現出一幅幅“美美與共”的多元語言景觀。

整體而言，作者作為整部故事集最大的“譯者”，用漢語書寫著新時代中國人“在世界中”的新域外體驗。和老舍《二馬》書寫中西文化差異給異國他鄉的國人帶來的刺激不同，徐則臣《域外故事集》以語言這一日常交流工具和生活場景為切入點，呈現了不同以往域外書寫的新貌。“在一個全球化、同質化的時代，我們不僅要求同，也要求異。所謂的求異不是刻意跟別人區別開來，而是說我們應該正視自己‘是其所是’的那個質的規定性”21。在《域外故事集》的多語言景觀中，作家既不是“中國中心主義”書寫心態，以漢語為標準比較其他民族的語言，也不是近代“西方中心主義”的視角審視漢語的特性，而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式現代化世界觀的視野，書寫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而“人類命運共同體則是21世紀中國的世界意識最為深刻的闡釋與表述，正在深入介入中國的思想話語和文學實踐，也應該成為中國構建新的世界文學觀的根本遵循”22。在這樣的視野下，漢語與其他國家語言一道構成了世界多文明的風景，小說“我”并沒有因為“披頭散發”或“磕磕巴巴”的外語感到難為情，或是心理上對以英語為主導的強勢語言感到落差，而是積極尋求其他輔助語言盡可能完成交流的需求。在漢語與多民族語言的多向流動中，將不同語種回歸至語言最本質的屬性——交流工具上來，以更為平等的心態對待各種語言的獨異性，從一定程度上彰顯了新時代中國社會的文化自信。

二、“變形的聲音”與域外故事的傳奇性

從中國古代文學敘事傳統的源流來看，“傳奇”作為“中國古代作家（或文人）用文言創作的一種寫人敘事的文學作品，相當于近現代的中、短篇小說”23，早已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各種體類、各個階段都難以擺脫的一種敘事模式24。“志人”“志怪”作為傳奇敘事的主要內容和重要特征，域外空間的異域性為小說“搜奇志異”提供了大量的創作資源。如果說此前徐則臣的創作是通過“江湖敘事”承繼傳奇性敘事手法25，那么徐則臣在《域外故事集》中并未“作意好奇”，而是在書寫域外語言語音的多元化之外，借助語言語音的隔閡和錯訛精心構建小說的傳奇性，書寫當下世界日常生活中的傳奇。

首先是作家對傳奇敘事中情節之奇與敘事之奇的承繼與當代轉化，運用“變形的聲音”這一事實，推動情節發展。如《古斯特城堡》中寫道房東老約翰的聲音“有點怪”，“他把‘古斯特’的字母一個個拼出來”26，才讓“我”得以準確獲知城堡的名字。然而在之后的交談中，老約翰對城堡的發音依然是“鬼城堡”，并且在回答“我”為什么遛狗要舍近求遠的疑問時，再次提到古堡有“夠斯特”（英文ghost）且“鬧鬼”。在“我”近距離觀察古堡之前，通過語音的變形以及由變形語音帶來的語言暗示，小說不斷加強城堡的神秘性和恐怖色彩。及至“我”真正近距離觀察城堡內部，空無一人的城堡里燈光突然亮滅，“鬼堡”“鬧鬼”等恐怖氛圍達到頂峰，促使“我”去向教授朋友、警察局詢問城堡的鬧鬼傳聞。多方查證無果，古老城堡的傳奇色彩在“鬧鬼”的傳聞和悠久但又不明晰的歷史記載中更加濃厚，“奇了怪了”的念頭不只在小說中“我”的心里加重，更是極大地引起了讀者的好奇心。借助“古斯特”和“夠斯特”發音的相似性和老約翰發音的變形，徐則臣將城堡歷史悠久、空無一人和重重懸念一層層推進并解開。《瑪雅人面具》在“面具”這一明線之外，“聲音”的相似性也成為勾連兩個下落成謎的人物的重要線索，在此之中徐則臣還通過兩個人物形象的相似性將兩種不同的文明并置。小說開篇就講述了金字塔錄像的“奇怪”之處：錄像中因為野外的大風，胡安的聲音被稀釋，只有比當地人方言還要古老的瑪雅人土語的“兩句話極突兀地高亢出來”27，當我將錄像發給父親時，父親從聲音中聽到熟悉感并要求“我”帶著面具一起回來，在看完面具后，回憶“老二發火時，嘴里吼得跟錄像里那聲音一模一樣”28。錄像中人像的消失本就是小說中的一大疑點，而聲音和面具雕刻手法的相似性加重了人物以及讀者對二叔和胡安關系的聯想。錄像中人聲的模糊又為胡安的真實存在打上問號，促使“我”不斷查找他的下落，進而延伸出“我”和出版商尋找胡安的另一條故事線。

除了利用語音的變形推動故事情節發展、串聯敘事線索，徐則臣還在域外書寫中結合語言間天然的隔閡調節敘事的節奏。在第一人稱限知視角的敘事手法中，語言成為“我”深入理解異邦他國的障壁，自然地打斷了敘事的節奏和限度，同時為故事情節的曲折帶來天然的傳奇性和神秘色彩。如小說《蒙面》中仍然使用第一人稱限知視角敘述，“我”和老杜被槍劫持的過程十分驚險，因為語言障礙，延宕了情節發展的同時加劇了緊張的程度，如被槍挾持后整個過程中蒙面人所說的話，因語言不通，需經老杜的翻譯才得以讓“我”以及讀者明白。等待翻譯的過程中充滿著未知的恐懼和危險，直到事情結束，老杜告訴“我”，“還證件時，蒙面人說的是：‘對不起，搞錯了。撤！’”29“作家利用等待語言翻譯的間隙實現了情節的延宕，加劇故事情節緊張的氛圍。除此之外，徐則臣還通過語音的中斷或漢語一字多音的特點，為故事的真相蒙上一層未解之謎，使小說呈現一種開放式的結構。如《邊境》中在邊境線兩側一同跑步的小伙子在出事前和“我”說的話，盡管小伙子一個勁地喊，但是“逐漸壯大地風聲把他絕大多數的聲音都吹走了”30，當“我”再次踏出房門在邊境線跑步時卻被軍官告知小伙子溺水而亡，他那天說話的內容“我”不得而知，乃至他的姓名“我”也不清楚。《斯維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中，盡管使用多個人物的敘事視角講述，但是冰釣者的身份始終成謎，故事結尾，作為鎮上屈指可數與冰釣老人有過交往的中國人，林慧聰“對冰釣老人個人隱私的了解，也就到這個含糊的姓為止”，即“陸先生，也可能是路先生或者魯先生”，而這個“含糊的姓”主要由于“警察的英文發音有濃烈的冰碴子和羊肉味”31。漢語一字多音的屬性加上外國人對此發音的變形，讓冰釣老人的個人信息更加撲朔。這種開放式結局突破了傳統小說“大團圓”式的結尾和封閉性結構，同時將讀者關注的焦點從人物的死因轉移到對生活的偶然性常態上來。無論是《邊境》中一同跑步的小伙子還是《斯維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中有過交談的冰釣老人，作家對二人的身份信息并沒有過多介紹，人物的出場更多是在對話或自我回憶中。名字作為一個人身份和存在的重要標識，在小說中被淡化，突破了傳統小說對人物姓名、來歷的交代，也不同于懸疑小說中對人物離奇死亡原因抽絲剝繭的分析，小說中“懸而未決”的合理性一方面取決于作家創作的意圖和對當下社會生活的思考，另一方面則得益于小說創作中對語音的變形或中斷的巧妙設置。

徐則臣《域外故事集》中的傳奇性強調情節的邏輯性和日常生活的現實性與變幻性。固然，《域外故事集》中小說的傳奇性主要是通過徐則臣對情節的錘煉，對不同文化碰撞的關注和其他民族國家歷史的書寫來呈現。但語言的天然隔閡和語音的變形等細節的注入，不僅增強了故事的神秘性和傳奇性，而且增強了這類“傳奇”寫作的真實性和合理性。“民族化是一個民族文學成熟的標記、文學自立的標志。”32從上述作品可以看出，《域外故事集》的傳奇性一方面繼承了中國文學傳奇敘事傳統中的“志人”“志怪”傾向，小說成功展現了用中國敘事經驗書寫新時代域外題材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徐則臣所運用的傳奇敘事并非李漁所說“傳奇無實，大半皆寓言耳”33，而是在日常生活的現實書寫之中，關注到域外生活的多樣態，以及當下生活處于一種隨時被外力打破日常邏輯的常態，并未以“寓言”作為域外故事書寫的思想內蘊。

從語言這一視角著眼可以看到，徐則臣的域外小說中語言隔閡帶來的誤解、不解為域外故事的神秘色彩和傳奇性提供了天然的助力，語言的變形與錯訛成為小說情節傳奇性重要的催化劑。結合異國他邦的社會歷史文化，徐則臣不僅于當代域外書寫中激活中國文學中的傳奇傳統，更通過對本土傳奇敘事技巧的運用，用文學創作實踐將中國文學與世界故事相連。在《域外故事集》語言所促進的傳奇性生成過程中，于現實之中發見生活的奇幻、錯綜復雜，講述中國如何走向世界，世界如何走進中國的新域外故事。

三、“脫口而出”的母語與世界鄉愁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34語言不僅是記錄內容、傳遞信息的工具，更是理解各民族情感、價值觀念和文化的密碼。以語言為媒，《域外故事集》中蘊藏著巨大的抒情則是徐則臣域外書寫的獨特氣韻。“一個時代偉大的作品，應該用這個時代核心的語言，去表達這個時代核心的情緒和疑難。”35徐則臣以語言為思考對象，突破地域范圍的限制，深入鄉愁這一具有人類共通的情感體驗，思考著當下社會人類普遍的情感狀況，彰顯著《域外故事集》的世界性視野。

“語匯的身上負載著使用這種語言的民族文化傳統，社會風土人情，以至人們的心理特征和思維習慣”36，鄉愁作為中西方詩學的共同主題，在中西文學史中成為常寫常新的母題。而“鄉愁書寫作為具有華人文化特色的抒情方式，在中國抒情傳統的現代型轉變和華人世界的認同建構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形成了一種可稱之為‘抒情認同’的方式。”37首先是對方言口音的關注，上文論及《域外故事集》中語音變形如何增強小說的傳奇性，對華人普通話中夾雜的方言發音即普通話變形的書寫，展現出以語言為代表的地域身份認同。如《去波恩》中導游小周的天津話口音，《中央公園的斯賓諾莎》中餐館老板的溫州口音等，這些方言口音夾雜在普通話中，有時會不小心說出來，卻成為在異國他鄉最為親切、地道的母語表達。不僅如此，徐則臣在《域外故事集》中花了大量的筆墨書寫“母語”與鄉愁的問題。

正如芭芭拉·卡森在《鄉愁》一書中以語言為切入點思考的那樣，“鄉愁與其說是對故土的懷念，不如說是對母語的眷戀”。徐則臣域外小說中多次書寫生活在異國他鄉的人或傾聽，或講述“母語”的欲望。如《去波恩》中兼職導游的中國人小周，見到“我”之后滔滔不絕的講述，“簡直是亢奮地說著漢語普通話，某一刻舌頭跑在了大腦前面，我就聽到了舌頭下墜的天津話。”38邀請“我”去他家住，因為“想在一起多說一會兒話”39，也就是說自己的母語，徹夜暢談，小周“快把自己說空了”。盡管小周是一名導游，經常接待中國人，而且有一名中國留學生女朋友，但是他仍然緊緊抓住和一個異國他鄉的中國人聊天的機會盡情地說母語。除了直接描寫人物對說母語的渴望，徐則臣還在小說中經由人物之口，思考母語與鄉愁的關系問題，如《中央公園的斯賓諾莎》中的馮教授曾與“我”直接討論有關“鄉愁”的話題：

他說你知道一個人獨居異國他鄉,最大的鄉愁是什么嗎?我說，老干媽、紅燒肉、西紅柿炒雞蛋和大蔥蘸醬。他說，短期是這些，待久了是語言。如果你不過來,我每個月都要去城里唯一一家中餐館吃一頓飯。我的手藝能甩廚師兩條街，但我得去，就為了聽聽老板和廚師說話，聽他們那溫州口音濃重的普通話。聽之讓人落淚。我知道，老馮跟他的貓都是說中文的。40

老馮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感受告訴“我”，在異國他鄉待久了之后“最大的鄉愁”是語言，對傾聽母語、說母語的念頭遠遠超過了地方食物。而老馮自殺后“我”對他自殺原因的猜想——“愛情的匱乏，親情的缺位，異國他鄉的孤寂，母語的鄉愁”41中也注意到了“母語的鄉愁”這一關鍵因素。此刻，“母語”作為緩解鄉愁情感的良藥，細致而又深刻地寫出了域外華人的精神困境與需求。沿著“母語的鄉愁”這一脈絡，徐則臣在《域外故事集》的其他小說中做進一步的刻畫與思考。《斯維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中林慧聰林到達明斯克一個月后感到了寂寞，“沒有朋友，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42，他對冰釣老人的關注僅僅因為他也是中國人，可以讓自己聽到鄉音。從咖啡店老板那得知冰釣老人是中國人后，林慧聰萌生了想要與之交流的想法，“可他是個中國人。在天寒地凍的異國他鄉，想到可以聽見久違的像豆子一顆顆蹦出來那樣的漢語鄉音，我瞬間就在咖啡中聞到了豆子香味”。而在林慧聰到來之前，冰釣老人的鄉音只能對一只貓訴說，“畫家到來之前，這個世界上，只有跟它我才會說自己的母語”43。在與冰釣老人簡短對話后，林慧聰由于“一個多月沒有當面聽到漢語了”“覺得耳朵里舒服得如同飄了雪，以至于喉頭突然有點緊，都結巴了”44。這種細膩的情感的波動，在域外小說書寫中提供了深入客居異國華人內心的路徑。隨著全球化時代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空間距離產生的時間長度不斷被現代交通工具壓縮，“到世界去”不再是遙不可及的目標。同時，就國內的城市化速度和現代化建設進程而言，人口流動加大，越來越多的人背井離鄉甚而失去故鄉，情感何處安放和身份認同成為當下人們急需要解決的精神需求。如何書寫這種彌漫性的、普遍性的、全球性的情感？“好的文學作品必然地描寫了、揭示了人類情感的共同奧秘，揭示了超越種族和國界的普世價值”45，徐則臣的《域外故事集》從母語的角度，正面思考了這一重要的時代性、世界性命題。

“每一種語言都有它自己表達鄉愁的方式”46，與母語相伴而生的是對說話的人身份和地緣關系的確認。相較于國內方言區域的劃分以及地方文學的命名，因為身處異國，語言環境的巨大差異彌合了漢語地域方言之間在情感上的“距離”。普通話、方言不再是區分人物地緣關系的重要依據，相反獲得了空前的一致性，語言地方性的彌合隨之而來的是“母語”范圍的擴大。因而上文論述的“母語的鄉愁”中，天津人導游小周和來自江蘇的“我”說母語、老馮聽中餐館老板和廚師溫州口音濃厚的普通話等，這些方言口音因現代漢語這一共同從屬而具有了“母語”的情感價值。同樣，“母語”范圍的擴大帶來了“老鄉”群體地域范圍的擴大。如《紫晶洞》中“我”與北大西語系畢業、定居南美的礦山翻譯齊桑的見面，在“我”向他保證不購物，并且重提“我”對水晶是“好奇，文化意義上的，故鄉意義上的”47之后，答應了“我”的請求。而齊桑確實是因為知道“我”和他曾經合作過的失蹤老板都是東海人后才決定見面。《去波恩》中當“我”得知阿格尼絲的外婆是北京人后，“我”自稱自己“算半個老鄉”，得知李安雅的男朋友是南京人后，則回應是“我的江蘇老鄉”48，其他還有多篇小說中都涉及的“我”與在海外工作的華人教授、餐館老板等的交往。不僅如此，徐則臣的世界性視野還體現在他打破了“故鄉”地理空間的限制，從情感的普適性維度思考時代性問題——何處是吾鄉？如《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譚》中印度作家恰馬爾“去過兩次北京，見到個北京來的，就生出他鄉遇故知之感，逮著空就跟我聊”49；《去波恩》中“我”與瑞士女孩阿格尼絲（漢語名字李安雅）用普通話暢談，李安雅外婆和母親是中國人，外公是日本人，父親是德國人后移居瑞士，李安雅也就成了瑞士人。但是在情感認同上，李安雅更傾向于北京是她的故鄉，小時候在北京四合院里跟著外婆生活了八年，移居他國快二十年，李安雅“只喜歡北京，她覺得真正像家的地方”50。從情感的維度重審“故鄉”的內涵與精神價值可以看到，“故鄉”的范圍得以擴大，“故鄉”的情感屬性也更為強烈。在“誰人故鄉不淪陷”的廣泛現實面前，重建故鄉的文化屬性和情感價值顯得更為有必要。“在全球化的今天，一個寫作者肯定要立足本土，但視野、趣味以及探討的問題，卻是可以甚至必須‘到世界去’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不能狹隘地理解；二者是朋友，不是敵人。”51徐則臣在《域外故事集》中有關“鄉愁”的思考，突破了中國傳統鄉土文學的桎梏，以世界視野審視后全球化時代人類共同面對的情感問題。

伴隨著現代化、城市化進程的加速，“鄉愁”一度成為文學創作中個體抒情的重要情感形式，而“鄉愁”“故鄉”的地理空間也從鄉村擴展到更為普遍性的情感依附之地。面對“鄉愁”這一具有普遍人類情感共通性的現實，選取何種方式呈現新時代境況下這一情感成為新的文學難題。徐則臣在域外系列短篇小說中以語言為本體，將彌漫的、可感而不可見的“鄉愁”照出“原型”，將形而上的情感觀念具象化、日常化，在全球范圍內書寫新時代鄉愁。

“世界文學就是國際性的文學交往和文化接觸；世界文學具有普遍性和整體性，普遍性在于它表現了普遍的人性，整體性則體現在各民族文學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鑒和相互融合上。”52從這一角度來說，徐則臣的《域外故事集》將世界各民族文學、文化納入寫作，還原語言工具屬性的基礎上，探討多民族文學、文化的豐富性，思考“鄉愁”這一普遍性的時代情感問題。除了普適性，世界文學還具有強烈的民族性內涵，和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說集》“想以異域的思想和文學來試驗漢語的接受性，通過有意識地追求艱難、劇烈地摩擦，試驗漢語再造、新生的能力”53不同，《域外故事集》中的小說，以“我”作為主要的敘事者，講述了中國人在國外的生活狀態和精神需求，創造性運用中國本土傳奇傳統的寫作方式，書寫了新時代中國域外故事。“時而在文本中讓不同的人群碰撞對話，時而以中國立場進行世界想象，時而又讓外來者說出我們沒有意識到的真相”54，從“到世界去”到“在世界中”，在這一心態轉變之下，徐則臣域外系列小說站在世界民族文化多元共生的立場，重新思考中國本土敘事以及現代漢語文學書寫的多重可能。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民間口語藝術與中國當代鄉土小說創作研究”(項目編號：23CZW060)、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新時期以來江蘇鄉土小說方言口語書寫研究”（項目編號：23ZWC004）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53 張新穎、[日]坂井洋史：《現代困境中的文學語言和文化形式》，山東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頁。

2 張衛中：《新時期小說語言探索的三個維度》，《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年第1期。

3 6 20 27 28 徐則臣：《瑪雅人面具》，《域外故事集》，譯林出版社2025年版，第71、77、71—72、71、83頁。

4 9 17 38 48 50 徐則臣：《去波恩》，《域外故事集》，譯林出版社2025年版，第42、39、39—40、36、40、45、45頁。

5 14 19 徐則臣：《瓦爾帕萊索》，《域外故事集》，譯林出版社2025年版，第55、61、55—56頁。

7 13 16 18 29 徐則臣：《蒙面》，《域外故事集》，譯林出版社2025年版，第141、142、144、151、158頁。

8 26 徐則臣：《古斯特城堡》，《域外故事集》，譯林出版社2025年版，第4、5頁。

10 31 43 44 徐則臣：《斯維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域外故事集》，譯林出版社2025年版，第203、203、201、177頁。

11 30 徐則臣：《邊境》，《域外故事集》，譯林出版社2025年版，第230、236頁。

12 15 49 徐則臣：《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譚》，《域外故事集》，譯林出版社2025年版，第121、130—131、119頁。

21 高丹：《如何讓中國文學在世界中生長得更廣闊》，《澎湃新聞》2023年5月22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175293。

22 張珂：《世界意識、文明自覺與21世紀中國的世界文學觀建構》，《文學評論》2025年第4期。

23 薛洪勣：《傳奇小說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頁。

24 張文東：《“傳奇”敘事與中國現代小說發端》，《求索》2007年第10期。

25 徐妍、孫巧巧：《徐則臣小說的江湖敘事》，《小說評論》2014年第1期。

32 白燁：《新時代文學總體性特征探悉》，《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5年第1期。

33 李漁：《閑情偶寄》，《李漁全集》（第3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頁。

34 劉勰：《原道》，《文心雕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

35 徐則臣：《找到個體與時代間的張力》，《解放日報》2018年1月13日。

36 張志公：《語匯重要，語匯難》，《張志公文集》(第5卷)，廣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129頁。

37 盧建紅：《鄉愁與認同：現代中國作家的故鄉書寫》，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第5頁。

39 40 41 42 徐則臣：《域外故事集》，譯林出版社2025年版，第36、100、112、170頁。

45 莫言：《在法蘭克福書展開幕式上的演講》，《中國當代作家海外演講》，張清華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頁。

46 [法]芭芭拉·卡森：《鄉愁》，唐珍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頁。

47 徐則臣：《紫晶洞》，《域外故事集》，譯林出版社2025年版，第209頁。

51 游迎亞、徐則臣：《到世界去：徐則臣訪談錄》，《小說評論》2015年第3期。

52 歌德在《迪瓦爾的歷史劇〈塔索〉》中對“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做進一步的解釋，見賀驥《“世界文學”概念：維蘭德首創》，《社會科學》2014年第7期。

54 張鵬禹：《徐則臣：在書房中看世界》，《人民日報》（海外版）2023年6月21日。

[ 作者單位： 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