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王德威的“例外狀態”批評意識，以潛流的形態貫穿了他整體的當代小說研究。他挪用政治哲學領域的“例外狀態”，不斷逾越已有的批評范式，持續言說文學表征現實的無限潛能。王德威的“例外狀態”批評維度容納了超越現實主義的認知范式、作為“例外狀態”的情感維度、文學介入現實的“例外”文類。這一批評路徑是對王德威解構意識與“互文性”視野的延續，亦是對他“危機時刻”與“幽暗意識”思考的持續深化。以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為參照，王德威的當代小說批評在文學寫作的邊緣上，探觸到了作家以“可畏的想象力”方能看見與書寫的事物，表呈了文學中眾多能彰顯本質的例外時刻。

關鍵詞：王德威 文學批評 “例外狀態” 可畏的想象力

作為海外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王德威始終關注華語文學發展的現狀與前沿，王德威的文學批評對諸多現當代作品做出了精準判斷，對華語文學的當代面貌有著恰切的把握，建構起了華語文學的基本框架。尤其是他在新世紀以來的小說批評，不斷逾越已有的文學批評范式與限制，為華語文學的認知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路徑。王德威獨特的海外文學研究背景影響著他并舉東西的理論與批評視野，同時決定了他“例外狀態”的文學批評意識。

在新世紀以來的文學評論中，王德威照例引入了大量西方理論用于闡釋不斷自我更新的當代文學，這些批評文字延續了以往文學批評的風格，展現了他宏闊的文學視野與敏銳的文學感知力，其中較為引人注目的是經挪用后被用以分析當代小說的政治哲學思想“例外狀態”。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論及的“例外狀態”作為被挪用至文學批評的理論話語，專注的是文學領域中作為“例外”作品的獨特性，強調的是作者、讀者與批評家在文學判斷中的主體位置。經分析闡釋，“例外狀態”或許能與“眾聲喧嘩”“抒情傳統”等一同成為打開王德威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的秘匙。

一、“例外狀態”與文學中的“例外狀態”

“例外狀態”1是當代政治哲學領域中的關鍵話題之一，最早由德國政治哲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在《政治的神學》（Political Theology）中提出。一般來說，“例外狀態”是與正常司法秩序相對而言的非正常狀態，用于指當國家處于某種危機、緊急或戒嚴時，正常的司法和法律制度被懸置或中止的狀態。面對“例外狀態”，主權者采取中止或懸置法律等特殊手段，目的是消除當下司法系統不足以解決的危機，以盡快恢復正常司法秩序。用意大利哲學家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話說：“例外狀態之所以將規范從它的適用中分離，是為了讓其適用成為可能。它在法中引入了一個無法地帶，為的是使得現實可以被有效地規范。”2能夠宣布國家進入“例外狀態”的主體正是主權者，卡爾·施密特指出：“主權者是決定‘例外狀態’的人。”3在極端緊急狀況之下，主權者可置身于法律秩序之外，行使法賦予的權力，并對法是否被懸置做出決定，這顯示了主權者內在又外在于法秩序的特征。以政治司法領域的“例外狀態”為基礎，阿甘本將語言、社會制度與法律進行結構性類比，將“例外狀態”引入到對其他文化領域的理解中，這對于將“例外狀態”用于文學批評頗有啟發。例如在語言活動的“例外狀態”中，阿甘本提出“規范有效卻未對現實產生任何指涉”4。

王德威的文學批評致力于挖掘文學中作為“例外狀態”的作品，要比現實主義等常態批評更能說明文學內部的本質。王德威將阿甘本的“赤裸生命”（bare life，簡稱“裸命”）與“例外狀態”作為彼此互證的兩個概念，“裸命”用于指身處“例外狀態”中的人。作為被包括在外的狀態，“裸命”成為言說歷史的潛在敘事，反證了秩序與權威者的存在。例外空間造就了主權者與“赤裸生命”兩個互為正反面的極端，在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話語體系中，“至高權力的背面，就是赤裸生命。在現代社會中，主權者通過決斷‘例外狀態’，而使生命隨時可轉變成為神圣生命（赤裸生命）”5。王德威注意到，雙雪濤在他的“廢人列傳”中書寫了由“例外狀態”造就的“赤裸生命”——下崗酗酒的父親、殘疾人、孤兒、無賴、流浪詩人、神經分裂的青年、墮落的女兒等邊緣人物。隨著1980年代以來的宏大敘事走向解構，雙雪濤的東北書寫與此前側重宏大敘事的鐵西書寫有所不同，他筆下的“裸命”之人處于被棄置的狀態，被排除在受保護的空間之外。王德威在雙雪濤的廢人群像書寫中發現了關于“裸命”的隱微之面，這些被排除在外的人表現了作家對邊緣群體的主動關注。以此為例，王德威“例外狀態”的批評意識以一種潛流的形態貫穿了他整體的當代文學研究，值得仔細審視。

“例外狀態”為王德威的當代文學批評提供了世界觀與方法論層面的借鏡。通過挪用施密特的理論，能發現王德威當代文學批評筆觸所及的作品，大多能作為文學的“例外狀態”來說明文學常態的本質。這些作品作為文學審美的邊緣或極端存在，將常規的藝術法則懸置和中斷，作家正是在這種懸置中開展其創作，顯示出作為寫作者的主體性。王德威所選取的當代文學中的極端狀態或過渡狀態，要比通常被視為常態的現實或寫實主義文學更能說明文學內部的邏輯。6他從當代文學中發展或超越現實主義的作品出發，用以理解文學與現實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上，王德威的當代文學批評正是在直面這種例外狀態的過程中，在現實或寫實主義文學所不能觸及的地方，完成了對文學作品的進一步探索，也由此探觸到了作家以“可畏的想象力”方能看見、書寫的事物。

“例外狀態”或非常態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某種不合時宜。王德威在談及“當代”一詞的辯證意義時提及該詞所包含的批判意識，“當代”不僅是指此刻、當下，或對歷史階段的命名，它的辯證意義在于“具有批判力的時間意識，而這樣的時間意識恰恰來自作家面對歷史大勢或主流，種種的‘不合時宜’（untimely）”7。由此，“當代”與“例外狀態”二者的內涵在“不合時宜”的層面上達成了一致，“當代”亦是反當代，其詞義本身呈現了一種互相抵牾的辯證關系。

王德威的當代文學研究本身也能被視為文學批評常態的某種“例外狀態”，此種例外表現出的文學法則中斷的狀態，更能揭示出文學的本來面目與批評者的主體性。正是由于王德威此種具有極強個人風格與敏銳度的文學批評，才能捕捉無數被忽視、被壓抑的可能性，證明文學所固有的、潛在的本質。它們平常隱藏在一般的文學批評之下，正如主權者的決斷權，平常只能隱藏在文學法則的常態運轉中而無須出場，只有在“例外狀態”下才會發揮其決斷的作用，凸顯其存在的價值。

二、“例外狀態”批評的多重維度

“例外狀態”作為一種獨特意識，在王德威的批評實踐中表呈出多元面向。一是“例外狀態”的批評實踐能夠關注到現實主義認知范式不曾涉及、不能言說的層面，二是能將批評的目光轉向被一般文學史觀所遮蔽的文學中的情感維度，三是能轉而重視過去被當作次文類看待的文學文類，為理解文學如何介入現實提供另一種可能。

“例外狀態”首先是出于王德威對現實主義認知范式的反思與超越。從1930年代至20世紀末，“以描摹人生，反映現實為目的”8的現實主義流派一直占據文學創作的焦點，在《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茅盾，老舍，沈從文》中，王德威對1930年代寫實主義小說全盛時期的三位作家進行研究，探索中國現代寫實主義的不同面向。從2020年的英文專著《為什么小說在當代中國如此重要》（Why Fiction Matt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中能覺察，王德威已在有意識地對現實主義認知范式進行反思，他自述：“透視法（transillumination）對現存的現實主義關于光亮和啟蒙的范式提出了質疑，轉而提出了‘黑暗之光’（the beam of darkness）的類型學，認為它能照亮不可見和不可想象的事物。”9“例外狀態”的批評路徑延續了王德威對不可見事物的探索意識。

賈平凹、閻連科等當代作家早期的作品常被冠以現實主義標簽，王德威則從中探勘現實主義的“例外狀態”。王德威認為以現實主義贊美《秦腔》其實并未讀透、讀懂賈平凹，同時他也揭示了閻連科1990年代在現實主義框架之外尋找出路的嘗試。王德威指出1980年代以來賈平凹對現實之外世界表現出濃厚興趣，有關再生、預言等接近魔幻現實主義風格的作品開始出現，在賈平凹的宇宙符號系統中，現實與自然、超自然的互動是最自然不過的。王德威在閻連科以耙耬山區為背景的系列作品中，看到作家對現實主義突破的嘗試，閻連科深知現實主義無法描摹現實的光怪陸離，因而發明了神實主義，勾連神話、夢境、異想和現實。在這些偏離常態的現實主義寫作中，文學反映現實的法則被懸置與中斷，超自然、神話、異想與無序作為“例外狀態”被納入到批評視野中。

其次，“例外狀態”的意識能關注到被一般文學史觀所遮蔽的情感維度。具體而言，抒情作為區別于啟蒙、革命等大歷史敘事的“例外狀態”，也被用于王德威的當代文學批評。王德威小說批評文集的標題“可畏的想象力”（the fearful imagination）一詞出自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漢娜·阿倫特指出：“只有那些未經歷過毫無人性的絕望恐怖的人，在面對實在的恐怖時，能毫無動情地麻痹一切并非純粹反應的事物，才能‘思考’什么是恐怖。”10在分析蔣韻《行走的年代》時，王德威提到蔣韻著重處理了抒情與敘事間的張力，該小說的情緒噴薄而出，被王德威當作后文革世代“情的考古學”來閱讀。

王德威在反思一個世紀的中國歷史不能忽視的重要命題——啟蒙與革命時，提出了另一個在現代文論中常被忽視的文學觀念——抒情。11在《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中，王德威談抒情時提及另一個概念“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12，受普實克影響，他認為“抒情和史詩不僅指的是規定文學文化的類型和風格，更意味著一系列價值觀念和規范社會認知范式的‘感覺結構’”13。作為感覺結構的抒情，來自自我與外部世界的碰撞，它不僅是王德威現代文學批評的重要話語，亦是他當代小說研究中的重要語匯，王德威將抒情作為啟蒙與革命的“例外狀態”持續探索中國當代文學的潛流。

最后，王德威轉而重視過去被當作次文類看待的文學文類，尤其是致力于勘探當代的科幻寫作。從文類出發，科幻文學為文學介入現實提供了作為例外的其他可能。王德威回顧了百年來話語文學與科幻小說的關系，指出科幻小說在中國近現代的命運與際遇：晚清最后十年，科幻小說風行，想象撼動著中國傳統的知識體系；但隨著五四寫實主義的興起，科幻銷聲匿跡；直到21世紀初，隨著科技、網絡的發展，科幻才又異軍突起。“科幻的復興印證了王德威在研究晚清科幻小說時提出的觀點：晚清文學中蘊含著被壓抑的現代性，這種現代性在一個合適的時機必將卷土重來。”14可以說在長達百年的時間里，科幻這一文類一直處在寫實文學形態的遮蔽之下，這種遮蔽與中國在20世紀遭遇的現實危機不可分離。

王德威以“例外狀態”的批評意識發現當代科幻作家開拓出了寫實以外的不可能與不可見，在某種意義上找到了文學面對與適應社會變革與挑戰的路徑。王德威借宋明煒的話說，“科幻‘再現不可見之物’”15。宋明煒在《再現不可見之物：中國科幻新浪潮的詩學問題》中指出科幻小說的境遇與姿態，認為“科幻小說不僅是一個邊緣化的文類，它還有一種對抗‘中心’或與‘中心’相爭的姿態”16。科幻小說是作家自覺介入烏托邦的努力，這種介入本身就包含了對主流、常態文類的質疑、跨越與顛覆。王德威曾就晚清至二十一世紀的科幻文學作過專論，他認為“科幻文學作為一種文類，帶給我們對于烏托邦、惡托邦的想象空間。它不斷地刺激、攪擾著我們：什么是幻想，什么是現實，什么是經典或正典以內的文學，什么是次文類或正典以外的文學——不斷地產生新的思考方式”17。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迅速發展，曾經被當作次文學的科幻文類重新被納入王德威的文學批評視域中，其專論中早已提及的伊格言、韓松、駱以軍、董啟章等當代作家的科幻作品，均成為王德威思考文學如何運用其“可畏的想象力”創造各種異托邦的典型。

在討論韓松的科幻作品時，王德威指出傳統的現實主義已然失效，科幻作為一種“例外狀態”能夠有效地暴露現實問題，此時“異托邦不是‘例外狀態’，而是常態存在。甚至異托邦就是烏托邦”18。新世紀以來的小說實驗，尤其是科幻作家如劉慈欣、韓松都證明“小說不再證成而是動搖了現實主義的終極人本論述”19。科幻小說以烏托邦或惡托邦為題材，區別于主流現實主義小說，它們跨越寫實的界限，以進入未知世界的方式探索不可見之物，想象另一種真實。

通過對當代小說“例外狀態”多重維度的闡釋，王德威的文學批評涵攝、容納了超越現實主義的認知范式、作為“例外狀態”的情感維度、文學介入現實的“例外”文類。王德威的當代文學批評證明了文學自身具備在不斷發展的社會空間與歷史時間中再現和反映現實的敘事能力，這種能力在不同階段的當代作家寫作中得以充分展現，顯示出強大的自我更新能力。與之相對應的是，文學批評與文學之間也在形成有效互動，批評家以同樣獨到的眼力看見非常態，豐富著“例外狀態”批評的多重維度。

三、王德威“例外狀態”批評的思想脈絡

梳理出王德威“例外狀態”批評的多元面向后，仍要顧所來徑，探問其思想脈絡，由此“例外狀態”才能彰顯其在文學批評中的意義與有效性。王德威選擇以“例外狀態”作為批評路徑的緣由有下：一是“例外狀態”本質上與其抒情思路一脈相承，是王德威解構意識在不同研究階段的呈現與展演；二是“互文性”視野使王德威擅于挖掘主流文學史之外的無名潛流，進而看到文學中的“例外狀態”；三是“例外狀態”是對王德威此前“危機時刻”和“幽暗意識”研究的持續思考與不斷深化。審視“例外狀態”的思想脈絡有助于理解王德威總體的文學批評，對完善其思想的連續性裨益深遠。

其一，回到抒情的理論脈絡中來。現代抒情為無法歸入宏大敘事的文類找到了可供安置的光譜，抒情本身即作為一種“例外狀態”存在。受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后結構主義觀念的影響，當過去的經典、大師和運動被解構之后，就產生了研究文學的新認知與新路徑，“相當長時間以來，經由主流話語、精英敘事所建構出來的清晰的歷史敘事，制約和形塑了我們對事實與現象的理解、解釋與認識，可是，后現代史學卻告訴我們，各種非主流的、底層的、日常的歷史細節，卻一再挑戰著權威歷史的敘述”20。正如王德威以抒情現代性編寫《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強調歷史敘事中的感覺結構。受后結構主義影響，這些“非主流的、底層的、日常的歷史細節”恰是以“例外狀態”的形式存在于文學敘述中，解構意識始終蘊涵于王德威的批評思路中，某種意義上，抒情與“例外狀態”只是批評家的解構意識在其不同研究階段的展演。

王德威曾關注中國現代身處歷史風暴中的抒情詩人馮至、穆旦等，得出“現代中國寫作能夠成其大者，除了感時憂國外，無不也是關注語言、用以思考、呈現內心和世界圖景的好手”21。延續到當代文學中，在評價李渝的寫作時，王德威再次提及沈從文“有情”的歷史，“李渝的觀點來自對中國抒情文學藝術傳統的反思心得，也暗暗與西方現代甚至后現代主義產生對話”22。王德威認為李渝的寫作多來自她本人的生命經驗，主要為告別革命啟蒙、追憶往事。王德威選擇“例外狀態”的批評路徑與其抒情的研究思路一脈相承，某種意義上是在革命、啟蒙等主流敘事話語之外尋找到的一種“例外狀態”，進而實現對解構思想的另一種展演，增補批評界對文學現代性的認知。

其二，王德威的“互文性”視野使他擅于挖掘主流文學史之外的無名潛流，進而看到文學中的“例外狀態”，以補充既有的文學史敘述。“互文性”在法國思想家朱莉婭·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那里意為“對文本歷史的開拓”。具體來說指的是“某一文本與此前文本乃至此后文本之間的關系”24，關注文本的“互文性”是指將它放置在所產生的歷史之中進行對話。“互文性”視野貫穿王德威的當代文學批評，使他擅于將當代文學作品放置在文學發展的歷史脈絡中，考察其新意與突破，此種做法正是“互文性”在文學批評領域的具體挪用。“例外狀態”作為一種打破文學常態的思維方式，與“互文性”視野構成互相指涉的呼應關系，它們都通過對文本歷史的開拓來定位現有的觀念，由此探勘文本的外延、邊緣與極限。

通過將作品置于文學史的發展脈絡中進行考評論定，能使當代文學具有經得起推敲的歷史性和更加穩定的當代性。王德威通過其“互文性”視野關注到不同作家如何超越傳統的文學寫作、突破既有的文學敘述模式，這使他更易于考掘文學中作為無名潛流的“例外狀態”。王德威梳理了作為中國現代小說重要分支的教育成長小說的脈絡，以定位董啟章的《學習時代》在教育成長小說常態化的序列中有何新意。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也被王德威安置在更廣義的東北工業敘事脈絡中彰顯其爆發力。在研究韓松筆下關于病、醫、藥的書寫時，王德威回顧了20世紀文學中的重要主題之一——病、治病與文學，其關于“病”的文學史脈絡的梳理，以晚清劉鶚《老殘游記》為始，到魯迅的棄醫從文，再到各種作家如丁玲、巴金、余華、閻連科等筆下的沉疴重癥。王德威將“互文性”作為關注當代文學發展的視野，這使得他能在一般的文學史脈絡中挖掘特定作家寫作的獨特性與例外之處。

其三，“例外狀態”是對王德威此前“危機時刻”和“幽暗意識”研究的持續思考與不斷深化。“危機時刻”的批評意識延續在王德威與“例外狀態”相關的文學闡述中。在《危機時刻的文學批評》一文中，王德威將錢鍾書、奧爾巴赫和巴赫金進行對照性閱讀，深入解析三位作家面對“危機時刻”如何從文學入手尋求因應之道，進而探索歷史的、方法的、修辭的、立場的危機如何啟發主體的文學批評事業。王德威指出：“我所謂的危機時刻，指的不僅是歷史嬗變以及隨之而起的文明動蕩，也是文本以內種種方法、立場的沖突所形成的張力。”25按王德威的意思，“危機時刻”的文學批評不僅要以西學中用、以今論古等方式對文本置予高下褒貶，揭示其內在的緊張性，更要出入歷史和文本內外，“讓表面毋庸置疑的論述顯得問題重重”26。寫作主體揭示突變、進行解構的過程，也是轉化危機意識的過程。“例外狀態”作為一種文學批評路徑，試圖彰顯的正是寫作主體面臨種種內在或修辭危機時所選擇的應對之道，因此，“例外狀態”既延續了王德威應對詭譎多變的現代性面目的批評方式，又是他作為批評家探問寫作者內在危機時刻的幽微之道。

小說以其“不可思議之力”創造了諸多關鍵時刻，“小說之為用，就是以最大的想象限度感受危機的狀態”27。正如“可畏的想象力”所要詮釋的含義，想象的敘述打開了新的世界，危機時刻已經內化為寫作主體獨一無二的生命風格。王德威認為臺靜農的《亡明講史》以一種輕浮滑稽、鬧劇般的敘述讓歷史不再作為沉重的典范存在，而成為非理性的混沌。這種寫法源自抗戰前夕作者的危機感，過去文學的范式已經無法清楚表達危機時刻的個人情感，臺靜農也產生了魯迅曾有過的“吶喊”與“彷徨”。

“例外狀態”的批評意識有助于王德威穿透常態的表象進入到文學的非常態之中，深化其前期對“幽暗意識”的研究。王德威“幽暗意識”的提法受張灝28啟發，但他進一步指出“張先生以道德坎陷作為論述基點，我則以為‘幽暗意識’指向理性知識和道德判斷之外的另類空間。那是文學的空間。用魯迅的話來說，是由‘神思’和‘懸想’所形成的空間”29。幽暗物質投射的是無限不可見、不可測的物質能量，在文學領域中，“例外狀態”延續了“幽暗意識”如何在不被照亮的境地中開拓出不可見的地帶。正如王德威認為陳春成的寫作見證了時代中幽暗意識的必要，面對主流，陳春成一輩作家“以虛構力量揭露理性不可思議的悖反，理想始料未及的虛妄，以及宇宙本然的隱秘混沌”30。文學在不同階段總能依靠其探索幽暗的自覺意識，建立新的寫作倫理與風格，由此才能為文學自身的氣象帶來異彩。“例外狀態”及其文學批評演繹不僅有利于發現文學自身的變化與創新，同時接續并深化了王德威“危機時刻”與“幽暗意識”的批評立場，有利于拓寬他個人的研究邊界。

總的來說，以抒情為表征的解構意識、“互文性”視野、“危機時刻”與“幽暗意識”均是激發王德威有意識地挪用“例外狀態”進行文學批評與實踐的緣由，亦是其不可忽視的思想脈絡。王德威對文學中的隱微之面——抒情現代性的研究、主流文學史之外無名潛流的梳理、“危機時刻”與“幽暗意識”的關注，本身就是對文學中非常態的有意挖掘。

四、作為“常態”的“例外狀態”

若將王德威的“例外狀態”批評意識置于當代文學批評發展的總體語境中，能進一步考察其在何種程度上補充了當下的文學批評論述。王德威關注的當代小說包涵了全球華人小說家的部分杰作，他以“例外狀態”的批評意識，發現了這些更加邊緣或前衛的寫作，它們以非常態呈現常態的本質，在寓言意義上，“例外狀態”本身也是對常態的一種例外演繹。

通過回顧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能夠更有效地定位王德威的當代文學批評。1980年代，隨著啟蒙意識與精英意識的出現與普及，現實主義本質論的前提逐漸被否定和拋棄，此后文學開始去表現生活實踐中除了本質以外更加多元的面向，由此出現了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等。31這一階段，作家與批評家的主體意識都十分活躍，他們積極主動地介入社會與現實，與啟蒙思潮相呼應。這一過程也伴隨著主流批評立場的轉變，批評家不斷挖掘文學作品中超越本質論的復雜面，“單向度”的文學批評模式開始瓦解。1990年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后現代主義觀念的進入、高校學術體制的完善和批評隊伍的壯大，學院派批評崛起，知識分子的文化立場開始走向分化。文學批評逐漸轉向內部研究與純學術研究，并呈現一定的理論過量的問題。1990年代具有學院氣與同質化特征的文學批評使得批評家們有意識地提出要建構具有當下意識和多元立場的第三種批評32，以打破文藝審美與現實、與文學現場的隔膜。

新世紀以來，批評家的立場因現代性的社會發展模式與意識形態制約等因素發生轉變，“‘文學批評’同‘文學研究’逐漸分離，后者在學院制度中的專業化、建制化，在相當程度上聚焦于‘文學史’的研究和教學范式”33。王堯教授反思了當下文學知識分子與時代、世界的緊張關系，認為“‘我們不再理解世界’可以視為文學知識分子思想狀況的一個精準表述”34。學者李靜勾勒了2014至2024年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所處的制度化語境，認為“這十年間當代文學學科建設最重要的趨勢是‘歷史化’，以此祛除‘文學批評’帶來的主觀化、本質化以及過度認同所帶來的影響”35，她提出文學批評應當不斷突破學院派邊界，嘗試打開文本的復雜性。

2023年底在哈佛—嶺大的文學對談中，王德威與班宇、陳春成等作家共同探討了當代文學的維度，一如王德威指出班宇的東北呈現在很多時候跳脫了現實主義，有了抒情和魔幻寫實的面向，認為他“拒絕把東北變成唯一現實主義的本質的所在”36，這一判斷正是基于王德威對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發展脈絡的深刻理解。當代作家的寫作不斷探問本質論之外的多元面與復雜面，文學批評也始終緊隨創作。自1990年代學院派批評崛起，新世紀的文學批評被不斷歷史化、學院化，當下學院派批評面對新的文學現象時，通常會將新的經驗納入已有的話語秩序中，或賦予新現象以新的闡釋維度37。在面對新現象時，王德威的文學批評能夠從大量當代文學批評、評論的定論中突圍出來，用飽含溫度與情感的批判視野，不為時局所限地評價當代文學，體現出他作為文學史家的識見與甄別力，也在一定意義上補充了學院派批評。

恰如阿甘本所言：“同時代性就是指一種與時代的奇特關系，這種關系既依附于時代，同時又與它保持距離。”38既屬于時代又不完全依附于時代的人，“正是通過這種斷裂與時代錯位，他們比其他人更能夠感知和把握他們自己的時代”39。文學批評也是如此，只有批評者與時代保持必要而審慎的距離，才能具有敏銳的覺悟力，這種距離意識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例外狀態”的顯現。

以對文本意義的闡釋為例，由“例外狀態”出發，王德威試圖去發現當代文學中突破民族與國族寓言的生命寓言，走向文學中更加隱秘的生命本質。民族寓言的提法來自弗雷德里克·杰姆遜（Fredric Jameson），他曾將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藥》和《阿Q正傳》作為第三世界具有寓言性的文本進行分析40。作為“例外狀態”的文學批評，恰好能對民族或國族寓言的闡釋路徑進行突圍。

“例外狀態”的批評意識意味著要在一個完整連續的國族、民族寓言闡釋中發現轉折、中斷或懸置。王德威所述的當代小說家更多關注的是主流話語（神、權威、主義）之外的個體聲音，如面對席卷的政治神學風潮，李銳的創作反而能夠突破文學與政治寓言。他堅持純粹的“圣人之道”，關注神圣與墮落、文明與野蠻、圖騰與禁忌的辯證關系，其小說的復雜性決定了他拒絕被國族寓言的意識形態和創作教條所固化，而是要以反寓言性的方式對寓言進行拆解。這在一定程度上更符合寓言本身的內涵，寓言“總是使作品的主題或寓意關涉到某種外在于藝術作品的、彼此獨立、互不依賴的對象，從而產生出多重的，可以隨意替換的含意”41。“例外狀態”的批評意識解構了傳統的國族寓言式批評，能夠回歸寓言本身彰顯多意的本質，探問更符合當代文學的求變之道。

“例外狀態”既是一種基于常態的例外演繹，又能抉發隱于常態背后的本質。當非常態的寓言批評成為被壓抑的部分，被某種固化的批評方式所限，“例外狀態”則有了實現其功用的價值和基礎。它深入到意義的斷裂與危機之處，將文學文本與現實、生命重新建立聯系，看到過去被國族、民族寓言所壓抑的生命面向。由此，批評家憑借自身的感性與審美力，在對邊界、偶然的探照中，看到由人生經驗所形成的文學的內核與精髓。王德威的“例外狀態”文學批評極具薩義德所說的“知識分子”風格，知識分子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置不顧的人們和議題”42。通過我們習焉不察的諸多文學作品，王德威的海外當代文學研究表呈了文學中眾多能彰顯本質的例外時刻，并潛在地補充了當下的文學批評。

“例外狀態”延續了王德威過去的批評立場，它善于挖掘被列于連續性之外的寫作倫理與風格，但也因此引發一些偏見。一方面，對“例外狀態”的關注固然挖掘了一些過往不曾被觀照的當代文學及其面向，但批評者會因過于重視闡釋旁逸斜出的文學作品和現象，而易于將小眾與經典、邊緣與中心呈現為對立而非互動往來的狀態。正如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所說：“一部經典作品是這樣一部作品，它不斷在它周圍制造批評話語的塵云，卻也總是把那些微粒抖掉。”43文學批評對主流經典與潛力之作互動互證的關系或值得進一步探討。另一方面，“例外狀態”畢竟不如“抒情傳統”，并非王德威專門建構的文學理論思想，因此其在適用性上仍有待推敲與考辨。作為理論工具的“例外狀態”并非放之四海皆準，正如“幽暗意識”“眾聲喧嘩”“抒情傳統”等論述“仍然是被建構出來的一套論述，它帶有一定的時代特征，即（西方）現代性所呼吁的內向化、異質化進程；同時也必然體現王德威個人的審美傾向和意識形態”44。因此我們在理解、運用帶有極強鮮明審美個性的理論話語時，更應當留意理論與文學彼此的裂隙與錯位。

結 語

緊跟小說發展的前沿方向，探繹跨越邊界的文學世界，不斷開拓近代、現代與當代小說不同的批評向度一直是王德威的研究興趣所在。季進教授將“超文化”作為海外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關鍵詞之一，指出“‘超文化’已經不只是研究的一個語境，也變成思想的一種狀態。它鼓勵我們不要把關鍵詞研究限定在某些特別的領域、身份、經驗之內，相反，應該以一種生成的姿態，去看待它如何連接其他問題或視域的可能”45。“例外狀態”本身也是一種具有“超文化”特征的思想狀態，從“例外狀態”的視角出發，不僅能關聯并持續更新王德威過去的批評論述話語，還能隨之走出特定的領域、身份，建立連接其他問題與視域的思想經驗，以在不斷流動與變幻的時代之中，把握當代文學的發展脈絡。

文學通過其內部的“例外狀態”來回應大時代下的沉默與言說，“例外狀態”作為一種批評意識反過來也成為促進寫作者自覺創作的內在動機。這種社會歷史與寫作主體間的諷喻關系，通過批評家的敘述而得到干預，同時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作家、讀者與批評家的主體性。王德威極具個人風格的“例外狀態”批評意識更新了其當代文學研究光譜，影響并豐富著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的基本格局，為文學介入現實提供了多元的理解路徑。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文獻整理與研究（1949—2019）”（項目編號：20&ZD287）、江蘇省研究生科研與實踐創新計劃項目“知識圖譜的生成：吳宓西學閱讀中的知識選擇與文化調適”（項目編號：KYCX25_3521）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這一術語在德國理論中一般被稱為“例外狀態”（Ausnahmezustand），在法國或意大利理論中偏好使用緊急命令（decreti di urgenza）與戒嚴狀態（stato di assedio），在盎格魯-撒克遜理論中，盛行戒嚴法（martial law）與緊急權（emergency power）。參見[意]吉奧喬·阿甘本《例外狀態》，薛熙平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8頁。

2 4 [意]吉奧喬·阿甘本：《例外狀態》，薛熙平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3頁。

3 Carl Schmitt, Political Theology: 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translated by George Schwab,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5,p5.

5 吳冠軍：《譯者導論：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神圣人：至高權力與赤裸生命》，[意]吉奧喬·阿甘本著，吳冠軍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版，第41頁。

6 在文學領域，張旭東的《雜文的自覺》用“例外狀態”理解魯迅文學總體中的特殊現象——雜文，認為雜文要比魯迅文學早期和晚期的“常態”更能說明他文學本體論內部的“政治的邏輯”，“雜文是那種想象中的‘純文學’魯迅的‘例外狀態’或‘緊急狀態’”。這提供了文學領域對“例外狀態”的挪用范式，對本文用“例外狀態”分析王德威的文學批評范式有所啟發。相關論述可參見張旭東《雜文的自覺：魯迅文學的“第二次誕生”（1924—1927）》，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版，第17、295、443頁。

7 15 18 19 22 27 29 30王德威：《可畏的想象力：當代小說31家》，麥田出版社、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版，第13—14、286、339、494、70、142、493、493頁。

8 王德威：《中文版序》，《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茅盾，老舍，沈從文》，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頁。

9 David Der-wei Wang, Why Fiction Matt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Waltham, Massachusetts: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viii.

10 [美]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2版），林驤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552頁。

11 17 王德威：《現當代文學新論：義理·倫理·地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262、280頁，關于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的具體內涵與差異可參見本書中王德威《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從魯迅到劉慈欣》一文。

12 王德威所用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一詞來自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馬克思主義與文學》（Marxism and Literature），威廉斯的專著中該詞被作為文化理論的關鍵詞之一被提出。參見[英]雷蒙德·威廉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王爾勃、周莉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頁。

13 王德威：《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版，第4頁。

14 黃德志、沈子瑜：《王德威中文書序中的文學觀》，《華夏文化論壇》2024年第3期。

16 宋明煒：《再現不可見之物：中國科幻新浪潮的詩學問題》，《二十一世紀》2016年10月號。

20 季進：《無限彌散與增益的文學史空間》，《南方文壇》2017年第5期。

21 王德威：《總結“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參見陳國球、王德威編《抒情之現代性：“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813頁。

23 24 [法]朱莉婭·克里斯蒂娃：《主體·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復旦大學演講集》，祝克懿、黃蓓編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頁。

25 26 王德威：《危機時刻的文學批評——以錢鍾書、奧爾巴赫、巴赫金為對照的闡釋》，《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

28 張灝對“幽暗意識”的具體界定：“所謂幽暗意識是發自對人性中與宇宙中與始俱來的種種黑暗勢力的正視與省悟：因為這些黑暗勢力根深蒂固，這個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圓滿，而人的生命才有種種的丑惡，種種的遺憾。”參見張灝《轉型時代與幽暗意識：張灝自選集》，任鋒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3頁。

31 關于文學中本質論的討論，參見金理、陳思和《做同代人的批評家》，《當代作家評論》2012年第3期。

32 37 參見張叢皞《重審當代文學的當代性立場》，《文學評論》2022年第1期。

33 張旭東：《序：文學認識“統一場”理論及其實踐芻議》，《批判的文學史：現代性與形式自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頁。

34 王堯：《文學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與“文學性”危機》，《文藝爭鳴》2023年第10期。

35 李靜：《學院體制與數字時代知識轉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再定位（2014—2024）》，《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8期。

36 王德威、李維怡、班宇、陳春成：《當代文學的維度：底層、底線、底蘊——哈佛—嶺大學術研討會文學對談（上）》，《小說評論》2024年第2期。

38 39 [意]吉奧喬·阿甘本：《何謂同時代人？》，《論友愛》，劉耀輝、尉光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63頁。

40 參見[美]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2版），張旭東編，陳清僑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423—447頁。

41 張旭東：《寓言批評——本雅明“辯證”批評理論的主題與形式》，《文學評論》1988年第4期。

42 [美]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3版），單德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 第31頁。

43 [意]伊塔洛·卡爾維諾：《為什么讀經典》，黃燦然、李桂蜜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頁。

44 臧晴：《幽暗意識下的三重跨越——讀王德威〈為什么小說在當代中國如此重要〉》，《小說評論》2023年第2期。

45 季進：《寫實·事件·超文化：關鍵詞與海外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當代作家評論》2024年第4期。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