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追蹤新詩話語資源在21世紀的變遷脈絡，是重新認識新詩形象，為21世紀詩歌作“史學化”認知的有效途徑。21世紀詩歌的主體形象建構受到中國傳統“文學/文化”觀念、西方當代文學理論、消費語境下的文化觀念、新媒介和人工智能科技背景下的新理念等潛在話語資源的綜合影響。尤其是，當下詩歌表現出對中華文化傳統和母語精神的側重，以之確立了自身的發展路徑，支撐了新詩傳統的生成。同時，城市話語資源的內部整合，特別是生態觀念與科學技術的進步，使詩歌對城市未來空間的想象實現著同步更新。此外，新時代詩歌從崇尚“及物”的介入式詩學中，找到“微敘事”這一普泛路徑，拓展出一條深化“詞與物”內在聯系的進階之道。21世紀詩歌的形象重構雖存有限度，但它已確立了自身的新質，昭示出未來詩歌發展的主流方向。

關鍵詞：21世紀詩歌 話語資源 傳統文化 城市話語 微敘事

言及21世紀詩歌，在承認其接續前代詩歌話語資源和藝術觀念的前提下，評論者們往往會凝視其時間之“新”與文本之“變”，試圖為它勾勒形象輪廓，進而得出一些具有共性的結論。例如，諸多批評家均指認21世紀詩歌逐漸遠離了凌空蹈虛的神性化書寫，以及過度貼合日常的情思模態，它正處于抒情個體與時代現實的多元交流語境，為新的美學生成積蓄著力量。沿著這一形象認知，辨析21世紀詩歌的發展趨勢，學界的視線多聚焦于處在動態變化中的“生長性”因素，傾向于將詩壇的不斷整合與重組視為常態。然而，對于詩歌中已經積聚的穩定勢能或宏觀走向，則多受制于時間距離尚未充分“拉開”的論調，導致未能生成具體而深入的史學判斷。

事實上，21世紀已然走到四分之一的歷史節點，從1990年代邁入新千年的震驚與新鮮感，乃至由此生發的對未來新世紀文學的期待，已呈明顯的“降溫”態勢。一些論者立足新詩常態化的一面，潛心發掘蟄伏其間的組構規律，表現出為新詩在21世紀主導走向把脈、重構新詩形象的理論自覺。在這一過程中，考量新詩生成所依賴的話語資源，尤其是它在21世紀時間系統內部的變遷，是重新認識新詩形象，為21世紀詩歌進行“史學化”研究的一條有效途徑?？v覽目前涉及“新詩形象”的研究成果，關聯精神形象、語體形象、意象形象等不同幅面，一般從三個維度展開：一是透視作為寫作者與抒情者的詩人主體形象；二是研習新詩文本中作為意象譜系的經典形象；三是探究新詩在追求藝術結構與抒情結構平衡中沉淀而生的文學史形象。以上三個關聯性要素筑造起“詩人—詩文—詩史”的立體結構，彼此相互依存，頻繁滲透，共同參與了新詩的形象建構。且從宏觀視角審視，第三個維度的支撐力度更為顯豁。本文即立足于此，通過比較1990年代詩歌與21世紀詩歌，以及21世紀詩歌不同發展階段話語資源變遷同新詩形象塑造的聯系，盡力為21世紀詩歌的主體形象作出描述，并適度預測其發展走向。

一、傳統文化話語資源的再度激活

除了顯性的歷史話語資源，21世紀詩歌的主體形象建構存有四個潛在的話語資源，分別是中國傳統“文學/文化”觀念、西方當代文學理論、消費語境下的文化觀念、新媒介時代和人工智能科技背景下的新理念等。其中，新詩分別同中國傳統和西方現代觀念的聯絡起伏，塑造出百年新詩中一個個“階段性”的形象面影，不同階段之間的呈遞性、聯系性，也奠定了新詩的整體性格局。1980—1990年代，新詩的話語資源集中于西方詩學和消費語境，行至21世紀，傳統文化和新媒介、新科技理念順位前移，成為新詩形象建構的主體影響源，而對傳統文化資源的態度，極大程度上決定了新詩在21世紀的未來走向。吳思敬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談及“在傳統與現代間行進的詩學”，論述的是1949年到新時期前的詩學樣貌。就論題本身涵蓋的信息來說，它實際上切中了百年新詩形象生成的兩條主要路徑：一是中國“文學/文化”傳統，二是來自西方的現代詩思。新詩人的使命，則是游移在兩者之間，避免落入“復古”與“西化”的窠臼，探索出專屬于中國新詩的話語平衡?，F代文學時期，新詩人需要克服的“影響之焦慮”，大都源自古典詩學的精神浸染，西方現代話語的匯入，督促中國新詩人廣泛借鑒、吸納現代詩學的形式技法，并引發自身產生了一系列的藝術新變。很多人據此得出印象，認為新詩存在一個在西方影響下揚棄古典寫作范式的巨大轉變，它逐漸脫離了母語環境的思維約束，對位世界文學的廣闊文脈尋求變革之可能。

在擺脫傳統影響的過程中，中國詩人依然無法全然拒絕來自“傳統”的吸引。生長在兩種話語資源之間，作家多采取斡旋中西詩學的態度，一方面借鑒西方詩學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不忘將新詩同古典詩歌兩相化合，使新詩呈現出一種漸進的成熟性。與現代文學時期相比，留存在21世紀詩歌內部的“影響之焦慮”，已然發生了顯在的位移，“焦慮”的核心由古典文學召喚演變為西方詩學影響。詩人們熟稔調用“縱的繼承”與“橫的借鑒”策略，向古典詩歌和西方詩歌兩個話語資源同時開放，又在雙向汲取營養的過程中，對古典詩學因子和傳統文學要素作出側重，目之為21世紀詩歌本土話語資源的中心內核?；艨∶髟械摹澳敲炊嘀袊娙说谋澈蠖颊玖⒅叽蟮奈鞣酱髱焸兊牡袼埽切╆幱叭栽谝恍┰娙诵佬廊坏姆聦?、重寫和翻譯體的寫作中加深”1的現象，在21世紀詩歌特別是2020年以來的作品中日漸式微。大多數詩人跳脫出“走向世界詩歌”的焦慮，他們守持平和的心態，重新尋覓由文化傳統激活的創作生長點，具體在三個向度上展開實踐探索。

一是緊密加強同中華古典詩學傳統的對話，自覺調用蘊藏于傳統文化中的話語資源。寫作者們普遍意識到，中國新詩在精神和技藝層面同西方現代詩歌的聯系，遠不如它們與古典傳統的因緣更為密切。如古典詩學中的固形化象征體系、格律性和音樂性的形式美學、“入世情懷”與“出世奇思”暗合呼應的精神結構……都成為21世紀詩歌的話語資源。詩人們從現實生活穿越至古雅情境，凝心守望古典美學，實驗以古典化詩維重塑凡俗事物，從而為當下詩歌確立了經驗混融的美感。在一些秉持“回歸傳統”的詩人看來，“真正考驗人的是對傳統的辨認以及取舍和改造”2，為了給涌動的思維找尋合適的居所，一些在文學史長河中被賦予穩定特征的符號，自然流入了作家的觀照視野。他們取法古人，潛心幽谷，寄情山水，并以今人的精神觀念對接傳統文脈。近年來不斷涌現的“杜甫書寫”，即是其重要表現。像西渡的《杜甫》、森子的《杜甫故園》、臧棣的《狂歌日記——向杜甫致敬》、湯養宗的《在成都草堂，想對杜甫說的一些話》、黃燦然的《杜甫》等詩篇，都把杜甫的人格精神與杜詩的藝術風格作為結構要素，實現杜詩情感世界同現代人心靈世界的熔鑄會通。值得注意的是，一系列詩歌都被冠以“向杜甫致敬”的標題，如臧棣的組詩《狂歌日記——向杜甫致敬》，每首短詩均以“地點”加“年號紀年”的方式命名，對應了詩圣真實的流徙軌跡和人生際遇?！缎涠U寺，寶應元年》中，詩人寫道：“有何生不逢時可言？既然每一個仰天里/就埋伏著一陣大笑，涼意隨著/燕子而來，也算沒有白白恨過/渺茫常常被孤獨誤用。//藝術的神妙是運氣的一部分；/顧虎頭就干得非常漂亮，/盡人力盡到癡迷，而我幾乎能聞到/從那畫中人的袖口飄出的體香。”3杜甫《題玄武禪師屋壁》中的一句“何年顧虎頭，滿壁畫瀛洲”，被臧棣巧妙嫁接至當代情境。詩人追慕前人的思想品格，闡發個體對人生重大命題的思索，以當代之心重寫古人境遇，實現了與先賢的詩意同行，并以現代漢語為杜詩的別造之孤詣、別生之新境賦予了新質活力。這種“攜帶現代眼光重新打量傳統時所發現的‘古典詩歌傳統’”旨在服務新詩創作，形成了一個新的“古典詩歌傳統”4，也支撐了新詩自身傳統的生成。

二是主動探索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認知結構，調整體驗世界、觀察物象的角度，力求將“詞與物”的對應關系推向澄明之境。特別是新時代以來，一些詩人潛心鉆研傳統文化中的觀物方式，從古典的文化精神和認知結構入手，開辟賦予現實新意、為“詞與物”締結新式聯絡的通道。如葉延濱的《巴山夜雨時》5，作者從李商隱的《夜雨寄北》中讀出兩重含義：一是“漲了巴山秋池的夜雨”，二是“相聚之愿景”，由此引申出他同朋友相聚的美好時光。古人對夜雨的細察與喟嘆，激發了今人的感懷興慕和對生活現場的再次審視，于情境對照中迸發出新鮮的美感。這類源于經典又不拘泥于經典的詩意生成方式，很容易喚醒蟄伏在國人文化記憶深處的審美經驗。在以古典精神點化現實生活的過程中，有的詩人將古典文化傳統中的“博物”“格物”等認知手段同當代人的思維融合，對古典詩歌中的自然、人生情境實現了現代重構。他們運用節制、簡潔的詩語，采取靜觀物象的姿態，將現實物象與想象符碼交織雜糅，令其相互碰觸又彼此聯動，在抵達廣博的隱喻深度的同時，也使詩文氤氳著典雅細膩的古風氣息，勾連了知識分子獨立超然的人文理想。

所謂博物、格物，雖然切中了西方博物書寫所推崇的科學性與精細性，但其旨歸并非如此。作為文化的“格物”，意在以物寄情摹美、諷世抒憤、明志言理。“格物致實”認知觀念在詩歌中的復活，正突破了“那種與自然、歷史和時代關系割裂的局限于感性私我的寫作，再現客觀和宏觀的歷史及現實架構下的詩學倫理”6，將現實引渡至詩性情境，具有代表性的是臧棣、李元勝、津渡、胡弦等詩人。以胡弦為例，他堅信“物象是一種情感器官”7，人需要破除對物象的定見，發現物理之外的特性，才能創設出立體的心智結構。尋常可見的凡俗物象如秋風、煙縷、夕陽、頑石，經由他的點化之后，便具備了某種神秘的力量，能夠在時間與空間中自由流淌、穿梭，串聯起歷史的微末細節。組詩《古老的事物在風中起伏》《半坡人面網紋盆》等作品中，他又憑借格物獲得的理趣，與古老的“器物”相逢，以之作為靈視的對象，從空無中看到無窮之“有”。詩人啟示人們：我們可以看到事物的外表，卻不能了解關于它的全部歷史，而詩人的使命則是穿透詞語的表象，向一個無法清晰示人的意義內核頑韌推進。為此，他并不追求讓每一首詩都觸發顯豁的意義，甚至有意保持詩義的模糊。亦如他筆下的自然、秘境、古跡、小鎮、古器等意象譜系一般，那些意象正在不斷地創造著意義，也在隨時取消著意義，意義未完成的狀態，內蘊著無限的可能性與蓬勃的生命力。經由博物、格物完成的及物，重新形塑了新詩形象的意象、情感與語言構成，也彰顯出“古風”文化認識與詩人的影響，契合了文化傳統中名物鑄史與博物觀世的氣象。

第三個向度是強化母語意識，以之督導詩歌的意義構成。格物的目標不僅是識物，更是要借助對物象的客觀陳列，抵達廣遠宏闊的詩意境界。從廣義上說，所格之“物”囊括的對象包括自然萬物，還涵蓋了潛藏于靈魂褶皺處的原初體驗，以及與這種體驗相關聯的原始母語空間。21世紀詩人對本土話語資源的貼合，也可視為從歷史連續性視野出發，對母語的重新喚醒與再次激活。母語孕育了詩歌誕生的語言環境，是詩人賴以生存的母體。面對母語，詩人感受到“我只是一個肉身，萬物中的一種/如此信賴祖先的思想和語言”8（趙野《信賴祖先的思想和語言》）；“每一個象形字都是我的靠山，秘訣，依據”9（湯養宗《象形的中國》）。他們自覺磨煉母語觀念，或是像歐陽江河那樣運用“詞源考古學”抑或“拆字法”，把詞語作為詩學主體；或是如古典詩人那般開啟煉字術，去除漢語表述中過于瑣碎、細密的詞句，調動精簡、樸素、日常的語言符號，盡力以語詞結構彰顯詩歌的意義結構，憑借語言的肌理映照文學的內核，為生活此在和意義彼在確立深度聯系。今天，新詩已然擺脫了偏向西方的受動性生成與引發模式，它對文化傳統和母語精神這一話語資源的側重，使其真正走向了具有文化主體性的意義探索。由傳統性步入當代性，也是新詩形象重塑的方向所在。

二、城市話語資源的同步更新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以城市文明發展為顯在表現，文學現代化的演進同樣與城市話語對文學影響的程度密切相關。城市文明不僅是新詩的生成背景及素材來源，它同現代中國文學歷史的聚合離散，也基本貼合了新詩的發展軌跡。這既牽涉了中國現當代歷史的發展導向，也關聯著新詩藝術的嬗變規律。因此，城市與詩歌的關系變動，順理成章地構成新詩發展的晴雨表。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無論廟堂還是民間，詩壇各類聲音普遍由表達心靈之“思”匯集到言說事態之“情”，從抒情主導的玄想空間轉場至敘述營造的凡俗現實。在以城市生活為主體的經驗結構內部，確保各類詩語元素達到均衡狀態，形成了1990年代到21世紀初期詩人的核心寫作策略。大部分詩人在實踐“及物”詩學時，均把視角聚焦于對特定城市空間的深邃觀照，以此建構個體歷史意識與城市生存情境的聯系。身處凡俗細碎的城市一隅，寫作者慣于借助口語化敘述為之賦形，通過捕捉滿溢現時性和瞬間感的體驗，定格城市人對主體存在感的一次次頓悟。

進入21世紀，運用并改造口語，賦予詩語敘述性特質，依然是多數詩人在城市空間內探尋詩意的主要途徑。他們對城市話語的運用，多從城鄉關系話語、階層話語、性別話語等維度展開，進而繪制出城市現代人、城鄉邊緣人、城市孤獨者、城市異鄉人等形象序列，形成對城市物質感、速度感、空間感的多層次認知。面對城市話語，亟須反應進而處理的，是都市速度感和消費文化裹挾下的物質體驗，以及在商業倫理統攝下締結的人際關系。從整體的物質形態或精神形態上觀察，城市語境難以被把握和精確復制，詩人所能做的，便是串聯起貌似脫節的一幕幕城市劇情，發現常人習焉不察的、屬于邊緣人抑或漫游者的生存細節，在碎裂的時代鏡像前拼貼自我的映象。陷入消費時代和科技神話，城市人在物質的光輝面前集體失語，詩人唯有吸收、轉化碎片式的城市經驗，透過微小的事物窺視時代，建立起非秩序的心靈幻象，才有可能打斷城市意符固定的表意鎖鏈。此番龐大都市和渺小個體的“對抗式”認知，構成21世紀新詩城市書寫的突出面向。如遲牧筆下的城市，它是“嶄新的鏡像之城，所有人/邂逅無數個自己，分裂的模糊”10（《馬賽克城市》）；在陳崇正的視域中，商業文化對日常生活的輻射，已將人們的幸福感固化為庸俗的物質指標：“除了人世間競爭的規則/我們沒有明白更多的道理/更未弄清幸福的根由/一直到死”11（《你我活在卑微的人世》）?！拔锘笔澜绮倏亓巳说乃枷?，限制了人類對存在本義的抵達。為此，寫作者就要主動疏離主流城市經驗，重建經驗邏輯和感覺系統。他們或是擬現超現實的夢幻空間，與單向度的城市生活頑強對峙；或是將鄉情與夢境遇合，期待在幻覺里重鑄故鄉，以夢幻抒情喚醒另一個自我。被夢幻化的現實和被詩化的自然，均寄寓著詩人的終極理想，指涉神性般的存在，而物化現實與自然之間，仿佛始終積聚著厚重的霧霾，隔絕了彼此溝通的可能，也彰顯出現代人城市歸屬感的缺失。

從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開始至今，城市話語迎來了資源整合，尤其是，生態觀念和科技知識的進步，使城市話語對未來空間的想象實現了同步更新?，F實語境中“城鄉一體化”的協調發展目標，在詩歌中演化為“城鄉復合型”的思維特質。在詩人的想象空間里，鄉野田園之夢仍是無法割舍的理論背景，它擁有神秘而巨大的神性力量，象征著中國人精神的根系存在，也為詩人表達理想化的城市生活意緒、尋覓內心平衡樹立了參照坐標。更多情況下，那些來自鄉野自然空間的、被“超自然化”的意象不斷連綴、重組，同個體的精神成長史形成互喻的詩性結構，指向一個向未來延伸的理想詩境。這一詩境既屬于鄉土、自然，也暗合著現實城市向生態城市、綠色城市發展的未來目標。如北喬的組詩《你好，北京》12中，詩人穿梭流連于京城的一個個地標，由“隱于山間的巨石”“把岸上的生活淘洗了一遍又一遍”的河水、“老樹的新葉”“會將身影傾瀉至樹根”的樹冠、“生于低處的野花”，串聯起什剎海、地壇、琉璃廠、玉泉山和香山。眾多澄澈的自然意象云集詩行，鄉野空間和都市空間相互化合，為詩人筆下的北京賦予明凈、疏朗的畫面感和靜穆、安和的氛圍感，自然人文與物質人文相得益彰，導引“人世與萬物步入澄明之境”。由此可見，“鄉土/田園”不再是都市的對立物，它蘊含了作家對自然的企慕和對文化原鄉的追憶，為城市人文品格涂抹了光澤與色彩，其本身便是都市文化心理不可或缺的組成因子。今天，一個人即使居住在鄉村，但城鄉一體化的發展趨向，城鎮化水平持續提升的現實，使得“逃離”城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寫作者們開始將城市和鄉土視為“一體兩面”的話語集合體，他們敘寫“城市中的鄉土”，以之作為城市精神生活的有益補充，延續、重塑了“鄉土中國”在國人心中的文化印象，并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想象語態，用生態美學“反哺”城市現實空間，從而打破了城鄉之間的文化壁壘，彰顯出新型的城鄉觀念及綠色發展理念。

全球化語境對城市的直接影響，便是空間流動視野下城市空間的再次拓展及其功能的二次分化。記錄都市人在消費空間、經濟空間、科技空間內的活動軌跡和生存境遇，反映城市空間與人文結構變化，締結“人—城市—世界”的動態聯絡線，構成詩人調用城市話語資源、開展城市書寫的長效發力點。整體把握近幾年新詩中的城市話語，除了“城市中的鄉土”大面積復活，詩人們也意識到地方性要素之于新時代文學生成的意義，他們將城市解讀為具有獨立生命力和蓬勃精神力的個體，從厚重的歷史中找尋現代城市文化的傳統根基。寫作者同城市話語的關系由抵觸、對抗漸漸演變為融合、對話。如蔣在的《西壩河》一詩寫到北京朝陽區的“西壩河”：“七百四十二年后/水體的歸屬/也就在這個地方了/它們串聯成/整個北京的水系/源遠流長/我把同樣的鄉愁/當成火把//萬物生長/沒有哪一條河流/比今天/更接近明天?！?3水系的縱橫連接，織就了古都的歷史文脈，作為時間見證者的河流，帶給抒情主體遼遠的歷史感和旺盛的生命感。在歷史變遷與時間流逝面前，鄉愁、城愁化入同一條河流，演化為主體的精神支柱，為之賦予濃濃暖意。可見，盡管很多詩人依然在機器時代咀嚼著各自的“都市懷鄉癥”，但純粹以逃離、拒絕為指向的“回鄉”情結已然式微，這正體現出新時代詩人情思的調整趨向。他們不再逡巡于具體清晰的物質焦點，而是希望讓不同時空維度的城市物象參與發聲，形成多聲部的混合交響，最終將詩歌結構導引至復調多元的意義空間。

當前，世界語境內各國普遍關注的問題均聚焦于城市科技創新力提升，與此相關，城市話語容納了更多關涉工業城市、科技城市、智慧城市的內容。詩人們特別觀照智慧城市、數字城市、感知城市、無線城市、低碳城市等相互交叉的區域發展概念，在跨媒介、跨學科、跨文化思維的影響下，紛紛嘗試從嶄新的科技遠景中探秘城市發展的未來形象，實現了新詩城市書寫的價值更新。王學芯的詩集《藍光》便大膽焊接都市、工業、科技因子，觸及互聯網、物聯網小鎮、區塊鏈、元宇宙、數字城市、云工廠等新鮮質素，以此建構起屬于他的新時代城市工業詩與科技詩世界。從當代文學史觀之，工業詩與科技詩的輝煌期，分別產生于“十七年”文學時期和新時期之初，兩次輝煌的背后，仍可窺測到工業、科技乃至作為其產生母體的“城市”，大都還是停留在文學“題材”的層面，寄寓著知識分子的現代國家富強意識，而在話語系統和修辭路線的向度上，縱深度顯然不夠。與之對比，以王學芯為代表的新時代詩人不再拘泥于具體的一城一域，他們側重從城市共有的新質符號入手，俯瞰其結構元素同城市人的功能性關聯，感知人在經歷科技體驗時的新情緒?！对钪妗芬辉娎?，王學芯道出信息科技更新帶給人的新奇體驗，暢想主體遨游在信息宇宙中的生命“提速”感，繪制了幅面更寬的交流圖景：“我們仿佛不在一座城市/仿佛在浩瀚天際的一朵云上 繁星的光芒之間/覺得觸碰到的 或說出的景象/都是金色的效率和互動。”14《內部源》中，抒情者的身體輕盈地“進入锃亮的工業內部”15，同大數據構成的信息時空平滑鏈接，凸顯了人類逢著新科技之后迸發出的全新感知力。在閱讀新科技話語的同時，詩人將對“城的未來”與“人的未來”之構想統一在一個方向，即緊密圍繞“人”在加速時代的正向獲得感聚焦詩維。未來城市的發展目標是使人的生活變得更好，在此般理念的統攝下，源自城市新科技話語的工業、科學想象勾連著寫作者對“人之現代化”的企慕，這一寫作向度既展現了新詩同城市話語的新一輪互動，也有效充實了新詩自身的形象內涵。

三、微敘事、時間感與詩性話語生成

從世紀之交步入21世紀，詩歌的敘事性成分始終充盈，切合了個人化寫作中的“及物”指向。原生態的生活現場被移接至字里行間，為新詩的意義空間增添了一抹鮮活的日常氣息，也實現了新詩初期所構想的“言文合一”的現代語態。不過，以抒情性安身立命的詩歌文體，承載了過于繁重的敘事功能之后，一方面其自身寄寓的情感指向性有可能被弱化，另一方面，敘事和戲劇化表達的日益強化，使得很多操作者過于看重現象的陳列與“段子”式的表演，甚至過度期求以敘事情境上的“反轉”觸發陌生化效果，引發所謂的“新奇”體驗。尤其是在21世紀初期的詩歌中，此類現象較為多見。由此一來，詞與物之間的意符轉換通道過于透明，語義和寓意時常陷入分裂，而屬于詩歌的神秘性以及它應起到的對現實語料的加工與轉化之力，逐漸變得漫漶。好在絕大多數詩人都意識到這一問題，結合各自的寫作路徑進行了調整。一個明顯的趨向是，他們嘗試動態把控敘事介入的幅度，經由“微敘事”開啟多維的意義空間，并借助經驗的提純和哲思的植入，使現實體驗與豐富的異質經驗實現關聯。

將宏大的時代話語轉化為具有日常生活表征的詩文本，這是自1990年代以來詩歌敘事性的突出表征，而微敘事所要完成的，則是讓時代話語以事件“碎片”抑或“片段”方式進入詩歌之后，繼續向主體的心靈時空內部沉降。憑借獨特的感覺結構，作家能夠從微小的敘事碎片和短促的場景內窺見一個廣博的、寓言化的情境，由此激發他們重新指認世界的動能。作為敘事語態，“微敘事”更多被納入新媒體話語的范疇加以討論，已有學者從時空維度之微、媒體之微、話語結構之微三個維度為其賦值，指認當前學界更多是將微敘事“作為一種話語策略應用于各種媒介生產和文化傳播的實踐中”16。就詩歌來說，微敘事的出現對應了跨媒介話語對人類信息接受能力及審美趣味生成的新型塑造。與完整、復雜事態構成的“長敘事”文本相比，“微敘事”弱化了事件的線性時間要素，也淡化了戲劇性發展的過程，其擬現的多是微末、流動的場景細節，事態結構與體量規模都偏于“輕量”。這一模態在文本中的頻繁出現，進一步強化了詩歌“以境生境”的功用，便于寫作者從個人“體驗”維度介入宏大現實和超驗時空，探求敘事與抒情、經驗和超驗的共存之道。以“微敘事”為傾向，大致可以涵蓋近十年來詩歌發展的一個主要特征，它體現出詩人與現實話語對話、交流后產生的思維新變，至少包含兩個層面的內質。

其一，微敘事的言說焦點集中體現在對親情、鄉情和歷史經驗的揭示，涉及人類共有的血脈意識、鄉情觀念與時間感悟。敘事之“微”，在于事態意象多由粗線條勾勒，未經詳細渲染，它們基本都駐留在單一場景，指涉某一種行為狀態。由不同敘事單元串聯起的事態之間，也保持著相互呈現、滲透的態勢，向一個意義中心收斂聚合。例如，自2018年起，張執浩便寫下了一系列關于“父親”“母親”的詩，像《大雪進山》《為羅平油菜花而作》《祭父詩》《每家都有上山的人》等。父親抽煙咳嗽、母親歸攏菜籽、父子在雪中行走、父親挖掘老樹兜、春困的人陷入失眠……諸多微敘事塑成的段落穿插、疊加，不僅隱含了詩人對父母的情感，也包容了游離在現實與原鄉縫隙間的抒情者對故鄉的守護，指向中國人固有的根性內核。再看沈葦的《繼續贊美家鄉就是一個罪人》，詩人寫到故土的“池塘干涸/河道里魚蝦死絕/公路像一條巨蟒穿過稻田/印染廠、電瓶廠、化工廠/紛紛搬到了家門口”。短促的場景敘述，將主體的痛感經驗提純、沉淀，召喚出抒情的情感態度：“繼續贊美家鄉就是一個罪人/但我總得贊美一點什么吧/那就贊美一下/家里僅剩的三棵樹：/一棵苦楝/一棵冬青/一棵香樟/三個披頭散發的幸存者/三個與我抱頭痛哭的病人！”17粗暴擴張的城市化進程破壞了鄉村的生態，令“我”與故鄉僅存的“三棵樹”都失去了家園，其間融含生態憂思，又有文化鄉愁，觸目驚心的畫面與尖銳犀利的語詞同構，渲染著離鄉者的錐心疼痛。由微場景敘事引發的“贊美”之抒情姿態與“痛哭”之抒情內容的分裂，造就了強烈的情感張力。透過這些文本，可以看出詩人并非像當年“放逐抒情”一般揚棄敘事，而是有意加強了對敘事力道的控制，凝神于塑造所敘之物和擬抒之情之間的彈性關系。對他們而言，微敘事是抵達繁復意義之門的密鑰，它成為詩人抒情策略的源頭，是寫作者獲得現場存在意識的明證，也是其向生命外部或精神內部尋覓意義的邏輯起點。

其二，微敘事的出場，往往源自詩人的“目擊成詩”。同21世紀初期“敘事性”顯揚的作品相比，近期詩歌不再完全依靠敘述式語調結構一個“完整”的故事。質言之，講清事態并通過它宣揚某種錯位感、荒誕感和超現實感，已不再是寫作者追求的唯一目標。詩人依然需要從日常生活話語中截取詩意，定格“目擊而成”的經驗，但這種經驗理應成為可供勘探的切口，具備向深度意義空間和寬大敘事視野延展的可能。這番“目擊成詩”的操作在霍俊明看來，即是讓“無詩意甚至反詩性的事物進入詩歌”，促成“可見的和不可見的形成了亮光與陰影之間的戲劇化呼應”，進而“增加詩歌之胃的消化能力和反芻能力”，使詩歌寫作更具有包容力。18一個典型的例證是雷平陽的《殺狗的過程》，這首誕生于21世紀初的詩歌曾引起廣泛的討論。文本雖取材自生活的俗常片段，詩人的敘述視野卻沒有止步于“呈現”本身，一只狗的命運，正隱喻了那些善良而弱小者的生存真相。如此一來，詩篇的敘述視野便從“殺狗的過程”游移至人類自身的命運，堪為“目擊成詩”的典范文本。

新時代詩人選擇平衡敘事與抒情的比重時，也多采取“目擊成詩”的策略。如陳先發的諸多詩作均以微小的情境構筑事態語象群落，讓讀者窺見現實的具體面貌，并借助超拔的“造境”能力，持續透過事件表象，與自然萬物對視，與生存本質對話，尋找聯系現實與超驗空間的意義焦點。看《寒江二帖》，詩人寫道：

在過江甲板上/莫問他人名姓/邈遠大風將刮走我們的身份/待至大雪封江/兩岸茫茫，足以讓人耳目一新//有一年冬至日/在無為縣江堤的亂墳崗上/我第一次看見黑壓壓人群列著隊/跪向江水大哭//那一刻我們正橫穿江面/船上有一車車運往對岸城市/宰殺的各種禽畜/我知道凡有瞳孔/皆有均等的靈魂/它們聽到的哭聲是否也一模一樣？/雪停了。無聲時體內更為空曠/可埋進更多的人19

從當下時間（過江輪渡上的見聞）到經驗時間（某年冬至日看見人群）乃至心理時間（“無聲時體內更為空曠”），陳先發冷靜地厘清、組織采擷自現實的直觀經驗，企慕看透混沌的塵世，于行走間發散物我哲思，將時代事件化為個體的心靈事件，引發出一種具有差異性的物觀體驗方式。作為微敘事內容的“人群之哭祭”，為詩人提供了感覺結構的原始經驗成分，他沒有進入事態內部細究其理，而是立足超驗性層面默察時間蹤跡，聆聽被宰殺禽畜的哭聲。兩種不同的哭聲，一個在詩人記憶中響起，一個在超驗想象內蘇生，既對應了屈原《九章》的精神要旨，也彰顯出詩人心懷萬物的悲憫情懷。如其所言，“眼之所見、耳之所聞、鼻之所嗅、舌之所嘗的現實，轉化為一種內在的現實”，唯有如此，“一個匿于一隅的人，才有能力去擔負時代的聲音”。20類似詩觀的文字，恰如其分地暗合了“微敘事”應該達到的目標，即在物象的碎片里，恰適地確立自我的界限，以微敘事引發的多層次時空體驗為契機，進入建構個體心靈維度的“時間”之內，通連歷史碎片和舊時記憶，以便讓抒情主體的情思變得可觀可感，更為直接地抵達他人乃至世界。當然，微敘事的話語成分既來自現實生活，也包含那些抽象的、具有純粹能指意味的感覺化細節，這些細節往往會和詩人夢幻化的運思方式化生，擬現出一個個反時間理性的詩性空間。由微敘事出發，新時代詩歌從崇尚“及物”的介入式詩學中，拓展出一條深化“詞與物”內在聯系的進階之道，它力求將介入性寫作和超驗性寫作納入均衡的話語結構，從而凸顯出追求智性表達與難度寫作的精神自覺。

結 語

綜合審視21世紀新詩，盡管其形象重構在很多理論家看來仍然是有限度的，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確立了自身的新質，獲得了再度‘出發’的可能”21。特別是從話語資源變遷的維度觀之，21世紀詩歌展現出想象視野與抒情空間同步擴容的態勢。中華古典美學的內在驅動，啟發諸多寫作者意識到傳統文化之于新時代文學的重要意義，他們自覺將古典詩歌和傳統文化資源轉換為當前詩歌文體的建構要素，立足母語維度回歸本土文化現場。面對城鄉融合發展的現實，他們告別了二元對立的刻板認知，從中國文人固有的鄉土情結與田園詩性體驗、知識分子的現代性想象和國家富強意識、日常性審美與地方性城市文明特質等多重觀念聯絡點入手，一方面重點擇取城鄉話語中能夠凸顯當代意識和生命質感的元素，弘揚原創性的藝術精神，另一方面則通過廣泛納入城市更新、鄉村振興、科技發展、生態建設等新興題材，呈現當下中國的立體景觀，彰顯繽紛時代的話語主題。從寫作生態而觀，21世紀詩歌呈現出日益開放的格局，很多詩人不再把詩歌單純視為語言試驗場抑或情感宣泄室，他們認同詩歌應充分寫出人的疼痛感，以內在精神性的訴求為旨歸。為此，寫作者有意避免讓意義駐留在事態表層，透過微小的事態和微敘事的呈現，他們蓄足加速度的勢能，從日常物象之上輕逸飛升，將充盈的智性要素源源不斷地匯入對現實的凝視，延展了新詩的意義空間。

總之，從寫作向度和精神氣質上為21世紀詩歌形象賦值，可以感受到“第二個十年”至今對“第一個十年”的某些超越。近期文本普遍表現出明朗、疏淡的超拔氣息，情感表達越發平靜、開闊，語感也趨向精短、純粹。這并非說詩人放棄了對宏大時代現實與隱秘痛感經驗的捕捉呈現，相較于既往創作，他們盡可能調低了抒情的音量，放慢了敘事的速度，憑借對生活細節的機敏閃進、對哲思空間的銳意打磨、對現實與想象元素的穿插比對，造就了一個具備相對穩定性的話語秩序。從文化空間上透視21世紀詩歌的形象，其精神主體向中國文化傳統和域外文化語境雙向敞開，兼具跨界性與開放性的特質。從文本結構上繼續考量新詩形象，可見極端化的述奇敘事、實驗氛圍或是超驗想象，已然被更為強勁的控制力和邏輯力所規約，逐步形成了現場敘事與深層思考并行、具體敘述情境同寬闊想象視野交織，時代輻射力和歷史縱深感共存、生命質感與藝術美感同生的局面。此般形象重塑，拓展了詩歌本體觀念的內涵，也奠定了未來詩歌發展的主流方向。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當代作家域外出訪寫作研究（1949—1966）”(項目編號：21BZW147)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霍俊明：《從藍房子到母語的蝸?！?，《陌生人的懸崖》，四川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頁。

2 西川：《傳統在此時此刻》，《大河拐大彎——一種探求可能性的詩歌思想》，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頁。

3 臧棣：《狂歌日記——向杜甫致敬》，《詩刊》2022年第3期。

4 羅小鳳：《“現代性”作為一種古典詩傳統——論21世紀新詩對古典詩傳統的新發現》，《文學評論》2022年第3期。

5 葉延濱：《巴山夜雨時》，《詩歌月刊》2021年第3期。

6 王書婷：《兩個〈鳳凰〉：一種“新的現實主義”——論歐陽江河與徐冰的“詩藝互文”文藝觀》，《文學評論》2020年第1期。

7 胡弦：《寫作是沉思的生活》，《陣雨》，長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頁。

8 趙野：《信賴祖先的思想和語言》，《鐘山》2013年第5期。

9 湯養宗：《象形的中國》，《福建文學》2021年第8期。

10 遲牧：《馬賽克城市》，《廣西文學》2021年第2期。

11 陳崇正：《你我活在卑微的人世》，《時光積木》，廣州出版社2023年版，第50頁。

12 北喬：《你好，北京》，《北京文學》2024年第12期。

13 蔣在：《西壩河》，《初心、紅旗與新征程——新時代詩歌優秀作品選》，《詩刊》社編，南方出版社2021年版，第263—264頁。

14 王學芯：《元宇宙》，《藍光》，中國言實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頁。

15 王學芯：《內部源》，《藍光》，中國言實出版社2022年版，第17頁。

16 史冬冬：《“當下主義”的微敘事：作為后現代轉型的新媒體敘事研究》，《東南傳播》2022年第8期。

17 沈葦：《繼續贊美家鄉就是一個罪人》，《數一數沙吧》，中國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41—42頁。

18 霍俊明：《拉扯出“房間里的大象”——讀張執浩》，《萬古燒》，張執浩著，百花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15頁。

19 陳先發：《寒江二帖》，《九章》，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75—76頁。

20 陳先發：《燈穿影去》，《雨花》2025年第1期。

21 羅振亞：《21世紀新詩：重構形象的障礙》，《文藝爭鳴》2019年第10期。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