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媒介文化環境的更迭與文藝生產的不斷發展是同步的。在新媒介和數智媒介并存的大眾文化時代，文藝的生存和發展無疑面臨著諸多挑戰和機遇。在新的大眾文化語境中，文藝大眾化和文學的大眾化成為無須論證的事實。在數智媒介環境下，文藝的變革是多維度的，一是純文學的“文學性”的重塑。二是文藝結構性變革與“文藝擴容”。三是文學作為“文化消費品”的文化增殖。在新的媒介環境及新的大眾文化語境下，文藝的價值不僅僅是語言的價值、審美的價值，在社會文化發展和大眾文化的思想引領中也扮演重要角色。

關鍵詞：新大眾媒介文化 文藝審美 文藝價值取向

自網絡媒介和以手機移動端傳播信息的新媒介的出現，尤其是以人工智能（AI）技術為支撐的數智媒介的出現，人類進入了一個新的大眾媒介文化階段：數智媒介文化時代。與之前的報刊媒介和電子媒介相適應的大眾文化不同，這是一個新的大眾文化語境，文藝大眾化和文學大眾化成為無須論證的事實，人人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介或借助人工智能技術與數智媒介，人人會寫作，人人會閱讀，人人會消費，社會各階層、年齡和性別的大眾全面參與到了文化的生產、文藝的傳播和接受之中，且在文藝生產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這種新的大眾文化語境中，隨著媒介形態的更新，文藝的審美和價值取向也發生了變化。

一、新媒介與大眾文化語境

媒介的變遷與文化的轉型一直是同步的，隨著人類對世界認識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提升，作為生產和消費的工具也在不斷更新，而作為人際交流和溝通的媒介工具的更新與媒介文化環境的更迭及文藝生產的不斷發展是同步的。媒介多維度地改變著人類的生活，也形塑著人類的文化，促成了新的社會場景和文化空間的產生。從媒介對人類生活和社會文化的改變和促進來看，人類社會經歷了幾個發展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口頭聲音媒介與民間口頭文化的形成。口頭聲音媒介也被稱為口傳媒介，即人類的信息傳播主要依賴口頭傳播。在沒有文字，主要依賴口頭交流來傳播信息的原始部落時代，人類文化主要是原始文化，而且口頭講述變成人與人之間最直接的交流方式，因而民間文化的主要形態是講述故事、吟唱和表演。在民間文化中，講故事是一個核心，講故事是文體形態，也是一種交流方式。講故事的人和游吟詩人是文藝的生產者，同時也是傳播者，講故事形成了民間文學和民間口頭傳唱文藝。麥克盧漢認為，口述交流存在于即時的、往復的“聽覺文化”中，口述“部落的”的聽覺社會是一個相互依賴，缺乏個性的“封閉的社會”1。口頭傳播的民間文化以聽覺文化為主體，主要刺激的是人的聽覺器官，聽故事，聽吟唱，人類從聲音里捕捉信息，實現交流和理解。如新疆維吾爾民族流傳的阿凡提的故事，講故事的人阿凡提就是這個民族的民間文化的傳播者，也扮演著一個民間教育家和智者的角色。民間文化、民間文藝的發展給人類留下了童年期的故事，也為后來人類的敘事提供了“元敘事”，提供了故事講述的范本。

第二個階段是印刷媒介與紙質讀寫文化的形成。古登堡發明輪轉印刷機之后，有了現代印刷術，現代印刷媒介的發展造就了圖書出版以及報紙和刊物的出版。所謂“閱讀文化”的形成，就是在印刷媒介時代開始的，因為這一階段的大眾文化的核心就是紙質讀物，閱讀意味著紙質圖書和報刊的閱讀，意味著對一個一個字詞的凝視，因而形成以印刷媒介所導引的紙質閱讀文化，它是從視覺器官開始運作，調動情感、感受力和想象力的一個過程。在閱讀文化基礎上，人類開始真正形成以讀寫為基礎的學校教育文化。學校教育就是以閱讀為基礎的，學校里的每門課程都要讀教材、課本和專業書籍，學好課程和專業意味著要閱讀大量專業的書籍，一個人的學習能力很大程度上就是閱讀能力，受過學校教育的人不但要有閱讀能力，還要會寫課程作業和專業論文。尼爾·波茲曼說過，“印刷機發明后的五十年里，歐洲文明的傳播環境明顯在逐漸瓦解，并連同其他行業一起在進行調整。在有讀書能力的人和沒有讀書能力的人之間產生了明顯的界線”2。現代印刷術和輪轉印刷機的發明造成了“書籍易得”，也造成了閱讀文化成為大眾文化，同時，也造就很多會寫作的人：思想家和作家都以寫作和發表著作為標志。出版書籍、發表論文和作品，成為思想家和作家傳播自己的思想和展示自己藝術想象力和文學創造力的一個主要途徑和方式。雖然報刊和圖書出版推動了大眾閱讀和現代教育的發生發展，但相對于民間文化、民間文藝，閱讀文化相對而言則具有精英文化性質，因為識字和閱讀能力區隔了會讀寫的人和不會讀寫的人。

第三個階段是電子媒介與大眾傳媒文化，這一階段的文化借助于廣播、電影和電視等電子媒介的傳播而與流行文化、消費文化相對應。電子媒介中電影、廣播和電視影響最大，尤其是電視在20世紀的后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內改變了人類的日常生活，這個被人稱為家家戶戶“墻角的盒子”的媒介，打破了印刷媒介時代紙質閱讀所形成的成人與兒童之間的區隔、識字的人和不識字的人之間的區隔，也打破了會閱讀的人和不會閱讀的人之間的區隔。“電視如同一雙眼睛，借助它，觀眾可以觀察世界。”3按照麥克盧漢的說法，電子媒介就像我們的神經系統的延伸，覆蓋了整個地球。4“地球村”的概念也意味著電視媒介打破了印刷媒介時代所形成的信息封閉和信息壟斷，促成了日常生活敘事和消費文化的結合，也改變了人類的敘事系統，類型文化、類型化敘事和類型文學的產生就與電影、電視等電子媒介及其所推崇或導引的文化密切相關，如電視連續劇（肥皂劇等）和類型電影就直接由電視和電影催生，且這些類型文化和流行文化產品也培養了一種區別于紙質媒介和口傳媒介文化的社會文化心理、社會趣味和生活習性，這也為大眾文化研究提供了社會文化土壤，并促進了西方文化研究理論的引進，并很快就形成了一個對大眾文化進行批判的文化研究潮流。

第四個階段是網絡、新媒介與融媒介發展階段，這幾個媒介所形成的大眾文化和之前的大眾文化有所區別，形態多元，類型多樣，跨媒介敘事成為一種重要的現象，也影響了幾乎所有的文學樣式，甚至改變了文藝的體裁和傳播方式。馬克·波斯特把電腦和因特網譽為“信息超級高速公路”5，不但使傳播流量大大增加，而且這也是第二電子媒介時代，新技術將迫使電視、電信、電腦、電子消費品、出版和信息服務融合成一個單獨的互動式信息工業。電子媒介時代的大眾文化和流行音樂、類型化電視連續劇及類型電影等密切關聯，但網絡媒介使得大眾成為“網民”，寫作者變成了網絡寫手，且催生了網絡文化和網絡文學，而網絡文學的類型化發展與電視文化的類型化發展雖有關聯但也有很大差異，因為網絡文學的類型化某種程度上是民間文化的復魅，網絡給予了大眾寫作的平權和表達的自由，在人人可以寫的心理驅動下，在古老的民間故事中蟄伏的敘事模式被現代網絡所激活，于是，各種類型小說自然就出現在網絡平臺。而手機移動端等新媒介所導引的抖音、短視頻等新媒介文化并不能簡單地歸于類型文化，而是快速消費文化，也是具有典型的即時傳播和消費的多模態文化。這一階段印刷文化、電子媒介文化、網絡文化和新媒介文化并置于一個大的空間，而形成了多層次的大眾文化景象。其中，網絡文化和新媒介文化影響最大，不但造就了所謂“網生代”和“數字公民”，還造就了新媒介敘事和跨媒介敘事，使得文化偏向于跨媒介、融媒介文化。

第五個階段是數智媒介階段，即當下的文化語境，人工智能技術對人類的影響超越了前面的印刷媒介、電子媒介、網絡媒介和新媒介，且還有效地結合了以上這些媒介，并形成了智能文化、數據文化和算法思維。人工智能技術在發展之初就預設了“人”及其智能的最核心表現是“語言符號能力”，如今，人工智能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學會了對機器而言屬于“外語”的人類自然語言。人工智能沒有生物學意義上的進化史，其語言符號表達是對人類語言的模擬。6以大語言模型為重要基礎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突破了傳統人工智能的技術路徑，在內容創作領域帶來人工智能生成內容新發展的同時，也在人機交互的各領域展現了顛覆性的泛化能力和自主交互能力，形成了全新的人機關系，同時也引發了在人類文明發展相關重大問題上的激烈爭論。7OpenAI 開發的ChatGPT和DeepSeek這樣的最新人工智能技術的影響不只是對媒介環境的影響，它本身就是一種智能媒介，不但影響了人的思維和行為，也影響了人類認識世界和認識自身的方式，甚至人工智能技術引發了人的主體性焦慮。人工智能技術和媒介也推動了文化的新形態和新業態，智能文化涉及文化和文學的方方面面，其中人工智能文學就是一種新的文藝形式，也將改變文藝生態，重塑文藝生產、傳播和閱讀接受，形成新的文學生態。人工智能寫作沒有確切的“作者”，不再需要以往文學創作的構思、寫作和反復修改打磨文字的過程，不再需要“作者”去充分感受、感知、運思、想象，也不再需要像印刷媒介時代的文字修改和打磨，只要有了人工智能技術的工具，掌握了恰當的提示詞的輸入，就能借助人工智能的大數據系統和算法邏輯，生成不一樣的文本。如果說，創意寫作從文學教育層面推動人人會閱讀，人人會寫作，那么人工智能技術會從技術與工具層面解決人人會閱讀，人人會寫作的問題。

但無論是口頭聲音媒介、印刷媒介，還是電子媒介、網絡媒介、新媒介和數智媒介，它們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它們都促成了大眾文化的生產，只是在不同媒介條件或媒介環境下，大眾文化的表現形式和作為大眾媒介文化一部分的文學的樣態有所不同而已。在口傳媒介階段，人類口口相傳的民間文學就是口語化的大眾文化；而印刷文化時代的文學，是通過圖書、報刊來傳播和接受的大眾文藝；網絡媒介階段的網絡文學也是網絡時代的民間文學和大眾文藝，所謂“草根寫作”就是對網絡文學寫作這一大眾文藝屬性的最透徹的表達。而新媒介時代和人工智能時代，更是人人都是文學的生產者和傳播者及接受者的新大眾文藝時代，文藝的形態跨媒介化、多模態化，且形成了一個真正多元共生的文藝環境。

二、大眾文化語境下文藝的審美轉變

在新媒介和數智媒介并存的大眾文化時代，文藝的生存和發展無疑面臨著諸多挑戰和機遇。首先是，文藝生產的方式發生了極大的改變，人的自主創作和技術生成二者之間形成了共時共生的關系。文藝的傳播和接受方式也發生了巨大改變，依靠紙質閱讀來促進知識生成與傳播，與依賴人工智能技術來進行生產和消費也共時共存。原來以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關系為基礎構成的文學讀寫關系，也變成了一種以作者、智能媒介和讀者之間的關系而重構的文學讀寫關系，其中，作者的主體性、作者模糊性和智能媒介的主體間性形成了互相滲透的關系，而且讀者也和原來的讀者的概念有了不同，閱讀和寫作的界限也開始變得游移。無疑，數智媒介語境下的文藝的審美也發生了轉變。

一是純文學的“文學性”的重塑。之前的印刷媒介所形成的純文學寫作和閱讀，都圍繞著“文學性”而展開，追求的是文藝的審美性，彰顯的是文藝的審美價值。而純文學的“文學性”就是文學之所以區別于其他文化樣態的屬性，即文學的特殊性。因此強調文學的特殊性，建立文學的審美空間，就是文學創作和閱讀的一個目標和使命。文學理論的重要功能就是幫助讀者認識文學，促進作者和讀者之間形成文學共識，文學批評其實就是以專業讀者的眼光，借助新批評、形式主義、敘事學、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等方法論來尋找和確認所解讀的文本的“文學性”。如一位專業讀者用新批評、形式主義去解讀一個詩歌文本，就是要借助這些方法論去尋找詩歌文本中是否具有意象變形、張力、反諷和語言陌生化等特點，是否實現了詩歌應該有的創造性，并在此基礎上確認詩歌文本作為詩歌應具有的審美屬性，即詩歌的“文學性”。俄國形式主義與布拉格學派的核心人物羅曼·雅各布森就聲稱：“文學研究的對象不是文學的整體，而是文學特異性，亦即是使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東西。”8而“純文學”的概念并非口傳媒介時代形成的，它是在印刷媒介時代形成并以培養純文學的讀寫能力為基礎的概念。但新的大眾文化語境中的文學，尤其是電子媒介以來，原來以經典的文體創作和接受為基礎的“純文學”已經發生了改變，文學經歷了創作、改編和跨媒介傳播的多元樣態，文藝形態更加多樣化，且建立起一種多模態結構的文藝生態，因此對文藝作品的界定已經不再單純憑借“純文學”的概念，因此，原來的“文學性”的定義和標準的有效性也就變得模糊或者不確定。在電子媒介、網絡媒介、新媒介和數智媒介所導引的新的大眾文化語境里，一個文藝作品的“文學性”不但包含了“審美性”，還包含了“媒介性”和“跨媒介性”，也包含了一種新的“景觀性”和“通感性”，即文藝作品具有了立體的可觀的景觀特點，而且更能體現和激發感覺器官，形成文藝與人的通感。且文藝生產與大眾的趣味和需要的形式等進行了結合，因此原來評判文學性的審美標尺也發生了改變。如果一部網絡小說不具有改編的可能，那它就很難真正實現跨媒介傳播，也很難變成網絡文學經典。如果一部小說不具有“媒介性”，那也意味著它很難被改編成影視及其他新媒介形態。因而“文學性”的重塑是大眾文化語境下文藝審美性轉向的一個重要方向。

二是文藝結構性變革與“文藝擴容”。在口傳媒介時代，文藝主要包括口頭文學，其中民間故事、民間童話和敘事詩（史詩）是最主要的形式，也會有一些民間歌謠，因而文藝的結構比較單一，那時也沒有文體概念。有了現代印刷書和圖書及報刊的出版，文藝樣態就多了很多，出現了詩歌、小說、散文、童話、隨筆、新聞作品（各類非虛構寫作）等文學的文體樣式，特別是報紙副刊促成了小詩、小小說、微型小說、千字文、隨筆、散文詩、短論、諷刺、幽默和小品文等多種小文體的產生。尼爾·波茲曼認為書籍印刷的排版絕不是信息的中性傳播者，“它導致了學科的重組，強調邏輯和清晰，并形成一種對權威信息的態度。它也導致了對文學形式的新認識，例如，散文和詩歌，就是由于其文字印刷排列上的不同而被區分開來的。當然，書頁的排版結構以及印刷書籍的便于攜帶和可重復再版，不僅對隨筆散文的產生，而且對后來以小說著稱的文體的產生，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9。文學的“文體意識”就是從印刷媒介時代開始的，而文學創作也與文體創造和文體嬗變緊密結合。進入電子媒介時代，文體更多元發生，單單主流文學就在原來的“詩歌、散文、小說和戲劇”四分法基礎上，變成了“五分法”：文學文體和文類里增加了影視文學。而且僅僅電視就催生出了紀錄片、新聞、游戲節目、肥皂劇、警匪片、驚險故事片、情境景和訪談節目等，這些都對應著新的文藝類型。再接著，進入網絡媒介時代和新媒介階段，文藝又增加了“網絡文學”和“媒介文藝”這兩種大的文類，而且網絡文學又派生出多種類型小說及其他網絡文學類別和文體。如近年流行的“網絡熱梗”，有人就認為“有望成為新大眾文藝創造的全新文體形式”10。而人工智能技術的出現，文藝創作不但出現了“人工智能文學”，甚至出現具有“泛文類”和“泛文體”意義“智能文藝”。而隨著數智媒介從科技教育領域不斷滲透到大眾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場所，“智能寫作”與“文學創作”已有不同的意義，“作家”和“藝術家”及“文學”的概念也在發生改變，人工智能寫作必須面對“作家是誰”的問題，原來的印刷媒介時代的“作家”和在網絡媒介、新媒介和智能媒介上進行寫作和傳播的“寫手”相比，已經有了不同的內涵和外延。而且以新文體和新文類發生為標志的“結構重組”和“文藝擴容”也帶來了文藝研究對象和方法的變化、文藝批評標準的變化及文藝經典重估、價值重估的問題，自然也帶來文藝理論批評話語和體系的更新。

三是文學作為“文化消費品”的文化增殖。在口頭媒介和民間文化語境里，文學的生產、傳播和接受都是非自覺的，人類在口頭講述和流傳民間故事和歌謠時，不存在“文學性”的問題，也沒人考慮“文學性”的問題，而且也不存在結構性問題，故事和歌謠是后來者界定的兩種民間文學的文體類型，在口頭講述和傳播者的意識里，只有講述和傳唱（吟唱）兩種形式。自然，人類在聽故事和聽歌謠時也不考慮“消費”的問題，也不存在買賣關系。在現代印刷媒介時代，只有在報刊發表和出版社出版之后，進入郵局發行和書店銷售系統，文藝才會產生市場價值和消費性。也就是說，文藝的市場性和消費性只有到了市場流通和消費環節才可能實現。但進入電子媒介階段，在以流行文化為主的大眾文化語境中，文學也和紙質媒介時代有了變化，以贏得讀者沉浸式閱讀的“純文學”也漸漸結合了媒介傳播的特點，且更多的是直接以文化消費品的身份出現的，寫作本身就具有消費屬性，文藝作品它在市場中的價值與作為文化消費品的價值是同一關系，也就是說，文學在大眾文化語境中，不再是單純的文學作品，而更多的是屬于公共文化消費的產品。當文學作為消費品的觀念和形式出現時，文學創作就更加類型化和大眾化，市場和接受對文學生產的形塑力是很大的。而且人們去閱讀文學作品，既是一種個體閱讀，也是一種公共文化消費。且文學作為文化消費品時，只有文化增殖才更能體現出更大的價值。如果只是個人閱讀、私人閱讀或僅限于文學圈的品鑒和評論，而沒有“出圈”，那這個作品就難以形成更大的社會價值，尤其是意味著文學無法賦能公共文化。因此，“文學出圈”意味著審美增殖，更意味著文化增殖。

三、新大眾文化語境下文藝的價值取向

在新的媒介環境及新的大眾文化語境下，文藝的審美屬性發生了變化，文藝的邊界也得以擴展，且文藝的價值閾也在改變與擴大。文藝的價值不僅僅是語言的價值、審美的價值，更多的是情緒價值和思想文化價值，尤其是文藝在社會文化發展和大眾文化的思想引領中扮演的角色，是考慮文藝價值的一個重要維度。

一是文藝的社會服務價值。“文化生活不可能與經濟生活絕緣，文化觀念不可能不適應、不反映人們的經濟觀念。”11文藝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公共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文藝不但要參與社區文化建設，還要在整個社會文化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大眾文化語境中，文藝不再只是作家和讀者之間的互動，文學生產、傳播和接受所形成的關系不再是一個“作者—讀者”或“讀者—作者”單向傳播的關系，而進入了整個社會文化的生態鏈條和環節，文藝也是社會公共文化的一部分，文藝創作為公共文化建設服務，文藝的高質量發展也決定著公共文化服務的質量。“作者—讀者—社會”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密，且形成了一個互動性更強的文化生態，可以說，隨著新大眾文藝的發展，不但會迎來人人會閱讀，人人會寫作，人人會批評，人人會表演，也人人會傳播，甚至可以說現在的文學很難被壟斷，也很難被遮蔽，所有人人都可以參與對文學的評價，對作家的評判也不再是專業文學機構或大學文學課堂的事情。在這種情形下，作家和藝術家僅僅沉湎于自我創作的境界，把創作看成個人行為，無疑很難做到與社會大眾生活相聯系，也很難做到與公共文化服務相結合，作家和藝術家都要有自覺的“讀者意識”或“接受意識”及公共文化服務的立場和姿態，也要有意識地以文藝創作、閱讀和批評的方式賦能社會文化，并參與公共文化建設。在美國，創意寫作開始學科化并實現社會化傳播后，就特別提倡為社會服務，甚至進入社區進行寫作服務，為社區老人開設家族史、個人史寫作培訓，為殘疾人和其他遇到生活困境的人提供療愈寫作課程，進中小學開展創意寫作課程，也進監獄為犯人開設非虛構和虛構寫作課程，幫助犯人走出認知困境和提供情感引導。在香港特區，不少作家也自覺進社會和中小學開展文學寫作服務。也正是創意寫作自覺承擔起為社會服務的角色，賦予了自身社會責任和人文關懷，于是，創意寫作迅速傳播和發展，不但影響了美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也促動了英國和澳大利亞等國的文化教育發展，在我國也發揮了重要的文化參與與建設作用。只有這樣，文藝才能真正發揮其社會服務功能，體現其社會服務價值。

二是文藝的文化創意價值。在大眾文化語境中，文學的生產、傳播與接受都受到市場規律和讀者需求的調適，文藝作品如果沒有市場，無法獲得讀者、觀眾和接受者的歡迎和肯定，就很難真正進入傳播流通環節，文藝作品也無法實現其市場價值和大眾文化產品應有的價值增殖。在大眾媒介語境中，大眾參與文學生產和傳播，大眾的閱讀和接受也反過來促進文學生產，共同構成了一個互動性、共生性很強的創造和創意系統。如電視的類型，“就是制作人與觀眾達成的某種共識。觀眾知道自己要了解什么內容。事實上，部分的愉悅在于知道類型的要求是什么，了解在類型框架下該節目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想弄清問題是如何解決的”12。如網絡文學的寫作就是按照網絡平臺的定位和網絡讀者的需求去進行的，網絡小說連載時，寫作者和讀者實時互動，幾乎每一部受到歡迎的作品都有讀者的參與。不但網絡文學創作和批評受到讀者和受眾的影響，而且抖音、短視頻和網絡微電影、微短劇等新媒介文藝更加受到大眾的趣味及內容偏好的影響。但文藝作品要實現價值增殖，就需要突破類型常規，走出對讀者、觀眾的過分依賴，并增加創意形式和創意內涵，挖掘和再現大眾文藝本身蘊含的文化價值，形成真正的創意產品，且文藝作品的創意性也是大眾文藝想象力、創造力和創意自主性的生動體現，是大眾對文藝審美新追求的具體體現。因此文學作為創意文化一部分的文化身份，必須加以強化。在創意文化中，文學不僅僅提供了想象力和審美力的內涵，也提供了故事內核和文化的原創性、藝術的原創性。由新媒介和數智媒介傳播的文學，不但符合了大眾對優質文化的需求，也會帶來創意文化的體驗。隨著文化強國、教育強國和全民閱讀政策的推進，以及創意寫作的學科化和創意寫作的社會化傳播與擴展，文學更加發揮了其創意文化核心部分的功能，在創意思維、想象力激發和創造力培育方面發揮著其他文藝類別難以替代的作用。

三是文藝的思想引領價值。文藝自誕生始，就不自覺和自覺地承擔了教育教化和文化熏染功能。薄伽丘認為詩是藝術的創造。詩的來源是優秀的談吐，詩意味著優秀的語言風格。詩是最美的語言藝術，其產生與表達帶有崇高的天性。13賀拉斯在《詩藝》中就認為詩人教化野蠻的民族，訂立文明的法則。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認為，“詩人的世界是對現實世界的重新審視，是人的意識對‘事物的本來樣子’的重新建構”14。雪萊認為，“詩人是那些想像并表達這種不可摧毀的秩序的人，他們創造了語言、音樂、舞蹈、建筑、雕塑以及繪畫，他們是法律的制定者、文明社會的建立者、生活藝術的發明者”15。在口傳媒介時代，會講故事的人和游吟詩人就是教育家、思想家，他們講故事或游吟歌謠的方式傳遞基本的認識，參與社會交往，也傳播和建構人類最初的美德規范。民間故事，尤其是民間童話中宣揚的“善惡主題”就是口傳媒介時代文藝的教化功能的體現。在現代印刷媒介時代，文學的語言價值、審美價值、社會價值和思想價值更為突出，而且文藝不但滿足文學教育和大眾閱讀的需要，還促進人文精神的構建和社會風俗的優化。現代學校教育和語文教育就是在印刷媒介時代開始的，現代文學也直接參與了現代語言啟蒙，參與了基礎語文的奠基。現代經典的確立也是在印刷媒介時代借助大眾閱讀和學校文學教育而開始的，如果沒有現代學校教育，尤其是現代文學教育、語文教育，古今人文經典是很難被確立的。在新的大眾文化語境里，多元話語的表達和多模態的敘事使得文藝更加具有受眾親和力、生活的適配性和對大眾日常生活的干預力。尤其是短視頻、微短劇、抖音、視頻直播等新媒介文藝形態具有輻射力和大眾性，且這些文藝樣式都極力追求“流量”，以粉絲評價取代了專業評價，還帶來了媒介倫理和文藝倫理的新問題，因此，文藝的思想引領力不可忽視，甚至要著意加強。如何增強文藝的思想引領力，就需要文藝創作增強主體性，增強對社會現實的關注，文藝創作要反映時代和現實生活，還要在保持個性化多元化之時講述中國故事，同時，反映與大眾的文化需求最直接的問題，并表現最基本的主題，關注人和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全面提升人的觀念，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和人類的文明進步。

結 語

梅羅維茨提出了“新媒介，新場景”和“新媒介，新行為”，他認為，“信息傳遞是社會狀態的基本元素”16。尼爾·波茲曼指出，“媒介的獨特之處在于，雖然它指導著我們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這種介入卻往往不為人所注意”17。無疑，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新媒介在新技術條件下也在發生變革，如技術的迭代就直接導致了ChatGPT的更新，與新媒介與數智媒介相適應的文藝生產模式與機制也在發生變化，文藝的樣態、形態、主題內涵和社會功能都隨之改變化。在新的大眾媒介文化語境中，文藝的大眾化又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左翼作家提出的“文藝大眾化”，強調作家必須深入群眾，和工農兵大眾相結合。新時代的“文藝大眾化”依然要深入群眾，深入生活，表現現實，書寫時代，但文藝無論是生產、傳播和接受，還是其他方面都發生了極大的改變，且新時代的媒介環境的變化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普及，勢必賦予社會生活新的形式和新的內容，作家所面對的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形勢新挑戰。因而身處人工智能技術導引下的數智媒介環境，我們一方面要確認“新媒介，新行為，新思想，新文化”的現實，另一方面要研究新質生產力帶來的新問題和新機遇。相信在新大眾媒介文化語境下，文藝的大眾化和大眾文藝的生產將塑造更新的文化景觀，文藝的媒介融合性和社會參與性將會不斷增強，當然也會發生文藝邊界的擴展和文體形式的擴容，而文藝研究也將迎來新的課題，面臨話語更新與理論和方法論的創新。總之，在新的大眾媒介文化環境下，無論是大眾文藝的體裁、內涵和表現形式及傳播方式，還是大眾文化的思想及價值的提升等其他的理論與實踐問題，都需要我們站在新的媒介視角，從時代的需要和文化構建的角度去考量，去研究。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中國兒童文學分體史研究”（項目編號：23&ZD289）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4 16 [美]約書亞·梅羅維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肖志軍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14、15、48頁。

2 9 17 [美]尼爾·波茲曼：《童年的消逝》，吳燕莛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2、47、13頁。

3 12 [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龍比：《電視與社會》，張永喜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4頁。

5 [美]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時代》，范靜嘩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頁。

6 胡易容：《人工智能如何理解語言》，《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年10月16日。

7 殷杰：《生產式人工智能的主體性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24年第8期。

8 趙毅衡：《新批評：一種獨特的形式主義文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4頁。

10 鄭績：《新大眾文藝生產模式下的網絡熱梗》，《文藝報》2025年6月13日。

11 陳晉：《發展當代中國先進文化需要梳理的幾個問題》，《文藝報》2002年12月17日。

13 刁克利：《作者》，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頁。

14 15 [英]拉曼·塞爾登：《文學批評理論：從柏拉圖到現在》，劉象愚、陳永國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22頁。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