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應物兄》的美學風格特征在于喜顯而悲正隱，即喜劇性顯露而悲劇性和正劇性淡隱。它以雜綴諷喻體描繪當代儒林喜劇畫圖，應物兄正是其中一個有著復雜多變性格，將喜劇性、悲劇性和正劇性三者融為一體的串聯式人物。小說也寫有真正的落寞真君子形象，如蕓娘、何為、雙林、張子房等。同池大為呈現出對于知識分子性格激變的理性反思不同，應物兄展現出對于激變后當代知識分子雙重人格的反諷式叩問。小說在整體上體現“謔而不虐”的喜劇修辭，即嘲諷而不刻薄傷人。

關鍵詞：李洱 美學風格 喜悲融正 “謔而不虐”

新時代以來，一些作品在喜劇性風格方面作了有意義探索。長篇小說《應物兄》（2018）正是其中一部較少出現而又引人注目的諷刺小說類型，以喜劇性方式描繪當代中國社會學術圈浮躁功利亂象，讓人們重溫21世紀初濟州學術圈“三教九流”丑態。

一、諷刺小說今昔

閱讀這部小說，感覺其敘述者總是以旁觀視角，居高臨下、含而不露地描摹當代中國社會學術圈中的丑態、可笑或滑稽狀態。一方面，感覺它同此前有關文人群像的古典長篇小說《儒林外史》和現代長篇小說《圍城》（1947）之間應當存在某種聯系；另一方面，它同作家自己此前有關現代文人群像的長篇小說《花腔》（2002）之間也應當存在明顯的聯系。正是透過這兩方面聯系，我們可以梳理這部小說呈現出來的喜顯而悲正隱的美學風格特征及其究竟。

就前一方面來看，《應物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同《儒林外史》和《圍城》一道視為有關中國文人故事的諷刺小說：《儒林外史》以諷刺風格描寫范進和匡超人等一批歷盡艱辛方考取功名的秀才的窮酸相，可謂“窮極文人情態”1，魯迅評價其“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2，堪稱抵達中國古典諷刺小說高峰；《圍城》則諷刺性地描摹一群現代知識分子形象，如校長高松年圓滑世故、口是心非，流氓政客李梅亭卻在表面上顯得文質彬彬，歷史系主任韓學愈外表木訥而內心狡詐和不學無術，歷史系教授陸子瀟庸俗而淺薄等，從而不無道理地有著“新儒林外史”的聲譽；《應物兄》則是沿用同樣的諷刺風格去揭露當代文人的丑態，盡管顯得筆下留足了情面。不過，這三者之間在喜劇性的表現和內涵上又存在一些差異。

從喜劇性角度看，《儒林外史》帶有顯著的諷刺喜劇性小說特征，以犀利筆觸刻畫眾多儒林人物丑態，例如：不無集中和夸張地描寫范進中舉后的癲狂、嚴監生臨死前的吝嗇等場景，由此對封建科舉制度和儒林弊病作了辛辣諷刺和批判，而這種喜劇性背后還蘊含著對古代社會現實的深刻洞察和沉痛反思；同樣，《圍城》以幽默詼諧語言去描繪方鴻漸等現代知識分子在求學、愛情、事業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困窘，如描寫方鴻漸在留學歸來后的幾段感情糾葛都帶有戲劇性和諷刺意味，展現人生荒誕和無奈，其喜劇性更多的是對人生的調侃和無奈的苦笑；《應物兄》則通過描繪應物兄等當代文人在社會語境中的滑稽行為和遭遇來展現喜劇性，如刻畫文人在面對學術名利、社會關系等問題時的復雜心態和尷尬處境，以較為溫和的幽默方式揭示了現實與理想的差距，以及文人自身的弱點和困境。可見，《應物兄》同《儒林外史》和《圍城》一樣以喜劇性方式去描繪文人的社會境遇和尷尬狀態。

不過，同樣是在喜劇性上，三者之間也呈現某種差異：《儒林外史》的諷刺最為辛辣和深刻，對整個封建科舉制度和社會文化進行了全面批判，幾乎涵蓋古代儒林人物的種種丑態和劣跡；《圍城》的諷刺主要集中在現代知識分子群體生活和情感困境上，對人性弱點和人生無奈作了調侃；《應物兄》的諷刺相對溫和些，更注重勾勒當代文人在現實生活中的微妙處境和心理變化，其深度更多地體現在通過大量學術經典的旁征博引而對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中國當代文化和社會現象作了感性與理性相結合的反思。

可見，《應物兄》同《儒林外史》《圍城》一樣具有喜劇性特征，即都以文人故事為題材而反映其生活狀態和精神世界，但由于它們所處時代不同，作者的創作意圖和表現手法也有所差異，因此在喜劇性的呈現和主題內涵上各有去其側重點。

而就后一方面來看，《應物兄》同作家自己的《花腔》之間存在必然的緊密聯系。這表現在直接提到《花腔》中的主人公葛任，指出其外孫葛道宏正擔任濟州大學校長。葛任可以視為“個人”的諧音詞，這個人物身上應當融合了瞿秋白等眾多革命的現代知識分子人物，所以可以既是一個人，又同時可以成為中國現代歷史上成千上萬知識分子個人的代表。通過這一紐帶，《應物兄》就同此前的《花腔》產生了直接關聯。更主要的是，兩者在敘事手法、美學風格和題旨表達上都存在緊密聯系。在敘事手法上，都有多視角敘事特點：《花腔》通過白醫生、阿慶、老范三個人的回憶來共同塑造主人公葛任，從不同角度和立場講述故事，讓讀者自己去拼湊出葛任的形象和事件的真相，體現了巴赫金所謂“復調小說”的鮮明特點。《應物兄》同樣采用多重視角的敘事方式，即以應物兄視角為主，同時又通過他與周圍眾多人物的互動以及對各種事件的觀察和參與，展現出一個復雜多樣的復調世界。在美學風格上，同樣運用反諷式喜劇手法：《花腔》通過對歷史上人和事的戲謔性調侃，展現歷史的荒誕和人性的復雜，以看似輕松的方式揭示出嚴肅主題；《應物兄》也延續這種反諷風格，通過描寫濟州大學儒學研究院籌備過程中各方人物的種種行為，呈現出荒誕而又真實的社會景象。在題旨表達上，兩者共同關懷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花腔》中的葛任身處20世紀這個“革命世紀”中，有個人追求、民族擔當，但最終命運坎坷，其經歷反映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在歷史洪流中的掙扎和無奈；《應物兄》聚焦于當代知識分子或文人團體，展現這群知識分子在市場經濟浪潮和社會變革下遭遇的物質欲望沖擊、精神迷茫和前途困惑，以及在學術與現實、理想與利益之間的艱難抉擇。

帶著由《儒林外史》和《圍城》形成的古今文人百態圖像傳統來看《應物兄》，可以更清晰地感受到這部小說在中國藝術古今傳統綿延及其當代憂思上的獨特建樹。

二、雜綴諷喻體

作為喜悲融正風格在喜顯而悲正隱方面的一部力作，《應物兄》在總體美學風格上呈現出喜劇性。這首先可以從其語言形式或文體形式的喜劇性見出。正是從文體形式看，這部小說的獨特特點在于，由眾多學術引文、日常言語、地方方言和其他社會話語綜合構成一種雜多話語的鏈條整體，產生諷喻效果，簡稱雜綴諷喻體。雜綴，來自古漢語，本是指雜湊而成的詩文集，在這里是指把雜多文體片段連綴成篇。諷喻，雖然也有諷刺意味，但比普通諷刺更加委婉或含蓄。這樣，雜綴諷喻體是一種把雜多語言材料連綴起來而產生委婉諷刺效果的文體形式。這種雜綴諷喻體主要表現出幾方面特征：多線嵌套式復調敘事、滑稽場景模擬、用語仿擬、整體嘲諷。

這一雜綴諷喻體首先表現出多線嵌套式復調敘事特征。“復調”一詞來自巴赫金有關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分析。“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真正的復調——這確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長篇小說的基本特點”。在這里，“不是眾多性格和命運構成一個統一的客觀世界，在作者統一的意識支配下層層展開；這里恰是眾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識連同它們各自的世界，結合在某個統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間不發生融合”3。可見“復調小說”是指那種突破了歐洲獨白型小說的單一聲音構造模式而同時展現多種獨立聲音、獨立音調及其相互對話的綜合構造的新型小說。《應物兄》確實帶有這類“復調小說”一些特征，主要是有意識地把應物兄及其相關聯的喬木、程濟世、葛道宏、欒庭玉、費鳴、子貢、喬姍姍、季宗慈、朗月、陸空谷、蕓娘、何為、雙林院士、張子房、敬修己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線索都盡情匯入，不過，這些人物線索都不過是從本應當完整的人物故事整體上仿佛隨意切下的零碎而不完整的切片而已，它們共同拼綴成為多線交叉的復調構造。同時，在敘述這些人物線索時，總采取嵌套式敘述方式，即通過敘述一個人物而又即刻串聯起其他相關人物，宛如俄羅斯套娃一般層層疊加和膨脹起來。例如，應物兄在回憶在哈佛大學同程濟世先生的交往情景時，會順帶回憶起其他相關人和事，從而讓它們逐步連綴成一片，但又不是作為有機整體構造，而只是隨機的和零碎的拼貼而已。這使得整部小說中同時回蕩著多種獨立聲音、獨立音調的相互對話，讓讀者領略到學術圈的雜亂無序景觀。

而這種多線嵌套式復調敘事的最典范表現在于雜多語言之間的“對話”和“對話性”。按照巴赫金的觀察，“復調小說整個滲透著對話性。小說結構的所有成分之間，都存在著對話關系，也就是說如同對位旋律一樣相互對立著”4。巴赫金之所以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視為“復調小說”，就是由于其內部總是有著多種異質語言之間的激烈“對話”：“對話還向內部深入，滲進小說的每種語言中，把它變成雙聲語，滲進人物的每一手勢中，每一面部表情的變化中，使人物變得出語激動，若斷若續。”5就連那些看起來自言自語的個體獨白，其實也充滿“對話性”。《應物兄》也有著這樣的“對話性”。小說寫應物兄剛結婚時曾經同很多住戶一同住在一所名叫鐵檻胡同的大雜院里，那里的每個房間之間都墻薄而互不隔音，別人家做什么很容易知道。有次他從外面回家途中，“當他從那些煤球、灶臺之間穿過的時候，突然聽到一陣奇怪的聲音，是男人和女人激烈的喘氣聲。哦，有一對男女趁著別人上班在肆無忌憚地做愛。窗外的大雪或許給他們增添了某種樂趣，使他們更加貪戀對方溫暖的肉體。出于對他們私生活的尊重，他退出了院子。”他沒想到，半小時后那邊依然“激戰正酣。大雪中，對面一個屋頂被壓塌了。雪還在下，沙沙沙沙沙”6。更沒想到的是，他后來終于知道，那對“激戰正酣”的當事人原來正是妻子喬姍姍同她的英語教師（鄰居）。盛怒之下的他居然在他們面前表現得不露聲色。他在心里自我辯解說，之所以沒同妻子說穿和決裂，是由于“我不愿離婚。娶了喬姍姍，我已經夠倒霉了。如果我離了婚，喬姍姍嫁給誰，誰就會跟著倒霉，那不害人嗎？打碎了牙往肚里咽，是我的看家本領，是我的拿手戲”。同時，他在心里也不怨恨那位后來還成為“長江學者”的英語教師鄰居，“自己已經沒有一絲怨恨了。沒錯，他毀了我的婚姻、我的生活，但如果換個角度思考，這其實沒什么。哦，被騙總比自己去騙別人要好一些。被騙不需要承擔道德重負。如果我騙了別人，那道德重負會把我壓垮的”7。這樣一種毫無是非曲直原則的內心對話顯示了怎樣一種人格特征？聽來充滿滑稽感，讓讀者無法不對當代儒學家應物兄產生出極度的不解和鄙視。這種自我獨白的“對話性”特征讓人想到巴赫金的深刻洞悉：“拉斯柯爾尼科夫獨白語的驚人之處，在于它高度的內心對話性，在于它對其所想所說的一切，采取活躍的親自對話的態度。”8應物兄的上述自我獨白，正以一種“內心對話性”姿態，幫助他強行整理和協調自己的夫妻關系、家庭關系以及鄰居關系。

這種雜綴諷喻體其次表現為學術圈滑稽場景模擬，也就是以旁觀或俯視姿態去模仿和戲擬學術圈滑稽場景，讓讀者產生不屑和鄙視感。那些聲稱在學術上勤學苦鉆的知識分子，在學術研討會、日常生活交往等過程中的言行舉止常常滑稽可笑（不過他們的命運其實有著必然意義上的悲劇性）。小說寫應物兄在同一位美學教授發生爭吵期間竟在心中生出自嘲：“知識分子的一個臭毛病就是愛逞口舌之快，他對此雖然時時警醒，但還是未能免俗。”自嘲后仍然接著爭“口舌之快”，在被蕓娘勸阻后仍不甘心，免不了繼續在心里暗自作辛辣的嘲諷：“我完全可以想象，他的寫字臺上同時攤著一本又一本的美學史，中國的、德國的、意大利的、日本的，老版本的、最老版本的，新版本的、最新版本的，還有一本是他自己的。他分別用鎮紙壓著，然后就開始拼湊、炮制最新的美學史了。他每年都要出本書，每本書都在四百頁左右厚如秦磚，賣廢品的時候很壓秤的。”9被應物兄嘲諷的美學家儼然是批量生產線上的組裝者，根本沒有學者應有的原創素養和創新習慣。還寫魯迅研究專家吳鎮為了討好海外儒學大師程濟世，不惜溜須拍馬到極致，搖身一變而成為更時髦的儒學專家，成功地被校長內定為儒學研究院領導班子成員。

這種雜綴諷喻體還表現在，小說的主要用語通過仿擬而產生喜劇性，即用語仿擬。用語仿擬是說對于歷史上的經典話語加以仿擬而產生喜劇性。《應物兄》的書名和學者綽號命名都帶有仿擬效果。從小說敘述可知，“應物”一詞可以溯源到歐陽修《道無常名說》中的“無常以應物為功，有常以執道為本”之說，只是應物兄自認為“既應物又執道”；也可以追溯到《晉書·外戚傳·王濛》中的“虛己應物，恕而后行”，即虛心順應事物、以寬容態度然后再行動；當然還可以追溯到《史記·太史公自序》的“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要求做事順應外物變化。應物兄從美國訪學歸來出版的專著，原名為《〈論語〉與當代人的精神處境》，但出版時被出版商季宗慈擅自改為《孔子是條“喪家狗”》而流傳甚廣，而同時他本人的署名“應物”也被誤改為“應物兄”了。這個開頭為整本書定下荒誕基調。書中一些學者的綽號和筆名也頗具喜劇性。哈佛大學東亞研究名家儒學大師取名程濟世，“濟世”正是儒學信條之一。其弟子黃興綽號為“子貢”，出門從商還帶一只驢子（后來變成帶白馬），顯示程濟世本人已經以當代孔子自居了。應物兄的導師兼岳父喬木先生，其名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喬”在古漢語中有高大的意思。《詩經·小雅·伐木》有“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說文解字》解釋“喬”字：“喬，高而曲也。從夭，從高省。”形象地描繪喬木的高大且枝干曲折形態。屈原研究專家伯庸由《離騷》首句“朕皇考曰伯庸”而得名。這些環節和細節都增加了小說的仿擬性喜劇氛圍。

這種雜綴諷喻體也體現在整體嘲諷上，包括冷嘲熱諷和自嘲。小說運用諷喻手法，對當代社會現實，特別是學術圈亂象和人性弱點進行了批判和反思。通過對冠冕堂皇的言行的反向敘述，揭示出背后的虛偽和荒謬，讓讀者在笑聲中感受現實的無奈和悲哀。一些學術研討會，表面上是嚴肅的學術交流，實際上是各種利益紛爭和鬧劇，這種諷喻讓讀者可以對當代現實產生更深刻認識。關鍵在于，小說諷喻的鋒芒所向，首先是作為形式主人公的應物兄，然后才是通過他而指向包括當代知識分子在內的所有人，也就是首先是自嘲，然后才是嘲諷他人。應物兄在整體人設上存在下列幾方面特征：一是其身份為在儒學上建樹豐碩、有著國內外學術聲譽的當代儒學家；二是其理想目標為以孔子為楷模，自覺承擔儒學的當代傳承和弘揚使命；三是其言行特征為讓高遠理想同現實環境需要相結合，作為濟州大學“太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實際負責調配各方資源而承擔籌建任務；四是其人格構成上既有完美人格追求，又有致命的倫理缺陷，主要是由于他同妻子喬姍姍的婚姻相當于是導師喬木先生包辦的，妻子對他本無真愛，婚后又長時間冷戰和分居，產生出從非婚異性中獲取補償的人格漏洞，其言行舉止早已非“真君子”了。應物兄本人在面對現實生活困境和無奈選擇時常常流露自嘲態度。通過其自嘲，小說得以對當代學術圈的被敘述人物都生出整體上的自嘲效果。

三、當代儒林喜劇

當文體形式上的雜綴諷喻體已經構建起諷喻形式感后，被諷喻的當代學術圈人物就必然更凸顯出喜劇性，這就產生出當代儒林喜劇的整體效果。概括地講，《應物兄》以形式主人公應物兄為敘事中心，串聯起三代知識分子的零散喜劇故事片段：其第一代為師長輩的姚鼐、程濟世、喬木、何為、雙林、張子房等，還可上溯到師爺輩的聞一多先生；其第二代為中間一代，即同輩華學明、汪居常、敬修己、葛道宏、欒庭玉、鄔學勤、季宗慈等；其第三代為自己的晚輩如費鳴、鄧林、易藝藝、孟昭華、張明亮等。這是一條近乎完整的近百余年知識分子代際傳承脈絡，一幅當代儒林全景圖。從這三代知識分子演變軌跡看，他們的精神世界呈現出一代不如一代的下滑頹勢，恰如應物兄說的話：“在八十年代學術是個夢想，在九十年代學術是個事業，到了二十一世紀學術就是個飯碗。”盡管應物兄自己還有著“我們現在要搞的這個儒學研究院，既是夢想，又是事業，又是飯碗，金飯碗”的主觀抱負，但客觀現實是注定了由不得他個人的。

小說學術圈地位和影響力最高者非程濟世莫屬。他濟州本土出身，國民黨抗日名將程會賢之子，程會賢在濟州市市長任上時創辦濟州大學并親自兼任創校校長。程濟世身為哈佛大學知名教授并主掌全球儒學研究話語權，其地位和聲望可謂備受全球儒學界矚目。而整部小說敘事的核心情節就是濟州大學全力邀請他回來主掌籌建中的“太和研究院”。很少有人想象到，這位看似光芒四射的當代全球頂尖儒學家，其人格構成卻是“偽君子”，至少有著言行悖逆的嚴重的人格缺陷。他名義上回家鄉籌建以振興儒學為宗旨的儒學研究院，其實不過是為了私人懷舊感的滿足。小說寫他這樣對應物兄和子貢等弟子說：“濟州的仁德丸子，天下第一。北京的四喜丸子，別人都說好，我卻吃不出個好來。名字我就不喜歡。何謂四喜？不過是沾沾自喜。儒家、儒學家，何時何地，都不得沾沾自喜。何為沾沾自喜？見賢不思齊，見不賢則譏之，是謂沾沾自喜。五十步笑百步，是謂沾沾自喜。還是仁德丸子好。名字好，味道也好。仁德丸子要放在荷葉上，清香可口。仁德丸子，天下第一。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精細莫過仁德丸子。應物，回去就跟葛先生講奔著仁德丸子，老夫也要回濟州。”10這段被應物兄視為“道器并重”，從而趕緊整理成文呈報葛道宏校長的至理名言，初讀起來似乎令人無法不感動，但一旦聯系上下文中程濟世的整體人格狀況，就無法不產生一種反諷式印象：他本人的“仁德”并重的“儒學大師”外表難掩其“偽君子”“假道學”本相，而其子程剛篤更是玩世不恭、濫交女友、不負責任的“癮君子”。他堅持按上述記憶中的原址重建太和研究院，要求找到他兒時生活的街道、院落、食物和“濟哥”（蟈蟈）等，為此不惜耗費人力物力，勞民又傷財，引發民怨。濟州方面為滿足他，由副省長欒庭玉、濟州大學校長葛道宏牽頭組織，生命科學院華學明院長為讓已絕種的濟州蟈蟈再生而耗費掉科研經費數千萬元，終于從蟲卵中培育出“濟哥”。當他后來發現滿山遍野的野生蟈蟈時，幾乎要瘋掉。程濟世無法讓人感受到他作為當代大儒的愛民濟世美德。他到香港講學時同崇拜自己的年輕女學人譚淳發生“一夜情”，之后便將其拋諸腦后，沒想到后者即懷孕生子。程濟世收養兒子后取名程剛篤，卻不加調教，縱使其為所欲為，先后同珍妮和易藝藝等濫交和吸毒，讓她們分別生下有毛病的后代（珍妮的孩子有三條腿，易藝藝的孩子也有問題）。這樣一位當代儒學大師都是“偽君子”，一代不如一代地爛下去，那么當代儒學界還能幸免嗎？

應物兄周圍的學者也不乏這類人物。他的導師喬木深諳學術規則及潛規則，為人圓滑世故，善于勾兌各種關系。對于女兒姍姍的叛逆乃至分裂人格以及同女婿應物兄的情感和婚姻狀況心知肚明，但佯裝不知地讓他們繼續演下去，自欺欺人。應物兄的同學欒庭玉副省長，外表公而忘私，暗地里損公肥私，結果被妻子豆花拼命舉報。出版商季宗慈為了牟利而不擇手段。電臺主持人朗月為了見到程濟世而不惜慷慨大方地向應物兄出賣肉體。應物兄弟子兼同事費鳴等，也有其圓通而世故的搞關系本領。費鳴的性格特點表現為：一是圓滑世故，在官場和學術圈如魚得水，看風使舵，見利忘義；二是功利心強，將學術視為晉升階梯，追求學術成果是為了滿足權力欲望和物質需求，喪失道德底線；三是虛偽做作，表面對學術充滿熱情，內心有著自己的小算盤，實足的假道學。同費鳴的主客觀完全沉淪相比，應物兄則有著主觀上良知未泯而客觀上沉淪的悖逆人格。費鳴的存在及其日常言行，赫然成為應物兄的一面鏡像：既代表他沉淪于其中的同一環境因素和同行者，又代表同他不一樣而相對照的徹底沉淪的人物。就連小說中的完美人物蕓娘教授，也對曾經求自己為他美言當校學術委員會委員的魯迅研究專家、自己研究生的丈夫鄭樹森教授調侃說：“都說一個人身處逆境的時候，才會和魯迅相遇。你們呢，一個個身處順境，順得不得了，大都處在教授級別的上游，還這么愛魯迅，所以只能讓人更加佩服。我看‘魯研界’最近還特別喜歡談‘現代性’，說它有五副面孔。這屬于現代性的哪副面孔？”11這里的“現代性”及“五副面孔”，其實是在暗引當時中國學界流行的美國學者馬泰·卡林奈斯庫著《現代性的五副面孔》一書。這席話犀利而不留情面地嘲諷了那些缺乏自主性而只顧趕時髦的學者，說得后者連忙說“讓你笑話了。樹森一定改”。

小說還接著敘述被蕓娘請來交流佛學的慈恩寺和尚釋延源，居然還俗過，甚至在回到慈恩寺后又曾多次想再次還俗，所以提前仿照歐陽修“六一居士”名號而給自己取了“五一居士”這個還俗后名號。這難免讓鄭樹森驚呼“出家，還俗，再出家，再還俗？你們還可以這么搞？”釋延源坦然解釋說：“若自感不能精進，便可請乞舍戒還俗。若看僧人丑惡而退失信心，也可還俗。脫下僧裝，以另外一種方式修行，如何不可？可以的。”應物兄對此評論說，“釋延源與其說是個和尚，不如說是個隱士”。還說“居士”在《禮記》中就含有隱士、高人、山人、奇人之意。12這里既對當代社會流行的文人雅士、佛學、修行等時尚潮流做了調侃，更暴露出人們信仰喪失和錯亂的危機。

小說中描繪的這出當代儒林喜劇，確實有其獨特的引人入勝處：程濟世魂牽夢縈的昔日老宅子，經多方考證后被確定為程宅，由子貢、陳董、鐵梳子三方投資成立太和投資集團而作全面開發，順建程宅和太和儒學研究院。當年的小偷唐風搖身一變而以風水大師身份來分一杯羹。自此，籌建中的太和儒學研究院權力就引來眾人爭奪：葛道宏為在校辦任用喬引娣而將原秘書費鳴推來當院長助理；常務副省長梁招塵推薦學術無品、全靠溜須拍馬的教授吳鎮做副院長；即將退休的濟州大學副校長董松齡硬擠進來當執行院長；同性戀者敬修己（郟象愚）由程濟世力薦做副院長；工程承包商雷山巴想將雙胞胎姐妹情人中的一個塞進研究院。這個“招蜂引蝶”工程項目草率完工后，桃都山集團老板鐵梳子的外籍情人卡爾文因病被遣返，卻在外發文檢舉濟州大學工程項目中鐵梳子賄賂欒庭玉鑄金“俄羅斯套娃”等黑幕，導致欒庭玉被雙規，卡爾文自殺。應物兄在不經意間再次去到曾經多次路過的大雜院時，發現那就是程濟世說的兒時舊宅旁仁德路，不過已變成只能側身通過的小巷。而程先生兒時玩伴燈兒仍在人世，就是居住在大雜院深處的那位有著不凡氣度、宛若“退休的知識女性”的曲燈老人。這一系列以太和儒學研究院為中心的人事變動，勾勒出當代學術圈的一幅幅滑稽畫卷，在喜劇氛圍中揭示學術界的丑陋嘴臉。

四、應物兄其人

當應物兄周圍的如上人物，都不同程度地陷落在現實商業大潮中時，應物兄自己必然也無法守身如玉，而選擇了審時度勢、隨波逐流、距離同流合污也不遠了。確切點說，應物兄是一個有著復雜多變性格，將喜劇性、悲劇性和正劇性三者融為一體的串聯式人物。

他本是一位有較深學術功底和儒學傳承愿望的純正學者，攜帶改革開放時代初期那種正劇品質，特別是海外學成歸來充滿儒學文化傳承的宏大抱負。他向自己曾經的“夢中情人”陸空谷這樣解釋早年從中國詩學研究轉向儒學的轉變經歷說：“每一個對時代做出思考的人，都會與孔子相遇。孔子不同于那些識時務的小人，但他理解那些小人并試圖影響他們。所以孔子是一個溫和的人。我也是個溫和的人，孔子把自我身心的修行，看成是一個不會終結的過程，它敞開著。”13他認為孔子即便遭遇“無家可歸”的“喪家犬”宿命，也并不退縮：“每一個對時代做出嚴肅思考的人，都不得不與那種無家可歸之感抗衡。”不過，這位抱負宏大的當代儒學家隨后卻在1990年代以來現實功名利祿和商業環境下，逐漸迷失和扭曲自我，沾染上讓人生厭的滑稽感。到頭來，隨著一系列現實事件的發生，如留學生卡爾文檢舉濟州大學項目內幕導致副省長欒庭玉被雙規、葛道宏被調離，“太和集團”崩潰，他所投身于其中的太和研究院這個文化泡沫也歷經波折而破裂，導致他起初矢志追求的儒學復興大業遇挫，他本人也出了車禍而生死未卜，從而展現出純正學術人格在現實中毀滅的令人同情的悲劇性。

小說在具體敘述應物兄言行舉止時，始終讓喜悲正三者交融到一起。不妨舉一些例子如下。一是敘述他主觀上嚴謹的自我修養要求在現實中遭遇挫折。他謹遵恩師兼岳父喬木的教誨，謹言慎行，公開場合盡量少說為佳，但發現一旦不說話腦子就仿佛停止運行一般。后來在鏡湖邊散步時“發明”一種辦法：可以把話說出來但又不讓他人聽到，既讓舌頭痛快、腦子轉動又不至于惹是生非，在他人感覺嚴謹沉穩。這使得他在睡夢中自我對話后常常感覺口干舌燥，所以睡覺時總是在床邊放置兩杯水以備急需，而且旅行時也總是帶著一只水杯和一瓶礦泉水。這種抑制對外表達渴望與強推內心隱秘對話之間的奇特言語關系，在表面的滑稽中透出他在適應環境與表達自我之間的無奈掙扎，荒誕中含有悲劇性。

二是他雖然有著自我反思能力但又深感無力改變現實。他本來是書齋學者，在商業大潮中經過出版商季宗慈的精心宣傳和包裝后，居然變成為文化時尚人物。《應物兄》上部寫他一大圈跑下來，在濟州市上街已離不開墨鏡了。有次到一家商場后，“剛走出電梯，突然聽到有個熟悉的聲音在說話，卻想不起來那人是誰。更奇怪的是，那個人好像同時在不同的地方說話，有的配著音樂，有的配著掌聲。……他看到不同品牌的電視機同時開著，一個人正在里面講話”。當他發現那個人正是他自己時驚訝不已。隨后還寫他發現自己居然可以同時出現在不同電視頻道里：在生活頻道身穿高領毛衣講孔子的待人接物之道；在新聞頻道著唐裝而講鳳凰嶺慈恩寺申遺；在購物頻道身穿雨披講精品購物一條街，身旁簇擁著舞獅隊員、相聲和小品演員們；還到考古現場講文物保護，神情活像個牧師。這樣下來，他不禁“想起來自己曾經在電臺諷刺過的心得和中天揚，說他們好像無所不知，就像是站在歷史和現實、正劇和喜劇、傳說和新聞、宗教與世俗的交會點上發言，就像同時踏入了幾條河流，會不會也有人這么諷刺我呢？”一個曾經的自我要求嚴謹的當代儒學學者，轉眼間卻活成了自己曾經諷刺過的電視時尚達人模樣，可想而知這副滑稽嘴臉。而滑稽之后，則是他對于自我的深深的悲涼、悲憫之感，而又深感無奈。

三是描述他在現實生活中表現得圓滑世故，言不由衷，內心處在分裂狀態。開頭寫他接到葛道宏校長的讓費鳴加入儒學研究院的指令時，心中對此反感和抗拒，因為費鳴曾經跟自己唱反調和作對，但說出口來的則是一套無可挑剔的歡迎說辭，隨后當導師喬木先生也向他提及費鳴時，同樣讓真實心思深藏不露。

四是寫他同異性的復雜關系。他同喬姍姍的戀愛和結婚，是由于后者私奔對象落空（同學敬修己不愛她）后，導師喬木先生委托姚鼐先生做媒的結果。由于此，喬姍姍并不愛他，夫妻生活伴隨爭吵、無奈及啼笑皆非。妻子習慣于只梳一半頭發而對另一半置之不理，任憑其披散著遮住臉嘴，并伴隨其冷笑，讓他不禁起雞皮疙瘩：“任何時候，只要一想到喬姍姍，他眼前首先出現的就是她的嘴巴。那是她的炮臺，從那里射出來的火炮能將他炸得血肉橫飛。……出現在他眼前的喬姍姍，經常是準備吵架、正在吵架或者剛吵完架的喬姍姍：唇線僵硬。同時嘴角朝兩邊拉開，向閃閃發亮的耳墜靠攏，與此同時那唇角的皺紋也就風起云涌。”14這樣的妻子形象記憶，集中顯示他在家庭生活上的頹敗和孤獨感。或許是作為一種情感補償方式，他對自己在美國結識的“夢中情人”陸空谷有著特殊情感，被她的美麗、優雅且富有才情深深吸引。他在與她的交往中內心產生了復雜情感，既有欣賞和傾慕，也有因現實阻礙而生出的糾結和無奈。“他想象著他們進了那個小木屋。天地如此狹小，他們膝蓋碰著膝蓋。他們擁抱著，他竟然忍不住哭泣了起來。他們哭泣著，接吻，做愛。一種沉甸甸的幸福，沉甸甸的果實般的幸福。他們心滿意足地貼著對方汗濕的身體。而木屋之外，松濤陣陣，不絕如縷。”15越是寫他同陸空谷的無望幻想，就越凸顯他的焦慮感。小說還通過寫他同電視臺主持人朗月的地下關系，直接標明他的儒者性格不完美，但也因此使他性格更立體和豐滿，顯示他同時是有著七情六欲、會在情感和道德邊緣掙扎的普通文人。由此看，小說有意識地沒有把應物兄性格理想化，而是著力展示他從理想化儒學家到悖逆式人格或雙重人格化身的現實處境。

不過，小說在這種喜劇性設計中還是浸透著一種不易察覺的較為隱蔽的悲劇感，同時也投寄了某種更加不確定的正劇精神。這主要表現在：在幽默語言中著力刻畫應物兄、喬木、葛道宏、欒廷玉、費鳴、季宗慈、卡爾文等人物的言行分離、變形或扭曲等文人百態，同時也不忘記在其中散發某種悲劇性意味，當然也在這種喜悲交融中讓人想到某種可貴的正劇性在生長。

五、落寞真君子

作為應物兄和其他滑稽人物的對照，小說還寫了富于正劇精神并受到仰視的靈魂式人物，即兩位資深女學者。一位是天生麗質而又風度優雅、極度睿智而又情感純真、令應物兄無限傾慕而又自知無力企及的哲學家蕓娘，在現象學和語言哲學上建樹豐厚，又對傳統文化有精深研究，其外在美顏和內在美質一并引發應物兄和眾人傾慕，代表學界清流。不過，他同文德能和海陸之間有著特殊的情感纏繞：蕓娘和文德能彼此相愛，卻因命運捉弄而未能在一起，充滿無奈和遺憾；從德國留學回來的哲學家海陸苦追蕓娘兩年，最終也沒結果。

另一位女學者則是濟州大學古典學研究權威何為，她學術造詣深湛、情感豐富細膩，善于追溯學術源頭，對新儒家持否定態度，有著學術正直和反思精神。這兩位富于正劇性的女性學者的存在和影響力，標志著在小說所諷刺的當代儒林喜劇舞臺的邊緣，終于涌現出一抹亮色，投寄了學術應當按學術規律正常發展的正劇式希望和期待。

小說對正劇性人物雙林院士的刻畫，呈現出喜中含悲的效果。雙林院士是一位建樹卓越的核科學家，為了核事業而隱姓埋名于大漠深處，與家人長期分離，無法陪伴兒女成長，導致兒子充滿誤解和怨恨，還錯過妻子離世。當他后來有意識地想彌補親情時，卻發現永久錯過了。這樣有著嚴重缺憾的家庭生活，讓他的整個一生溢滿悲情。但正由于此，雙林院士憑借其堅守理想、執著科技、忘我奉獻精神而成為整部小說里洋溢正劇性的靈魂人物之一。不過，他的外貌和日常生活習慣都有點古怪：“僅是他的模樣就很有說頭，大禿瓢，像個葫蘆，因為還零星地支棱著幾根頭發，所以又像越冬后的土豆發了芽，臉上的皺紋都纖毫畢見，乍看就像八爪魚的觸須在四處蔓延，腦袋上汗津津的，又像是一頭剛浮出水面的海豹。”16他平時“不大說話，像一塊石頭”，就連校長安排他演講，到時也不愿上講臺。他還自覺追求一種古雅生活方式，如喜歡讀古詩詞，編了一本《適合中國兒童的古詩詞》，還堅持打算盤、寫毛筆字，仿佛一尊從古代“穿越”到當代的老古董，同周圍快節奏生活以及時尚潮形成鮮明反差。在處理生活瑣事時，他更是不諳世事，不善變通，得罪人而不自知。這樣的描寫突出了雙林院士的杰出科學家的正劇品格。

濟州大學教授張子房，作為一位正直而又有著現實關懷的經濟學家，代表老一輩知識分子的深厚學術積淀和理想主義情懷。他正直而又耿介，既清高和矜持又能冷靜處理大雜院中蕪雜事務，體現了經濟學家應有的將理想主義同現實俗務緊密結合起來的性格特征。他曾經在1990年代初被傳“瘋掉”，活著卻行蹤飄忽，很少有人見到他。他被發現住在物質條件簡陋的大雜院環境中，潛心亞當·斯密研究，安貧樂道，做扎實學問。同以上蕓娘、何為和雙林三人的高遠理想主義風范相比，他顯出了理想主義風范同現實土壤相結合的沉穩追求。

不過，小說中這些正劇式人物作為極少數人的存在和發揮作用，同正邪兼備而擅長融通的喬木、程濟世等現實儒者相比，畢竟顯得過于理想化、邊緣化和空洞，無法應對滾滾商業大潮的資本裹挾力和個體欲望橫生的扭曲力。應物兄空有“應物”的古典夢想而又不得不在現實中失足沉淪，遭遇嚴重的人格悖逆的折磨。

六、應物兄與池大為

應物兄這個人物，無法不讓人想到他之前十七年出現的小說《滄浪之水》（2001）中的池大為。應物兄和池大為都屬于知識分子或文化人形象，而兩人確實在性格、價值觀、人生經歷和社會環境應對方式等方面都存在明顯的異同點。

首先，兩人的人生經歷有異同。池大為在大學畢業進入衛生廳工作，從不諳世事的有著書生氣的辦事員逐漸轉變成精通官場規則、善于權謀、一路攀升的官員。應物兄則從儒學事業的純學術追求者轉變成各種復雜環境紛擾中的沉著應對者。

其次，兩人在性格特點上有同有異。池大為經歷了明顯的性格激變：早期懷揣1980年代知識分子特有的理想和清高，堅守道德底線和原則，不屑于迎合權勢，卻在單位里處處碰壁，就連處理家事時也動輒得咎；正是在經歷一系列生活挫折后，他逐漸變得圓滑、世故，學會利用以馬廳長為代表的各種關系和手段來為自己謀利益。同池大為前后期存在轉變相比，應物兄性格則復雜些：同時兼具知識分子的清高和入世的圓滑，既有內心的儒學熱忱和學術理想堅守，又能在現實社會需要時妥協、應酬和迎合，是一位擁有社會雙重人格的人物。這里的社會雙重人格，是指一個人在特定的社會現實境遇下生成和表現出多重身份或性格狀態，而且它們之間往往呈現矛盾或分裂狀態。例如應物兄既想追求純粹學術，又不得不周旋于現實社會名利場和商業大潮中。

再次，兩人在價值觀上也有異同。池大為雖然早期秉持知識分子傳統價值觀，認為尊嚴、道德和理想至關重要，不愿為物質利益和權力而放棄原則，但在結婚成家后迫于生活壓力和殘酷現實，價值觀發生動搖，認識到現實社會中的權力和地位才是改變生活環境和實現自身價值的關鍵因素，從而走上追求權力和物質利益的道路。應物兄始終對學術有著執著追求，將傳播和弘揚儒學文化視為自身使命，盡管同時在現實中不得不做出妥協。

最后，兩人對社會環境的應對方式也有異同。池大為前期選擇堅守自我，不向現實低頭，結果處處受挫，到后期改變策略，主動迎合社會規則和權力體系，通過攀附權貴、經營人際關系等手段，為自己創造晉升機會。應物兄找到一種折中方式，試圖在學術與世俗間建立平衡狀態。

總的看，應物兄和池大為都是在特定社會環境下成長和轉變的知識分子形象，他們的經歷反映了知識分子在面對現實生活壓力和誘惑時，內心的掙扎和選擇，以及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尋找平衡的艱難過程。兩人之間的一點顯著差異在于，池大為有著性格的前后激變，應物兄則是激變后的雙重人格擁有者。也就是說，池大為形象呈現出對于當代知識分子性格激變軌跡及其深層緣由的理性反思，應物兄則繼其之后展現出對于激變后當代知識分子雙重人格的反諷式叩問。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應物兄就相當于是池大為性格在新世紀社會境遇中發生激變后生長起來的雙重人格形象。從單一人格的前后激變型人物池大為，到兼具雙重人格者應物兄，可以感受到時代變遷潮流驅動下的藝術形象變遷新趨勢。

結語：通向“謔而不虐”的喜劇修辭

這部小說通過應物兄形象及其他眾多人物形象的拼貼，集中凸顯喜悲融正的美學風格。進一步看，這種喜悲融正風格在這部小說里具體表現為“謔而不虐”喜劇修辭，即嘲諷而不刻薄傷人。這個詞語出自《詩經·衛風·淇奧》：“善戲謔兮，不為虐兮。”17“戲謔”是指開玩笑，“虐”是指刻薄傷人。“謔而不虐”是說開玩笑但不刻薄傷人。18這里借用“謔而不虐”一詞是想表述這樣的意思：以開玩笑方式嘲諷人而又不刻薄傷人，也就是既嘲諷了對象而又留有余地。

就這部小說來說，其“謔而不虐”的喜劇修辭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整體上以開玩笑方式去嘲諷人但又不粗暴無禮，從而顯出“謔而不虐”風格；另一方面是雖然主要描繪滑稽人物群像，但也注意描繪一些正面人物作為補救或彌補，由此而顯出“謔而不虐”特征。

就第一方面來說，小說敘述濟州大學儒學研究機構“太和研究院”籌建過程中眾多文人學者的行為舉止荒誕或滑稽。“子貢”敘述子貢（黃興）受恩師程濟世委托前來濟州大學洽談“太和研究院”籌建事宜，當四個人在葛道宏校長辦公室會談而眾多下屬（包括教授們）等候在會議室時，歷史學家汪居常產生出分享“二戰”蛋糕的開羅會議的感覺。會談后眾人跟隨主賓一行轉場逸夫樓時，應物兄發現，“當他放慢腳步的時候，排在他后面的人就會停下來，等著他。顯然，走路的次序無形中已經規定好了：子貢和葛道宏就應該在最前面，后面是李醫生和兩個保鏢。然后是鐵梳子、陳董、董松齡和敬修己。然后是他和汪居常。之后則是吳鎮、卡爾文，落在最后的是陸空谷和費鳴。他提醒后面的人跟上去，但他們一定要他走在前面”19。這樣看似自動形成的走路次序表明，當今學術圈已經變成人們有序地瓜分權益的權力場或官場了。這種“戲謔”化描述同樣達成既嘲諷而又留有余地的寬容效果。應物兄參加交通電臺“午夜訪談”節目時發現：“和眾多知識分子一樣，他也有一個習慣：那就是一到國外，就會變成一只狗，狗不嫌家貧，兒不嫌母丑，中國什么都是好的，容不得外人批評半句；但一回到國內，他變成了一只刺猬，看到不順眼的事情，就免不了說話帶刺。但這一天，面對著無數陌生的看不見的聽眾，他發現自己又從刺猬們變成了狗。”他諷刺說紐約的交通狀況比北京還糟：“不管從哪方面看，紐約都像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北京和上海。地球毀滅之前，紐約再也趕不上北京和上海了。”20這里通過國內與國外言談之間、平時言談與電臺訪談之間的強烈反差和夸張描寫，對當代知識分子心態和行為作了戲謔式諷刺，但又點到即止，留有余地，并沒有顯出刻薄傷人的架勢。

就另一方面看，這部小說雖然以開玩笑方式嘲諷當代學術圈亂象，讓包括應物兄、程濟世、喬木、葛道宏、欒庭玉、喬姍姍、敬修己、子貢、季宗慈、朗月等在內的學術圈眾多人物顯出了滑稽本相，但同時也刻畫出若干具備正面品質而又不幸遭遇悲劇命運的人物，如蕓娘、何為、雙林院士、張子房等，讓他們呈現為學術亂象中的冰清玉潔風景，從而促進小說在整體上達成“謔而不虐”效果。當喬木先生同雙林院士斗嘴時說他“你是樂、樂觀主義者，我是悲、悲觀主義者”時，后者當即反駁說“我不樂觀，也不悲觀。我不悲不喜”。在應物兄眼中，雙林院士的“不悲不喜”姿態頗像程濟世先生的“既悲觀又樂觀”。不過，“考慮到雙林院士的豐功偉績，他覺得雙林院士更像是一個范例，一個寓言，一個傳說，就像經書中的一個章節”21。這里以平易語句勾畫出一位學問深湛而又品德崇高的科學家形象。小說還寫經濟學家張子房先生，長期隱居市井大雜院，同普通市民相處而從現實的底層生活世界吸取經濟學大學問。在應物兄眼中呈現這樣的形象：“矍鑠而又渾濁，天真而又蒼老，疲憊而又熱忱。剛才一連串的追問，使他的唇角泛起了白沫。”同時，“有意思的是，他似乎還意識到了這一點，伸出舌尖將它沒收了。最有看頭的其實是他的發型：從頭頂到前額，他的頭發貼著頭皮，但是腦后的頭發卻高高地蓬起了，仿佛有某種力量來自上天，將它們拽了出去”22。這樣筆觸下的張子房先生，顯得臉上迷霧蒙蒙而雙眼炯炯有神，表情矍鑠而渾濁，神情天真而蒼老，神態疲憊而熱忱，前額頭發貼頭皮而腦后頭發高聳，呈現戲謔化悖逆特征。但正是他有著遠大而沉厚的暮年抱負：堅持身處大雜院而切身體察民情，奮力寫出中國版“國富論”：“只有住在這里，我才能夠寫出中國版的《國富論》。只有在這里，你才能夠體會到原汁原味的經濟、哲學、政治和社會實踐。只有在這里，你才能夠看見那些‘看不見的手’。”23張子房先生和雙林院士幾乎一樣，其外形固然有某種喜劇感，但其內核卻是實實在在的正劇品格，從而力促小說整體上呈現外喜而內正的美學風格。這類人物的存在和輻射力，足以說明這部小說產生了“謔而不虐”的喜劇修辭效果。

這種“謔而不虐”的喜劇修辭，在當前長篇小說創作中，同悲劇風格和正劇風格相比，屬于少見的美學風格，因此其出現本身就具有一種毋庸置疑的美學意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滿足讀者通過閱讀諷刺喜劇而在笑聲中冷峻審視當代社會現實的有欠缺或不完善方面的渴望。不過，與此同時，仔細地看，這種既想嘲諷而又不致刻薄的諷刺喜劇選擇，依據的是“既要……而又不要……”的穩妥或保險邏輯，穩則穩矣，但難免美學鋒芒收斂，棱角藏匿，不足以在讀者中產生真正犀利的或促人警醒的諷刺效果。這或許正是這種“謔而不虐”喜劇修辭在當代推演而必然付出的美學代價吧？期待未來，能有更富于力度和銳度的喜劇修辭生成。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大招標項目“‘兩個結合’與當代藝術理論創新研究”（項目編號：24ZD02）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程晉芳：《文木先生傳》，《吳敬梓集系年校注》，李漢秋、項東升校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566頁。

2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頁。

3 4 5 8 [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巴赫金全集》（第5卷），白春仁、顧亞玲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54、55、314頁。

6 7 11 12 22 23 李洱：《應物兄》（下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675、678、817、820、1133—1134、1140頁。

9 10 13 14 15 16 19 20 21 李洱：《應物兄》（上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93—294、171、454—455、181、163、132、827、35、134頁。

17 高亨：《詩經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9頁。

18 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6頁。

[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