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北京”在徐則臣的小說世界中具有重要的結構功能與認知作用，他將不同面向的空間形態重新定義或打亂組合，以此醞釀出差異化的個體敘事與精神話語的復雜語境。這其中，“都市幻象”與“愛情故事”是最為引人注目的兩個維度。徐則臣通過“都市幻象”建構出自己的“都市民間”，其根本意圖在于以“平視”的視角與“反復”的手法揭示出表面上欣欣向榮的現代生活，卻也隱藏著不為人知的層層褶皺，以此傳遞出作者對“北京”的主體想象與空間反思。而在他的“愛情故事”中，無論是“浪漫之愛”還是“愚昧之愛”，無論是“完美之愛”還是“伴侶之愛”，女主人公都拒絕“他者”的世俗規約與男性的肆意“消費”，在做出主動選擇的同時實現了自我成長與精神自洽。

關鍵詞：徐則臣 中短篇小說 北京書寫 都市幻象 愛情故事

對徐則臣而言，“北京”這一都市形象既是地理空間也是文學空間，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學形式和文學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續不斷的雙重建構”1。因此，“北京”敘事空間的塑造為徐則臣的一類中短篇小說閾定了形式上的美學規范，為俗世人生的發生、發展提供著實時的社會背景與生活資料。在徐則臣看來，“北京”空間具有重要的結構性功能與認知性作用，在反思“失語都市”與“狹隘都市”的基礎上，不同面向的空間形態被重新定義或打亂組合，以此醞釀出差異化的個體敘事或精神話語的復雜語境，它既是夢想圖騰與欲望溝壑相互糾葛頡頏的容器，又承載著主體自我體認的鏡像性觀照，表現出人性異化、情感危機、道路選擇等多重意義，而這其中又以“都市幻象”與“愛情故事”最為發人深省。

一切的意義起源于徐則臣在這類小說中借助“北京”織就的種種幻象。他毫不猶豫地讓小說人物一腳踏進表面光鮮亮麗、極富質感的都市場域，在他們近距離瞻仰這座水泥森林的峻拔偉岸的同時，卻也發現自己早已身處一座光怪陸離的“人類動物園”2之中，人人帶有假面的雄心壯志或勃發意志實則掩蓋著疲憊、漫漶、六神無主的精神暗影，現代規則與都市倫理肆無忌憚地重新劃分朋友圈與交際網，魅惑與惶恐之下，艷羨與驚駭之中，“工具理性”與“交往理性”孰輕孰重、孰優孰劣早已曖昧不清。孟繁華在討論當代都市文學時曾指出：“在鄉村文明崩潰的同時，一個新的文明正在崛起。這個新的文明我們暫時還很難命名。這是與都市文明密切相關又不盡相同的一種文明，是多種文化雜糅交匯的一種文明”3。正是這種帶有“城市”與“鄉土”重層氣質的文明形態引發了徐則臣對都市幻象的思考，他借助文學直言不諱，充斥著欲望與幻想的現代生活對單純傳統的人格儀范極具殺傷力與顛覆性，其批判指向直抵消費時代下的精神癥候。

弗朗西斯·培根在延續柏拉圖的“囚徒困境”話題時提出了著名的“四假象”理論，本意在于對中世紀的經院哲學與宗教思維展開反思與批判，以便為科學與經驗的真相撥開認知的迷霧并打破主體關聯的幻覺。無獨有偶，在徐則臣有關北京書寫的中短篇小說作品中，都市幻象的表述也和種種“假象”密切相關，這些“假象”甚至已成為串聯起這些小說的一種鮮明的敘事線索，時時昭示著它對人們的誘惑與吞噬。

培根指出，族類假象主要植基于人這一族或這一類中。不論感官或心靈的一切覺知總是依個人的量尺而不是依宇宙的量尺，而人類理解力則正如一面凸凹鏡，它接受光線不規則，于是就因在反映事物時摻入了它自己的性質而使得事物的性質變形和褪色。4因此，族類假象的出現并不源自種族的差異，關鍵仍在于人或者更準確地說在于“集體”。在某些傳統影響和文化熏陶的情境之下，集體的主動轉型簡單而純粹，他們相信、接受、依賴，甚至產生信仰，繼而在集體無意識中生發出一個個“原型”。不難發現，徐則臣小說中的北漂族群在奔赴北京前或剛到北京后都帶有這種集體無意識。如《啊，北京》中的邊紅旗，他辭去教職離開故鄉小鎮，第一次來到北京后由于和自己的遠房親戚聯系不上，一個人孤獨地行走在半夜三更的馬路上，“但是感覺很好，滿肚子都是詩人的情懷，覺得路燈下的影子也是詩人的影子。然后他來到天安門前，見到毛主席的巨幅畫像時，眼淚又下來了。從小就唱《我愛北京天安門》，現在竟然就在眼前了，像做夢一樣。他趴在金水橋的欄桿上，看見自己的眼淚掉進了水里，泛起美麗精致的漣漪”。再如《跑步穿過中關村》中的敦煌，剛來北京時，為了趕去看升旗，凌晨四點就爬起來，那天大霧，但他就是忍不住要去看。平時的“夢里除了數不完的錢，就是迎風飄揚的國旗，他能聽見儀仗隊咔嚓咔嚓的腳步聲整齊劃一地經過他的夢境”。應該說，此時的北京不僅具備國際大都市的空間屬性，更是在政治、文化、人文精神加持下的首善之都，人們對它的眺望與凝視是在歷史歲月的磨礪中不斷累積與疊加的。其中滲透著國人的認同感、歸屬感與自豪感。這種心理認知是真摯的、動人的，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小說人物在麻木與沉淪的過程中依然保留內心的人性微光起到了積極的指引作用，只是邊紅旗錯把這種認知當成了自己“闖進了世界的大生活里”的工具，而敦煌則直接把它與“數不完的錢”做了勾連。因此，當這種集體無意識“被動”的與形而下的物質需求和虛榮心態相結合時，才對這些北漂群體形成了族類假象。只是這種自欺欺人式的優越感維持得并不長久也不穩固，宏偉廟堂的幻境畢竟距離他們太過遙遠，也無法成為他們逃避現實的庇佑之傘，都市邊緣的處境倒是隨之而來尾大不掉不掉，成為泥淖一般的存在逐漸將其吞噬。此般重壓之下，北京在他們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但他們于北京似乎一絲痕跡也不曾留下，最終只能像邊紅旗一樣，“發現北京實際上一直都不認識自己，他是北京的陌生人，局外人”。

相較于族類假象的“集體”性特征，洞穴假象是各個人的假象。因為每一個人都各有其自己的洞穴，使自然之光曲折和變色。這個洞穴的形成，或是由于個人固有的本性，或是由于個人教育及人際交往，或是由于閱讀引發的權威性崇拜，又或是由于各種內心感應刺激而成。5因此，洞穴假象主要源于個體的性格養成和認知建構，由于遺傳性因素和非遺傳性因素的共同介入，洞穴假象在每個個體身上呈現出差異性與豐富性的特點。值得注意的是，在徐則臣的北京書寫中，他在將這類洞穴假象通過男女人物的復雜關系加以表現的同時，又做了一種同質化的處理，試圖以此凸顯出城與鄉之間的某種混構與抵牾。在《啊，北京》中，已婚的邊紅旗來京后不久和房東女兒沈丹談起戀愛，在與沈丹“夫唱婦隨”的日子里，邊紅旗好像真的愛上了這個北京女孩，沈丹也一心要嫁給他，并一直催促他回老家離婚。但邊紅旗無論下了多大的決心，當他想到或看到自己單純善良的妻子時，內心只剩下愧疚和不舍。實際上，邊紅旗對沈丹的歡愛也來自對妻子的“移情”，他對沈丹的感受是“他喜歡這種嫻靜的平和的女人的味道，他老婆就是這樣的人，處處都像一個女人”。同樣，在《跑步穿過中關村》中，敦煌先是碰到了時時念叨想要返回老家結婚生子的夏小容，后又遇到了即使漂泊無定也要在北京混生活的七寶，他喜歡這兩個女人也愿意以生命相護，但她們的不同人生選擇常常讓敦煌進退失據、徘徊不前。再如《天上人間》中的陳子午，緣于對初戀女友離他而去的介懷，他以齷齪的嫖娼舉動選擇了一種另類懲罰或情感發泄，隨后在拒絕了初戀女友的復合請求后決定要找一個北京女孩，聞敬的出現填補了他內心的空虛，滿足了虛榮，成為他向往北京的證明。幾部小說中，人物情感迷離之際都存在性行為的介入，邊紅旗在自己的出租房內和沈丹發生了關系，敦煌在租住的違規搭建的小棚屋和七寶有了肌膚之親，子午則是更為夸張地和聞敬在夜半時分的圓明園發生了“野合”之舉。法國學者喬治·巴塔耶曾在《色情史》一書中提出，在社會方面，我們自身的表現總是涉及以增長為目的的行為。但是，在性欲高漲的時刻，我們表現得恰恰相反：我們不假思索地耗費我們的力氣，無節制無益處地喪失大量的能量。這是因為我們只有在徒勞地消耗時才有真正的幸福，這是因為我們總是試圖確信我們的消費是無用的，感覺自己盡可能地遠離一個嚴肅的世界。6應該說，沈丹、七寶、聞敬們很明顯都是都市生活的象征，她們的身體誘惑和身份誘惑對邊紅旗、敦煌、子午們構成了強有力的洞穴假象，他們希望借助與這些女性的結合完成對都市在思維與情感上的融入，同時驅散內心深處拂拭不去的鄉土情結，讓他們“盡可能遠離那個嚴肅的世界”，從而完成在北京語境中的主體性轉換。然而假象終歸是假象，邊紅旗被捕入獄后還是遠在老家的邊嫂專程赴京繳納罰款把他領了出來；敦煌為了夏小容而被警察追捕，在逃跑的過程冥冥中他又跑回了夏小容身邊；子午為了讓聞敬能有一個體面的婚禮和幸福的生活，不惜以身試法最終慘死刀下。在這些小說的結尾，作者殘酷地戳破了縈繞于每個男主人公生活中的洞穴假象，似乎也在暗示，每一種三角戀情中的歡愛（沈丹、七寶、聞敬）與真愛（邊嫂、夏小容、初戀女友）都形成了地域對峙的隱喻關系，某個時刻，這種關系投置在這些小說人物身上，形成了兩種地方、兩種觀念在某一瞬間的疊合。情感危機中的身份游移，最終錨定于出走的故鄉，來處即歸處，這或許就是徐則臣給出的答案，也或許是他內心深處永久保留的一種生活的“溫度”。

“市場假象”取人們在市場中有往來交接之義。人們靠談話來聯系，而所利用的文字則是依照一般俗人的了解。因此，選用文字之失當害意就驚人地障礙著理解力。文字公然強制和統轄著理解力，并把人們岔引到無數空洞的爭論和無謂的幻想上去。7正是由于語言自身的模糊性、豐富性、歧義性等因素，以及能指所指的時常錯位，造成了人際交往中的市場假象。這里的語言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傳媒工具，是人與人在交往中試圖傳遞信息而實現“視域融合”的載體。但當語言的形式在特定的語境中失效后，就需要其他的工具加以替代。徐則臣曾在小說創作談中提及，“如果必須求同存異，那相同的只有一點，就是北京越來越復雜，越來越看不明白了，這個流動的大都市、首都、文化政治中心、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方向和目標、全球化里的大驛站大旅館，過去被指認的符號和符號系統功能空前失效”8。在亂花漸欲迷人眼的現實面前，任何一種固定的、傳統的符號系統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這就造成人對世界的認知與理解產生了無法回避的變異與錯亂。對于生活于北京的外省人、邊緣人，徐則臣對市場假象做了藝術化的改造，巧妙地借用“虛假”來繼續編織他們的都市幻象。《啊，北京》中的邊紅旗在“蹬三輪”的工作由于三輪被沒收而徹底結束后，做起了兜售假證的生意，日子竟然很快好過了。之后的邊紅旗豪言壯語：“到了北京我真覺得闖進了世界的大生活里頭了。這話是不是像把自己當個人物了？沒關系，隨你們怎么想，就是這樣。感覺看到了自己在世界上占據的那個點了，別人可能看不見我的那個點，可我自己看見了”。以假證為線，《跑步穿過中關村》似乎成為《啊，北京》的續集，敦煌因販賣假證被捕入獄，出獄后一個偶然機會下又干起了販賣盜版光盤的買賣。敦煌在倒賣盜版光盤的過程中覺得“生活充滿激情”，甚至刻意跑步去給客戶送光盤，“他一路跑得意氣風發，闖了三次紅燈，兩輛車為他緊急剎車，很多人盯著他看。在擁擠繁華的中關村，很難看到狂跑不止的瘋子”。而在《把臉落下》中，“我”迫于生活壓力跟著魏千萬賣起了假古董，在被妻子發現后，“我”激憤地做出了反駁，“‘下三爛嗎？我不覺得，它也是掙錢的方式之一，愿打愿挨，就跟買賣房子一樣，為什么房子賣那么貴？值那么多錢嗎？那幫混蛋，他們掙了無數的巨款為什么沒有人指責他們下三爛？他們下得七爛八爛都不止。’我的激憤把我自己都嚇了一跳。嚴重的是，當時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坦然，甚至感到了某種莊嚴的正義”。這幾部小說中，“假證”“盜版光盤”和“假古董”共同構成了小說人物用以和外界交流的“話語鏈條”，通過這種語碼移借的方式他們在變幻莫測的都市中找到了自己的“占據點”，重新讓生活“充滿激情”，也再次收獲了“坦然”與“正義”的快慰。都市邊緣人的身份決定了他們只能借助“偽造”的溝通路徑去追求真實的生活夢想，即使這種夢想只是一場都市中的海市蜃樓。以“假象”回應“幻象”或許是無奈之舉，但卻是他們以此定義自己、定義世界的唯一方法，因此，在他們身上總會產生許多看似矛盾的關系，既指向建構又隨時被解構，鏡中月水中花的虛幻感無時不在，造成了人的孤獨與無助、彷徨與扭曲。同時，商品的“虛假”與內心情感的“真摯”有時也會形成某種倫理沖突，小說中一些“盜亦有道”的表現以及生活細微處透露出的“善”與“美”，實際都是對都市幻象的自我嘲諷。而假證、盜版盤、假古董在某些場合或某些人群中的大受歡迎，法律（警察）的“在場”與“失范”，也都揭示出都市幻象的種種荒誕。

“劇場假象”是四假象中的最后一類，它主要來自有關哲學的各種各樣的教條以及一些錯誤的論證法則被移植到人們心中。一切公認的學說體系只不過是許多舞臺戲劇，表現著人們自己依照虛構的布景的式樣而創作出來的一些世界。9劇場假象又被稱為“體系假象”，是人們在流行語境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某種哲學體系建構出的虛幻的理論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可以規避世俗煩惱或求取精神安慰，而與現實世界漸行漸遠。在徐則臣對都市幻象的營造中，劇場假象主要表現為不同的小說人物卻同時抱持的一種高度相似的人生信念，這種“教條”在此類小說中反復出現，為文本主題的解讀與深化起到了重要的闡釋作用。以《啊，北京》中的一段話為例，“人人都說北京是個機遇遍地的地方，只要你肯彎腰去撿，想什么來什么。正如所有人說的那樣，這是個做事的地方，先來了再說。既然別人能干出名堂，我們就沒有理由兩手空空”。對擺脫現實困境的渴望、對北京的無限憧憬、對現代化生活的極度向往共同造就了“人人都說”的“哲學體系”，五彩斑斕的都市幻象像一張巨大且綿密的絲網牢牢裹挾住邊紅旗（《啊，北京》）、敦煌（《跑步穿過中關村》）、子午（《天上人間》）、林慧聰（《如果大雪封門》）等人的身體感官與精神世界，使其紛紛義無反顧地赴京、戀京、留京。然而遺憾的是，他們對北京的臆想無一例外都是建立在對“物質”與“財富”的追求與擁有之上，這種“單向度”的欲望訴求只會為他們帶來自我疆域化的結果，當理想在現實中處處碰壁，他們能選擇的只剩下對幻象的“戲仿”，制假售假的行為舉動和對家鄉故人的言語欺騙已說明一切。當然，徐則臣的小說筆調絕非一味地呈現苦難歲月與人格失落，“戲仿”本身也蘊含著文化沖突的復雜面目。于是，就出現了詩歌朗誦會上的邊紅旗，他情緒高昂、精神飽滿，朗誦了一首即興創作的反戰詩歌，那一刻他不是假證販子，他是詩人“邊塞”；出現了即使落難也拒絕賣煎餅大媽施舍的敦煌，他說“我他媽的不是個要飯的，不要人可憐”，那一刻他的腰桿僵硬挺直；還出現了夢想“開十家旅館，讓第一次來北京的窮人免費吃住，想吃多少吃多少，想住多久住多久”的子午以及期待“大雪封門”的北京（安寧、飽滿、清潔、祥和的理想國）的林慧聰，等等。人性光輝的乍顯無疑具備了刺破假象的沖動與可能，至少升騰出一種反思的希望，結合著小說人物的準知識分子身份（邊紅旗赴京前是一名中學教師，而敦煌、子午等人也大多是大學畢業生），知識在“有效”和“無效”的沖突、翻轉中便形成了一種烏托邦式的敘事企圖，面對著都市幻象中種種規訓空間的隱性架構，它憑借自身強烈的對比與昭示特性傳遞出對現實的間接批判，作者疏淡的寫作筆法使它彌足珍貴，已然褪去了與主流話語“協商”的濃重色彩。

“都市民間”是隱匿于現代都市龐雜意識之中的一個審美文化空間。它與都市文化中底層的日常生活記憶和個體存在的邊緣意識相伴而生；相對于主流意識話語而言，它處于權力邊緣化的弱勢一端，是現代知識分子以平等的姿態參與都市文化書寫與精神建構的一種新的寫作立場選擇。10徐則臣正是通過北京書寫建構出自己的“都市民間”，其根本意圖在于以“平視”的視角與“反復”的手法揭示出表面上欣欣向榮的現代化生活，卻也隱藏著不為人知的層層褶皺，種種都市幻象之中傳遞出作者對北京的主體想象與空間反思，也勾連出外省人、底層人、小知識分子等邊緣個體在消費語境中的困窘與失落，多重人性的重疊與交鋒中表現出的是作者抗拒都市意識形態板結化的審美自覺與精神自覺。

“都市幻象”之外，我們還不應忽視徐則臣北京書寫中的“愛情故事”。在小說集《青城》中，作者借助《西夏》《居延》《青城》三部中短篇小說，塑造出一個完整的女性形象系列。小說分別以“西夏”“居延”“青城”三位女性為主要人物，姓名中文化意涵的加入顯然是作者頗具匠心的敘事策略，以女性指代歷史，不難發現徐則臣嘗試改寫原有歷史圖譜的某種企圖，他重新建構的歷史是一種微觀歷史或歷史微觀，是作者希望在小說中獲取的一種可靠的敘事維度，以此拓展和深化文本的意義空間。小說集《青城》依然以“北京”作為或遠或近的地域背景，借助兩性關系中的情愛敘事探討了驅離與回歸、尋找與收獲、誘惑與選擇等諸多人生旅途中的復雜難題，人物要解決的不再是生存問題，也不是作者在“北京視域”下一直關注的城與人關系中的身份認同和心理認同問題，顯然也不是簡單的愛情問題，這些女性人物經由愛情，解決的卻是某種女性的精神自洽問題。11由此，在這三部發表時間跨度長達十五年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成長”脈絡，不僅僅是小說人物的成長，也反映出作者自身的成長，從而表現出其逐漸走向成熟與深入的女性觀和歷史觀。

美國心理學家羅伯特·斯滕伯格曾提出著名的愛情三角形理論，認為愛情可以經由三種元素來理解，分別是親密、激情和承諾。親密是指在愛情關系中親近、連屬、結合等體驗的感覺；激情是指引發浪漫之愛、身體吸引、性完美以及愛情關系中相關現象的驅力；承諾主要指一個人維持愛情的承諾。12以這三種愛情元素為基礎，又衍生出不同組合的愛情類型，其中尤以“浪漫之愛”“伴侶之愛”“愚昧之愛”“完美之愛”為典型。而在小說集《青城》中，我們似乎也能看到這種種愛情的蛛絲馬跡，隱喻其后的則是作者舉重若輕、以小博大的抒情氣質和人文關懷。

《西夏》中的“我”（王一丁）在莫名其妙的情況下從派出所中領回了從天而降的啞女西夏。西夏隨“我”返回住所，雖是初次見面，但毫無違和感地像小屋的主人一般洗衣、做飯、打掃衛生、對“我”照顧周到，“我”受寵若驚卻又滿懷疑惑，有關愛情的故事隨之展開。值得注意的是，在“我”與西夏產生情感的過程中，首先迎來的是“我”對西夏的不斷驅離與西夏的不斷回歸。第一次，由于對鄰居錢財丟失的誤解，我把她趕出小屋，當誤解解除“我”一夜尋找后卻發現她就在屋門口的那棵柳樹肚子里，而她見到“我”的第一個舉動竟是幫“我”系好鞋帶；第二次，“我”想把西夏交還警方，但面對胖警察的“不作為”，同時也不忍西夏流落收容所，最后只好領回；第三次，“我”想在報紙上刊登招領啟事，卻由于西夏的拒絕而作罷；第四次，外出散心時在火車上臨時起意，“我”中途落跑試圖以此擺脫西夏，但西夏竟夜半返回。在若干次的嘗試后，“我”發現無論是誤解驅離、原路驅離，還是“廣告”驅離、強制驅離，這些手段皆處于無效狀態，最終結果卻使“我”和西夏的心理距離不斷靠近。應該說，“驅離”行為本身反射出外在世界傳遞給“我”的種種偏見，“我”在各種“生活智慧”與“人生經驗”的好言相勸中“受迫轉型”，看似清醒而理性，實則是一種自我放棄與自我沉淪。“失語”的現狀和來歷成謎的出身，使西夏的出現于“我”而言更像是“圣嬰”的降臨，她對“我”一見如故的態度和不離不棄的執著讓徘徊于生活邊緣的“我”重新感受到了內心的悸動和久違的溫暖，西夏的種種舉動都在表明她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化解對立、臻于和諧的生活目標。

在“我”最后一次驅離西夏的過程中，“我躲在站臺的柱子后面，突然覺得無比悲傷，眼淚都出來了。西夏終于走了，我一點都高興不起來，真的，一點都高興不起來”。原來，“我”的恐懼并非源自愛情本身，而是對“未知”的膽怯與懦弱，哪怕這種“未知”能給“我”帶來希望與曙光。當西夏再次倔強地回歸后，“我”終于打破心防，“永遠也不會錯過的兩列火車重合了，你找到了我，我找到了你，黑夜沒有了，火車也沒有了，只剩下同一節奏的呼嘯聲”。“親密”的關系早已存在，當“激情”來臨時，“浪漫之愛”隨之產生。由于身體和精神上的強烈共鳴，“浪漫之愛”會帶來巨大的幸福感與忘我感，這讓“我”真正看到西夏原來就是自己的一面鏡子，和西夏一樣，“我”對北京這座城市而言也是“空降”（北漂的身份）與“失語”（無話語權的邊緣處境）的，鏡像映照之間呈現出的是“我”的常態且“變態”的生活現狀。年紀輕輕的“我”早已將日子過得了無生氣、暮氣沉沉，也習慣于將自我意識不斷內斂，盡力避免與外部世界的觸碰，直至將內心世界收縮成一個實心的球體，以此來獲取個體的自在與平靜。“我”與周圍的現實世界存在著一種“在而不屬于”的游離關系，雖然生活在具體的時空之中，卻總是給人一種距離感與飄浮感，這種個性獨立或性格乖僻的陌生化印象無疑來自某種自我保護的敏感而拒絕外部世界的入侵，其代價就是孤單壓抑和精神上的流浪荒蕪。徐則臣曾說，《西夏》就是要“以實寫虛，以無限的實寫出無限的虛”13。因此，西夏的來處并不重要，去處才是值得關注的重點。人類的偉大之處，就在于無論現實如何殘酷、條件如何約束，都無法動搖人們對美好信仰的向往與追求，而“我”與西夏之間的驅離與回歸則正面回應了這一議題，也為人與現實之間的博弈留取了想象的空間。當然，“浪漫之愛”的缺陷在于它的時效性，短時間內它可以讓人忘卻或忽略伴侶的某些缺陷（如“我”對西夏的“啞巴”身份從耿耿于懷到坦然接受），只是由于這類愛情缺乏“承諾”而大多難以持久。但有意思的是，小說結尾處，“我”在明知西夏有治愈可能的前提下，依然選擇掛斷了醫生的電話，失智的行為表層下實際是理性思考后的抉擇，“我”用行動對西夏做出了自己的“承諾”。

相較于《西夏》以一個人（西夏）的突然出現為開端，《居延》則是以一個人（胡方域）的突然消失為肇始，小說主題更明確地指向了“尋找”。居延和胡方域原是師生關系，在領略到胡方域在課堂上的雄辯口才后她漸生仰慕之心。在一次胡老師的主動邀約后，“那天晚上十點，她就被一個已婚男人抱在了懷里。那男人對她說，像做夢一樣。她聽了也像做夢一樣，覺得相當幸福”。居延對胡方域的投懷送抱換回了對方的“承諾”：“評上教授就結婚。”“居延慢慢習慣了，她喜歡聽自己男人胸有成竹地說：這事你別管了。他能把所有事情都搞定，生活規劃、人情往來、工作方向，統統搞定。”由此可以發現，居延和胡方域之間的愛情屬于典型的“愚昧之愛”，這種類型的愛情充滿虛幻色彩，主要由“激情”和“承諾”構成，即雙方在并不了解對方或并不適配彼此的情況下僅憑生理驅動產生愛戀關系，性沖動和身體誘惑之下，所做出的種種承諾往往是空中樓閣一觸即潰。當激情逝去，面對瑣碎的現實生活時愛戀雙方必然在精神層面出現落差，于是總懷有雄心大志的胡方域選擇了“逃離”。胡方域的離開迫使居延走進了北京，踏上了茫茫尋人路。在此過程中，她碰到了唐妥，繼而完成了在“尋找”表象背后的個體成長與精神重建。唐妥在北京一家房產中介公司工作，大學時期就在居延居住的海陵度過，源于兩人共有的“大操場情結”（唐妥大學時在這個操場和初戀女友被迫分手，居延也是在同一操場和胡方域散步時被突然“拋棄”），唐妥加入了居延的尋人旅途。兩性關系中依戀對象的突然缺失造成了居延和唐妥相似的精神性創傷，也為他們“親密”關系的生成提供了某種合理化的前提，再加之唐妥的溫暖和真誠以及居延的絕望和孤獨，相互慰藉、共享憂傷的情感“聯結”終于形成，最終在春節假期的祥樂喜悅中兩人也完成了身體的“團圓”。然而，感人的愛情故事似乎都需要歷經考驗，居延和唐妥也不例外。唐妥對胡方域的“驚鴻一瞥”造成了他和居延之間的交流障礙，兩人關系變得微妙且迷離。但唐妥并未放棄，用實際行動做出了自己的“承諾”，他不間斷地到北大和清華去貼尋人啟事，在這看似無意義的舉動中他實際要找尋的恰恰是居延，他的目的在于幫助居延釋放自己，從而走出人生的陰影。小說結尾處，居延偶遇了心心念念的胡方域，但那一刻她心如止水，平淡地告訴電話里剛剛找到新工作的唐妥，“我要做一桌好菜，都是你愛吃的。咱們就在家里慶祝”。居延的話語中流露出果決和自信，也將對住處的稱呼由“宿舍”改為了“家”，至此，居延也完成了對唐妥的“承諾”。斯滕伯格對“完美之愛”的界定即為親密、激情、承諾三者同存，而居延與唐妥的愛情故事也最終走向這種愛情模式，從而實現了愛情的升華。

居延從“愚昧之愛”到“完美之愛”的華麗轉身離不開堅韌且帶有苦難色彩的“尋找”，而“尋找”本身即意味著“成長”。因為原有生活秩序的解體來得過于突然，居延一時手足無措，此時的她由于情感的迷失與經濟的窘迫徘徊于都市底層，處在崩潰的邊緣，然而隨著唐妥等人的出現（可視為導師角色）以及獨立經濟地位的獲取（在教育機構中任教），她在無意識中完成了對尋找對象的替換，“她生活中的局限、精神上的弱小與依賴，在北京的尋找過程中一點點得到反思和克服，胡方域沒找到，自我找到了。對方身上那永不可能相融的弊病也一點點水落石出。因為精神強壯、自立了，她才獲得了平視胡方域的機會”14。居延借助“尋找”的力量實現了對傳統性別等級話語的翻轉，在北京摸爬滾打的人生歷程中，她成功地建立起自我啟蒙式的性別主體地位，并憑借這種主體意義的建構完成了對唐妥的“收編”。當然，徐則臣筆下的居延并不是典型意義上的女權形象，即使萌發了主體覺醒也是建立在對“兩性和諧”的追求之上，實際上這也反映出作者的愛情觀和對居延的期待，沒有愛情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而愛情就是在對象中找到“自我”，是對自己一種更高的要求、更好的向往和歸宿。建立家庭是容易的，而愛，卻是難以尋覓的，因此，它又是無限的。15從《西夏》到《居延》，成長的主角由男性（王一丁）變為了女性（居延），體現出作者對兩性關系的持續探索與深入思考，應該說小說中的這種成長都是互動的、雙向的，只是唐妥與居延兩人之間的“完美之愛”固然令人羨慕，但由于激情易逝的客觀現實，他們的愛情故事通往何處尚未可知，也許作者直至在《青城》中才給出了答案。

相較于《西夏》和《居延》的中篇體量，《青城》只是一篇短篇小說，但由于象征手法和空間敘事等小說技巧的恰當運用，《青城》不僅不顯寡淡，而且在小巧中透露出雋永，精細中彰顯出豐厚。嚴格意義上，《青城》的敘事時空定位于成都，并不屬于北京書寫，然而因為小說人物“我”來自北京并最終重返北京，“北京”空間對“成都”空間就形成了某種“擠壓”或“誘惑”的隱喻，再加之都市生活的趨同傾向，因此我們可以將成都視為北京的空間外衍來一并討論。

表面上與居延和胡方域的關系類似，《青城》中的青城與老鐵之間也屬師生戀情，但青城并未介入老鐵的婚姻，她是在老鐵無奈被迫離婚、考研屢次不中的情緒低潮時重新回到了老師的身邊，原本是想請教人生困惑，但看到正處于人生困惑中的鐵老師時，青城諸事不提，從灑掃庭除做起，用無言但溫馨的行為舉動給予老鐵以無限的寬慰。兩人在“同居”的十天時間里，沒有發生任何的身體接觸，青城就是陪著老鐵抽煙聊天，還學會了烹制老鐵最愛吃的平橋豆腐。至此，和居延與胡方域的關系又有所不同，青城和老鐵的愛情并非興起于“激情”，而是首先建立起“親密”的情感關系，正如老鐵所說，“一個人在你一窮二白又六神無主的時候能守到你身邊，你要感激她一輩子。青城說，已經沒得啥子可失去的了，那就挪個地方，你看見的每一樣東西都是新的，每一樣新東西都是你的。我覺得她說的好，醍醐灌頂”。這既是老鐵的肺腑之言也是他對青城做出的“承諾”，他們相攜入川、以藝為生。青城和老鐵的愛情呈現出“伴侶之愛”的典型特征，這種愛情建立在“親密”和“承諾”的基礎之上，兩性之間除了“激情”的沖動之外更多表現出彼此的依賴信任與理解尊重，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激情轉移”帶來的種種弊端，使之成為最為穩固也更為持久的愛情類型。在“伴侶之愛”的規范與映照下，“我”與青城的關系只能表現為“浪漫之愛”的轉瞬即逝。由于對藏區尤其是對鷹的熱衷與喜愛，“我”顯得與都市生活格格不入，在工作單位拓展業務的過程中，“我”抓住機會自告奮勇來到了成都。“我”與青城和老鐵租住在同一座公寓中，“我”的灑脫豪邁、老鐵的久咳不愈、青城的美好憧憬很快就使三人之間產生了微妙的情感氛圍。“疾病”的出現為“我”和青城創造了機會，“我”和她的共同話題似乎越來越多，都對鷹抱有強烈的興趣，都對趙熙的書法傾心不已。最終，在共赴的探鷹之旅中，“我”和青城有了“激情”一夜，“親密”和“激情”的結合使兩人產生了“浪漫之愛”，但值得玩味的是，就在這千金春宵中，“疾病”的影響再次出現，青城胸口的一塊瘀青似乎在向“我”昭示著老鐵的存在，“我不再吭聲，抱著她一直清醒到天亮。看鷹回來，我開始刻意疏遠他們”。

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在闡述其“神話空間”理論時提出，人不僅生活在物理空間中，而且生活在符號世界里，“符號思維和符號活動是人類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類文化的全部發展都依賴于這種條件”16。“我”對北京的主動“驅離”、鷹的永不墜落、藝術作品的不朽傳奇都對青城形成了一種符號化的暗示，誘發了她原本并未察覺的“藝術天賦”，隨即建構起內心深處的“神話世界”，她和“我”一樣都想擺脫一切凡俗，化身成為展翅翱翔、唳鳴長空的雄鷹，因此“浪漫之愛”的出現似乎水到渠成。然而，敏感的老鐵早已覺察“我”與青城的秘密，在一次悄無聲息的跟蹤后，老鐵徹夜未歸直至被送進醫院。“疾病”的再次出現于“我”而言不再是機會而是某種意義上的幻滅，于青城而言則是一個將理想置換為誘惑，將“烏托邦”物化為“異托邦”的契機，當青城面對“我”的安撫卻一把將“我”推開并說出“別碰我，讓我走”時，她已經做出了自己的選擇，此時“伴侶之愛”凌駕于“浪漫之愛”，“承諾”迸發出引人注目的熠熠光輝。青城的愛情故事反映出人的生命形態由破碎到整合的過程，在種種異質性因素的滲透下，青城經歷了“都市生活本相”17的洗禮，正如胸口的那塊瘀青，身體與精神的意外出軌讓她在感受興奮的過程中卻領悟到切身的“痛”感。在真正感受了和老鐵的“生離死別”之后，青城決定以“回歸”來撿拾散落一地的精神碎片，通過對家庭倫理的再建構來完成對精神世界的重建。小說結尾，青城對即將離去的“我”留下了“鷹不會咳嗽”的箴言，這只鷹將在心頭永駐，而她對趙字堅持“臨摹”絕不“假冒”的態度，則說明她會腳踏實地地活在人間。徐則臣通過青城的愛情故事，明確回答了在《西夏》和《居延》中遺留的問題，即“伴侶之愛”才是真摯愛情最該擁有的結局，也是兩性關系和諧發展的最佳歸宿。

在小說集《青城》中，徐則臣跳脫宏大敘事精雕個人情感，用微觀視域透視都市背景下的兩性關系。表面看來，三部小說中的愛情故事都呈現出不同程度的男性中心色彩，西夏的失語成為依附男性的一種手段，居延被男性始亂終棄是“小三”的因果報應，而青城在危機（疾病）面前對愛情忠貞的背叛則令人不齒。但實際遠非如此簡單，徐則臣筆下，三部小說通過意味深長的歷史表意與一波三折的情感嬗變呈現出作者所認知的不同女性類型，雖然她們都不完美，都存有身體上或道德上的某些缺陷，但她們并沒有因此放棄自我，都通過各自對生活的擁抱去追求人格獨立與精神自由。無論是“浪漫之愛”還是“愚昧之愛”，無論是“完美之愛”還是“伴侶之愛”，在任何一種愛情關系中，她們都拒絕“他者”的世俗規約與男性的肆意“消費”，在做出主動選擇的同時實現了自我成長與精神自洽。與此同時，徐則臣通過對西夏、居延、青城的塑造，鮮明表達出自己的“感覺結構”18，這是他作為70后作家應對變幻莫測的新的時代語境的獨特反應，也是對新的文化模式的主動應對。由此，北京書寫中的“都市幻象”與“愛情故事”之間就具備了某種審美的張力。“幻象”的呈現似乎戴有“現代性”的兩副面孔，一方面附著其上的欲望與沖動不斷激發著人們的奮斗激情，并以此產生擺脫原有生活秩序、重塑既定等級劃分的“狂歡”想象；另一方面，“幻象”也在不動聲色之中揮發出自我質疑與自我消耗的綿密力道，使人們無時不在面對精神層面的迷茫與虛無。而“愛情故事”的訴說卻宛如在“幻象”迷霧中浮現出自帶“光暈”的殊異個體，它通過充滿真摯情感與自由意志的兩性承諾賦予人一種可貴的內在獨立性，使人們有機會以現代主體的身份與種種“幻象”形成主體間性的關系，從而在“被建構”與“被復制”的夾縫中抽身而出、回歸本真。至此，“都市幻象”與“愛情故事”之間的對話與互動無疑在廣度與深度上完成了作者對北京書寫的價值體認與意義增殖。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華文文學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項目編號：22&ZD280）、江蘇師范大學“十四五”第三批本科教育教學改革研究項目“中國當代文學與全球文化交流的互動關系及教學策略研究”（項目編號：JYKTZ202405）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美]理查德·利罕：《文學中的城市——知識與文化的歷史》，吳子楓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3頁。

2 [英]德斯蒙德·莫利斯：《人類動物園》，何道寬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1年版，第1—3頁。

3 孟繁華：《鄉村文明的崩潰與“50”后的終結——當下中國文學狀況的一個方面》，《文學報》2012年7月5日。

4 5 7 9 [英]培根：《新工具》，許寶骙譯，商務印書館 2005年版，第20、20—21、21—22、22頁。

6 [法]喬治·巴塔耶：《色情史》，劉暉譯，商務印書館 2003年版，第151—152頁。

8 徐則臣：“后記”，《天上人間》，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334頁。

10 聶偉：《“都市民間”與當代敘事的現代性》，《江蘇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

11 13 14 徐則臣：《作品專訪》，《青城》，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185、186、189頁。

12 [美]羅伯特·J.斯滕伯格、凱琳·斯滕伯格：《愛情心理學》，李朝旭等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0年版，第196—197頁。

15 張抗抗：《北極光》,《收獲》1981 年第 3 期。

16 甘陽：《〈人論〉中譯本序》，《人論》，[德]恩斯特·卡西爾著，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頁。

17 陳思和：《都市文學中人性探索的兩個維度》，《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

18 [英]雷蒙德·威廉斯：《漫長的革命》，倪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頁。

[作者單位：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