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新東北文學是近年來批評界比較關注的話題之一，但在熱烈討論背后，有關新東北文學的內涵、意義和價值并沒有在創作層面得到更多東北作家響應，評論家們的熱情與很多東北作家們創作主旨出現反差，新東北文學的概念不斷被窄化。針對這些問題，已經有論者開始從文化內涵、東北想象以及名稱與概念辨析等角度進行反思。其實，對新東北文學的認識除了應該從地域屬性、歷史傳統、時代特征的視角考察外，還應該兼顧到更為廣泛的創作主題而不是僅僅局限在“后下崗時代”的工業生活，尤其需要從代際的角度將更多作家的創作納入批評和研究視野，這才是新東北文學的題中之義。

關鍵詞：新東北文學 名稱 概念 代際

上篇：問題與反思

一般看來，新東北文學的命名和話題是由評論界對“鐵西三劍客”創作的強烈關注引發的。在過去的一些年中，“鐵西三劍客”的創作形成一種銳利之勢，顯示出當下東北文學在一些青年作家身上所具有的先鋒氣質、反思精神和擔當意識。圍繞著這股創作思潮，評論界把他們目為新東北文學而展開了一場似乎涉及整個東北文學的前世今生的討論。但目前關于新東北文學討論存在著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即表面上看來越來越被放大的討論范圍卻使新東北文學的路子越走越窄，出現創作主題和文學價值的狹隘化傾向。借著青年學者劉東的觀點來說，就是“東北”符號被進一步放大，“直至成為作家的夢魘”1。這是讓人始料未及的。這種狹隘化傾向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可資研究和闡釋的文本并不充分，作家隊伍的人數也不多，基本上集中在三至五位作家的十數篇中短篇小說上。這些評論文章反復提及的作品主要有《平原上的摩西》《飛行家》《生吞》《仙癥》《冬泳》《逍遙游》《一團寒冰》等，討論基本上也是圍繞著東北后工業時代下崗潮所引發的底層精神遺產而展開。具體來說，論者們大都圍繞著雙雪濤、鄭執、班宇、楊知寒等幾人的創作而展開，在討論時，也將影視劇《平原上的火焰》《漫長的季節》等列入其中。當然，也有走得更遠的。在與宋偉杰、吳曉東的一次對談中，王德威介紹了他們編寫的《東北讀本》的意圖。王德威從歷史的角度，當然包括文學史的角度梳理了東北文學的發展。他將東北文藝復興列為專門部分，在談到1990年代以后的文藝發展時，列舉了王兵的《鐵西區》、張猛的《鋼的琴》以及《漫長的季節》和《人世間》等代表作品，這是順著雙雪濤、鄭執、班宇、楊知寒等人的創作思路進來勾勒出來的，但我們所熟知的一大批作家作品沒有納入。這就容易令人產生疑惑，關涉新東北文學或者所謂的東北文藝復興的討論的標準到底是什么？不過王德威先生也許發現了某種問題，追問道：“我們現在要想到的是，東北給人留下的印象，怎么會從‘共和國的長子’到今天的一種喜劇演員插科打諢的感覺呢？”2可見王德威先生也從他的角度覺察到了某種根源性問題。上述提及的關涉新東北文學或東北文藝復興有關討論中涉及的作家基本上集中在遼寧，因此也可以說，評論界在很大程度上將遼寧文學等同于東北文學，至少是代表了東北文學。

另一方面，在對有限的文本解讀中放大或凸顯了與工業轉型和工人下崗有關的社會話題。很多論者將雙雪濤、鄭執、班宇、楊知寒等作家作品中所表現的主題等同于新東北文學。在這樣的視野中，他們的作品幾乎可以用以下內容來概括：一是對后下崗時代的工業生活和工業文化的追溯；二是描摹了特定環境和背景下的青年人的生存狀態。這些青年人大都為前下崗工人的子弟，因為在父輩的影響下而令自己處在一個不尷尬的生活境遇之中；三是這些作品在寫作姿態、敘事情感、審美取向上有“泛底層化”的傾向；四是這些作品中幾乎都是順情而發，有敘事節制和現代性的審美創新。但客觀地說，這些作品也存在一定問題：因為其沉湎于后下崗時代特定人群的精神狀態，區隔了下崗工人子弟和城市邊緣青年群體的重疊關系，進而遮蔽了所可能共有的都市生活。特別是當通過“泛底層化”方式將前些年盛行的底層敘事向城市原住民蔓延的時候，無疑強化了敘事上的灰色調性，容易引發讀者對這些作品價值引導方面的擔憂。我們看到，在現有的闡釋視野中，工業衰落+下崗生活+底層邏輯+灰色調性的敘事模式，在當下繁盛的鄉村和都市的積極敘事中被凸顯了出來。這既為當下總體性敘事增加了異質性力量，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外界對東北的另類想象。于是這在作家、評論家和外界特定閱讀者之間建立了互動關系，形成了“鼓勵性”循環。認真梳理最近這些年的很多評論文章，我們不難發現，雖然“鐵西三劍客”的命名是由遼寧作協提出的3，但將之與新東北文學捆綁在一起，并且不斷地“狹隘化”的新東北文學這一命名確是評論界“強加”的。

大體而言，新東北文學是一個非常好的命名。但我理解這個“好”字，應該是基于兩個方面的背景：一是東北文化的新轉型，這是在克服了過去計劃經濟慣性基礎上面向市場經濟的文化創造，是在二十多年來中央提出有關東北振興的時代大背景下新的文化養成。這既包括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工業遺產的文化性生成，也包括既有工業運行的再造與現代性新轉型意識的確立，既包括面向改革開放的新都市經驗的多元呈現，更包括對文化傳統的挖掘、堅守與更新。二是東北文學的新創造，這是指在繼承東北現當代文學優秀傳統基礎上呈現了新質內容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是關乎東北整體性的文學創新發展思考。這里需要重點辨析的是，我們在討論新東北文學時常常將之與新東北作家群并置、互通，但實際情況可能并非如此。所謂的新東北作家群的命名顯然是源于現代文學史上的東北作家群。我相信，如果現代文學史上沒有“東北作家群”之名，那就絕不會有今天的“新東北作家群”之稱。但東北作家群的形成與存在顯然是基于文學對時代的擔當，使命意識是它的核心議題。今天我們要從東北作家群的慣性思維來命名新東北作家群，必須要首先認識到歷史上的東北作家群的獨特性、唯一性和歷史性，是不可復制的，它是從地域起步的，又是超越地域的。簡單地用新東北作家群來比附東北作家群，這在學理上是說不通的。而東北文學更應該是地域性的，它既包含了歷史上的東北作家群所展示出的東北文學面貌，也包含了更大范圍和更長時間東北的文學存在，這是需要用東北現當代文學史來勾勒的。在此基礎上來討論東北文學在新世紀、新時代的發展、變化和所出現的新質內容才是闡釋新東北文學的題中之義。這里的關鍵是，既要把握新東北文學這個名稱的時代背景，又不能單獨拎出一種創作現象作摸象之論。正如筆者在一篇討論新東北文學的文章中所說的那樣：“文學創作及其發展始終是與時代大背景相結合的。沒有宏闊的社會史視野，文學不接納或者呈現正在變化的時代和流動的生活，在中國語境中是無法完成自身使命和實現文學自覺的。”4

其實這個問題在近兩年來已經引起一些學者的重視，一些反思性討論已經出現。比如上文提到的與筆者發表在同一雜志上的賀紹俊先生的文章中，就以李鐵和“鐵西三劍客”的創作相比較，指出以“鐵西三劍客”為代表的新東北文學之“新”在于“他們不把自己當成叛逆的一代，他們尊敬父輩，愿意在父輩還沒有講完的地方繼續往下講”。他進而指出，不少人討論新東北文學時，他們所描述的新東北文學是輕飄飄的，并沒有多少鼓舞人心的地方，讓“鐵西三劍客”來承擔新東北文學的未來也確實是令這三位作家“勉為其難”。這是指出了被“狹隘化”的問題了。賀紹俊認為，新東北文學早在21世紀之初就已經露出端倪。5在此基礎上，他提出，新東北文學的核心內涵是“工人文化”6。筆者對此深以為然。比如遼寧作家萬勝發表于2024年的《我們如此熱愛生活》就是這樣的作品。作者從師徒關系入手，探討了工業與時代之間的關系、探討了工廠與工人之間的關系，探討了當下與未來可能性之間的關系，這些都是工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在這篇小說中，作者的探討并未走得很遠，但已經行走在可能指向遠方的路上了。關于此點，筆者也與作者萬勝有過多次交流。除了萬勝外，張瑞的《圣地工人村》《鐵西那些路》也是探討工人文化的。他通過舊事重提和舊影追蹤，努力呈現工人文化中那種堅韌、溫暖和陽光的部分。顯然他們的創作與“鐵西三劍客”筆下的工人文化是有重疊部分的。只不過，在不重疊部分，他們走向了兩個方向。

楊丹丹的《重建黑土地——百年東北文學的經濟邏輯、文化重鑄與大眾文藝的新方向》是另一篇反思新東北文學的文章。作者將東北文學和新東北文學置于更加深廣的世界性背景和百年來的文學發展邏輯當中，為重新認識新東北文學提供了很好的思路，這是楊丹丹對此前他自己的相關討論的進一步深化和理論化。其實他在《“新東北文學”的東北問題、寫作傳統和新東北故事》中就已經指出，“很大一部分東北作家把東北國企改革作為主要敘事對象，呈現父輩下崗后的生活狀態和精神境況，但敘事效果和敘事意愿卻總是產生偏離。他們的敘事意愿是想借此修正外界對東北的負面和否定性判斷。因為這顯然遵循了經濟決定文化的功利性邏輯，是為了迎合經濟發達地區對東北廢墟化想象”“他們企圖重建東北現代形象，但實際上卻加固了外界對東北認知的獵奇思維和經濟邏輯”7。對這段話中的“是為了迎合經濟發達地區對東北的廢墟化想象”和“實際上卻加固了外界對東北認知的獵奇思維和經濟邏輯”的判斷，這是身處東北的筆者深以為然和感同身受的。但是不是“很大一部分東北作家”以及他們的創作初衷，是不是“借此修正外界對東北的負面和否定性判斷”這兩層意思還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在新近的《重建黑土地》一文中，楊丹丹也提出了“工人文化”問題。這在議題上與賀紹俊的思考是一致的。在這篇文章中，楊丹丹既看到了工人文化自身所有的精神特質，也借助漢娜·阿倫特的理論和對影視劇《漫長的季節》中王響形象的分析，看到了在工人文化中所隱藏著的危機。他說，“工人迷戀、依附和屈從工人身份及其特權，不僅要求成為工人典范，也希望他人對此高度認同”8。因此，這一辯證性論述告訴我們需要重建工人文化。楊丹丹的這一認識還是很具有啟發意義的，回應了我前文提到的萬勝、張瑞等作家的創作與“鐵西三劍客”之間的分歧。這既為我們如何更深刻認識目下所謂的“新東北文學”局限性提供了脫困的理路，也為此后的工業文學創作和研究以及有效呈現其他被狹隘化的內容拓展了空間。

但更為“冷靜”的成果則是劉曉麗的《從“東北文學”到“新東北文學”》一文。該文很具學理性，從辨析名稱和概念的關系出發，在語言知識和事實知識的兩個維度上，對東北文學、新東北文學/作家群以及所謂的東北文藝復興的內涵及意義進行了考辨。特別指出了東北文學或東北作家群的專屬性和專用性問題。比如，該文指出，即便“東北文學”具有豐富的概念內涵，可以作為概念詞使用，但仍然要注意到“東北文學”概念源于地域化命名，在談論“東北文學”時，指向的是流亡的東北籍作家創作的東北抗日反日作品，而如果把當時其他地區作家創作的具有抗日傾向的作品——諸如張恨水的作品——稱為“東北文學”，也是不能接受的。對于這一辨析，筆者深受啟發，前文在提及“東北文學”“新東北文學”時后面沒有加上“概念”一詞正是這種啟發的結果。根據筆者有限的理解能力，作者在此文對當下有關討論中所涉及的一些基礎性問題進行了委婉的質疑，平抑了關于當下新東北文學、新東北作家群在命名上和闡釋上的某些沖動。作者指出：“‘新東北文學’‘新東北作家群’ 源于雙雪濤、班宇、鄭執等當下東北作家，但不獨屬于他們，而是作為一種概念成為一種認識論，與其他概念相配合，構成一種理解文學與世界的方法”9。顯然這篇文章把在此前討論中被窄化的關于新東北文學局限在雙雪濤、鄭執、班宇、楊知寒等幾位作家身上以及在主題表達上僅限于“后下崗”時代的困頓呈現做了一個理論反撥，拓寬了我們對新東北文學的認識。但筆者也擔心，如果從劉曉麗所指出的“概念”的角度來理解“新東北文學”或者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理解“新東北文學”，則就可能出現凡是像雙雪濤、鄭執、班宇、楊知寒那樣來寫工業生活，而不管作者是哪里人，都可能被稱為“新東北文學”的情況，很顯然這在實踐中是行不通的。也如作者所說，與把張恨水具有抗日傾向的作品稱為“東北文學”一樣，“也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認為還是回歸到新東北文學的地域屬性為好，避免因向“概念”的轉移而出現對新東北文學的誤解。

通過對上述幾篇反思性文章的辨析，我們會發現，它們分別是從作家創作的角度切入討論如何正確理解工人文化、從批評和閱讀角度切入討論如何闡釋作品、從學理角度切入討論命名和概念的合理性，基本構成了正確理解新東北文學的初步體系，這為后續新東北文學的建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下篇：題中應有之義

那么到底應該如何正確理解新東北文學呢？筆者此前在《新東北文學要在歷史與現實的互動中尋找坐標》一文中已經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在此針對前述幾篇文章未涉及或未重點談及的內容再談一些補充性認識。

首先，對新東北文學的命名要辨析的是，不能僅僅討論“新”在哪里，而更應該與“東北”或“文學”關聯起來。也就是說新東北文學這個命名到底指的是“新的東北文學”還是“新東北的文學”，抑或是兼而有之。“新的東北文學”把整個東北文學作為參照和起點，強調了文學上的新舊關系，強調的是東北文學的新舊轉換。這其中自然要兼顧到文學的傳統問題，沒有傳統，就談不上新舊轉換。任何一種文學都不是憑空產生，自然會攜有原來文學中的傳統。對東北的當代文學而言，既有來自以蕭軍、蕭紅、舒群、羅烽、白朗等為代表的東北作家群的創作傳統，也有來自從延安傳遞過來的文學基因，更包括在抗戰勝利之后直至新中國成立及稍后一段時期內的社會主義文藝傳統。應該說，這些基因、傳統直到現在還在發揮著作用，仍然是東北文學的主流。比如東北的工業文學傳統，正是基于新中國工業奠基時期作家們的創作而形成的。早在新中國建設初期，一大批作家，如草明、舒群、公木、于敏、羅丹、艾蕪、艾青、李云德等就在鞍鋼體驗過生活和進行過這方面的創作，這一傳統是非常強大的。盡管計劃經濟已經失效、市場經濟占主導地位，但國企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和家國使命并沒有過時，關于這方面的創作當然也沒有過時。關于此點，已有很多論述，此處不再贅述。但我們這幾年大多數討論新東北文學的文章少有從此角度切入的，或者在這些討論中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而“新東北的文學”則強調的是文學的地域屬性和時代特征。在我看來這里的“新東北”不是指1990年代的國有企業的轉型和工人的下崗，而是應該指2003年中央提出振興東北戰略之后的東北，是經歷過轉型陣痛后的東北。在這樣的東北當中，下崗的創傷還未完全消除，因下崗而給下一代所帶來的某些負面影響也許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但總體而言，經過二十余年的振興發展，新的常態性的社會環境和生活已經相對規則化，可見的社會文化分享基本得到保障。“鐵西區”的工業企業已經完成了現代科技型的重塑，并在沈陽“渾南區”重建、新建，從“鐵西”到“渾南”，不僅代表著工業本體的空間遷徙，也代表著工業文化和工人文化的新質內容的生成。因此，如果僅僅從工業生活的角度切入來討論新東北文學，那也一定是在地域和時代共同加持下的文學。這樣看來，“新東北文學”不論從哪個意義上來講，都應該有更加寬泛的理解。

其次，“新東北文學”作為一個以時間和地域組合方式來命名的文學術語，在題材或書寫主題上應該包括更多的內容，而不僅僅局限在工業文學或者工業轉型期后下崗時代的工人生活。固然，對東北而言，特別是對遼寧而言，工業生活書寫是重要的傳統，并有東北所特有的意義，但它僅僅是東北文學中的重要一翼，是重要書寫主題的一部分，但絕不是全部，無法涵蓋新世紀、新時代以來東北文學的全部。正如賀紹俊所言，讓“鐵西三劍客”來承擔新東北文學的未來也確實是令這三位作家“勉為其難”。近些年產生廣泛影響的，標示著東北文學最好成就的遲子建除了個別中短篇之外，基本上不創作工業生活方面的作品。有的論者在論及這一問題的時候，往往舉出遲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這部中篇小說。從外在的形式上看，這是寫工業生活的底層悲哀，但其主旨強調的是挖掘苦難中的美好人性和面對苦難時的溫暖生活。這是遲子建的文學創作中的主線，這一主線幾乎貫穿了遲子建的全部創作。不管是《額爾古納河右岸》，還是后來的《白雪烏鴉》《群山之巔》《煙火漫卷》以及其他眾多的中短篇小說都是如此。如果從“新”字的角度來討論東北文學，恐怕在寒冷的東北地域來書寫溫暖的人性也是東北文學新變的重要表現之一。

還是以遼寧為例，在最近二十幾年中，除了賀紹俊提到的擅寫工業生活的李鐵外，老藤也創作工業生活的作品，比如《銅行里》《北愛》。《銅行里》既寫“技藝”，也寫“記憶”。從“技藝”的角度來說，銅行里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以沈陽為中心東北近現代以來工業發展的縮影，一代一代的工匠的人生經歷與工業興衰聯系在一起，變化的是時代，不變的是“技藝”。從“記憶”的角度而言，它勾連起了近代以來以沈陽為中心的工業文化變遷，特殊地強調了工人文化的歷史屬性和時代屬性。《北愛》在東北振興的大背景下以飛機制造專業的青年博士生北上加盟高科技企業為主線，展現了當代年輕人應有的人生追求與時代需求之間的關系。作者在作品中著力強調了當代工業文化的形成、傳承以及在新時代的使命擔當。陳曉明譽之為“一封寫給東北大地的公開情書”。《北愛》的敘事立意顯然與評論界所強加給的新東北文學的屬性是不一樣的。除了寫作工業生活的作品之外，遼寧在鄉土敘事上也有非常好的表現，孫惠芬的創作就是其中的代表。孫惠芬有關遼南風格的鄉土寫作始終將目光投放在東北鄉村社會變遷，尤其關注女性在這一變遷中的心靈變化和精神歷程。在《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上塘書》《后上塘書》《生死十日談》中都有精彩的表現，而且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在這方面既形成了他自己的特色，也為東北文學增添了更加新質都內容。尤其是剛剛出版的《紫山》更是集數十年的觀察體驗而創作出極富心靈拯救意義的力作。不可否認的是，她是寫創傷的，但不停留在創傷的控訴，而是在此當中尋找人性之美和溫暖之光。在這一點上，與遲子建的創作有異曲同工之妙，也表現出了東北文學的時代新變。從她們的創作上，可以看到，東北文學也有細膩的內轉。而津子圍的長篇小說則在另外角度上實現了更加縱深的開拓。他2021年出版的《十月的土地》將敘事聚焦到農民與土地的關系上，從長時段的歷史線索去探討個體生命的生存體驗和生存邏輯。特別是其中所關涉到的家族敘事，在某種意義上來講，是東北文學中關于家族敘事的重大收獲。應該說，家族敘事在整個東北文學中并不發達，線索也不是十分明晰，但《十月的土地》卻在此進行了非常有益的嘗試，為東北文學的當下發展增添了很多新鮮的內容。而到了2024年出版的《大遼河》中，津子圍又將家族敘事的視野擴展至更為廣泛的范圍。他在作品中，以遼河的歷史變遷為線索，以民族的遷徙和融合為經緯，通過對歷史長河中不同代際具有擬血親關系的小人物的生存狀態的描述，創設了更大體系的家族敘事架構，全面超越了碎片化的、“廢墟”式的敘事格調，顯示出了東北文學中所應該具有的更加宏闊的現實視野和歷史縱深以及生生不息的生存活力，無疑這是近些年來東北文學中的重要收獲。他們的創作顯然代表東北文學的最新成就。

通過以上個案的簡要介紹，我們不難發現，新世紀以來，尤其是新時代以來，東北文學有著比后下崗時代更為豐富的主題，這些主題不僅回應著時代的吁求，在時代精神與個體精神間的互動中觀察和捕捉著時代的特質，而且與此前相比，他們的敘事也為我們提供了更多新的敘事經驗。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如果一定要用“新東北文學”來命名的話，這些創作也是應該被充分考慮的。

再次，近年討論新東北文學往往與新東北作家群聯系在一起，假設新東北作家群真的存在，也應該與文學史上的東北作家群不是在一個邏輯層面上的，其原初的命名也是指向一個更大的規模，而不是局限在幾位作家之間。作家群是一個非常有彈性的指稱，特別是在構成一個群體的數量和內在特征上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有較為明晰的界定，但在實踐上卻被經常使用。比如現代文學時期的西南聯大作家群，成員就包括很多，代表性作家有聞一多、朱自清、馮至、沈從文、穆旦、汪曾祺、鄭敏等一大批人，他們在小說、詩歌、散文創作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再比如近些年經常被討論的里下河作家群，能夠列入其中的作家非常廣泛，包括曹文軒、費振鐘、王干、汪政、吳義勤、畢飛宇、魯敏、朱輝、劉仁前、劉春龍、顧堅、沙黑等一大批作家，人們在討論這個作家群體的時候，其晚近的淵源追溯到汪曾祺、陸文夫等人，體裁上涵蓋了小說、詩歌、散文以及文學批評，到目前為止以里下河作家群為名所召開的大型研討會也有十幾次之多了，其中所涉議題，除了對這一作家群進行溯源之外，更多討論的是在當下的發展與繼承、創新問題。當然，無限擴大的作家范圍和文學主題、審美傾向對于研究作家群來說未必就一定合理，而且容易出現泛作家群現象，但就某一確定的主題而進行狹隘化處理顯然也是有武斷之嫌，這容易出現過度的基于某種特定目的的人為化傾向。

從現有的關于新東北作家群的討論來看，顯然是基于某種特定目的強制性選擇，而沒有關注到當下東北作家的實際狀況。其實，從遼寧作家群體上看，也另有一批優秀青年作家。比如牛健哲、梁鼐和辛酉等人也應該被列入到新東北作家群中。牛健哲也是沈陽的工人子弟，他的父親也是當年的下崗者之一，但他的創作資源似乎并非來源于此。他專注于對社會的整體性體察，在具有較強的關聯性的視野中探求生活、生命乃至社會存在的真相，這就使得他必須在細節、瞬間乃至無意識上去尋找意義和真實，因此他的小說總體上呈現出了濃郁的哲學思辨色彩。比如《造物須臾》就是這種對人生瞬間產生無限想象的作品。作品從主人公半夜從床上掉下來，這一瞬間既讓他感覺不知身在何處，又明知身在何處，在知與不知之間，他對造物的世界有了惶惑和新知。又比如在《現在開始失去》中他從夫妻關系入手，抓住了日常生活中凡庸、俗常的一面，開始對生活真相的探尋，表達了對大眾日常生活中人們在努力維系的而又不知其所以然的表象的深度關切，歸根到底也是對人為什么活著的哲學追問。論者普遍看到了他小說中的寓言色彩，應該說這是他對當下生活的深度體認，也是他對東北文學的新貢獻。辛酉是另一位遼寧大型國企工人的子弟，他同樣沒有把這一身份和成長環境作為他主要的創作資源。雖然作者自己曾經說過他的主要興趣在長篇小說（已經出版了五部長篇小說），但他的《聞煙》和《容妝》兩部小說集給人印象深刻。他的創作取材多樣，不拘一格，確實很難對其總體風格用一兩句話來概括，這表現出了其觀察社會、表現世界多樣性較為宏闊的視野，但其面向社會的情感點卻是確定的，他堅定地表達著對這個世界的同情、理解和寬容，即使像《背對你》《看車人的冬天》這樣質地堅硬的、具有抵抗意識的帶有鮮明的后工業時代底層文化印跡的小說也都能表現出與社會和解的姿態。梁鼐是近年東北作家中創作勢頭正在不斷上升的青年作家，與牛健哲、辛酉相比，他的創作常以蒙漢雜居地區的草原生活為背景，文學表現上努力挖掘日常生活中溫暖、善良的特質，他的敘事常常以溫潤、體貼的筆觸浸潤人心，這也許與其小學教師的職業相關。這些在他的《少年寶音的心事》《哈布特格與公牛角》《阿布來接我的那一天》《扎魯特兄弟》等作品中都有非常好的表現。即使像《隱身衣》這樣的多少帶有點黑色幽默色彩的小說中，讀者也能感到那些彌漫在生活中的善良。

上面之所以在東北的文學創作群體中選擇牛健哲、辛酉和梁鼐三人，是因為在這三位青年創作者的敘事格調和價值追求上能夠找到一種可以相互支撐與補充的邏輯關系：從辛酉的對生活的同情、理解與和解到梁鼐的挖掘生活中的善良與溫暖，再到牛健哲的對生活的寓言式的哲學思考，構成了這個時代我們看待東北文學尤其是遼寧文學的一個新三角。這個三角對日漸狹隘化的所謂的新東北文學起到穩定與平衡作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此三人以及以他們為代表的其他作家也應納入到新東北作家群的譜系當中。這本來就應該是討論新東北文學的題中應有之義。

其實，關于討論新東北文學的話題，也更應該從是否形成了具有共性意義的新的審美原則角度去思考。筆者在《新東北文學要在歷史與現實的互動中尋找坐標》一文中已有涉及，此文不再贅述。但我想說的是，就新東北文學這個話題而言，很多評論文章似乎存在著先入為主的偏見：要么將簡單問題復雜化，要么將復雜問題簡單化。前者為了論證新東北文學中的后下崗時代文化的灰色調性，調動了龐大的理論和其他學科資源為自己的論點提供支持，顯然有些理論是過于牽強的；而后者則表現為只及一點，無視其他。一個區域的文學構成，受文化環境、歷史過程、時代需求、代際差異以及作家個體創作傾向的影響很大，因此呈現出的文學面貌就較為復雜。如果僅將一點放大為普遍現象，這就失之于簡單粗暴。此兩者應該說都是與對東北的“不及物想象”有關。以上筆者從新東北文學的含義屬性、新東北文學的創作主題以及新東北作家群的群體構成三個方面提供一個“及物性”的補充，期望對正確理解新東北文學有所助益。

注釋：

1 劉東：《區域文化、地方情動與作為現象的“新東北作家群”》，《當代作家評論》2024年第4期。

2 王德威、宋偉杰、吳曉東：《人文東北：意圖與方法》，《小說評論》2025年第1期。

3 5 6 賀紹俊：《新東北文學的命名和工人文化的崛起》，《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2024年第1期。

4 周景雷：《新東北文學要在歷史與現實的互動中尋找坐標》，《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2024年第1期。

7 楊丹丹：《“新東北文學”的東北問題、寫作傳統和新東北故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2024年第1期。

8 楊丹丹：《重建黑土地——百年東北文學的經濟邏輯、文化重鑄與大眾文藝的新方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5年第7期。

9 劉曉麗：《從“東北文學”到“新東北文學”》，《中國文學批評》2024年第4期。

[作者單位：遼寧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