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歷新春佳節的尾聲，倫敦西區原版音樂劇《雨中曲》中國巡演收官站來到了上海西岸大劇院。音樂喜劇的風趣節奏，伴隨舞者和雨滴間的輕盈舞步，讓筆者這一晚的觀劇時光充滿歡騰與溫馨。

音樂劇《雨中曲》改編自1952年米高梅同名經典電影，1983年最初在倫敦帕拉丁劇院首演。如今，到訪國內巡演的是2011年由英國奇切斯特節日劇院制作的復排版。奇切斯特節日劇院成立60余年，秉承“好戲就該讓世界看到”的理念，持續在戲劇、音樂劇領域深耕。該版《雨中曲》曾于2012年進入倫敦西區駐演，并在14年后的今天，仍在全球范圍內巡演，可謂匠心使然，活力不減當年。

關于《雨中曲》，一段“身世”不得不提。它與我們熟悉的大部分音樂劇的原創邏輯不同，是先有歌曲后有故事，且歌與故事本無關聯。作品最初的構思，來自米高梅制片人、作詞亞瑟·弗里德，他想把自己與作曲納西奧·赫伯·布朗于1929至1939年間為多部歌舞片創作的歌曲，集合起來做一部新片。

經過貝蒂·科登與阿道夫·格林——這對常年活躍于百老匯、主攻敘事音樂劇創作的伉儷之手，以從無聲到有聲的好萊塢電影轉折期為背景，講述默片明星唐與歌舞龍套凱西、好兄弟科斯莫之間的星途闖蕩故事，使該片有了傳世的基因。

其實，《雨中曲》類似以《媽媽咪呀！》為代表的“點唱機音樂劇”，只是在它誕生的年代還沒有這一概念。而這種創作邏輯存在“為歌舞而故事”，故事成了托舉歌舞表演的配角。為了復興一首首老歌而做戲，常常被戲劇圈詬病。而《雨中曲》并未陷入泥潭，它在重新整合故事與音樂之間的關系。

首先，《雨中曲》承襲了有聲電影剛鵲起時，圍繞流行音樂、融合芭蕾與爵士舞、有聲的踢踏舞與富麗堂皇的視覺效果為焦點的歌舞片范式，突出用場景展現風格與形態各異的歌舞表演。表演形態豐富了，表現的場景就很重要。故事被設置在電影片場幕后，以明星或演員為主角的方式展現歌舞表演，具有寫實性。這類片場幕后故事在歌舞類型片中始終占據主力，后來的《紅磨坊》《愛樂之城》亦是如此。其次，《雨中曲》又精妙抓住一個頗具戲劇性的危機——即1927年影史第一部有聲電影《爵士歌手》上映，一個技術迭代對電影行業生態產生顛覆影響的時刻。就像劇中的默片明星們，正要面對被時代淘汰的困境，而資本與原本默默無聞的歌舞龍套們、身藏幕后的爵士樂手們卻有了可乘之機。在故事有了適合的發生場域、危機等關鍵要素后，現成的音樂部分，包括“Singin'in the Rain”“Good Morning”“Make'Em Laugh”成了解決危機的必要良方，即一種帶著小確幸的樂觀精神。

樂觀處世，是流行音樂剛剛起步，脫胎自藍調布魯斯及鄉村音樂的靈魂內核。而在商業化的道路上，樂觀的音樂精神成了市場主力。類似“Singin'in the Rain”，在雷雨交加的街道為吟唱者帶去小確幸般自足感的歌曲贏得萬眾青睞。因此，在《雨中曲》中，故事承擔著危機與矛盾的建立，音樂則是一種精神上的應對之策。兩者相互勾連，渾然一體的同時，形成一套獨有的音樂敘事邏輯。尤其，當我們同樣身處智能時代變局的當口，作品中的樂觀精神，似乎更有必要成為焦慮生活的主旨。

1927年是有聲電影的起步之年。同是這一年，百老匯的《畫舫璇宮》（Show Boat）開啟了音樂劇從娛樂秀（不重敘事）轉向敘事音樂劇的變革。音樂劇《雨中曲》既是在回溯電影史，如科斯莫一角以卓別林式的默劇肢體演繹“Make'Em Laugh”唱段，帶著尖利嗓音的麗娜在復原歌舞類型片中“墮落天使”的形象。同時，也在回溯音樂劇發展的關鍵期。因此，《雨中曲》不僅是以舞臺的6000升水，復原吉恩·凱利的經典舞姿，更是在回溯音樂劇表演的各種經典形態。包括合唱結合康康舞表現群像，三重唱搭配踢踏斗舞表現兄弟情，二重唱搖曳起交誼舞姿表現浪漫感，以及在“BroadwayMelody”中摻雜著百老匯經典編舞大師鮑勃·福斯、邁克爾·班內特、蘇珊·史卓曼等印記的舞蹈表演，以肢體構建起一場危機面前，人人都夢寐以求的生活圖景……

和《雨中曲》同時期，還有音樂劇《禮帽》（2012年）、《一個美國人在巴黎》（2014年）都以回溯歷史的姿態，把時代記憶的老歌與老電影結合，重構被忘懷的永恒瞬間。這些瞬間在一個又一個轉瞬即逝的動作之間，每一場演繹都在提供一次審慎細品的機會。對表演者而言，更是一次細摳經典表演程式的機會。經過細摳與提煉，為未來再塑舞臺經典提供經驗支撐。

我們可以認為《雨中曲》仍是一臺“點唱機”，但不夠深刻。它想給觀眾的，并非深刻大理，而是一次生動的歡笑體驗，讓我們在感傷來臨前做好應對的準備。

（作者為劇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