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元朝建都算起，北京的城墻與城門存在了700多年，但城墻有多長？沒個準數(shù)。老北京說“前門樓子九丈九”，“九丈九”也是虛數(shù)。1922年春，一位瑞典學者望著那些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被破壞的城墻，涌起一種責任感：或許他是最后一個有機會完整記錄它們的人。

于是，他“一碼一碼地”測繪和拍攝了北京的城墻與城門。如今，我們站在北京僅存的城墻城門前，或許能感到一絲慶幸——幸好，有人曾為它們留下過影像和圖紙。

作為一位百科全書式的藝術史家，他對北京貢獻良多，而人們對他卻知之甚少，甚至連他的漢名喜龍仁都常常搞錯。近年來，隨著喜龍仁檔案的數(shù)字化公開，他與北京的六次交集才清晰起來。

從達·芬奇到羅漢畫

1922年5月末的一天，紫禁城神武門內(nèi)，一位來自北歐的學者，正在等待一場“不被允許的會面”。

他43歲，小個子，穿著一絲不茍的深色西裝，沉重的照相機片刻不離手。此行，他被批準“拍照”，卻被告知不得直視皇帝，更不得與皇帝交談。而此刻，他分明感覺到，一雙眼睛在主殿窗后看著他——那是末代皇帝溥儀。

后來，他將這段經(jīng)歷寫成文章，發(fā)表在1923年4月22日的《紐約時報》星期日增刊上，題為《中國皇帝扮演攝影助手》。

這位瑞典學者漢名喜龍仁，他或許沒想到，這次北京之行留下的影像，將在幾十年后，成為這座古城在時代更替中掙扎的見證。

1922年的紫禁城，內(nèi)廷還是禁地，為了走進這里，喜龍仁費盡心機。至于他和中國的緣分，還得從8年前的一幅羅漢畫說起。

1913年，34歲的喜龍仁已是歐洲藝術史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在意大利文藝復興研究領域聲名鵲起。1914年，他應邀赴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及波士頓美術館講學，所到之處，無不受到學界的熱烈歡迎。

授課之余，他也擔任古董商和私人收藏家的顧問，并以收藏自娛自樂。那年春天，在波士頓美術館，他遇到了著名收藏家丹曼·羅斯。

“這是讓我淚流滿面的畫?！绷_斯帶著喜龍仁穿過走廊，來到一個燈光昏暗的展廳。眼前是十幅中國南宋時期的繪畫——《五百羅漢圖》。這些畫據(jù)傳是周季常、林庭珪的作品，共100幅豎軸，原藏于日本京都大德寺，1894年在波士頓美術館展出，后被該館買下10幅。畫中羅漢或執(zhí)劍擊龍，或伏虎靜坐，線條流暢，神態(tài)各異，與西方透視寫實截然不同。

凝視羅漢畫《云中示現(xiàn)》時，靈光閃過。他意識到，此前理解的“藝術史”，不過是西方的一段局部敘述。東方，還有一整片尚未開發(fā)的新大陸。

喜龍仁回憶說：“中國畫那種由內(nèi)而外，不依靠外在景象而全憑畫家心靈的藝術創(chuàng)造力令我失神。我意識到，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藝術傳統(tǒng)，一種我從未接觸過的美學境界?！?/p>

一個念頭在他心中萌生：放下達·芬奇，放下文藝復興，去探尋東方。這個“頓悟”意味著，一切從頭開始——他不懂中文，此前對中國藝術一無所知。

1916年1月，他開始通過紐約的古董商購買中國藝術品，第一批是陶器和瓷器，兩個月后，又買了兩幅羅漢畫。一幅描繪羅漢執(zhí)劍擊龍，另一幅則畫羅漢伏虎，購畫發(fā)票上注明前者可能作于元代或明代，后者則為明代的作品。

將近40歲時，喜龍仁終于登上“真洋丸”號前往日本，開始了第一次東亞之旅。從日本到中國，他游歷了北京、上海、蘇州、杭州等地。在蘇州園林中，他第一次感受到中國園林“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意境；在杭州西湖邊，他看到了中國山水畫的原型。1918年，第一次站在北京城墻下，他被“帝國榮耀的余暉”震懾住了。

回到斯德哥爾摩，他立即策劃了一場中國藝術展，但這只是開始，藝術史家的鑒別力必須建立在親眼見過，大量積累之上，幾個月的浮光掠影顯然不夠。

1919年春，喜龍仁將個人收藏的14件文藝復興時期畫作賣給瑞典國立博物館。忍痛割愛背后，是他正在籌備一次漫長的東亞之行。這一次，他的目標很明確：中國。

城墻城門正在渡劫

1921年9月，當“太陽丸”號穿越大西洋和太平洋時，他把大部分時間用于學習中文并閱讀玄奘傳記上。玄奘西天取經(jīng)的故事，激勵著他到東方尋寶。

就在這一年，瑞典人安特生和斯文·赫定在中國考古所獲頗豐，由瑞典皇室主導的東方熱正在興起。喜龍仁也卷入其中，相約與安特生的助手卡爾貝克，一起到安徽壽縣去發(fā)掘青銅器。

幾次碰壁后，喜龍仁的考古夢碎。但他借著這個由頭，坐著顛簸的騾車，帶著考古和攝影設備，過潼關，進西安，游洛陽，又在杭州、南京等地轉(zhuǎn)了一大圈，足跡踏過大半個中國，直到1922年3月，才再次站在北京城下。

那是一個滿目瘡痍卻又暗流涌動的時代，北洋政府的軍閥混戰(zhàn)、列強的租界爭奪，以及清王朝的最后余暉，共同構(gòu)成北京的獨特風貌。

從城樓俯瞰北京時，一個想法征服了他。正如他在《北京的城墻和城門》開篇第一句所言：“我撰寫這本書，是源于北京城門之美麗；源于城門具有的非凡意義，它具有京城最佳景致的典型特征?！薄?/p>

北京城始建于元代，明代永樂年間大規(guī)模擴建，至嘉靖年間形成“凸”字形的城郭格局。城墻由夯土芯、磚石外包構(gòu)成，規(guī)模之宏大、建筑之壯觀，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堪稱奇跡。

喜龍仁覺得，“正是那一道道、一重重的墻垣，組成了每一座中國城市的骨架或結(jié)構(gòu)”，在他眼里，北京城墻是有生命的，依季節(jié)、時辰、天氣和觀者欣賞標準的不同而有所變化。遠眺城墻，它們宛如一條連綿不絕的長城，其中點綴著座座挺立的城樓。

不過，令人不安的景象同樣明顯，城墻城門正在被時代吞噬：

環(huán)城鐵路已經(jīng)開通，火車從城墻甕城中穿行而過；甕城正在被拆除以適應現(xiàn)代交通，古老的城門洞被拓寬，城樓上的琉璃瓦已經(jīng)斑駁脫落；古老的城墻依然巍峨，但墻根處雜草叢生，墻體上布滿裂縫，一些地段甚至被居民鑿洞而居；洋建筑超過了城墻，像是侵略者，破壞著北京的天際線。

4月，直奉戰(zhàn)爭爆發(fā)。戰(zhàn)火中，喜龍仁開始了他的工作。他背著沉重的相機，手持測量工具，帶著中國助手，從正陽門走到永定門，從朝陽門轉(zhuǎn)到阜成門。他爬上城墻，鉆進門洞，仔細記錄每一塊城磚上的銘文，以便弄清楚建造時間、用料、砌筑特點。

“幾乎所有的歷史事件都在城墻上留下了印跡——戰(zhàn)爭時的摧殘與和平時的建設，腐朽與勤勉的政府，懈怠與積極的官員，衰敗與繁榮的年代，此外還有那些以各種不同方式參與這座引人注目的防御工事的人們留下的痕跡。”

喜龍仁相信，石頭和磚瓦記錄了北京從16世紀以來的歷史。為了解讀碑銘磚刻上的文字，他迫不及待地請中文老師朱嘏臣幫忙翻譯了相關的歷史書。

或許是司空見慣，或許是學術傳統(tǒng)，文獻中很少關注到城墻的細節(jié)。比如，內(nèi)城城墻長度這一關鍵數(shù)字，萬歷《順天府志》中記載為40里，而《明史》則云45里。哪個數(shù)字更準確？喜龍仁經(jīng)過近乎偏執(zhí)的實地踏勘，得出了答案：南城墻6690米，北城墻6790米，東城墻5330米，西城墻4910米，合計23720米，約47.4里。

一提到正陽門，老北京人喜歡說“前門樓子九丈九”。殊不知，喜龍仁測出的精確高度是“齊城臺平面處寬為50米，最大進深為24米，通高38米”。

至于城墻的高度，喜龍仁首次測定東城墻11.10米、西城墻10.30米、南城墻10.71米、北城墻11.92米。四面城墻高度并不一致，北高南低。

在建筑學角度，他已經(jīng)算是權(quán)威了。更難得的是，在闡釋景觀的字里行間，他用詩一般的語言再現(xiàn)了舊京神韻：

“如果把北京城墻比作一個巨人的身軀，城門就好像巨人的嘴，其呼吸和說話皆經(jīng)由此道”。在喜龍仁的眼里，城門是會“說話”的。

城墻內(nèi)，是權(quán)力主導的秩序與文明，城墻外，是浪漫主義的自然景觀，而門洞就成了這兩個境界的過渡地帶：“河岸深處，黑色的小豬在肥沃的沼澤地里翻拱覓食，孩童們則像青蛙般在蘆葦叢中嬉戲；白鴨成行，在水面上劃出片片水花，‘嘎嘎’地回應著主人的呼喚。”這詩意又有煙火氣的場景，不在別處，就在百年前的北京護城河畔。

“人們也許不時會注意到一位中等個子、樸素的中年男子，通常穿著適當熨平的棕色或深色西裝，帶著相機、筆記本和標尺，望著一抹陰影掠過北平的城門或紫禁城的飛檐?！彼@樣描述自己。

無數(shù)個黃昏，他等著那抹陰影喚醒古建筑，才迅速按下快門。如果對場景不滿意，他會一次又一次回到那里，直到光線與顏色的組合能最清晰地傳達出建筑師的本意。

北京有九座內(nèi)城門，七座外城門，每一座城門都有獨特的建筑形制和歷史故事，每一段城墻都承載著百年風霜，要一一盡述，談何容易？他把每邊城墻都分成一百多份，再“一碼一碼地”觀察測量；雖然手中已經(jīng)有了重修城墻城門的設計圖紙，但還是對每個數(shù)據(jù)一一重新測量求證。53張喜龍仁手繪的建筑圖紙和128張城墻與城門的歷史照片，就是他實地踏勘的明證。

在兩年的考察中，他詳細記錄了每一段城墻的碑記、用料、砌筑特點，甚至對每一段城墻的建造修葺歷史進行了考證。盡管受專業(yè)素質(zhì)所限，有的城樓測繪圖不規(guī)范，但他留下的這份檔案，至今仍是最翔實可靠的。要完成這些工作不僅需要專業(yè)知識，更需要極大的耐心和毅力。

末代皇帝充當助手

如果說城墻考察是冷靜的學術行動，那么進入紫禁城，則更像一次冒險。

這在當時幾乎是不可能的。辛亥革命以后，溥儀還在內(nèi)廷，紫禁城大部分還是皇家禁地，外人無法進入，更不用說外國人了。

他通過各種關系，終于聯(lián)系上了溥儀的英語老師莊士敦。莊士敦是英國人，曾在牛津大學學習，1919年被聘為溥儀的英文教師，是溥儀最信任的外國人之一。

莊士敦表示，沒有權(quán)力幫人拿到前往皇宮內(nèi)部的通行證，但愿意為他開具介紹信，讓他拜訪滿族親王貝勒們的府邸和花園。

跟今天的年輕人一樣，溥儀的弟弟溥杰對攝影很有興趣，他大大方方地在自己的花園里擺造型，讓喜龍仁拍攝。

在尚未得到紫禁城的邀請之前，喜龍仁給溥杰寄了一系列照片，以示感謝。他推測，溥杰一定會把照片拿給溥儀看，從而引起他的好奇。果然，幾個月后，喜龍仁收到了一個神秘的邀請。

1922年5月末，喜龍仁與中文老師一起來到神武門前，莊士敦和兩位太監(jiān)迎接了他們，寒暄過后，莊士敦便抽身離開了。喜龍仁被告知，可以拍攝所有想拍的照片，“但不可透過眼鏡看天子”。

就在這時，喜龍仁感覺到有一道目光正注視著他。他抬頭望去，只見主殿窗前一個戴著眼鏡的年輕人正在觀察他。

一位報信的出來，建議喜龍仁不必在某一處景點用掉太多底片，因為宮里還有許多更重要的地方值得拍。

“我很感激他的建議，便移步到毗鄰的殿內(nèi)……還沒等我架起相機，又一位報信的跑來，拿著一款老式柯達相機，遞給我問是否還可以用？這架相機的狀況非常凄慘，我只能建議把它拿到北京最好的攝影店去維修。這僅僅是個開端。幾分鐘后，皇帝本人就來到我身邊，觀察我用相機的一舉一動?！毕昌埲试诮o《紐約時報》的文章中寫道。

由于事先被告知“不可透過眼鏡看天子”，而他是近視，只好在摘下眼鏡的情況下，向溥儀演示相機的各種功能。

溥儀看得入神，突然說：“我想看看相機里面。”

喜龍仁只好把相機拆開。就在這時，接見時間到了。喜龍仁不得不把相機部件裝進口袋，向皇帝叩頭，倒退著向門口走去——他不能背對天子。

就在他即將退出大門時，一個聲音叫住了他：“等等，我跟你一起去?！毕昌埲抒蹲×耍：乜吹戒邇x正從臺階上走下來。

“皇帝本人來到我身邊后，開始作為宮內(nèi)私家向?qū)?，指揮我往哪里走、哪些地方可以拍照。沒過多久，他就完全忘了害羞這回事，主動帶頭選擇適合拍照的景點和角度?！?/p>

“這個場景對我來說有些奇特，因為我還沒有被正式引薦給皇帝，我應該不允許認出他或與他說話。但他強烈的興趣，他的問題和建議迅速除去了這些規(guī)矩和禮節(jié)的條條框框?！?/p>

他們一起欣賞生長了幾百年的盤根錯節(jié)的槐樹，還爬上石堆和臺階尋找最佳取景位置。最后，喜龍仁被邀請參觀了皇帝在養(yǎng)心殿的寢宮。

“我們在養(yǎng)心殿內(nèi)找了個地方坐下。更多的破舊相機被呈至我面前。就如行程伊始皇帝毫無預兆地出現(xiàn)在我身邊一般，他突然站起來向他的客人道別后就消失了。”

喜龍仁被帶回神武門，在那里，他表露出欣賞：“我感受到了這個坐在天子之位上的可愛的年輕人生動、親切的形象。這與我?guī)ё叩哪切┠z片幾乎同樣珍貴！”

除了溥儀的支持，喜龍仁還得到了北洋政府內(nèi)務部的特許。檔案顯示，政府曾專門委派民國大總統(tǒng)的一位特別助理協(xié)助他考察中南海。當時，那里是政府的辦公地。

利用這些難得的機會，喜龍仁拍攝了300余張照片，全面記錄了紫禁城、中南海、頤和園、北海，甚至圓明園的斷壁殘垣。

有研究者認為，喜龍仁多次講溥儀當助手的故事，細節(jié)有出入，可能有夸張。不管是不是有杜撰，那些歷史上第一次被拍攝到的建筑細節(jié)，仍表明他是不虛此行。

活躍于京城社交圈

除了走上層路線，融入圈子，也是喜龍仁迅速變成“北京通”的法寶。在學術圈，與他交情最深的要算胡適。

常州工學院藝術與設計學院副教授葉公平，主要研究海外檔案、學術史等。據(jù)他統(tǒng)計，胡適日記中至少有七次提到Sirén。“他倆是1922年春天認識的，直到1936年，胡適還在日記中提到兩人一起吃飯?！?/p>

喜龍仁還沒到北京，上海出版家張元濟就在信中向北大校長蔡元培推薦了他，說他在英人俱樂部講中國畫，“報紙極為稱美不置。友人有往聽者，亦傾倒之至”。蔡元培正求賢若渴，便邀請喜龍仁到北大講堂講演《東西洋繪畫的要點》。

這場演講由胡適擔任翻譯，兩人由此相識。胡適英語流利，知識面極廣，留美時的女友韋蓮司又是學美術出身，他跟喜龍仁可以站在走廊里長談幾小時。

喜龍仁還曾在愛沙尼亞漢學家鋼和泰家中與胡適會面。鋼和泰是北京大學教授，精通梵文和藏文，家中常有中西學者聚會。鋼和泰1927年給喜龍仁的回信手稿，今藏于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

兩人本來聯(lián)系不斷，十分熱絡，但胡適在1926年后就很少提及喜龍仁了。葉公平說，已經(jīng)數(shù)字化公開的喜龍仁書信中，目前尚未發(fā)現(xiàn)胡適通信。

分歧很可能發(fā)生在1926年倫敦的一次會面。

據(jù)胡適日記，他們在倫敦見面，談了幾個鐘頭，喜龍仁還去聽了胡適講演，并陪他去大英博物館參觀。當看到一些中美洲的瑪雅文物時，喜龍仁說，這里面有些與中國相近的“母題”?！拔也缓苄糯苏f”，胡適在日記中腹誹。

“兩人觀點沖突甚大，這大概因為喜龍仁是神秘主義者，而胡適信奉科學；喜龍仁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評價甚高，而胡適則認為中國人更需要學習西方?！比~公平認為，兩人三觀不合，所以后來就不怎么聯(lián)系了。

最讓喜龍仁如魚得水的，還得是藝術圈和收藏圈。1922年，喜龍仁曾專程前往天津，拜訪滿清遺老羅振玉。

在羅振玉的寓所，喜龍仁觀賞了其收藏的王維《江山雪霽圖》摹本。這幅畫后來成為研究中國早期繪畫史的重要參考資料，收入喜龍仁的《中國早期繪畫史》一書。

北京著名的鑒藏家完顏衡永（字亮生，又名王衡永、王湘南）也與喜龍仁有長期聯(lián)系，并且是他購畫的重要中間人之一。1935年，喜龍仁在北京六國飯店給妻子寫信時說：“衡先生我想你還記得他，他跟我們一起吃過飯。他還問起你。我們剛剛一起看了我在上海買的很多畫，他似乎覺得我這次的交易很走運?！?/p>

此外，喜龍仁還與盧芹齋等藝術品商人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盧芹齋是當時最著名的中國文物出口商之一，許多流失海外的中國藝術品都經(jīng)他之手。喜龍仁通過盧芹齋，得以接觸到大量珍貴的中國藝術品，這些藏品為他后來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與畫家黃賓虹的交往更是一段佳話。黃賓虹在給傅雷等人的信中將他引為知己，感謝他對新安畫派的盛贊，也稱贊喜龍仁“能讀古書、研國畫理論”。

流連北京放棄教職

喜龍仁在北京樂不思蜀，大學卻不愿再批給他更多假期了。從1922年春天，斯德哥爾摩大學與喜龍仁之間頻繁通信，校長在6月警告他如果再不回學校，后果很嚴重。而喜龍仁為了在北京多住些時日，自愿請辭。

1923年4月1日，由于長期休假，喜龍仁被斯德哥爾摩大學免除教職。

喜龍仁在大學任教15年，對于一個出生于普通家庭，晚年被評價為“吝嗇”的人來說，這至少是個經(jīng)濟上的重大決定。但他心意已決，要先完成對北京城墻和城門的書寫。

在給朋友的信中，他寫道：“我相信我的任務將會越來越專注于中國藝術，我必須完成我的那些歷史書。我唯一的希望是在世界的這一頭也能夠找到一些討論和學習的機會……但是我為什么要抱怨呢？從我過去的旅程中，我收獲了那么多絢麗的回憶和有趣的材料?！?/p>

對于學術前途，喜龍仁似乎并不焦慮，1921年到1923年的中國游，已經(jīng)為他的開山之作積累了足夠的資本。1924年，他暫時定居巴黎，成為一名收入不穩(wěn)定的獨立學者。

1924年，《北京的城墻與城門》在倫敦出版，首印800冊。這是他寫中國的第一本專著，在序言中，他寫道：“如果我能引起人們對北京城墻和城門這些歷史古跡的興趣，就感到自己對中國這座偉大的都城盡了一點責任?！?/p>

令他失望的是，這本書沒有引起東西方學界的關注。在那個年代，城墻城門的話題太過冷門，幾乎無人問津。800冊書很快銷聲匿跡，仿佛從未存在過。

書的最后，他發(fā)人深思地問道：“這些奇妙的城墻和城門，這些北京絢麗多彩歷史的無言記錄者，它們的豐姿到底還能維持多久呢？”結(jié)果一語成讖，就在這本書出版的同一年，北洋政府內(nèi)務部開始大規(guī)模拆賣皇墻。

次年，喜龍仁的《中國雕塑》出版，這本書一冊為文字、三冊為圖片，涵蓋了900多件石、銅、漆及木雕作品，為他奠定了在該領域的權(quán)威地位。

梁思成在美國留學期間，讀過這本書。1930年他在東北大學教授中國雕塑史時，講義中也大量翻譯引用了這本書。不過，梁思成對喜龍仁的中國建筑史研究有嚴厲批評，稱他“不懂中國建筑的規(guī)律”。

雖然《北京的城墻與城門》反響平平，但喜龍仁的第三本書，仍以北京為題。這種堅持，如同固執(zhí)地為一位垂暮的長者記錄生平。1926年出版的《中國北京皇城寫真全圖》共三冊，以圖片為主。在這套書里，他同樣對那些危在旦夕的建筑表示了惋惜，并希望當局能意識到它們的歷史價值，趕緊搶救。

林語堂盛贊《北京的城墻與城門》和《中國北京皇城寫真全圖》，“是兩本最完全和最權(quán)威的再現(xiàn)北京的圖集”。但在歐洲，喜龍仁卻因這兩本書飽受非議，同行嘲笑他出的都是圖錄書，不符合歐洲的美學審美，沒有學術深度。

對此，他在書的引言中為自己做了辯解：中國當時局勢動蕩，為了能讓這些材料盡早向?qū)W者及廣大公眾公開，這才將不完整的材料出版。

在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朱良志看來，喜龍仁的很多研究可以稱為“發(fā)現(xiàn)”：他發(fā)現(xiàn)北京城墻和城門無與倫比之美，發(fā)現(xiàn)殘破凌亂的蘇州私家園林的高雅風致，他在山西、河北、甘肅等地，從灰塵中感受很多雕塑和壁畫的光輝。

在家打造東方花園

1926年10月，喜龍仁憑借《中國雕塑》獲得瑞典國家博物館繪畫與雕塑部主任館員的職位，過上了朝九晚五的生活。這讓他不時擔憂，將不得不中斷對中國的研究。1929年3月，借擴充館藏之機，他又回到了北京。

這回，北京已經(jīng)更名為北平，不再是首都。他在北京的研究領域，也從建筑和雕塑，轉(zhuǎn)向自己的老本行——繪畫。

在為博物館采購的間隙，喜龍仁再次參觀了故宮。這時的皇宮，開放為故宮博物院，但他低聲抱怨著，那些青銅器的收藏，和以前相比少了很多，質(zhì)量也差?？吹交趾甑拇蟮罾飻[滿了雜亂無章的家具，他也頗有微詞。

一年后，他不得不回斯德哥爾摩。除了在博物館工作、給其他機構(gòu)當顧問、與商人和藏家打交道和開講座之外，他還騰出時間寫中國繪畫史。這個計劃后來擴大了規(guī)模，變成了兩部上下冊著作，第一部是1933年出版的《中國早期繪畫史》，第二部是1938年出版的《中國晚期繪畫史》。

為了給第二部書收集資料，他在1935年重歸北平。此時，溥儀成了傀儡，故宮文物已經(jīng)南遷，北京更是風聲鶴唳。

他為衰敗感到痛惜：“穿過紫禁城三大殿，發(fā)現(xiàn)它們比之前更加凄涼慘淡了?！钡本┑镊攘Σ⑽礈p弱：“它依舊擁有一種神秘的吸引力，每次你回到這個古老的地方，都可以刷新你之前的印象，這非常讓人欣喜?！?/p>

在《中國晚期繪畫史》的前言里，喜龍仁強調(diào)說：“在1935年，我非常幸運地結(jié)識了一些博識多聞的東方鑒賞家，從他們那里我學到了很多關于明清時期畫家的寶貴知識，也得以在中國和日本的私人收藏里看到許多這些時期的代表性作品?！?/p>

據(jù)梁思成的好友童寯記載，1935年喜龍仁訪問過北平營造學社，而營造學社負責與歐美打交道的就是法式部主任梁思成。

為了體驗胡同生活，他還在六國飯店附近的大阮府胡同租了房。一張站在屋前的照片，叼著煙斗，展現(xiàn)出瘦削而敏感的詩人氣質(zhì)，以及堅定而遠大的學者抱負。

“您一定聽說過大量關于日本對華武力侵略的消息?？罩修Z炸從未像現(xiàn)在這樣不加區(qū)別和大規(guī)模地進行。我國人民所受的苦難是極其驚人的。我們衷心感謝您為這個國家的受難者所做的工作?！?/p>

這封信是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在北平淪陷后，于顛沛流離中寫給喜龍仁的。在艱難環(huán)境中仍不忘聯(lián)系，可見兩人友誼之深。

不久，戰(zhàn)爭也摧毀了歐洲，但喜龍仁似乎未受影響，他在《中國園林》的寫作中找到了安慰：回看照片被他視為另一種旅行，一種逃避現(xiàn)實的神游。

在斯德哥爾摩外的利丁厄島上，他為自己建立了一座“東方花園”。

房屋遠看同瑞典的普通木屋并無二致：平鋪的折線形屋頂，三層樓高。但陽臺用了坡屋頂，檐角微微上翹，并以脊獸裝飾，這里還被他戲稱為“頤和園”。房屋內(nèi)部，客廳的方格天花板上是彩繪的團鳳，蘇式月亮門分割空間，花園的石階兩側(cè)還鎮(zhèn)守著石獅子。

喜龍仁躲進小樓，回望那些在中國園林中漫游的時光，對“三?！保ū本┑哪虾?、中海、北海）的記憶，尤其多愁善感：

“人來到這里，會感覺一種清冷孤寂，令你的內(nèi)心敏銳地接收到古老回憶的低聲細語，令你打開耳朵去聆聽那些在春樹著滿苞芽之時，由春花譜就的和弦樂章所爆發(fā)出的無聲之詩。人就如同漫步在被精心裝飾而又空蕩的舞臺，盡管演員早已消逝不見，他們節(jié)日的歡樂也早已被一片沉寂所取代?！?/p>

由于不能用中文獨立工作，喜龍仁曾自費聘請多位中國助手協(xié)助研究，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后來成為北京大學西語系泰斗的楊周翰。

1935年夏天，楊周翰經(jīng)人介紹，協(xié)助喜龍仁核?！吨袊嬚摗酚⒆g稿。次年3月，楊周翰應邀離開北平，經(jīng)偽滿、西伯利亞抵達莫斯科，又轉(zhuǎn)彼得格勒、芬蘭，最終乘船到達斯德哥爾摩，在喜龍仁身邊工作了整整兩年。

憶起這段經(jīng)歷，楊周翰說，他的工作就是把畫論、畫史、畫家傳、題跋、詩詞等口譯成英文，由喜龍仁寫下來。由于他當時只有21歲，對古文略知一二，但對繪畫一無所知，喜龍仁一邊與他討論，一邊帶他去英、德、法各國博物館看中國畫，頗開眼界。

魯迅評價《中國早期繪畫史》“雖然很貴（約40美金），然而我以為是很好的書”。他還請三弟周建人以9元大洋的價格購買了一本，寄贈給寓居莫斯科的德國美術家艾丁格爾。

喜龍仁還是喜仁龍？

時間來到20世紀40年代末，侯仁之正在英國利物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一天，他偶然走進倫敦一家舊書店，在塵封的書架上發(fā)現(xiàn)了一本泛黃的舊書，正是喜龍仁的《北京的城墻與城門》。

侯仁之“以重價把它買下來，通夜加以瀏覽”。他后來回憶：“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對于考察北京城墻與城門所付出的辛勤勞動，這在我們自己的專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見的。而他自己從實地考察中所激發(fā)出來的一種真摯的感情，在字里行間也就充分地流露出來。他高度評價這組歷史紀念物，同時也為它的年久失修而傷心?！?/p>

侯仁之將書帶回國內(nèi)，每每講起北京的城墻城門，都會向北大學生們介紹這本書。北京市文物保護委員會成立后，他又鄭重地把這本書交給了在文物局工作的學生，囑咐他盡快翻譯出來。1985年，該書中文版出版，侯仁之作序，印刷2萬冊。

此時，喜龍仁鏡頭下的城墻與城門，大多已不復存在。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張百發(fā)到東南角樓調(diào)研后，一下子將剩下的2000冊都要走了，逢人便送。這本書在研究領域聲名大噪，但作者名字卻被翻譯為喜仁龍，從此以訛傳訛。

20世紀90年代，葉公平讀大學時，在楊周翰的回憶中發(fā)現(xiàn)，他用的是喜龍仁，于是做了一番研究。檔案顯示，國民政府1929年4月4日頒發(fā)護照時，寫的是喜龍仁；與他交往頻繁的完顏衡永等，在往來的中文信中寫的也是喜龍仁；張大千更是在喜龍仁八十大壽時，贈文給“喜龍仁博士”。

細究下去，這一烏龍在民國期間已經(jīng)埋下伏筆：《北京大學日刊》稱他是“西冷”，胡適稱他是“西倫”，建筑史家童寯在書中稱之為奚倫、奚侖或Siren，還有學者稱他是“喜龍士”。

“Osvald Sirén的漢名應為喜龍仁，在這個漢名中，‘喜龍’才是姓氏部分，對應他的瑞典語姓氏Sirén?！比~公平說，漢名如費正清，跟歐美人姓名的音譯很不同，可以隨便取?！褒垺贝碇袊?，而“仁”字是中國儒家文化的核心，選這兩個字作為漢名，說明喜龍仁對中國文化的深刻理解。

2017年，后浪出版公司重譯《北京的城墻與城門》，首次收錄全部圖片。隨著作品進入公版期，他的其他著作也陸續(xù)出版，有媒體以“井噴式引進”來描述此景。

一個被遺忘了半個多世紀的名字，重回視野。人們這才驚訝地發(fā)現(xiàn)，喜龍仁的研究涵蓋了中國藝術的大部分主要門類，包括繪畫、園林、青銅器、雕塑、建筑。直到今天，仍沒有學者可以在廣度上超越這個百科全書式人物。

1956年，喜龍仁獲首屆弗利爾獎章，這被譽為藝術史界的諾貝爾獎。美國著名藝術史家高居翰評價說：“他在中國雕塑、園林、建筑、早期藝術等領域的專著舉世聞名，為我們的研究積累了眾多材料?！辈贿^，他也酸溜溜地說過，喜龍仁是“最早來到黑莓園的采摘者”。意思是，他就像一位穿過黑莓地的人，采摘了所有容易摘的黑莓，讓后來者只能摘那些難摘的。

1966年，喜龍仁在他的東方花園逝世，享年87歲。由于他晚年頗為節(jié)儉苛刻，甚至沒有學生愿意為他寫訃告，最后寫出來的訃告也非用心之作。直到2013年，任教于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的芬蘭藝術史學者米娜·托瑪才為他寫了第一本傳記。

在這本傳記中，米娜·托瑪以為喜龍仁只有四次東亞之行。其實，1945年喜龍仁退休后，并沒有停止游歷與寫作，他在1954年和1956年都來過中國，一共六次赴京。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美術史的學科奠基人王遜曾接待過他，他們之間有過通信。喜龍仁在給法國收藏家杜伯秋的信中說，他覺得20世紀50年代的敦煌壁畫臨摹得很好，甚至有些比張大千早些時候臨摹的還好。

除了北京，臺北故宮也是他的目的地。1956年5月，喜龍仁與負責運送北京故宮文物赴臺的莊嚴，合影于臺中北溝庫房外，這里是故宮文物赴臺后停留的第一站。

這兩次考察，借了瑞典1950年便與新中國建交的光，讓他接觸到眾多新材料，其中既有麥積山、炳靈寺壁畫與雕塑，也有兩岸故宮的清宮舊藏書畫。在此基礎上，喜龍仁決定創(chuàng)作一部全新的中國繪畫通史，也就是他的巔峰之作《中國繪畫：大師和原理》。在這本書的序言里，喜龍仁還特別感謝了王遜。

為了出版這本書，喜龍仁親赴各大公私收藏考察，獲取相關藏品的高清照片，還竭澤而漁似的購入圖冊。即使在此書出版60多年后，書中收錄的一部分圖版仍然是首次公開發(fā)表于中文學術界。

2003年，永定門城樓復建，一籌莫展之際，一本英文版的《北京的城墻與城門》提供了詳細的記載和實測圖。時隔近80年后，這些數(shù)據(jù)和圖紙，仍能成為復建的重要依據(jù)。

今天，當我們站在北京僅存的幾段城墻前，或許會想起那位百年前遠道而來的瑞典學者。他用一個異鄉(xiāng)人的眼睛，發(fā)現(xiàn)了北京城最深沉的美；他用一個學者的執(zhí)著，為這座城市留下了永恒的檔案。在時光的長河中，記憶被悉心珍藏——這，或許就是攝影與歷史的意義。

最新的好消息是，喜龍仁后代將約35000張照片和25000份文件捐贈給瑞典國家博物館。這些珍貴的資料，從2019年開始陸續(xù)掃描公布，目前已公開了超過90%。

“24箱書信已經(jīng)掃描了21箱，已經(jīng)有3860通喜龍仁與世界各地人士的通信，大概5900張紙公布出來?！比~公平說，喜龍仁書信大半是英文，還包括瑞典文、丹麥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中文和日文等，難以辨認的手寫書信也占很大比例，要想利用這些檔案，還得潛心研究才行。

本文參考喜龍仁著作、葉公平《喜龍仁與中國藝術》《喜龍仁在華交游考》、米娜·托瑪《沉迷于羅漢：喜龍仁的中國藝術之旅》等研究，感謝文史研究者朱祖希、李哲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