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蟄存與沈從文是一對文壇舊友，一海派一京派。兩人青年時期同在上海文壇寫作；施蟄存與夫人陳慧華1928年在松江舉辦婚禮時，沈從文是見證者；日軍侵華后，兩人同在昆明任教，時相過從。1980年代，施蟄存又積極與沈從文溝通，將其小說《邊城》納入江西人民出版社的“百花洲文庫”出版。這兩位作家，從青年時期到人生暮年，交往雖斷斷續續，但一南一北遙相呼應，彼此將對方視為心靈相通的朋友。

在反右運動中，施蟄存被打為右派，“文革”中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常遭到批判。一時間，施蟄存的許多老朋友為了自保，在晦暗年代上演了互相檢舉揭發的鬧劇。其中有部分作家的手抄批判稿流落到民間，筆者在“孔夫子舊書網”上找到一組價格頗高的作家手跡——《關于施蟄存事》，撰稿人有沈從文、張靜廬、阿英、周煦良、王西彥和韓侍桁等人。有一書商將出售后的沈從文寫于1968年9月的《關于施蟄存事》手稿照片和原文公布在互聯網上。2020年，《關于施蟄存事》被收入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全集補遺卷2》中。

沈從文寫交代材料《關于施蟄存事》時，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該文分為“施蟄存在云南”“卅年和施的關系”和“打筆墨官司”等三部分。當時沈從文陷入恐慌，惶惶不可終日，他敏感脆弱的文字都在極力撇清自己和施蟄存的關系，試摘錄幾段觀之——

我呢，一星期入城一天半，上課后怕空襲，就匆匆趕車回鄉。本系同事也不容易見面。環境情況沒有我朋友從容，所以不大容易見到施。施此后幾年中，回松江幾次，我不知道，也無從回想。他和呂叔湘是老同學，同學又較久，較熟，試從呂處了解，一定可靠得多，也詳細得多。

在《現代》投稿，不是因為施蟄存的關系，刊物出版以前，我已在那個投機性商業書店印過了兩本書……和施雖熟，基本不同調，從工作上也容易明白，他是個洋場才子，為人聰明，歡喜搞點小趣味，弄創作近于玩票，三年五載寫三個小本本應應景，即自得其樂，十分自足……我依稀記得施搞晚明小品、談《莊子》與《文選》，多是在編《現代》以后事。我從來不重視晚明小品，認為做作氣太重，不值得提倡。所以在青島或北京時，從未和施通信討論過這些問題。

魯迅先生用筆名寫的文章，也從不去從大堆雜文中探索哪是他寫的，哪是別人寫的。更不會和施蟄存一道搞什么彼此支持。因為對于寫作基本態度既少（共）同點，哪會小手小腳來搞這個小動作。

這是一篇珍貴的材料，從中既可以窺見沈從文當時草木皆兵的心態，也可看出施蟄存所處的窘境。這種批判在當年是家常便飯，但這種撇清關系的文字出自相交多年的文壇好友之手，就別有一種意味。沈從文、張靜廬、阿英、周煦良、王西彥、韓侍桁等人都是施蟄存的文壇好友，幾乎其中每一位都與施蟄存有密切的合作關系。

一直以來，沈從文與施蟄存在文學方面互相欣賞。兩人雖天南海北，卻在創作上引為同調。1931年，沈從文盛贊施蟄存的短篇小說集《上元燈》，認為“作者的成就，在中國現代短篇小說作家中似乎還無人可企及”。沈從文認為施蟄存的小說“《扇》《妻之生辰》《栗與芋》，即無創作組織，也仍具散文的各條件，在現代作者作品中可成一新型”，實是深中肯綮。

在編創方面，兩人互相支持彼此主持的刊物。如沈從文致信施蟄存：“天津《國聞周報》，希望得兄與杜衡創作，若能特為寫一短篇，作新年號用尤佳……《文藝副刊》實亦亟盼代作文章。”在施蟄存主編《文飯小品》雜志期間，沈從文曾多次致信鼓勵施蟄存，對這本小品雜志的命運深表關切。在性情和風骨方面，兩人互相視為知己。當施蟄存因推薦青年讀《莊子》《文選》而與魯迅發生論戰后，施魯二人針鋒相對，紙上硝煙四起。持續的論戰中，聲援支持魯迅者眾，而施蟄存單槍匹馬，應者寥落。沈從文在信中勸施蟄存休戰，他說：“關于與魯迅先生爭辯事，弟以為兄可不必再作文道及，因一再答辯，固無影響事實得失也。兄意文選、莊子宜讀，人云二書特不宜讀，是既持論相左，則任其相左可，何必使主張在爭辯中獲勝。”

“文革”開始后，沈從文被下放到干校，經受種種思想考驗，此時他惶恐不安，小心謹慎，并有很深的贖罪意識。沈從文的贖罪意識和惶恐心態，是那個年代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共同心態。因此他在1968年寫下與施蟄存撇清關系的檢討文字，也在情理之中，是那個特殊年代里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

“文革”結束后，沈從文與施蟄存恢復通信，他為老友施蟄存的小說能重版而盡力奔走，1984年2月27日，沈從文在寫給施蟄存的信中說：“已經給四川人民出版社寫了信。我認為，五四以來老作家中，你的小說至今未重新出版，這是個空白。”可見他在“文革”中的檢討材料中認為施蟄存小說創作近于玩票，實是特殊氛圍下的違心言論。

比照之下，施蟄存就比沈從文等人超然得多。他在《滇云浦雨話從文》一文中詳細梳理了自己與沈從文這些年來的點滴交往，寫沈從文等友人參加他的婚禮，寫他與沈從文在昆明的交往，寫被封為“摘帽右派”后去北京見沈從文……此類細節，絲絲入扣，真切動人。

另外幾位參與寫《關于施蟄存事》的作家朋友如張靜廬、阿英、韓侍桁和王西彥等人，與沈從文一樣，均與施蟄存有過編輯、寫作等文藝交誼。1932年，上海現代書局老板張靜廬、洪雪帆邀請施蟄存主編《現代》雜志；1935年，施蟄存和康嗣群創辦文學期刊《文飯小品》，代理發行就交給張靜廬主持的上海雜志公司。兩人還曾多次合作編輯、校點古籍，據施蟄存回憶：“五十年前，我為上海雜志公司老板張靜廬服務，標點了一部北京圖書館影印的《金瓶梅詞話》，幫老板賺了一大筆錢，自己卻背上了一個‘標點淫書’的罪名，雖然書中的淫言穢語都已刪凈。”另據張靜廬的外孫丁汕回憶，“文革”中華東師大批斗施蟄存，他也參與到喊口號的學生隊伍中。事后張靜廬教訓外孫，厲聲說：“瞎搞，我告訴儂，你們學校里的李平心、陳旭麓、施蟄存都是我的老朋友，他們是啥人我清爽！ 尤其是施蟄存，一個很有才華、學問的人。什么洋場惡少，那是一場誤會，以后有空我詳細告訴儂。別人怎樣我管不了，但是儂，不許對他們無理，記牢了嗎？”丁先生的回憶應大體符合實情，由此可見張靜廬與施蟄存之間的感情。

文壇好友在“文革”期間對施蟄存的批判，各有不得已的出發點和苦衷，是在風雨年代里明哲保身且無可奈何的舉動，并不能看作他們之間情誼破裂的標志，終歸是特殊歷史時期的一種特殊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