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古籍的主要裝幀形態——線裝書，通常都配有函套，以此保護書籍，便于陳設。函套通常為布面（內襯硬紙板），左右對開，根據線裝書的長寬尺寸及厚度訂制；在書的“天頭地腳”處，函套往往前后開敞，不完全封閉。當然，這是慣常款式的函套；也有錦面、綢面，以及“封天覆地”全封閉式的函套。至民國時期，各類石印小說、通俗讀物大為流行，還出現過純粹紙板制作的線裝本紙函裝，不過函套的樣式依舊，只是將制作材質簡化為不覆蓋布面的硬紙板罷了。

然而，線裝書紙匣裝的設計，卻不多見。使用類似西洋書籍精裝本所配置的紙匣裝，來裝配中國線裝本，不但看上去不夠協調，而且也并不適用。無論是遲至晚清民國，還是直到如今的21世紀，線裝書紙匣裝都不符合常規，亦不常用。

因為線裝書一般用紙為較為輕軟的各類竹紙，即便民國時期開始使用質感較為硬脆的機器紙，可總體而言，無論何種用紙的線裝書一旦置于紙匣之中，取用都不太方便。線裝書往往難以輕松插入紙匣，即便插入，也難免會磕卷頁邊。從紙匣中取出線裝書，也頗為不便，稍有不慎，更容易因拖拉動作而損傷紙頁。如此看來，線裝書紙匣裝這一設計，對書籍非但起不到保護作用，反而還會因之而損傷，給存取書籍都帶來不便。

謹就筆者所見所知，紙函或紙盒裝的線裝本，民國時期尚有成例。可紙匣裝的線裝本書籍，卻著實難得一見。近年來，筆者著力考察民國時期的書籍裝幀，有幸獲見一種線裝書紙匣裝的特例。此書名為《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造》，一部兩冊，均為線裝本，外配紙匣；這樣的書裝設計目前僅見此例，可稱為中國近現代出版史上，尤其是書籍裝幀史上的“現代化”創例之一。

其實，此書筆者曾寓目多部，但有數次所見者，均未見有裝配紙匣。想來或因年代久遠而自然損佚，或因書籍原藏者感到取用不便，而將原配紙匣棄置所致。可迭經考察，過眼過手實物多部之后，發現事實并非全然如此。

此書于1930年6月由商務印書館初版，至1933年5月“國難后第一版”、1935年7月“國難后第二版”。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的初版本，至今未見配有紙匣，而“國難后”一二版則己獲見均有配紙匣者。換句話說，此書初版本反而未配紙匣；欲求紙匣裝全套者，非得再版本不可。那么，為何會出現這種狀況呢？

不妨先仔細觀察此書再版本與原配紙匣的特征。此書一部兩冊線裝，外配紙匣有活動紙扣，一經插入，即可將紙扣隨之置入，完全封閉。紙匣封面印有書名、著者名、出版社名，并在這三者之間正中部位印有一醒目標識，為一地球形圖案上鐫商務印書館館標，此球形圖案外罩一環形光帶紋，光帶紋上印有“星期標準書”字樣。紙匣底面的薦書者胡樸安（1878—1947）之“薦語”，文曰：

胡樸安先生對于本書之介紹中國文字原始，除八卦結繩外，其余無他傳說。八卦現存，略可得其替代言語之痕跡。結繩惟有鄭玄‘大事大其繩，小事小其繩’一語而已。茲書搜集各圖，雖非中國所有，然亦可以比較而得未有文字以前之大概。又中國現存文字，以甲骨文為最古，由甲骨文而金文，由金文而小篆，其間之變遷，當有痕跡可尋。六書為后人整理文字之條例，故論六書條例，當不僅以小篆為限。茲書由小篆溯及甲骨文，可以由此得文字之變遷，足為學者研究古文字之門徑也。

翻看此書版權頁，凡“國難后”一二版均貼有一枚類似于郵票形狀的帶齒孔黃色小票，小票主圖與紙匣封面“星期標準書”標識相同。于此，就有必要簡要介紹一下“星期標準書”的基本情況與歷史背景了。

商務印書館推出的“星期標準書”系列圖書，是以“名人薦書”為號召的，以定期推出名人所薦新書、定期給予限時優惠售價的書籍營銷模式，距今已有整整90年的歷史了。誠如館方在“星期標準書出版原則”的公告中聲稱的那樣，“本館為增進人生效能，使人生達到最完滿之發展，特印行星期標準書”，這就意味著在“星期標準書”商業模式框架內的“名人薦書”之舉，不再只是文化、學術、教育、讀書界里的專業行為，而是一種能夠產生實際的商業價值與社會價值，且帶有一定文化風尚引領性的公共行為。

在日出新書數量與質量均可保障的基礎之上，商務印書館從1935年10月開始，創立了“星期標準書”商業模式，以“名人薦書”的方式，每個星期都向讀者推薦一本商務所出版的新書。而讀者在指定期限內購買“星期標準書”，會得到打對折的優惠（后來改為七折）。由于是限時優惠方式（薦書當月執行優惠價，過時將恢復原價銷售，詳見《商務印書館星期標準書發行概況》，1936年印制），這對推動新書銷售無疑是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為區別經營、精細管理，商務印書館方面對“星期標準書”的品類識別方式主要有兩種，一就是無論精裝本、簡裝本，一律外覆印有醒目標識的封套；二是統一使用粘貼于版權頁上的標識小票。可以試想，由于是限時優惠方式，上述兩種品類標識，也將在該書指定優惠期限之后，或撤去封套，或撕除小票，再行恢復原價銷售。或許，也正因為如此，“星期標準書”的封套與小票存世并不多見，二者的實際使用狀況也一直鮮為人知。即或有購得“星期標準書”的讀者，當年確實將封套與小票都保存下來，但因年代久遠，歷經整整90年的自然、人為消耗與毀損，總是難得一見的了。

筆者曾按照《商務印書館星期標準書發行概況》的記載，詳細查閱了書中羅列的第一批33種“星期標準書”的裝幀與標識情況。在第一批“星期標準書”中，唯一為線裝本的《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造》一書，由于當時此書初版本已經售罄，存量只有再版本，即“國難后”一二版。故在裝幀設計上只能加諸于再版本，初版本自然不在配制標識之列了。而線裝本如何配制“星期標準書”標識，恐怕當時也是令商務印書館具體操辦者頗感為難的罷。

因為無法像普裝本和精裝本書籍那樣加裝封套，如果只加貼標識小票又恐脫落或漏貼，為謹慎經營起見，亦為有所創意起見，商務印書館方面竟摹仿西洋書籍精裝本配裝紙匣的成例，為這一部線裝本書籍特制了紙匣裝。或許是因為印工費時費力，成本亦隨之攀升；或許是因為取用不便，讀者有所反映，在隨后的“星期標準書”選取中，再未出現過線裝本書籍入選的情況。

事實上，“星期標準書”誕生于1935年10月，時值九一八、一二八事變爆發之后，東三省業已淪陷于日軍鐵蹄之下。當時，“星期標準書”的印行與運營，剛剛有所起色，卻又逢七七、八一三事變接續爆發，北平、上海等地相繼淪陷敵手，舉國共赴“國難”之際，商務印書館的經營和生產重心，也不得不逐漸轉移至香港。隨之而來的，則是“星期標準書”的運營于1938年9月左右終止，目前所知的共計100種“星期標準書”中，《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造》一書，確為其中唯一的線裝本書籍，也是唯一配裝紙匣的一種。

時隔整整90年，《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造》一書，無論初版再版本，存世皆不算多。加之紙匣外包裝不是書籍本身，少有讀者對其加以精心保存，故而在年久散佚、人為棄置或自然毀損等客觀因素之下（且初版本本就沒有配制紙匣），這一線裝本紙匣裝能完整保存至今的，自然是少之又少了。當然，也正因為如此，更值得研究中國近現代出版史的學者，以及專門從事書籍裝幀的出版業專業人士予以充分重視、詳加探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