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華道上，常有那么一位五寸身材的人，禿光著腦袋，穿著寬大的衣服，走起來蹣蹣跚跚的，遠遠看去，確似護國寺里的一個呆小和尚。”1934年第8期《清華暑期周刊》發表的《教授印象記》中，如此刻畫“中年”的俞平伯，其時俞平伯才34歲，被視為“舊”人。

“五四”時期的俞平伯專注白話詩，后轉向散文，平生出過5本散文集，《雜拌兒》（1928年）、《雜拌兒之二》（1933年）分別是首本和第三本，皆由開明書店出版，錢玄同題簽。

名“雜拌兒”，內容也真雜，有文藝評論、文史考證、雜文、序、文言文，還有白話詩。但最受關注的，還是《陶然亭的雪》《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山陰五日記游》《夢記》《陽臺山大覺寺》等“美文”，被視為現代文學史上的里程碑。

施蟄存先生回憶：“平伯先生的著作，我總是一出版就去買來讀，因此，印象極深。《燕知草》和兩本《雜拌兒》，我尤其喜歡，因為它們是有獨特風格的新散文。”

“新散文”，相對于“五四散文”而言。俞平伯原本寫“五四散文”，比如他最早發表的文章《打破中國神怪思想（的）一種主張——嚴禁陰歷》，通篇貼標簽、上綱上線，未比較陰陽歷的優劣，卻“戰斗力”拉滿。但俞平伯畢竟出自世家（曾祖父是國學大師俞樾），舊學功底深厚，很快便意識到“五四散文”不適合自己。

俞平伯16歲上北大，后以小說為研究方向，老師是“周作人、胡適和劉半農”。表面看，俞平伯也強調“文學趣味”，與乃師胡適同，其實二人有很大差異。胡適的“文學趣味”指故事性，引為“去儒化”的工具；俞平伯的“文學趣味”則是朱自清所說的“古怪的綜合”，甚至不重描寫，“他覺得描寫太板滯，太繁縟，太矜持，簡直厭倦起來了，他說他要樸素的趣味”。

周作人將俞平伯的“文學趣味”概括為文字的“澀”感，稱他“近于明朝人”，文章優點在“不專說理敘事而以抒情分子為主的”。

“五四”之后，散文一度領袖文壇，學者曉原認為，呈“社會派”與“人生派”二途，前者文以載道，后者“述說人生的種種感悟，由此揭示更具普泛意義的人類精神與人生意蘊”。

俞平伯作為“京派”第二代作家的代表，專注“嚴肅文學”，文本自覺性強，而同屬“京派”第二代作家的朱自清則走了不同的路，二人同題各寫《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堪稱現代文學史上的“雙璧”。朱文積極入世，俞文消極避世，卻都精描出生命的一種可能。

對于這種分殊，《雜拌兒》中首篇《文學的游離與其獨在》寫道：“肉骨頭在小孩子手中抖動，狗跟著跳，那便是游離。狗正因永吃不著肉骨頭而盡串把戲，那便是獨在。若不幸那小孩偶一失手，肉骨頭竟掉到狗嘴里去，狗是得意了，聒聒然自去咬嚼；然座上看狗戲的群公豈不悵然有失呢。”

把寫作喻為“狗戲”，一方面，呈現了俞平伯自幼受江南佛教影響，心態灰暗；但另一方面，也準確擊中了“五四”后青年們充滿無力感、幻滅感的集體心態。同屬“京派”的評論家李長之說：“俞平伯先生的根本態度，是一種淡味……再淡也沒有了，卻不是乏味的。”

李長之對俞平伯有期待：“在國外，一個作家到了七八十歲，依然是有希望的……俞先生的‘中年’之感，希望他馬上撤回。像看運動會，對快要不跑的人，便不禁呼：‘加油！’”

然而，文學的魅力需時間來驗證，求新未必長新，敘舊也未必速朽。1982年1月，施蟄存先生重讀兩本《雜拌兒》，他寫道：“‘新’和‘舊’是一對辨證的狀詞，無新無舊，因舊見新。”“現在讀新興作家的作品，卻沒有當年那種新的感覺。”遂推薦《百花洲文庫》重印二書。時俞平伯先生仍在世，不很愿意重出“五十年前的‘廢話’”，刪去了其中兩篇。

《雜拌兒》飽含舊意，可幾十年后，讀來卻如此之新。或如周作人在本書《題記》中所說：“現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條湮沒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來；這是一條古河，卻又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