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仁山，1963年生于唐山豐南，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河北省作家協會名譽主席。1984年開始文學創作并發表作品，著有長篇小說《白洋淀上》（三卷）、《日頭》《麥河》《天高地厚》《金谷銀山》《唐山大地震》等，長篇報告文學《感天動地》《太行沃土》等，出版十卷本、一千余萬字的《關仁山文集》。獲魯迅文學獎、中宣部全國“五個一工程”獎、第十四屆中國圖書獎、第四屆吳承恩文學獎等。作品譯入英、法、韓、日等文字。多部作品改編拍攝成電視劇、電影、話劇和舞臺劇。

何申、談歌、關仁山曾被譽為河北文壇三駕馬車。如今，河北作協名譽主席關仁山仍然不知疲倦地馳騁在廣闊的現實主義創作道路上。

早在20多年前，他主動請纓到故鄉唐海縣掛職鍛煉時分管農業，也同時收獲了“農民三部曲”（《天高地厚》《麥河》《日頭》）等。他始終扎根于河北大地。《白洋淀上》（三卷本）作為中國作協“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啟動后的首部作品，“為中國當代農村生活建立宏闊的文學景象”。《白洋淀上前傳》是三卷本的序曲，以百年時間跨度展現白洋淀紅色歷史，追溯此地影響深遠的紅色基因。

所以當關仁山將目光投向滹沱河畔的正定塔元莊時，我們并不奇怪。《太陽照在滹沱河上》是他的心血之作，小說描寫了20世紀80年代改革春潮初涌以來，大包干分地、鄉鎮企業興衰、城鎮化改革、扶貧和鄉村振興的壯闊歷程，40余年的風云，熔鑄于洪、白、邢三姓家族的命運沉浮之中，可以從中感受到新時代農民精神面貌的巨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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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太陽照在滹沱河上》很容易讓人想到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為什么起這樣的書名？

關仁山：有一年河北省政府參事室組織文史官員走滹沱河。滹沱河從山西繁峙縣泰戲山橋兒溝發端，從太行山澎湃而來，途經西柏坡到正定，途中，經過孫犁的故鄉衡水安平縣。到滄州獻縣與滏陽新河匯合，再從滄州獻縣并入滏陽河流入渤海。被稱為石家莊母親河的滹沱河，養育了中國革命紅色文化。抗日戰爭時期，359旅建立以平山縣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平山團屢建戰功。革命圣地西柏坡就位于在平山縣滹沱河北岸。走完之后，我確定寫作時情不自禁地寫了《太陽照在滹沱河上》，是向丁玲的經典《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致敬，也是跨越70年文學傳統的精神接續。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描寫的是1946年華北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初期的情況。丁玲當年在張家口涿鹿桑干河邊暖水屯采訪，小說主人公原型就是暖水屯的基層干部。今天重讀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柳青的《創業史》，會發現作品歷史的溫度和人性的深度是有獨創性的。70年過去了，我們描寫新時代鄉村振興，除了要學習老一輩作家當年扎根鄉村之外，還要學他們的寫作態度。

中華讀書報：您是怎么“致敬”的？元塔村有原型嗎？您對這片土地的情感如何影響了敘事基調？

關仁山：我十多年前就去過正定的塔元莊村，跟村支書很早就熟悉。這也是省作協黨組給的任務。選題確定后我又殺回正定，到古城、村里重新深入采訪，潛入歷史的皺褶，打撈那些被遺忘的珍珠。塔元莊屬于半城郊型農村的典型。1983年土地大包干之后，縣里根據實際情況提出搞多種經營。那一時期，正定人的生活變化巨大，而且豐富多彩，從賈大山老師的小說中就能感受到。80年代初期滹沱河大旱，沒有麥子，面粉廠機器老舊，人心渙散，基本上已經倒閉了。在這個基礎上搞了多種經營，從搞來料加工干起，研究城里人的需求，拓寬市場，把面粉廠盤活。這在河北是有原型的。洪滿滄的人物原型就是五得利、今麥郎面粉廠企業家的影子，還有塔元莊龍頭企業同福集團老總的素材，為了尋求典型性將幾個原型人物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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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此前您創作的《白洋淀上》在正式出版前開過改稿會，《太陽照在滹沱河上》也開了改稿會。改稿是對作家，尤其像您這樣寫作已經很成熟的老作家的極大考驗，不但要有很強的心理素質聽得進批評意見，還要有巨大的耐心修改作品。

關仁山：修改的目的是為了鑄魂。我屬于比較抗壓的作家，喜歡打磨修改的模式。這部作品初稿是第一人稱，有50多萬字的體量。專家提出這部作品不適合第一人稱敘事，修改后成了第三人稱，用了樸素誠懇的語調。字數壓縮到了25萬字。這次成稿，大家感覺故事集中凝練了，但還是缺少什么。于是，便有了第二次專家論證會。專家獨具慧眼，提出欠缺正面強攻、大刀闊斧的改革部分。我重新回到塔元莊體驗生活。創業是作品的主要骨架，需要大量細節鋪陳。修改后作品字數又回到了50萬字，屬于大拆大卸。

我有一個理想，就是想寫一個新時代的梁生寶，好不容易見著形了，還得把魂鑄出來。第一稿中常山戰鼓參與改革進程的部分寫得太實了，影響了藝術想象空間。專家們提出把鼓承載的功能卸下來，虛化、轉化成文化精神意象。我又去了正定的東楊莊——常山戰鼓傳承地——采訪戰鼓傳承人，又做了大量刪節，把戰鼓融入日常生活反而提升了主題。歷史上就有鼓王爭霸賽，鄉村振興激活了戰鼓，也有創新。村里人不再迷戀當金鼓王，而是融為生命，成為精神需求。這樣一下把生活情趣寫出來了。

中華讀書報：剛才您說想寫一個新時代的梁生寶。寫了這么多年，這個理想沒有實現嗎？還是說一直在實現理想的路上？

關仁山：我一直在尋找梁生寶。《天高地厚》里的鮑真、《麥河》里的曹雙羊、《日頭》里的金沐灶、《金谷銀山》里的范少山等。然后到了《白洋淀上》。實際上梁生寶也可能找到了，也可能永遠找不到。梁生寶注定是柳青先生打造的時代典型形象，今天不可能再有梁生寶了，但是我們可以帶著柳青精神來塑造屬于現代農業、鄉村振興時期的新人形象。他可能不叫梁生寶，但這個人是存在的。小說的思想深度是通過塑造人物，看人物怎樣在處理復雜人際關系中體現個性。我這次摒棄了寫農民的套路，帶著熱情挖掘、塑造時代新人洪滿滄，希望以深廣的視野觀察、表現他的性格，展現豐富的現實生活。我感覺，在我塑造的農民典型人物中，洪滿滄是最有血有肉的。“十五五”期間鄉村振興政策開始落地，新生活熱情召喚著我們，今天的作家如何有力地、藝術地表達鄉村振興，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挑戰。

中華讀書報：您是如何應對這一挑戰的？

關仁山：一頭扎進村莊。新時代重新創建集體經濟的過程不是歌舞升平，看似平靜其實暗流涌動，農民、村里、合作社、龍頭企業等各種利益在深層博弈，尖銳的矛盾沖突不亞于當年的土改。現實的復雜性和人性的幽微在新時代體現得淋漓盡致。

最初寫作時我沒有想到戰鼓這個文化元素，只知道趙子龍的故鄉是正定，那里有子龍廟。東楊莊和西楊莊的常山戰鼓很有名，非遺傳承人張書社還帶常山戰鼓隊參加過1990年亞運會的開幕式。中國農村變革的波瀾壯闊跟戰鼓精神是合拍的，所以我把這個元素拿進來。創業與精神，兩條線不好融合，精妙處在于有限性與互補性的辯證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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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把個人命運嵌入歷史洪流的過程中，您特別關注了農民的心理變化，比如老支書白子林、主任胡彪，以及落后農民洪樹、邢驢子等人的塑造。

關仁山：之前我擔心會影響敘事節奏，對農村變革中農民心理變化、生活情趣刻畫不夠，后來改變了觀念，風格上做了調整，寫影響農民性格基因的風物志、風情史等內在因素，也更關心人物內心沖突，充分描寫農民創業、鄉村振興時期的彷徨、矛盾，呈現變革的復雜性。

洪滿滄在創業中經歷了那么多了欺騙、廝殺、丑惡之后，絕望中仍然能聽到戰鼓聲。是常山戰鼓帶給他力量，讓他開悟：人世間沒有常勝將軍，趙子龍也有落寞的時候。常山戰鼓讓他更加清醒，讓他舍得付出，順境不癲狂，逆境不絕望。洪滿滄是個英雄人物，但又很普通，甚至有點窩囊，這樣一個始終在矛盾沖突中往前行的農民干成了大事。我寫出他叱咤風云的英雄氣概，同時也寫出了他落寞時的一面。他最后放棄財富，真正成為常山戰鼓傳承人。

中華讀書報：評論家孟繁華也認為您的男主人公很接地氣，評價《太陽照在滹沱河上》在繼承柳青、丁玲等前輩“深入生活”創作倫理的同時，以更廣闊的“大文學觀”，為“土地與人”這一永恒主題注入了產業化、文化傳承、數字化等全新的時代內涵。小說每個人物一出場就特別有畫面感，在文學的人物長廊里有其獨特性。怎樣成功地挖掘人物的典型性，能分享一下您的經驗嗎？

關仁山：以前我寫這類題材往往多注重不同的時間節點政策對農民命運的影響，比如大包干，農業減稅，鄉鎮企業崛起，新時期的扶貧、鄉村振興。這次處理得比較自然，融入常山戰鼓、嗩吶和剪紙等非遺傳承的故事線。賈大山老師的徒弟康志剛是正定人，他陪著我了解縣城文化，進行田野調查，了解生活習慣、自然風貌和地方風物。除了注意故事波瀾壯闊，我在每個人物上都下了功夫，做村官鄉官的、敲戰鼓的、生產面粉的、做八大碗的、做饅頭的……都是血肉豐滿的人物。我們的文學應該書寫新時代農民的真實生活，把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理想、苦惱都融進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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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小說內涵豐富，有鄉村振興的變革，也有非遺傳承與創新的觀念沖突。比如關于戰鼓的打法，洪滿滄和兒子想法就不一致，但是鼓王爭霸賽的時候，他輸給了兒子。

關仁山：最近有一篇好文章《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我認真學習了。中華民族文化創新就得把正氣守住，而不是靠獵奇。常山戰鼓的“正”在哪兒？“正”在這片土地的魂魄，這片土地的誠實、守信、善良、勤勞，然后在傳播方式上采用多種形式。洪滿滄的晚年，兒子洪歡把科技小院建成后，要對常山戰鼓進行改革，跟現代音樂融合，把戰鼓、嗩吶、薩克斯揉到一塊了，形成農文旅融合的產業，產生了眾聲喧嘩、互相借鑒的效果，贏得了青年人的喜歡，給處于現代農業中的農民既提供了產業的平臺，也貢獻了精神上的滋養。

中華讀書報：三卷中寫鄉村振興筆墨是最多的。

關仁山：寫鄉村振興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本質是如何在產業振興中讓老百姓得到實惠。小說主人公之所以寫得這么強，是因為有企業家原型支撐著我。金谷王集團是以五得利面粉集團有限公司為原型，五得利面粉在全國已經有27家企業，河北還有今麥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帶動了周圍12個村莊的產業，也成為大品牌。這些原型支撐著我要塑造一個強起來的典型農民形象。

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寫土改，是中國農民站起來的形象；改革開放初期農民由窮變富，是以《平凡的世界》主人公孫少安為代表的形象；十八大之后政府提出現代農業要強起來，強國必須強農。今天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在黨的好政策的背景下，個人奮斗的同時，有經營理念、生態的理念、科技元素的植入——這部小說也是一次試探，洪滿滄是我的作品里最強的一代農民典型代表。我希望讓讀者看到新時代的農民是怎么走過來的。

中華讀書報：小說中并沒有一味歌頌，而是直面鄉村變革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比如小說里有一個情節，縣委書記給洪滿滄打電話，讓趕緊再找點錢，縣里發不起工資了。

關仁山：我在文學創作中不回避問題。真實生活里光明、正能量的東西占多數，人民生活確實在提升。改革開放給時代帶來了巨大變化，首先得認可這個事實，然后再看批判與謳歌的關系。多年來的寫作中，我一直抱著這種善念，是帶著溫情、尋求光明的寫作。在今天這個同樣充滿變革與矛盾的時代，我們需要的正是這種扎根現實又超越現實、記錄歷史又反思歷史的寫作姿態。

對丑惡的社會現象、社會問題，作家也承擔著批判的職責。但是我們衡量作品，不是只有批判才是文學、才有深度，歌頌溫暖、歌頌光明就是削弱文學的力量。我們要追問農民生存的困境、農民問題的真相是什么，這就要求作家主動提高處理與時代關系藝術化的能力，要有穿透時代信息的思想能力，要探索深層次的人性。

中華讀書報：我看到您有兩部手機。

關仁山：兩部手機，一部用來看新聞接電話，一部用來記錄。我下去采訪是用錄音，直接用手機錄下來。和農民聊天也得問到點子上，問到農民心坎里，不然他們也不愿意和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