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漢奇是新中國資歷最深、教齡最長的新聞史學家。在至今75年的新聞史教學研究生涯中，他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為座右銘，執著堅守、踐行如一。他擇一業而事一生，為新中國新聞史學科發展筑牢根基、培育英才，被學界尊稱為“大先生”。

興趣為業。方漢奇說：“我覺得教師這個職業不錯，可以沉浸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中，不斷學習，有所開拓。”研究新聞史是他的興趣所致，這來自他青年時期的集報愛好。

1944年，方漢奇轉學至梅州中學，遇到了一位過去在北京相識的長輩。受邀至她家做客時，他在其藏書中發現了十來份舊報，愛不釋手。長輩將這些報紙都送給了他，這次經歷也成為他集報愛好的開始。1946年，他考入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新聞系，將許多課余時間花費在集報上。大學期間，方漢奇藏報已經增加到1500多種。1948年12月，學院為慶祝建校七周年舉辦了一次全國報紙展覽，方漢奇是報展的主要籌備者和展報提供者，報展采用的分類方法也來自他。他參考杜威十進分類法，將報紙分類編目，一共有10大類、118小類。籌備了3個月的報展一共展出了1650種報紙，占用了10間教室、400張課桌，參觀人數超過6000人，《申報》《報學雜志》等都對這次報展進行了報道。

熱愛集報的方漢奇，對新聞史產生了濃厚興趣。1950年3月，他大學畢業后進入上海新聞圖書館工作，負責《申報》史料的整理和索引的編制工作。這一時期，他繼續集報，搜集到大量珍貴的舊報資料，包括乾隆時期的邸報、光緒年間的轅門抄等，總數超過2000種，成為開展新聞史研究的珍貴資料。

1953年8月，他離開上海到北京大學報到，成為中文系新聞專業的一名助教，專門從事新聞學的教學研究工作。新聞史教學的需求促進了方漢奇新聞史研究的進展。1956年到1958年，他在《新聞業務》《新聞戰線》等新聞刊物與一些全國性報刊上發表了近30篇有關新聞史的文章。1958年，北大新聞專業并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他隨遷人大。1965年，他編印出版《中國近代報刊史簡史講義》，用于教學參考。1978年夏，他在這本書的基礎上開始寫作《中國近代報刊史》，并于1981年成書。為此，他甘坐“冷板凳”，厚積薄發，已積累近30年。

史料為基。方漢奇認為新聞史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將新聞史研究劃為治史的范疇，力爭“還歷史以本來的面目”。

他認為，新聞史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沒有對‘史料’的充分掌握和過細研究，沒有對重要的關鍵的‘史料’的考訂和甄別，是不可能對歷史事實做出正確的分析和論斷的。”方漢奇主張多作個案打深井：“面上的研究，前人之備述矣……希望大家多花一點力氣改做基礎性的工作，多打深井，多作個案研究。打深井，意味著開掘要深，要達到前人沒有達到的深度，要有重要的、新的發現和新的突破；多作個案研究，指的是要重視報刊原件、新解密的檔案資料和口述歷史的搜集整理工作，加強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報刊的報人個案研究。”

為了搜集和整理資料，方漢奇練就了一手絕活兒——做卡片。他師承曹聚仁做卡片的要點，遵循“標題醒目，出處詳贍，既錄原文，也記觀點”的原則。2005年，方漢奇在接受采訪時說：“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做的卡片，累計已達10萬張。”

方漢奇對唐代邸報的研究也充分反映了重視史料、多作個案研究的方法。《中國近代報刊史》開篇即介紹：“中國最早的報紙是邸報。邸報大約起始于唐朝，是封建王朝的政府機關報。”然而，邸報當時在國內早已無存。方漢奇根據向達提供的線索，委托記者孫文芳從英國不列顛圖書館抄回一份標明為《進奏院狀》的敦煌出土文件，對其上60行文字逐字逐句考訂后，證實其為一份發行于公元887年的唐朝邸報，這不僅是現存的我國最早的報紙，也是世界上現存的最早的報紙。這一重大發現解決了長期以來關于中國古代報紙起源的爭議，在海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

他不僅重視對原報原刊一手史料的掌握，也強調口述史料的收集和保存。1981年，他發文呼吁加強新聞史回憶資料的“搜集和搶救工作”。1982年，在全國新聞研究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中，提出要“加強新聞史人物的研究”，并表示“去世的新聞人物要研究，目前還健在的杰出的新聞工作者的有關材料也可以先著手搜集起來，以便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這一主張反映在關于邵飄萍的研究中。1982年至1986年，方漢奇陸續發表了10篇文章，論述邵飄萍對我國新聞事業的貢獻，為其在中國新聞史上的地位正名。在多方求證，確知邵飄萍的妻子祝文秀還居住在無錫鄉下后，他專程前往無錫訪問，了解到許多公開文獻中未曾記載的有關邵飄萍的情況，搜集到大量從未發表過的珍藏照片。

求真為鵠。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兩者最主要的共同點就是事實第一性。方漢奇認為，新聞史是一門考察和研究新聞事業發生發展歷史及其衍變規律的科學。新聞史研究的任務，就是在歷史中尋找新聞事業發展的規律，同時發揮以古為鑒、以史為鑒的功能。他主張新聞史研究要以求真為鵠，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精神，實事求是地去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他指出：“從事新聞史研究，僅僅滿足于史料的搜集和停留在史料匯集的階段是不夠的，那只是研究的初級階段。真正有價值的研究，應該在掌握資料的基礎上，進行去蕪存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研究，探尋資料背后的含義。”

《中國近代報刊史》就貫穿“無征不信”的原則，全書涉及報刊超過1160種，介紹報人1500余位，糾正前人著述錯誤200余處。每一處糾正，背后都是方漢奇對原始報刊、檔案文獻的反復核對。該書史料豐贍，得到了海內外學界的公認。新聞教育家甘惜分評價說，“這是我國公開出版的第一部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綜合研究報刊史的著作”，其價值不僅在于“所掌握和運用的史料之豐富，已遠遠超越前人，加上作者力求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以研究史料，因而得出了前人所不可能達到的思想結論”。學者何炳然在書評中闡述了四條優點：其一，史料豐富、考訂綦詳；其二，實事寫得多、空論發得少；其三，人物研究豐富，立論客觀公允；其四，編寫體例上有改進。

1986年，方漢奇等組織全國50位學者歷時13年編寫《中國新聞事業通史》三卷本，分別于1992年、1996年、1999年出版。全書共計268萬余字，系統梳理了自先秦兩漢以來2000多年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歷程，成為中國新聞史的集大成之作。每一處結論都建立在扎實的史料基礎之上，力求客觀、準確、全面地還原歷史真相。該書和隨后出版的《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被譽為“中國新聞史學界的里程碑”。

方漢奇堅持終身學習，活到老學到老，始終堅持對真理的執著追求，踐行了自己的學術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