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開始后，烽煙四起，山河破碎，豐子愷在逃難途中應邀到桂林講課，結識了教育家唐現之。彼時，唐現之正籌辦桂林師范學校，1938年學校建成后，他聘請豐子愷出任該校圖畫、國文教師。在桂林師范學校共事的日子里，唐現之對豐子愷的教學充分信任、對他的生活倍加關心，豐子愷也特別尊重唐現之，“樂莫樂于新相知”，兩人成為無話不談的知音。

唐現之（1897—1975）別字獻之，又名唐谷，廣西灌陽人。他于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育科，畢業后曾任中山大學副教授、湖北教育學院教授、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研究部導師兼訓練部主任、廣西省教育廳國民基礎教育督導專員，1937年著手創辦桂林師范學校，并出任校長。新中國成立后，唐現之曾任廣西第一圖書館館長、廣西司法廳廳長等職。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學習期間，他深受陶行知的影響，樹立了“教育救國”的思想，并在日后的教育實踐中大力推行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薄敖虒W做合一”的理念，以“兼容并蓄，學求民主，學習自由”為辦學方針，引導學生走自主、自理、自覺、自動、自治的道路。

1938年5月，豐子愷接到桂林教育局的信，邀請他在暑假赴桂林，為“全省中學藝術教師暑期培訓班”的學員講課。豐子愷即刻回信，接受邀請，于6月24日帶著全家人抵達桂林。暑期培訓班的課程結束后，唐現之主動登門拜訪，邀請豐子愷來桂林師范學校擔任圖畫、國文教師，為此詳述自己的辦學理念，稱桂林師范學校將“以藝術興學”“以禮樂治校”，豐子愷認為此宗旨立意高遠，加之唐現之“意甚拳拳”，便欣然答應，還熱情地推薦朋友傅彬然、王德培來桂林師范學校任教。

桂林師范學校是在1938年9月啟動招生的，彼時，學校尚處于建設過程中。一開始招了三個班，有培養中學教師的中師班，有培養小學教師的簡師班，還有師資訓練班，共一百三十八人。由于時間緊、任務重，校舍非常簡陋，唐現之說：“當一部分教室蓋上了瓦，窗戶還沒有安裝，即行上課，我和學生們最初都是以教室為寢室?！必S子愷說：“校舍建筑尚未成功，學校在斧斤影里、杭育聲中先行開課，將來擇吉補行開校典禮?！?/p>

1938年10月24日，桂林師范學校舉行開學紀念周儀式，豐子愷在日記中寫道：“今天上午七時十分，行最初次的紀念周。全校師生一百三十余人，教師十余人，雍容一堂，行禮如儀。我脫離教師生活，十年于茲。今日參加此會，猶疑身為來賓，不知自己已是此劇中的一角色了。”在儀式上，唐現之請豐子愷給全校師生講話，原本他推辭不就，但臺下的師生一起鼓掌，只好硬著頭皮上臺。他結合師范學校的教育宗旨，對“禮樂結合”加以闡述，并談及學生到師范學校讀書的三個緣分。

唐現之始終視“熱誠、敬人、愛人”為教育之底色：“我想人同此心，心同此感，沒有不可以激發的人心。我又相信‘人之好善，人不如我’，所以我尊重他人，我不愿以小人之心度人，常以君子之心待人，我又相信人皆可以為堯舜……因此我從事教育，聯絡有心的人們從事教育，有深心大愿的人們從事教育。我相信教育不是尾巴，乃是先鋒。它可以轉移風氣，改造社會?！彼沁@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哪怕一支筆、一張紙，都依照正當手續領取，從未糟蹋過東西，從未濫用過職權。唐現之認為，違規犯法，即是不尊重自己；不尊重自己的人，即是小人。為此他提出，學校要著力培養師生的自尊心和廉恥心。

也許是豐子愷與唐現之“三觀”高度契合的緣故，在桂林師范學校共事時，兩人相互尊重、彼此體諒。盡管學校剛剛落成，宿舍“僧多粥少”，唐現之執意為豐子愷留下一套，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而豐子愷目睹學校初創時的艱難，婉拒校方的安排，到距離學校五六里的泮塘嶺村40號，租下謝四嫂家的幾間房。唐現之見豐子愷不要宿舍，便在學校里找了一間房，作為午休的場所，可豐子愷依舊婉拒。唐現之只好叮囑教導主任盧宜慶，排課時給豐子愷留足來回的時間，通常安排在上午九時十分至十時四十分。豐子愷對唐現之的悉心關照十分感念，他說：“我早膳后從容地走三十五分鐘，上兩課后再從容地走三十五分鐘，于身體健康確有好處。”

豐子愷每天在泮塘嶺村和學校之間往返，要走十多里的鄉間泥路，但他風雨無阻，沒有遲到過。某日桂林下大雪，天氣異常寒冷，學生們靜靜地坐在教室里，等豐子愷來上課。上課鈴聲響過，他準時走進教室，棉袍上都是雪，讓學生們大為感動。

唐現之理想中的桂林師范學校，是“師生之間，相處全無惡念，人人以至誠之心相向，個個以友愛之情相待。滿室春風，一團和氣，興高采烈，奮發蓬勃，生趣盎然，興致激越，整個學校仿如一爐熊熊之火，不特可以自暖，并且可以暖人，暖社會，暖民族”。正是在這種理念的感召下，全校師生顯得格外有人情味。

前方戰事趨緊，兵力調動頻繁，十多里外的蘇橋駐扎了抗日的部隊，桂林師范學校組織師生到蘇橋慰問，給傷病員講故事、唱歌、談心（即心理輔導）、洗衣服等。他們還在街上張貼抗日的圖片和漫畫，為抗戰鼓與呼。豐子愷不僅去蘇橋參加慰問活動，也畫了很多宣傳畫。

1939年1月初，豐子愷租住的泮塘嶺村中進駐了部隊，昔日寂靜的小村莊變得熱鬧起來。但幾天后發生的一件事，令他頗為苦惱：豐子愷的女兒出落成如花似玉的大姑娘，駐軍的一個連長看到后，竟鼓起勇氣，從窗口“投”了一封“情書”。投情書還不算完，緊接著，那個連長托人找豐子愷說媒，被斷然拒絕：“女兒尚小，還要讀書，不考慮婚嫁。”為安全起見，他趕忙把兩個女兒轉移至別處。此時，唐現之了解到豐子愷一家的遭遇，及時向有關部門通報，請他們出面制止，還專程到豐子愷家里了解情況。豐子愷對唐現之的關懷非常感激，卻未告知該連長的姓名，他認為“此事不犯法，況不知者不足罪”。這般寬宏大量、與人為善，令唐現之深深動容。

1月8日，豐子愷接到浙江大學鄭曉滄的電報，校方決定正式聘請他到宜山浙江大學任教。他擬好回電，表示接受聘請。此前，馬一浮先生曾來信告知浙江大學將聘請他為藝術指導，自己已在宜山購地一畝，尚有空地，可供他“造屋”。

1月11日，他到唐現之家，準備當面提出辭職，結果唐現之不在，他只好留下一封辭職信。

次日一早去學校上課時，他與唐現之偶遇，原來唐現之昨天一直待在學校里，沒回家。當唐現之聽聞豐子愷要去浙江大學任教，十分大度，只要求他把這個學期的課上完，到二月底再離開；另外，不要讓學生知道此事，以免分心。豐子愷答應了。

在路上，唐現之為傅彬然、王德培“點贊”，說與這樣的人共事，教人心情舒暢；他還稱譽豐子愷的好友、馬一浮的弟子王星賢“學貫中西”。而后，他又誠懇地請豐子愷給學校留下意見與建議。豐子愷建議學校專門聘一位音樂教師，畢竟音樂“有關群眾精神及民氣，比美術更為重要，非專門請一富有藝術修養之人掌教不可”。對此，唐現之“深然之”。在桂林師范學校任教期間，豐子愷曾為學校的校歌譜曲；校歌的歌詞由沈秉廉主筆，經學校教師集體討論，交唐現之審定：“百年之計樹人，教育根本在心。桂林師范仁為訓，克己復禮泛愛群。洛水之濱，大嶺心村。心地耕耘，普雨悉皆蔭?！碧片F之還告訴豐子愷，時局動蕩，一切未知，桂林師范學?；蛟S會在將來成為浙江大學的附屬師范學校，到那時，我們就成“親戚”了……可見兩人聊得非常投機。

2月28日，豐子愷最后一次去桂林師范學校，上午正常上課，下午，學校為豐子愷舉行歡送會，晚上，又為他舉行歡送宴會。全校教師歡聚一堂，豐子愷作了深情的演講，稱桂林師范學校為自己的“老家”：“記得吾與諸君初相見時，久雨方晴……今吾與諸君相別，又值天雨方晴，陽光滿堂。此足證諸君前途之光明，祈各勉勵。”他送給同事不少漫畫，留作紀念，這些畫的畫題都是元人呂思誠《戲題》中的“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晚宴結束后，天色逐漸暗淡，豐子愷與同事一一握別，唐現之堅持送豐子愷回家。早春的氣息悄然彌漫，輕微的晚風吹拂新柳，校工文嵩攜燈引路，唐現之和豐子愷一邊走路，一邊說話，其情其景，融洽溫馨。豐子愷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宴畢已六時。唐校長送我返家，校工文嵩攜燈引路，此情此景，今后永遠不能忘?！?/p>

雖然豐子愷在桂林師范學校任教的時間不長，只有半年多一點，但他與教育家唐現之的深摯友誼，成為桂林師范學校發展史上的一段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