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旭東：劉老師您好！您是新中國第一批兒童文學評論家。能不能請您談一談，自己是怎么走上文學這條道路的，您的第一篇兒童文學理論評論文章何時發表，又因何而創作呢？

劉崇善：我是在南京讀的中學，從中學時代起就喜愛寫作。那時，為《新華日報》寫了幾篇報道，報社就吸收我參加通訊員學習班。報社領導給我們講課的時候，稱呼我們為“青年作家”，我聽了心里熱乎乎的。南京市文聯的青年文學創作小組，吸收全市各中學的文學愛好者為成員，我也被吸收進去。一批文學青年經常在一起學習、交流，我的寫作水平提高很快。從那時起，我就決定畢業后進大學中文系深造，立志成為一個作家。

1952年9月，我懷著作家的夢想，考進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入校以后，新生先要進行端正專業思想的學習。當時規定中文系的培養目標是研究人才、高等學校和中學師資。這出乎我的意料，我不免有點失望。但是，我并不想改變自己的志向，在正課學習之外，大部分業余時間都放在閱讀寫作書籍和寫作上。毫不夸張地說，圖書館的寫作類書籍，幾乎都被我借閱過。我發現一本對指導寫作極好的書，就是艾蕪在新中國成立前出版的《文學手冊》。我買了一本，它是我的寫作指導用書。

除大量閱讀以外，我的寫作也沒有停滯，在確立兒童文學為人生目標之前，我依然寫些文學作品的讀后感和隨筆之類的文章。這些文章不斷被各種報紙刊出。給我印象較深的是《普通一兵》的讀后感，約兩千多字，在《文匯報》的發表。南京大學廣播站當天中午全文播出，受到同學們的歡迎。我的其他寫作成果，兩篇《古麗雅的道路》讀后感，先后在《青年報》發表，以及針對學習生活中的問題寫的雜文，見諸《新民晚報》《羊城晚報》等。因為我“不務正業”，竟成了中文系的一個另類。那時，高等學校經過院系調整以后，學生不寫畢業論文，寫學年論文成為考查學生學習成績的一種方式。系里對這項工作十分重視，每個同學也都心向往之。我熱衷于創作，并沒有被選上。在“逞強好勝”心理的驅使下，我便自定選題、自找輔導老師，寫了第一篇兒童文學論文《魯迅與兒童文學》。1956年10月，在紀念魯迅逝世20周年之際，這篇論文在廣東的文學期刊《作品》上發表。這算是我心目中自己第一篇比較嚴肅的兒童文學研究文章。

譚旭東：我了解到，您在大學時代不僅走上了文學評論和研究的道路，同時也開始嘗試兒童詩創作，您為何選擇了兒童詩？

劉崇善：嚴格來說，我是因為熱愛寫作，才想成為一個作家，而不是愛上了兒童文學，并立志要成為兒童文學作家。進入大學之前，盡管也買過若干兒童文學經典作品，但我并不真正熟悉和了解兒童文學。直到我收到兩封特殊的來信，它們來自《新少年報》和上海某兒童書店。這兩封信都約我寫兒童文學作品。當時，為兒童寫作的人很少，僅憑我在報紙上發表的那點文字，竟被他們發現，由此也引發我關注兒童文學。與此同時，我在《廈門大學學報》上讀到一篇有關兒童文學的論文，作者是陳汝惠。他在那篇文章中，闡述了兒童文學的特點和創作的要求。這時正是我十分迷茫，不知究竟應該寫什么的階段。我對這篇文章特別關注，并與陳汝惠建立了聯系。當時，我并不了解我國兒童文學的狀況，直到后來才知道陳伯吹與陳汝惠是親兄弟，兩人相差十歲。也算是“機緣巧合”，就這樣我與兒童文學建立了聯系。

大學畢業分配的時候，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想要我去工作。雖然我曾與該社有過聯系，給《少年文藝》寫了兩首小詩，為該社宣傳科編印的內部刊物寫過幾篇書評。或許是當時兒童文學界人才稀缺，出版社社長愛才似渴，我才能有這樣的機會。進入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以后，我從事兒童文學的工作才算正式開始。我的第一首兒童詩《金達莉》寫于進入大學之初，當時參加學校詩社的活動，為出版一期墻報，大家都寫詩，我也就這么寫了。我并不知道詩該怎么寫，只是把我怎么想的自然地表現出來。《金達莉》取材于抗美援朝期間，表現的是中國人民志愿軍英勇奮戰、抗擊美國，鼓舞國內學生努力學習的精神風貌。我曾將這首詩投給幾家兒童報紙，卻都沒有被采用。后來，我帶著它前往南京師范學院，向該院中文系主任、老詩人孫望請教。孫望非常熱情，循循善誘地分析了它的特點，指出詩里寫了帶有象征性的金達莉，這是生長在朝鮮國土上的一種花，我國稱之為映山紅。這首詩通過志愿軍把金達莉寄給我，又被我制成書簽夾進書頁，以此把陣地和課堂、戰斗和學習聯系在一起，表達了這首詩的主題。孫望認為這是一首好詩，而且指出它與比利時詩人凡爾哈侖的風格很接近，建議我多讀他的詩。孫望還鼓勵我說，不要因報紙沒有采用就灰心，應該有自信心。在孫望的鼓勵下，我將《金達莉》寄給創刊不久的《少年文藝》，并在1954年5月（總第11期）的刊物上發表。現在重讀這首詩，雖然詩的構思有特點，但寫得十分稚嫩，甚至有點概念化。但是，正是因為孫望的鼓勵，使我增添了寫詩的興趣，重拾了信心。此后，我在寫詩的道路上日趨成熟，最終成為一個寫兒童詩的詩人。

譚旭東：當時，上海兒童文學創作、評論和編輯隊伍在全國范圍內都非常壯大，有哪些重要的事件或人物，給您留下深刻印象？

劉崇善：上海匯集了一大批知名兒童文學作家，僅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就有陳伯吹、賀宜、包蕾、何公超、任溶溶、洪汛濤、鐘子芒、任大霖、任大星、黃衣青、魯兵、圣野等。與他們相比，我的差距實在很大。與這么多作家在同一單位工作，猶如進入一所規模巨大的學校，無論是創作或是編輯工作，他們都是我學習的榜樣，在他們身上可以汲取到豐富的養料，促使自己更快地成長。

那時，我被分配在《少年文藝》工作，擔任詩歌編輯，在這所特殊的“學校”中，學到了許多東西。李楚城是第一任少年文藝編輯室主任。在他的任期內，少年兒童出版社決定創辦《兒童文學研究》，暫設在少年文藝編輯室，抽調了文藝編輯室的魏同賢和我擔任編輯。創刊之前，曾作為“內部刊物”試刊，在試刊中，收到李楚城寫的關于報告文學（當時稱“特寫”）的一篇專論。魏同賢是一位老編輯，他將這篇專論加工的任務交給了我。平時，李楚城講話或是寫文章都很嚴謹，然而這篇專論的開頭部分卻比較冗長。我初生牛犢不怕虎，大膽刪去了其中的一些段落，并壓縮了不少文字。而負責終審的恰恰就是作者本人。沒想到，經我加工的這篇專論竟順利地通過了。事后，李楚城甚至在室務會上表揚了我，說我做編輯認真負責。從此以后，我對待來稿，凡是認為需要修改的，都要加以溝通，并作出必要增刪，這已成為我做一名編輯必須要做好的事。

譚旭東：在您的創作生涯中，哪位作家對您的影響最深，或給予您支持和鼓勵？您認為，寫好兒童詩，需要具備哪些重要條件？

劉崇善：中學時代，我就喜歡寫作，但最初寫的內容非常狹窄，大都是反映學校生活的通訊報道，日常生活中的新人新事，以及文學作品、電影的讀后感或觀后感。那時，我曾考慮以自己熟悉的文學體裁來反映生活，可是，我并不熟悉工農兵的生活，又何從下筆呢？直到我選擇了兒童文學，我的寫作才成了有源之水，永不枯竭。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剛長大的孩子，對他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比較熟悉和了解，通過對童年生活的回憶和挖掘，就有許多可寫的素材。何況在生活中，處處都有孩子，我主動地去接近他們，了解他們，與他們交朋友，寫作的素材也就越來越多。

我寫得比較多的是兒童詩和兒童文學評論。收集在《腳印》《紅領巾》兩本詩集中的詩，都是在大學里寫的，1956年7月和10月，大學畢業前后，分別由江蘇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那時，寫兒童詩的人并不很多。金波從1957年開始寫兒童詩，魯兵、圣野在部隊里，初期以寫成人詩居多。袁鷹寫國際題材的詩較多，出版有詩集《寄到湯姆斯河去的詩》。劉饒民寫得比較多的是兒歌，他的兒童詩代表作是《大海的歌》。賀宜主要寫兒童文學評論，也寫過一些兒童詩。我比較喜歡田地和金近的兒童詩，如田地的詩集《他在陽光下走》、金近的《小隊長的苦惱》《在我們的村子里》等。他倆的兒童詩的顯著特點，都是取材于兒童的日常生活和活動，風格清新活潑，而且親切溫潤。后來就形成了我對兒童詩的基本觀念，我認為，應該努力去寫讓兒童看得懂，反映兒童生活，表達他們的思想感情的兒童詩。

在我學習寫詩的過程中，從一個詩歌愛好者到擔任《少年文藝》的詩歌編輯，許多詩人都曾幫助過我。大學時期，擔任我們課程的老師中，詩人孫望和趙瑞蕻都曾給我指導，除了幫助我了解詩的構思、風格，也曾為我寫的習作進行修改，使其增色不少。趙瑞蕻甚至把他寫詩的經驗傳授給我。他用一個通俗的比喻，告訴我詩對語言的要求。他說，一個人，十只手指都戴了戒指，就不如只戴一只，以此說明詩不應追求辭藻的華麗。這個比喻使我終身受益。到了《少年文藝》工作以后，我接觸的詩人更多了，特別是詩人雷抒雁和曾任《文學報》主編的詩人雁翼。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大都談的是詩，雁翼甚至要求每次見面都要帶上自己的新作，相互學習和交流。我向他們學習了很多，也在兒童詩的創作上更加努力。

20世紀80年代，我參加了《兒童文學》在煙臺召開的兒童詩研討會，并作了題為《兒童詩的想象和構思》的發言，批評了兒童詩創作存在的問題，開誠布公地指出創作上的一些粗制濫造現象。這次發言受到與會詩人們的認可，大家認為我對作品實事求是，敢于批評，客觀公正。正如我前面所說，好的兒童詩，作家需要與孩子們交朋友，得寫出兒童看得懂的句子來。評論家更要有批評的勇氣，勇于為兒童詩創作中存在的問題把脈問診，這樣才能讓更多更好的兒童詩作品真正走進孩子們的生活。

（劉崇善系兒童詩詩人、評論家，譚旭東系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